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记》这样说，在经历了大洪水以后，挪亚子孙便开始了新的繁衍，他们来到示拿平原——文明的新月地带，也就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城和一座塔，使塔可通天，人类能直抵“上帝之门”。
那时，人类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人的欲望使神恐慌，神变乱人口音，人因语言不通而分化，故那城名，就叫“巴别”，缘于神在那里变乱了人类的言语和口音。
近世欧洲学者从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以及凯尔特语的某些相似性中寻找人类共同的原始语根，以印度-伊朗语族的历史比其他相关语族的历史更为悠久，来确认人类语言的发源地在东欧草原和高加索地区，并首次提出雅利安语和雅利安人的概念，并以“雅利安摇篮地”取代“希伯来摇篮地”作为语根化的文明的摇篮。
语根研究认为，闪、含、雅弗三兄弟分迁后，离开了“雅利安摇篮地”，闪族流浪遍中亚，其中向东方的一支，成了蒙古种族的始祖；含族流浪至南亚和北非，成了非洲种族的始祖；雅弗族浪迹北亚和西北亚，然后穿过欧洲，成了高加索种族的始祖。
在古代文明中，他们三分天下，古埃及始于含族，苏美尔-巴比伦源于闪族，雅弗族文明初曙，以其原始的活力，说着雅利安语，游牧于欧亚大草原和大平原。
前2000年，雅利安人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迁徙，向西南迁徙，雅利安语与伊比利亚人古老的巴斯克语融合，形成了凯尔特语族、拉丁语族和希腊语族；向西北和波罗的海地区迁徙，则演变为日耳曼语族和波罗的语族；向东北和东南迁徙的，衍生出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语诸语族。雅利安人后来居上，成了古代文明的终结者。
文化传播学派认为，世界文明同出一源，中国文明也从“雅利安摇篮地”来，其首倡者，就是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安特生在中国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遗址出土的最有特色的彩陶，与中亚地区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相似，在时间上，安特生把仰韶文化遗址安排在刚好处于安诺遗址和商、周文化之间的阶段，并因此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
此论一出，群贤附议，遂有西来说兴起，说法有四种：自埃及来，由巴比伦来，从印度来，或曰从更古老的民族来，这样仰韶文化便与“雅利安摇篮地”有关了。
还有从《圣经》里面去发掘“中国元素”的，例如，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在其所著《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上古史》一书中，就谈到《圣经》里面跟文明起源有关的两个伊甸园。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创世记》里的伊甸园，在示拿平原，也就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住处，人之原罪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便是在《以西结书》中提到的伊甸园。安东尼奥·阿马萨里指出：《以西结书》证明了犹太人同时存在两个伊甸园的形象——一个是位于平原的赤道森林形象，另一个则是位于山上的中国花园形象。
中国伊甸园，有两个明显标志：高山和大树，作为天柱、天梯。而上帝，据说就是住在大树上的那个人。在卜辞里，或曰“帝”之象形为花蒂，上帝或许就住在中央天梯之树的花房里。那树，鲜花盛开，果实累累，立于天人之际，生生不息，人类取之不尽，食之不竭，那当然是一棵人类生命之树，上帝就是那棵树的主人，不光是《创世记》中西方伊甸园里那棵树的主人，还是《以西结书》中东方伊甸园里那棵树的主人，也就是《山海经》中“和平乐园”或“野禽狩猎园”的主人以及《穆天子传》中“空中花园”的主人。
看来两个不同的伊甸园，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分野。从西方伊甸园里，只能产生巴别塔式的文明，在东方伊甸园里，则无须巴别塔，因为它本身就处在高山之巅，那里离天最近，更何况上帝就住在山顶的那棵参天之树上，这是文明起源时地理环境不同带来的神话图式的差异。所以，中国神话里没有巴别塔式的分裂，而有昆仑山的连山统一性。
昆仑山的统一性，由上帝赋予，文明的种子，宛如在天之灵，在生命之树生长，从昆仑到蓬莱，是一个宏伟的连山结构，从山到海，展开了东方的《山海经》世界。
昆仑山上有铜柱，周围三千里，上下分三层，循序渐进，可以登天。
第一层，人登之不死；第二层，人登之通灵；第三层，人登之成神。(www.xing528.com)
那时，天地可以交通，神民能够交往。后来，蚩尤率苗民造反，杀上天去，与黄帝争做上帝。所以，到了黄帝孙子颛顼继位时，便派重、黎二神，管天管地，将神民分开，民不上天，神不下凡，“绝地天通”了。不同于《圣经》里的“巴别塔”的传说，颛顼“绝地天通”，未使人类因语言而分化，而是采取了文字神化的解决方案，故写字一族，仓颉及其徒子徒孙——巫史等，便在“绝地天通”之后，成为“究天人之际”的神媒，以象形和会意沟通神与民，成为先王攫取权力的工具和观象制器的符号，为中国文明的统一性奠基。
西方文明，因文字向口语靠拢，而产生了拼音文字。中国文明，以文字规范口语，产生了形意文字。口语因地、因人而异，西方文明遂因之而不断“分化”，由“分化”而演进，形成民族国家和民族精神；中国文明因口语向文字靠拢，而使语言趋于“统一”。
相比之下，“分化”的文明，多路并进，你追我赶，利于发展，古代有希腊、罗马，近现代有英、美与德、法，如接力赛，西方文化引领世界，执文明之牛耳，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统一”的文明，兼收并蓄，缓缓积淀，慢慢涵化，而成一大格局，故当“分化”的古文明解体后，中华文明尚能维新，历数千年而一脉相承，此亦不啻为文明奇观。
在“分化”的世界里，文明趋于冲突；在“统一”的天下里，文明多有同化。
中西文明各擅其胜，在建构文明的统一性方面，西方文化屡试屡败，古代文明中，无论是具有原始统一性的“希伯来摇篮地”文明的解体，还是古典时代希腊化世界的退出，更遑论在中世纪王国初露端倪的西方文明的统一性——基督教和拉丁文，很快就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接踵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中分化了，走了一条由分化而进化的道路。
但是，西方文化，并没有放弃以语言重建文明统一性的努力，尤其在基督教中，许多先知都以其神授的能力——天生“会说外国语”，来证明文明的统一性仍然握在神的手里。当圣灵降临到使徒们的舌头上时，一种具有统一性的世界语的火焰便开始点燃。
20世纪初，东西方出现两大文化景观：一是西方的“世界语共济会”应运而生，二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出的汉字拼音拉丁化方案。前者是要突破《旧约》的限制，通过克服语言的混乱，重建西方文明的统一性；而后者则要使因大一统而僵化的文明西化。
“世界语”的先知们，已经预感到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正在来临，他们要努力挽救，然而却杯水车薪；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则公开了大一统的秘密，他们像耶和华对人类语言小试牛刀一样，要对中国汉字做一点全盘西化的移植手术——拼音化。前者的努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东流；后者的努力，虽有成效，但其结果，走的仍然是汉字加拼音的“咸与维新”的老路。分化的还在分化，统一的仍然统一，也许这就是命，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宿命。“不断地摧毁”乃“分化”的命运，而大一统则不妨慢吞吞地“维新”。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表
彩陶刻符钵，陕西西安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仰韶文化
陶器符号是文字的萌芽。昆仑山为中国神话中的万山之母，其地位类似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亚山。《山海经》中，神亦起居于昆仑山上，而昆仑山，就位于全新世彩陶带。文明因语言与文字出现而分化，突破了原始大同。仰韶彩陶以及同时代的东南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出现了各种符号标识，用以表意，应该是文字的萌芽。
仓颉像
相传仓颉有四只眼睛，为黄帝史官，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看龟背之纹，观鸟兽之迹，明山川之势，析手掌之纹，而造象形文字。《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其中，“文”同“纹”，乃象形之纹样。人以文字，破解了造化密码，天机泄露，而有不详，故《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韩非子·五蠹》也说“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顺应自然的原始大同解体了，文明“自以为是”，有了公私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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