良渚文化的国家形态，究竟是个怎样的样子？
它怎样从上古文化里发展出古国，又怎样从古国走向方国？
它是否有可能从一隅之地的方国，开显出一个后来形成的中原地理王国的端倪，乃至于发展出一个以王土、王城、王制为架构的王朝国家的雏形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将在史前漫游的目光，定位于围绕太湖流域分布的东南良渚文化遗址，找到一个聚焦点，来看良渚文化为国家起源做了哪些准备。
从遗址的基本面来看，站在国家起源入口处的良渚文化，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吴越文化的格局。其文化分布，跨越钱塘江两岸，兼有杭州湾南北，将原来马家浜与河姆渡两个地区的文化统一起来，看着颇似唐宋之间的吴越国，但比吴越国更有进取性。
吴越国雌伏于中原王朝，而良渚人则似楚人问鼎。楚人一问，问出了鼎的重要性，而其根源，亦可追溯到良渚人。鼎，作为史前文明的标志性器物，在良渚文化中当为翘楚。鼎之于陶，如琮之于玉，皆为大器，都有一种“大而化之之谓神”的趋势。琮之于礼制，鼎之于国体，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以琮礼神，以鼎立国，就从良渚人开始。
礼神一说，已是常谈，鼎立一事，从何谈起？通常，我们都说“禹铸九鼎”，一个“铸”字，就说明了鼎为铜器。也许，那是因为我们已习惯了鼎为铜器，便用了个“铸”字来定性，如果我们把它和城市出现、文明古国起源联系起来，那就不妨用个“筑”字来替代。“筑”土为鼎，造就个三足鼎立的土台城基，来为文明古国的起源做准备。
良渚文化的莫角山遗址，就是这样一座具有标志性的土鼎之城。
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一个大型土台遗址，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长约450米，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地势高出周围农田3～5米。大土台上，又“筑”了三个小土台，即西北小莫角山、东北大莫角山、西南乌龟山，面积大的超过1万平方米，小的将近5000平方米，高于大土台台面2～3米，摆了个鼎居的架势。那架势，没摆在山头上，也不在平地上，而是在沼泽里。大土台居然是从沼泽里填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土方量？有人估算了一下，认为这座大土台的用土量大约200万立方米。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吴汝祚、徐吉军的《良渚文化兴衰史》，其中，有关“建筑”的一章，就谈到了人工堆筑的大土台工程的用土量问题。这么大的用土量，需要用多少人力呢？其实，这还只是良渚古城的一部分，当然是中心。那么整个古城有多大？围绕着莫角山遗址，古城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面积290多万平方米。这般规模，已堪称一国，可赵辉在《良渚的国家形态》一文中指出，最近发现，古城还环绕一外城，使得古城面积倍增至约800万平方米。
有意味的是城墙，城墙底部，垫石为基，基础以上，均以黄土堆筑。
可良渚本土以灰黑淤泥为主，此土，显然由“外地”搬运而来。然此“外地”何在？似应追问。这些黄土，出自良渚文化区域内部，还是从区域外部运来？我们注意到，良渚文化四个聚落群——良渚-瓶窑聚落群、嘉兴聚落群、苏南-沪西聚落群、江阴-武进聚落群都在江南，其他三个聚落群，同良渚古城所在的良渚-瓶窑聚落群的水土一样，也不属于黄土地带。因此，那些堆筑的黄土，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来自良渚文化的外部。
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大汶口文化后期墓葬的几个特点，其中提到这一时期的墓葬中，随葬石钺甚多，大墓或有玉钺陪葬，可见对兵器的重视。他认为，这是“掠夺性战争经常发生的一个证据”。通过对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考察，他发现，在有些大墓中，除随葬有大汶口文化器物外，还有大量的良渚文化的器物。
因此，他断定，这应当就是“良渚文化某部落远征花厅的象征”。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借助了时下流行的国家学说的暴力背景的一面，忽略了国家起源中还有正当性来源的一面，惯性地就把玉钺放到暴力的背景中来看，就把《鹖冠子》说的“兵强，世不可夺”的“成鸠氏”看作良渚文化的一支，把它同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里出土的良渚文化的器物相联系。其实，玉钺和青铜钺有着完全不同的物质属性，由此属性所反映的国家意志也截然不同。玉的属性几乎跟暴力绝缘，而青铜则是为了暴力的要求而产生的。同样代表国家权威，玉钺是以文化认同代表着以审美为基础的信仰的国度，表达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那一面；而青铜钺则高举国家的暴力属性，强调了国家统治一切的权力意志和制度化的等级安排。也许良渚古城的黄土就从新沂花厅村遗址来，却不一定是通过战争得来的征服的成果，更有可能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地缘的结合，是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互结合的政治成果。
就中国黄土的分布情形而言，黄淮流域的苏北新沂应当属于黄土地带。《尚书·禹贡》里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一说，后世所谓“土贡”多以各地土产视之。唐颜师古注《汉书》就说“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这也就是“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了。说起“土贡”，尧那时就有，但因洪水遍地，而无法实行。禹来治水，使洪水入川，川入海，把个九州开辟出来，故“禹别九州”时，“土贡”很可能与“国”的起源有关。大凡古代国家起源，都必须在一定的赋税徭役的基础上，“贡赋”指纳税一面，“土贡”还有服役一面。各地民众，带着本地的土——“本土”，为了建“国”而服役。
我们知道，汉字中“国”的象形，是用墙围着的城，其中有持戈的士兵。造城之时，便是建“国”之日，以“土贡”造城，表明贡者的联盟身份，显示了贡者对于“国”的政治认同。因此，我们认为，“国”非成于禹时，源头在良渚古城，禹顺势而为——“从东南往西北”，“任土作贡”，在中原立“国”。合九州“土贡”，筑成一“国”，意味着九州对“国”的认同，表明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其国家形态，亦为联盟式，最高权力为王权，“王”字象形，跟钺和玉都有关。国中有个王权所在的“宫”，有人居然从良渚古城遗址里看到了这样的“宫”，说：城墙围着大土台，就像“宫”字下面的那个大方块，土台上建宫殿，则是大方块上立小方块，而宫殿之屋顶，恰似“宫”字头上的大宝盖。
有王权，有宫殿，就有了个“国”的文明样式，标志着文明古国的起源。严文明说，“国”之初起，小国林立，号称“天下万国”。“万国”之中，有多国簇拥一“国”，是为中央之“国”，中心之“国”，此为“中国”之缘起。29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应该就是一个“中国”，它是我国远古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国”。古城内外，有宫殿和码头，有墓地和祭坛，还有陶、玉器作坊，这一切，都是经过规划，而各有其职能与分工。显然，这是一个通过地缘政治产生的政权，而非以血缘为基础自然形成的氏族。有分工，有规划，便已进入文明社会，国家跟着也就产生了，我们所见良渚古城，已俨然若一国都。据说，当年苏秉琦先生来到良渚，端坐在莫角山的土墩上，眼望四周，沉思道：“就是这里！”
良渚古城示意图
良渚文化遗址群截至目前的发掘，有古城墙、祭坛、大型建筑遗址、墓地、大型防护性工程、村落、码头、玉石加工作坊等，共同架构了一个聚落或者社会型组织模式。良渚古城，以莫角山为中心，从大兴土木中，我们看到国家形成的雏形。此外，反山的王陵、瑶山的祭坛、玉架山的环壕、卞家山的码头遗址、彭公岗公岭的水坝遗址等，都是国家的土性表现。
石破土器，浙江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出土，良渚文化
石破土器，浙江杭州余杭区双溪吴山出土，良渚文化
1992年，考古学在莫角山发现人工夯筑的巨型宫殿遗址，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堆积厚度10多米，构成一座长方形土台，已经带有集权趋势的礼制化工程特征。15年以后，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良渚古城以莫角山为中心，环绕宫殿的古城墙。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总面积约290万平方米。墙体主要由黄土堆筑，底部铺垫石块做基础，基部宽40～60米，有些地表上还有高达4米的残垣，城墙外有外壕，城墙内外均有河道水系，现已发现6个水城门。据相关考古专家推算，该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米，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米，按3人一天完成1万土方，大概要1万人工作4年才能建成这样一座宏伟的城墙。良渚人迈进了城里，走近了王国文明形态。
反山12号大墓里出土的玉琮被誉为“琮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www.xing528.com)
反山墓地遗址，位于余杭区瓶窑镇雉山村，在莫角山宫殿王城的西部，现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原有高度约7米，土方量达2万立方米左右，是良渚先民人工营建的“土筑金字塔”。1986年发掘了反山西部的约660平方米遗址，在距地表1.6米深处发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大墓葬11座，墓穴宽、大、深，大多有棺椁葬具。随葬品包括玉、石、陶、象牙、漆器等1200余件（套），玉器占90%；陪葬品类之丰富、玉器之精致为良渚文化之首。“琮王”“钺王”等具有权威暗示的珍品均出自反山大墓内。从规格、规模来看，反山墓地的等级、地位和规格最高，很像“良渚文化的王陵”。
“琮王”并非良渚文化遗址中最大的玉琮，而是因它的浮雕神徽像而得名。“神徽”一现身，整个良渚文化遗址中各种玉器上简化或抽象的类似神徽的大小图案，便豁然而解。玉器是礼器，是传递精神的符号，玉器上有神徽，必是凝聚良渚人的精神偶像，是良渚人崇拜的图腾。这个最完整的神徽像其实就被雕刻在一件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的玉琮上。
玉琮，形制大多为方柱形，少部分为圆形。良渚“琮王”，内圆而外方，圆孔对钻而成，有的孔壁经过打磨，圆孔的孔壁一般都高出其外围的四个方角，称为“射”。
玉琮出土时，大致位于墓主左肩上方，扁矮方柱体，正置。下端有取料时凹缺。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口，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重约6500克。
柱体外琢刻八个神人兽面复合像，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雕琢。图像为头戴大羽冠的神人，脸面为倒梯形，双手扶持虎头，骑跨在虎身上。虎作蹲伏状，双眼圆睁，有鼻有嘴，獠牙尖齿，前肢屈膝蹲伏，利爪毕现。整个图像精细繁缛，含义神秘奇特，可称为“良渚神徽”。同时还刻有简化或抽象的神徽纹饰，以及八只神鸟纹，可谓“王者之器”。1986年出土于余杭反山大墓，佐证了良渚人已经拥有自己的王国的猜想。
玉钺，反山遗址出土
多数石钺是实用武器，而玉钺则是礼器，象征墓主人拥有的军事权威逐渐演变为王者手中的权杖。一柄豪华型玉钺，往往由钺身、柲、龠（木柄的上端饰）、镦（木柄的下端饰）组成。有的还在柲上用细小的玉粒镶嵌出花纹。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出土最少，级别也最高，仅极少数的大墓有玉钺陪葬，而且一座墓仅一件。
这一玉钺组件，与“琮王”一样，出土于反山12号大墓。玉钺：长17.9厘米、肩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厚0.9厘米、孔径0.55厘米。玉龠：高4.7厘米、宽8.4厘米、厚1.35厘米。玉镦：高2.8厘米、宽8.3厘米、厚2.3厘米。玉粒：每粒长约0.5厘米、宽约0.2厘米、厚约0.1厘米，为玉钺柲上的镶嵌装饰。出土时钺杖位于墓主身体左侧，钺刃朝西，龠、镦之间距离约80厘米，看来也不大，但它的“豪华阵容”却被称为良渚玉钺中的“钺王”，而且是唯一一件刻有神徽以及鸟纹的玉钺。神徽和鸟纹与“琮王”为同一纹饰，可见12号大墓墓主身份非同一般。
玉权杖之玉龠、玉镦，反山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2号大墓还有一套玉权杖出土，而且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的权杖。权杖玉龠与玉镦部分的纹饰，尤为令人确信它与“琮王”“钺王”一同见证了墓主的王者之尊。玉权杖一套2件，由玉质龠和镦组成，呈东西斜向横亘于墓主上身部位，两者相距约55厘米。玉龠整体浮雕神人兽面纹，玉镦中空，外壁下周刻画一周四组的“变形鸟纹”，其下刻画神人兽面纹和椭圆形螺旋纹饰。
透雕玉牌饰，为神徽抽象变形而来，浙江杭州余杭瑶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头戴大羽冠神像的玉梳背，浙江杭州余杭瑶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中期玉琮上的“小眼-大眼面纹”
玉三叉形器，浙江杭州余杭瑶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玉勺及其拓片，浙江杭州余杭瑶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玉三角牌饰，浙江杭州余杭瑶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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