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明古国来临时，他们还在“拒绝成长”，享受“不发展的自由”。但他们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良渚人。良渚人不得不用生产代替狩猎采集，将河姆渡人的游戏规则发展为良渚文化的生产方式，使以狩猎采集为主的自然经济转向为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在河姆渡遗址的最上面一层，覆盖着良渚文化的遗存，这说明，良渚文化取代了河姆渡文化，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河姆渡人被良渚人征服、取代了。也许它以经济转型的方式完成。
河姆渡人为稻作农业的兴起准备了一套成熟的农艺，当农艺活动向农业经济转型时，河姆渡人却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文明试错引发的病菌所传染的疾病，河姆渡人就是在文明试错和经济转型的关头上消失的，它提醒着当下的我们，在文明进程的洪流中，应当采取文明保守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来保卫文明本身以及人类的基因。
经济转型，是最为深刻的革命，尤其从自然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从自然食物链以外开辟新的食物来源，这表明人类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了第一步。
汤因比在其所著《历史研究》之“波利尼西亚人、因纽特人和游牧民族”一节里，提到了古代希伯来人的一个传说。传说中，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亚伯两兄弟，一个种田，一个放羊，他们都向耶和华奉献产品，该隐奉献农产品，亚伯奉献头生的小羊和羊脂油。按道理，耶和华应该一视同仁，但耶和华却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偏好，对亚伯的奉献表示感谢，对该隐的奉献则无动于衷，这就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
汤因比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游牧生活，的确是人类技艺的一个胜利”。他认为，牧人比农夫“拥有一门更好的技艺”，因为“驯化动物比起种植物来，是个较为高级的文明形态”，而这也就成为亚伯的奉献能得到上帝称谢的原因了。
汤因比的这一说法，虽然很有想象力，但未免有些随意，未曾深虑。牧人与农夫，技艺孰优孰劣？这不是基于想当然的常识就能立论，用一两句话就能打发的。要从文明的源头去看，对文明的进程，要用一把历史的尺子，对不同的阶段做深入考察。
谈历史，不是有个“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吗？试问，作为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有哪一个不是以农业为主导而立国呢？若此言不虚，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夫的力量和技艺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更为有利呢？
再说，汤因比何以见得耶和华对亚伯奉献的称谢是对牧人技艺的认可，而非一种价值取向呢？须知文明古国方兴之日，正是人类文明异化之时，从神话到历史，便是个这样的结局。
“文明古国”的出现，宣告了权力意志的胜利，权力意志获胜，神话也就终结了，被史官文化代替，英雄让位于帝王，历史也就随之而开始。
文明以农业为主导，古代国家以农民为主体，这当然可以说是农夫的胜利。胜利，主要取决于粮食，能稳定地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不但要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更要靠聚族而居的社会生活和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用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文明体系确立国家权力对土地与人口的支配，也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般来说，定居的农民，能集中反映权力意志的要求，他们是权力的缔造者，也是权力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无论神权，还是王权，无论国权，还是族权，抑或君权和民权，他们都能缔造出来，转成习俗，化为观念，建立政权，无论种种，均安然接受。
农民对于权力的想象，乃基于对土地的渴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非一家私有，而是公有，可以“溥天之下”来分享。但前提必须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能够分享“王土”的“王臣”，当然也就是农民权力想象图景中的“公民”了。
这般图景所展示的，现在看来，就是一条人们常说的“通往奴役之路”。
本来，在人之初的伊甸园里，既无奴役，也无自由，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要按照自然法则生活。可人为万物之灵，还有自由意志，要自然，还是要自由，人做了取舍，人非一般动物，岂能被食物链束缚？为了自由化的生活，哪怕必须试错！文明一再“试错一证伪”，不知要经历多少个世纪，有如沧海桑田一般，方能结出那么个文明的正果。(www.xing528.com)
第一个正果，当然是“国”。“国”的形态，从古国到方国，从方国到王国，从王国到帝国，这便是“文明古国”按照自身的逻辑所呈现的发展的历程，由此来看历史，我们就发现，本来，向自然宣告人类自由意志的国度——古国，在征服自然之后，反过来征服人自身了。人以粮食生产摆脱了自然的食物链，却以社会分工形成了新的食物链，这样，古国就发展为帝国。
当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时，那些本已定居在绿洲上的欧、亚人，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应寒冷与干旱的挑战。他们要么逃走，作为移民去寻找新的生活彼岸，就像被他们祖先早已舍弃的游猎生活一样；要么坚守，但必须转型，要放弃原来在绿洲上定居的那一套农耕生活方式。汤因此称他们“孤注一掷”地带领着家属和牲畜，利用新的驯化技术，深入草原畜牧，把辽阔的草原，变成了新家。
汤因比的说法，只说到了天灾那一面，还有人祸，那也不能不说。
所谓“人祸”，无不起于对“国”的争夺，“国”，就是伊甸园里的那个禁果，被人拿来你争我夺，修成了权力意志的恶果。失败者，被“国”驱逐，太史公说起匈奴的来历，便说是夏桀的子孙，逃亡大漠，转化为游牧民族。古希伯来传说中，该隐杀死亚伯，不仅是个宗教信仰的寓言，更是一个有关政治文明的预言。它不但预言了农耕和游牧的文明冲突，更预言了禁果——“国”的权力意志与自由意志斗争的历史发展道路。在文明起源时留下的那个病根，我们称之为“该隐后遗症”，历数千年，仍以一种原型的力量发挥其统治的机能。如此原型，或应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史前文明，我们不妨到良渚去做一番探寻。
陶猪，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马家浜文化
玉玦，直径3.3～7.8厘米，孔径1.3～6厘米，浙江杭州余杭良渚梅园里出土，马家浜文化
彩绘陶豆，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马家浜文化
鸡心形玉璜，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崧泽文化
舌形带槽石斧，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崧泽文化
猪形陶匜，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崧泽文化
在“国家”这个文明组织出现以前，河姆渡人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良渚人在太湖流域兴起。良渚人的文化遗址迹范围，东临大海，北达长江，西至茅山山脉，南靠天目山麓，自然条件优越，是古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上述文化演变有序、自成体系，构成太湖流域大区域块的实体，同时与周边或更远地区的古文化有着频繁的交流和融合。距今约七千年至六千年的马家浜文化，与杭州湾以南的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期，这里也是稻作农业缘起之一地，与鱼米之乡生活相关的陶器组合非常丰富，诸如腰沿釜、双目圆锥形足、鱼鳍形侧足的鼎、带嘴或流的侧把盂、喇叭状圈足豆、牛鼻形器耳罐等；工具有穿孔石斧、石锌，骨、角制作的勾勒器、靴形器；有少量的玉块、磺、管、珠出土，表明玉文化开始萌芽。距今约六千年至五千三百年的崧泽文化时期，太湖流域的陶器中鼎几乎成了唯一的炊器，豆的形式极富变化，还出现了大量新型陶器、玉礼器，以及有祭祀活动频繁的迹象，初露文明曙光。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的良渚文化，将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犁耕农业出现，手工业专业化，制陶术更加先进，大量玉制祭祀礼器、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不同等级身份人清晰的分野——似乎显示了一种新型组织形式的出现。
细刻纹阔把陶壶，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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