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之创造—文化中国的来源

作为文明古国，最起码要有两个属性，一是传世性，另一是传播性。

说起来，苏美尔文明最早熟，比所谓“四大文明古国”都早，盖因其失传，故未列古国之名。近人知其所以然者，非由文明传世，乃求诸考古，被考古发掘出来。

传世性，应当包括传说；若仅以文献为据，让“有册有典”的殷商代表中国出场，即使忝列末座，其“年代资本”都不及格，充其量也就与古希腊差不多，难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并驾齐驱。若以传说为本，如孔子所谓“祖述尧舜”者，中国历史的传世性或不至于落伍。

或如庄子所言，有所谓“神农之世”者，那就同那些文明古国同步了。“有册有典”的那个王朝中国，追溯到殷墟也就到头了。还有个传说中的夏，也在通过考古逐步反映出来，寻找夏墟，成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还有比夏墟更早的尧舜之世，比尧舜更早的神农之世，也在考古中找到了能与传说相呼应的遗址遗物的依据，例如，从陶寺文化遗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尧都”。从良渚文化中，我们还看到了那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神农之世”；若欲坐实中华文明古国的底子，试以良渚文化为据。

战国时期，楚有隐士鹖冠子，因常戴鹖羽之冠，人称鹖冠子，有《鹖冠子》一书传世。书中，有“王鈇”一篇曰：“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夺。”宋人陆佃解作“成鸠，盖天皇之别号也”。如此看来，那“鹖羽之冠”，岂非就是“成鸠之道”的标志？而“鹖冠子”，理所当然，也就成了“天皇成鸠”的私淑弟子。

“天皇成鸠”，让我们一下子就想起了河姆渡人的灵性标志——“双鸟朝阳”，真还就有那么点儿“天皇成鸠”的意思。可《鹖冠子》说“成鸠氏兵强”，则与河姆渡人的和平景象迥异。那么退而求其次，接下来便是良渚人，让我们来看看良渚文化的神徽。

周膺在《东方文明的曙光——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一书中谈到，良渚人的神徽，由神面、人身、兽肚、鸟爪组成，其中，人身与鸟爪明晰，至于神面，顶端凤字弓形冠，或曰为日光带，或称之为鸟羽，合起来看，倒像个“天皇成鸠”的样子。徽中，人之双臂如鸟之两翼张开，双腿屈曲蹲踞而以鸟爪收束，如此造型，显而易见，是以鸟为原型。

良渚文化里，最重要的便是玉器，而玉器之中，要紧的则是玉琮和玉璧，它们是良渚人用来法天象地的神器。玉琮上，多刻有以鸟为原型的神徽，而玉璧上，则直接刻有写实的鸟纹，故又称鸟纹璧。都说人是“万物之灵”，那“灵”的视觉形式，便是鸟了。

鸟是人类导师，当人开始直立行走时，就将头顶上那一片存在，叫作“天”。天上，除了日月星辰，还有风霜雨雪云雾雷电等自然现象。能上下天地与人交往者，唯有飞鸟。人之初，以对鸟的观察，同鸟交往来知天时、明节气、辨物候，获得对天的认识。不过，人类对于鸟的期待，是从人自身的需要出发的，远远超出鸟本身所能提供的。这时候，人就用想象力演绎观察，将看到的实际情形在想象中放大，正所谓“大而化之之谓神”了。

比如，既然天对于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有关天时——四季变化的信息，又是鸟带来的，所以，既然候鸟先知，那么鸟就应该成为预言者来交通天人之际；既然日月星辰看上去不动却又在运行中，那么就必须给出一个能运动的理由来解释，而天空中唯一可见的能动的物体便是鸟，因此，鸟，就成了天体运动的原因，在有关太阳神的崇拜中就出现了鸟。《山海经·大荒东经》里有“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说法。“乌”就是鸟，是太阳鸟，据说有三足，人称三足乌，经常蹲着，看起来就像良渚人神徽里的鸟样。

周膺认为，这个神徽，便是太阳神的标志，而且是“一神教”的标志。

他这样一说，便将“一神教”的出现，提前了大约两千年。通常，我们可以确认的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神教”应该晚出，因为神话是泛神论的，在神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相应的也应该是多神教，表现为怪力乱神，将众神化为一神，要经过理性化。

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一次宗教革命，就出现在古埃及王国，那是从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型的革命，革命的发动者，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他在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中，引入阿顿神。与传统神祇不同，阿顿没有人形，而是太阳，发出创造宇宙的光芒，哺育万物生长。人类的宇宙只有此神，它是唯一的神。阿蒙霍特普四世以此推翻阿蒙神，开启了一神教的革命。为了革命，阿蒙霍特普四世改名为“阿肯那顿”，意为“对阿顿有益者”。在《亡灵书》里，他对着那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光芒万丈的太阳——他的唯一真神，深情呼唤：

而我也在我的心中找到了你，

我，阿肯那顿，发现并向你顶礼。

你的黎明是生，你的黄昏是死，

请你在伟大的清晨举起我，你的孩子。

还以《阿顿颂诗》，为他和他的王后，向唯一真神发出终极祈求——永生：

你确已创造了大地，

为你的儿子使它成长。

他就是自你身上走来的孩子，(www.xing528.com)

上下埃及之王，阿肯那顿

和他的王后尼弗尔蒂提。

永远活着，永远年青。

阿肯那顿的革命，不光推翻了传统阿蒙神，还彻底地推翻了传统。但结局却是，这位君王一死，革命就终结了，众神复辟，一神被打入冷宫。可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君王死后不到一百年，一场新的革命就已来临，那就是希伯来人的先知摩西率领人民走出埃及。

真正的一神教，就这样，终于诞生了！有人将阿肯那顿的宗教革命当作摩西创教的一个来源，有人甚至认为，《阿顿颂诗》与《圣经·诗篇》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照这样说来，一代王朝的国王阿肯那顿就成了摩西的先驱。其实，两人各走各的路，全不搭界，失败了的阿顿是自然神，成功了的上帝是人格神，两种信仰，分道扬镳，各奔各的前程。

如果还有比阿顿更早的一神，那便是良渚人的太阳神。不过，良渚人的一神，是未经分化的统一性的神，包含了自然神和人格神。将以人、鸟、兽为代表的万物有灵的神性，在太阳普照的光芒下统一起来，只有太阳的光芒具有这样的统一性。可阿顿，已不需要统一性，它不再统一众神成为更高的神，而是要取代众神成为唯一的神，用太阳的光芒消灭众神的阴影。人格神对于唯一性的追求就更加彻底了，万物不能为神，因为那是造物者创造出来的；天地不能为神，因为那是开创者开辟出来的；太阳也不能为神，因为太阳的光芒也是被那最高的存在、唯一的真神所赋予的；人也不能为神，所有关于人的神话都是假的。

良渚人的太阳神，没有走上这条分化的路，即便后来有殷人以祖先为源头发展出人格神的上帝观念，但也并未排除其他神祇，而是试图一统神祇，不求唯一，但求统一。因了理性觉醒，周人用必然性的天命取代人格化的上帝，诸子又以天道深化了天命，但，不管理性如何进展，中国人的观念里都保留了那个“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神性思维的原型。

造神的原始形象以及神性的原始力量，就来自太阳的光芒，我们现在称之为“图腾”的那些玩意儿，统统都要放到阳光下来，由人格神来统领。后来，鸟儿变成了凤，兽之种种，被统一为龙，而人格神的形象，则转化为现实中的王，名曰“天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那核心的几样东西，原来都是从这里转化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原型”了吧？

若以良渚文化为起点，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资历和资格应该都够了吧？可良渚文化的“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国”？有人说是“玉礼巫政之国”，也就是说，良渚人早就在他们的“通灵宝玉”的玉作上，建立了一套后来孔子所说的“立于礼”的礼制。

谈到玉，有比良渚文化更早的：在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里，考古人发现了八千多年前的玉，可要说到玉文化，则非良渚人莫属了。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玉器可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反映。我们知道，玉为石之坚者，石之美者。治玉的能力，虽然反映了以石器制作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的水平，还反映了以石制兵器为主的战斗力的状况，以及以玉礼等级形式反映了一国的社会发展、制度化程度，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玉的物质属性所决定的审美功能，且对玉的审美共识所提供的文化认同，形成了礼玉文明的文化中国导向。

《鹖冠子》里，那个“成鸠氏之国”，也许就是良渚文化神徽中属于鸟的那一部分。其中“王鈇”第九，就有“成鸠氏”手握“王鈇”——王权的斧钺，而此标志，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应的便是良渚文化，时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空间就在中国东南一隅。

当然，这些都是大约的，大约说来，“成鸠氏之国”或为良渚文化的一支，应该说得过去，不仅在时空架构上大体合适，而且文化标志略为一致。良渚文化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那件举世无双的玉钺，应该就是《鹖冠子》里所说的“王鈇”吧？

“玉礼巫政之国”，是从国家属性上来说的，《鹖冠子》由战国人书写，对于国家本质的理解自然离不开那个“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战国人用了他当代性的眼光来看上古文明，看到的多半就是战争，那是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观点来看玉器时代。

反山12号大墓里出土的玉琮“琮王”神徽

良渚文化位于杭嘉湖平原西南部，在天目山余脉的一块谷地里，遍布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安溪三镇，面积约30平方公里，年代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五百年，1936年于良渚发现并开展发掘，按惯例即以此地命名。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相继发掘了吴家埠、反山、瑶山、庙前、汇观山、莫角山、塘山等遗址，有祭坛、大型礼仪址、防洪遗迹、贵族大墓等，其等级之高、规模之宏大、遗迹之丰富，为良渚文化之最。莫角山遗址发掘出良渚人工夯筑的基址，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上面有成排柱洞。基址夯筑之高达半米，柱洞直径从半米到一米不等。基址位于遗址群核心，考古人员据此断定莫角山很可能是显贵集团行使宗教、政治等祭典的礼仪场所。反山遗址有一座高5米的人工堆筑的熟土堆，总面积2700多平方米，有11座大墓，出土1200多件文物，其中大多是玉器。玉器制作之精良、品位之高居良渚文化之首。“琮王”与“钺王”所谓国之重器皆在此地出现，象征神权、军权和财富，地望上有“良渚王陵”的气势。瑶山遗址出土了良渚最壮观的祭坛，人工营建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8件玉琮，6件玉钺。瑶山墓地很可能是巫觋身份的葬所。从以上出土概况来看，良渚遗址有王城、王宫祭台等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需要公共组织和公共权力，玉钺是王权代行公共权力的象征。

反山遗址出土的“琮王”阳刻纹饰，应该是良渚人的唯一神，是未经分化的统一性的神，包含了自然神和人格神，将以人、鸟、兽为代表的万物有灵的神性，在太阳普照的光芒下统一起来，只有太阳的光芒具有这样的统一性。

古埃及浮雕

这一刻在石灰岩上的浮雕，表现的是阿蒙霍特普四世（阿肯那顿）和尼弗尔蒂提在太阳神阿顿的保佑下与他们的女儿快乐地玩耍。象征生命的阳光直接照射在这对皇室夫妻的脸上。阿蒙霍特普四世是古埃及新王朝第十八王朝法老，公元前1379年至前1362年在位。

玉鸟，反山遗址出土

良渚文化中，鸟与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鸟是太阳的坐骑，鸟是太阳的灵魂，鸟是太阳的生命。良渚人认为它们是一体的，因此，他们的太阳神鸟头戴鹖冠，鹖冠亦如太阳光芒。有一部书《鹖冠子》，成于战国晚期，据说鹖冠子是楚人。他隐居深山，以鹖为冠。无独有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太阳人神徽，就如同头戴大鹖冠的鹖冠子，而且鹖冠神徽刻在良渚遗址中的多种玉器上，包括玉斧。鹖冠也许是可供猜想的一点儿线索，如“良渚王陵”反山遗址，出土的玉权杖组件上，有大羽冠的人神像，不知是否就是那位“成鸠氏”手握“王鈇”——王权的斧钺呢？从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的玉钺来看，它们是否是重见天日的失踪王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