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江山：东方人之初-河姆渡人的幸福指数

乌尔女神的“故乡”在哪里？也许就在《圣经》里说的“伊甸园”。

因了亚当、夏娃背叛，神赐的伊甸园，“绝地天通”一般，与人绝缘。失乐园的人之初，原是不得已而有了文明开化，故其文明样式，或以伊甸园为原始摹本，其文明本质，则基于《圣经·创世记》里神创目的论安排——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是万物尺度。

灵和尺度，本来属于神明，被神赋予了人类文明，成了人的使命。

因此，人之初的文明，要实现人对自然的权力，而非人与人争夺。

七千多年前的东西方，以河姆渡人和苏美尔人为代表，呈现了文明的两个原型。若谓河姆渡文明代表了神创目的论的初级阶段，那么苏美尔文明则开启了“智慧出，有大伪”的进程，较之河姆渡文明更近于伊甸园的原貌，苏美尔文明则沿着失乐园方向前进。

当河姆渡人向万物实现其万物之灵的自然权利时，苏美尔人已开始在人与人之间要求政治权利了。这两个文明，一个还在顺应自然中尽其人的使命，另一个早已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去争取利益最大化了。他们各自开启了不同的文明走向，河姆渡人从新石器时代走向玉器时代，而苏美尔人则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分别有了不同的国家起源。

人与人的斗争，是文明的催化剂，催着文明速生，其极端形态，便是战争。战争，或加速文明的进程，或使文明的进程逆转，总让野蛮充当斩杀文明的刽子手。

文明很脆弱，无论史前，或史后，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就能宣判一个文明的生死，虽说文明教化野蛮代表了历史的进程，但野蛮战胜文明，也是常有的事情。

当苏美尔文明倒下时，近东地区，两河流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出现了历史的时差，表现为文明倒挂。也就是说，苏美尔王朝的毁灭者和替代者，虽然攫取了苏美尔文明为其所用，但要达到苏美尔人的文明高度尚需时日。对一些用不了的，或不适用的，就都毁灭了，遗失了；阿卡德人之于苏美尔，有如罗马之于希腊，日耳曼人之于罗马。

相比之下，河姆渡人的文明进程要从容得多，他们似乎没有高速成长的压力，当然也就没有高速成长中出现的文明不适和人性的烦恼。但其视野足够开阔，手艺也相当巧妙，不光能用石锛刳木为舟，更以河流为纽带，连山通海，还以木作的营造法式，将“构木为巢”的山林鸟居原理沿用并推广于河、海平原地带，造就了最早的干栏式民居，作为“人是万物尺度”和“万物之灵”的标志，以人的营造法式，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

定居，意味着人有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从自然循环中独立。自己安身立命，不但结束了人与动物争抢洞穴的自然状态，而且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世界。如果说自然界还是自然形成的，或神创的，那么这个人类可以定居的新世界，则是人类自己的创造，成了文明的标志——由定居而有家和家族，而有村落和城市，而形成社会与国家。

河姆渡人以定居的方式，播下了一粒城市文明的种子，但他们还没有城市，后来，我们从良渚文化中，看到那些发掘出来的城市，应该就从河姆渡人的定居开始。

可同一时期的苏美尔人，已忙于打造城市。城市，不是伊甸园，是个充满了是非、利害、成败和得失的所在，集中反映了人与人的对立统一的状态。在城市文明里，会出现人口问题，一个城市兴起，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打底子，人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河姆渡人还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虽然开始了定居生活，但他们并未固定于某一个地点。他们的世界不大不小，有山、有海、有河流，海是东海，江是姚江，以杭州湾为出海口，还有山呢？《山海经》里说“东四百里曰句余之山”，那“句余之山”，便是河姆渡人的根据地及其文明的源头。若问“句余之山”何在？有两说，一为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所言“句余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今在会稽余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还有，便是南宋王应麟《四明七观》说的“东有山曰句余，实唯四明是也”。童兆良作《句余山考论》，分别二说，考之甚详，然，就大体言之，知其不出四明山系，具体而言，即在姚江上下。

不过，“无草木，多金玉”一说，似与河姆渡时期不符。据考古发掘来看，那时，山为热带雨林，果实取之不尽，猎物源源不断，“无草木”从何谈起？所言者，或为后来良渚文化，多玉似之，多金则未，多玉尚属新石器，多金则为青铜时代。由此看来，《山海经》世界处于金石并用时期。河姆渡人也有玉，从出土情况来看，都是一些小件饰物，如、玉璜、玉石管、玉石珠等，远不如后来良渚人的那套系列化和制度化的玉文明体系。它们只有玉文化的一点萌芽，还不及同一时期北方的红山玉文化，遑论良渚玉文化了。

从文化的地缘关系来看，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良渚玉文化应该从河姆渡人那里传承而来，但实际上，良渚人是从与河姆渡人并行的马家浜文化的另一路发展而来的。河姆渡与马家浜这两支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南北，成长于钱塘江两岸，反映了史前古越文化。

我们知道，古越人文渊薮，基于环绕杭州湾的两大平原，一是浙东宁绍平原，那里是史前河姆渡文化兴起的地盘，另一是浙西杭嘉湖平原，那里由古越马家浜文化繁衍。

看来，马家浜文化的进展要快一点，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从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后来，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交会，形成了统一的史前古越文化的地理空间。

良渚文化的统一性，并非青铜器时代的国家暴力的产物，而是玉器时代文化认同的成果，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族源的统一，而是以地缘为基础的文化的江山的统一，是以钱塘江连山通海，围绕着杭州湾来统一的。那时的杭州湾，其实就是一片地中海，海域比现在大很多，连西湖都曾经属于那一片海，所以，我们还可以说，那是史前海洋文化的统一。

良渚人没有走向多金，而是走向多玉，从玉文化里确立了礼乐文明的根底。正如良渚人有一个玉器时代，河姆渡人也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骨器时代。如果说良渚人用玉器做了神权和王权萌芽的标志，那么河姆渡人则用骨器证明了他们是万物之灵和天之骄子。

试想一下，能用动物的骨头开辟一个骨器时代，肉食的猎取，应该多么丰富！让我们来看看史前舌尖上的河姆渡，他们自有一本大暖期的《山海经》食谱，从飞禽到家禽，从走兽到家畜，从花果到饭稻，从山珍到海味……我们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大量骨物遗存里，可以看到河姆渡人海、陆、空通吃，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都在他们的舌尖范围。他们从山吃到海，一路吃下来，吃出个他们自己的《山海经》世界。诗曰：

海上猎鲸客，山间驯鹿手。

一响传千古，吹入兽骨头。

当我们从博物馆的陈列里，第一次看到骨哨和骨笛时，骨子里便凛然一惊。

从骨头里吹响哨、笛的河姆渡人，该是怎样的万物之灵？如果他们吹响的是百兽之王老虎的骨头，所有的动物，岂不都要战战兢兢？如果他们在海洋吹响了鲨鱼的骨头，还将鲨鱼的骨头做成鱼鳔，岂不就像鲨鱼一样，要主宰大海的自由？我们还不太清楚河姆渡人的骨哨和骨笛究竟用来做什么，不过，可以大致做这样的猜测：对于人自身而言，当然是自由人的自娱自乐，有如乐器之于今日音乐爱好者；对自然而言，则发出万物之灵的宣言，宣告了人的灵性超越自然，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就在这穿云裂石透彻骨髓的一吹里出现。

也许，河姆渡人就用不同的兽骨、鱼骨、鸟骨做成不同的骨笛、骨哨，来与相应的动物打交道。如果他们用骨哨来狩猎，你想想吧，当几十只骨头哨子，远远近近，此起彼伏，吹向猎物时，猎物听到从自己骨头里发出来的致命的声音能不魂飞魄散，毛骨悚然？(www.xing528.com)

而骨笛则可能相反，或用于人与动物的联欢。人类驯养动物，非以恐惧手段，而是用了天放的情感，发出爱的呼唤，从而产生依恋，就如同当下的环保主义者一般。

与同一时期中国北方的仰韶文化相比，河姆渡人显然更懂得音乐，除了骨哨、骨笛，还有陶埙。而仰韶人则擅长绘画，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宇宙意识表现在彩陶里，其纹饰和器型，看来颇与苏美尔文化相似。音乐和绘画都有灵性，可以表达天命，河姆渡人以音乐通天人之际，使万物一体，而苏美尔人，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文字。两种文明，各行其道，一行音乐道，宜于表达人类的统一性原理；一行文字道，形成文明的阶梯，造就等级制度，分别为不同的族群和国家。如果回到七千多年前，让我们来对这两个文明的样式进行选择，我想，我会选择河姆渡人的生活样式，那样的生活幸福指数更高，更接近人之初的伊甸园。

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文化遗存，距今约七千年，因最早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之姚江畔的河姆渡而得名。文化遗址呈分散式，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与浙江嘉兴南湖区马家浜文化对望，这两支文化在钱塘江两岸，形成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和环太湖流域的早期文明。在它们之后，上海青浦崧泽一带有一支崧泽文化人，继续在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留下的传统中经营这一方水土，他们走后，良渚文化人又来了。

考古学家虽未明确萧山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文化之间的关系，但两处遗址的年代与地理位置相近，文明样式因皆处于江海交汇处而有共性。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在河姆渡文化里也出现了，河姆渡人同样自由穿行于山林原野和江河湖海之间，从事渔猎、造舟、采集、饲养、种稻、制陶、纺纱、建筑等。遗址出土骨镞有上千件，骨哨有160件，从上万件动物遗骨来看，涉猎动物有61种之多，不光有山林猛兽，还有深海鲸鲨。驾独木舟，捕鲸猎鲨，河姆渡人是怎样做到的？他们的生产工具有石、骨、角、木和陶等质料，骨质工具最多，主要是将动物的角、牙齿和肩胛骨经过磨制加工制成农业工具、渔猎工具、纺织工具等。农业工具主要有骨耙、木相、木锄、双孔石刀等，其中骨耙是最为典型、数量最多的农具，共出土200多件。多选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骨制成，平面呈梯形，上部装有直向木柄。居住在干栏式房屋里的鲻山人，约七千年前就在海岸线上与鲻鱼嬉戏，因为鲻鱼主要活动于江河入海处。宁波慈湖遗址出土的木屐、木耜，奉化江口镇名山后遗址出土的陶鼎，象山县塔山遗址出土的斜把石镰、靴形石刀、玉玦，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以及陶器上的植物纹与生动的猪刻纹等，表明了河姆渡人的富庶。

骨哨，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

玉玦，浙江象山县塔山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三期

白陶豆残片，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马家浜文化上有压印的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纹等复杂的图案组合，为马家浜文化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釜型鼎，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三期

扁凿足大陶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崧泽文化

马家浜文化以杭州湾为界，北岸是杭嘉湖平原史前文化遗址，南岸是宁绍平原史前文化遗址。两岸皆以内海海岸线为定居地，新石器曙光皆从约七千年前开始，南岸以河姆渡遗址为主，北岸则更为丰富。考古专家确认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展序列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这些不同阶段的史前文化既演变有序，自成体系，又与周边更远地区的古文化有着频繁的交往，最后两岸文化统一于良渚。

河姆渡人“干栏式”居住方式

水乡泽国的河姆渡人，想出了最早的“干栏式”居住方式。发掘现场有上千根木桩有序地组成建筑基址，还有木柱、地板、横梁等上百件带榫卯结构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用这些木构件，为自己构筑了独立于自然的生活空间，为中国营造法式开端，仅榫卯就有双层榫头、燕尾榫头、企口板等智慧而又美妙的花样。幸亏是大暖期，才会有伊甸园般的河姆渡，促使他们的想象力为他们的创造力插上了自由的翅膀。《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构木为巢”作为“干栏式”建筑的描述，恰如其分。

木板上的凸榫，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二期

带榫卯的木构件，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

木材原始裂解方法示意图（引自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木构件上的榫卯类型简图（引自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如何将原木分割，建成干栏式房屋，构筑与自然隔离的舒适空间？河姆渡人想到了办法。他们用磨制薄而锐的石器，按直线楔入木体，一根方木就成了。

长圆形猪纹黑陶钵，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浙江省博物馆藏

“家”字的演变

关于“家”的形成，似乎可以从河姆渡人留存下来的遗物中，勾勒出一个驯化的轮廓。人从直立行走以来是自我驯化，然后驯化猪等动物，人与猪都需要一个能够居住的家。干栏式构巢，上面住人，下面养猪，也许是“家”的象形来源。

木耜，长31.0厘米，刃宽16.5厘米，浙江宁波慈湖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四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骨耜，长18.0厘米，刃宽9.8厘米，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浙江省博物馆藏

骨镰，残长17.5厘米，宽3.0厘米，浙江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河姆渡文化一期，浙江省博物馆藏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和宁波慈湖遗址出土的木耜，皆用于翻土或取土，是河姆渡人从事“农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