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人：错过文明古国的头班车

苏美尔人进入青铜时代，河姆渡人还在新石器阶段，与“多金玉”无缘。

不过，话要说回来，青铜时代并非人类之福，而是人类之灾。何以言之？

盖因人之为万物之灵，用火和石器就够了，有了音乐和绘画就很美好，而青铜与文字，则用于人对人的统治。统治者不是万物之灵，而是灵的摧毁者，用了青铜的物性战胜人类的灵性，用了文字的话语取代灵的意志，由此而形成的文明古国便成就了个“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因果。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从根本上来说，还就在于那点万物之灵的灵性，虽然注定了要在文明的进程中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但它从来就不曾失去，也许它被神权笼罩，也许它被王权屏蔽了，可它突然就从文明古国的崩溃中醒来。

先是苏美尔王国，接着是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王国，就连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个曾经的海权帝国，也一个个灰飞烟灭了……不过，说是突然，那是用了大尺度的文明进化的眼光来看，把它们看作文明进程的一转。其实，它们经历的时间也不短，前后相续，起码也有好几千年。但我们必须指出一点，那就是文明古国的制度和原则，未能反映人为万物之灵的基本面。尽管威尔·杜兰特在他的《世界文明史》里开篇就感谢它们，我们还是不妨问一问，它们在文明的进程中失落了什么？文明的进程，并非人性的一帆风顺，须知热带和亚热带也会有寒流突降，大暖期里也难免有小冰期来临。人类虽然从自然里习得了超越自然的自由，但还不懂得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里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

那万物之灵的灵性，怎样才能不光适用于自然，还能够适用于人和人？

对此问题的解答，非以万物之灵的灵性，须由人类世界的理性。然，理性之于人，虽为天赋，但有前提，名为神所预设，实以文明试错，如摩西以《圣经·出埃及记》证伪了古王国埃及，新的历史时期便如约而至。理性，即以文明的试错和证伪觉醒之。

文明古国，是人类世界的开创者，就此而言，伟大毋庸置疑。但他们在自己的王国里，放弃了“人是万物之灵”的自由原则，回到了自然法则。我们不好说回归自然是否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出于对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就像庄子和卢梭那样，那么回归自然，便是文明转折时回到人类自由的原点，而非以自然法则的狩猎方式来对付他人，使人从万物之灵回归其兽性本能，对象化为等级和阶级、族群和国家、神权和王权暴力的猎物。

社会进化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条是通往自由之路，可初曙的文明古国，对此并无自觉，哪来二分之想？故径由其自然进化的惯性，从征服自然走向征服世界，而有人以群分，分为不同的家国和族群、不同的等级和阶级。分必有争，争的最高形态，便是战争，由战争决定文明的样式和历史的进程。人之初，人之于植物的文明曰采摘，人之于动物的文明曰狩猎，人之于人的文明，简言之，即为战争。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故而于采摘、狩猎之余，驯养动物，种植植物，造就农业。战争后果，则有所谓“政治”。

或曰，战争为流血政治，政治乃无血战争。二者，互为因果，如蛋与鸡。若谓仅有战争，那还是自然法则的延伸和自然状态的延续，一旦有了“政治”，人性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新的文明样式。人性在“政治”里转型，从灵性转向理性，从人的灵性超越自然到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从万物之灵的确立到个人权利的争取。

正如人性，不仅有其善良天使的一面，还有其神魔的一面，政治便反映着人性的两面。两面虽然共存，却有不同的表现，或隐，或显，亦正，亦反，打造政治文明。

近东文明古国，从西亚到北非，从苏美尔到巴比伦，再到古埃及，率先打开了政治文明的神魔一面，由神与魔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文明的试错，居然从奴隶制开始了国家的起源，形成文明古国，要等到摩西与荷马到来，用先知和英雄的理性证伪文明古国所代表的文化类型，这才开启了政治文明的自由一面，也就是人性的善良天使一面。

由此看来，河姆渡人没赶上文明古国的头班车，那真是河姆渡人的福气！(www.xing528.com)

最起码，河姆渡人比苏美尔人多了一些伊甸园的日子，少了一些被奴役的日子。这也许是因为东方大暖期，来得早，去得迟，未有食窘；也许是苏美尔人文字早熟，率先进入成熟期的政治文明，而河姆渡人尚以天命神宠作为文明襁褓，在音乐里享受文明童年的万物有灵和万物一体，不光吹骨笛，还制作陶埙，如庄子所言“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天放之民”，“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还没有通往奴役，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人权利。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河姆渡人没有发生过战争，虽与马家浜人并行于世，且有交集，但未见有文明冲突的迹象。可他们的消失，却有点意外。从遗址来看，河姆渡文化层的顶层被良渚文化覆盖了，有人据此认为，也许五千多年前，就预演过一次吴越争霸的故事，良渚文化兼并了河姆渡人。当然，这只是猜测，对于习惯以战争表达历史进程的人，这也是思维的惯性和历史的经验使然，但我们面对河姆渡人遗址里的遗物，不管怎么看，都未能看到杀戮留下的遗迹，较为明显的，反倒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

《山海经》时代，长江下游文化，以钱塘江为界，分别发展，在文化上，趋于二元格局。环太湖和杭州湾的杭嘉湖等地，沿着“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一路发展，宁绍之间，向“河姆渡-良渚文化”转进，良渚文化一度统一钱塘江两岸。后来，因良渚文化的不断衰落和流离，两岸文化又分为吴越两支了。但一体化，还是两岸文化大趋势，此一趋势，在良渚以前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就已发生。在河姆渡文化板块的塔山遗址里，有人识别出带有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两类人群。他们在这里相遇，跨越了地理阻碍和文化差异，成了一个新的格局，有人称之为“塔山文化”。

塔山遗址，就在河姆渡以南，相距不远，位于宁波象山地区，遗址的年代跨度，超过了四千年，从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三期，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正好呈现了文化类型从神话到历史的转变过程。在六千年前的某个时期，马家浜人南下来到了这里，或由贸易，或因迁徙，总之，他们来了，与河姆渡文化第三期相遇。据说，该遗址有三个文化层：下层文化，或为河姆渡人与马家浜人在此相遇而未相融的状态，文化面貌呈现河姆渡二、三期样式；中层，类似于崧泽文化；上层，相当于良渚文化，两岸文化被良渚文化统一了。

鱼藻纹盆（两面），浙江杭州余杭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件鱼藻纹盆，高16.2厘米，口径31.6厘米。外表打磨光滑，色泽纯黑。敞口，深腹，腹壁微鼓，平底，两侧有对称的半环形小耳。高口沿上刻画一周锥点纹，腹壁刻画一组鱼藻纹和一组鸟纹。简单，生趣盎然。可见那时的河姆渡人从容且文艺。同时，他们有闲暇还在陶器上刻画他们喜爱的各种植物纹饰。

瓦形植物刻纹陶片，残长21.4厘米，周残径13.8厘米，浙江杭州余杭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

五片叶子刻纹陶块，高19.5厘米，残宽18厘米，厚5.7厘米，浙江杭州余杭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

砖形植物刻纹陶块，残高15.0厘米，残宽9.0厘米，厚10.0厘米，浙江杭州余杭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

从以上三件刻有植物纹饰的陶块来看，也许与河姆渡人的采集食物有关，人和万物享受自然的恩典，一同生机勃勃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