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八千年至四千五百年以前,中国大地上,展开了全新世文明。
那时,气候温暖,人类走出冰期,进入全新世文明的春天。
史前文明遗址,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从东到西,由南而北,出土了多少原始文化?有多少“生而自由,死亦自由”的原始人在天地和山海之间奔走?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文明还真有过那么个黄金时代,那时代一定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很多学者称那一时期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如以文化来标记,又称“仰韶温暖期”。为什么要以仰韶文化来标记呢?同一时期,不是还有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
看来,不光是因为仰韶文化遗址多,分布广,也不光是由于仰韶文化得地利之便,顺着三级阶梯的地貌,居上风上水,由西向东,渐次降低,而是基于那一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那是一个彩陶时代,有一条彩陶之路,东西向贯穿了欧亚大陆,形成了那一时期主导性的文化标志。彩陶之路的起点在哪里?最初以为在西亚两河流域,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八千多年前的彩陶文化遗址,比仰韶文化的彩陶早了一千多年,但据近来考古成果,在中国仙人洞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一万多年前的陶器,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起点在东方。
而东方彩陶文化的代表,应该就是仰韶文化。它位于现在中国境内,其分布范围,西起陇山,东至渤海,北达阴山,南抵江汉,以华山为中心,以关中、陕北地区为重镇,有人称它为“最早的中国”,但它尚未形成早期国家形态,只能以文化认同的形式形成文化的江山,或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形成仰韶化世界,沿着彩陶之路向我们展示其存在。
那时,西亚两河流域,已有国家存在,而中国境内,亦自有了一片文化的江山向着文化中国进展,最初,是一个从山到海的展开,是万里江山从昆仑到蓬莱。
在世界各国的神话逻辑里,文明都起源于天上,而且都有一座圣山通天,古希腊有奥林匹亚山,希伯来有西奈山,中国有昆仑山,所不同者,古希腊是神话山,希伯来是宗教山,而昆仑则是文化的江山。神话山之诸神,宗教山之上帝与先知,皆为主宰,而文化的江山则基于天命与天道的在天之灵的祖灵式存在。文明的种子来源于天,由在天之灵播种,播天命之种于山巅,传天道之脉于河源,由高原而平原,从高山到大海,万里江山就这样被长江、黄河开辟出来,英雄奔走其间,文明化为流域,形成《山海经》世界。
神话中,昆仑山为天下河源地,河源向东,开辟中国,向西,向南,向北,亦自有其不同的国度及其对应的《山海经》世界。故《山海经》世界,非一国之天下,而是自由迁徙尽其所能形成的天下人之天下,我们所说的《山海经》世界,亦非言其全部,而是就其两大河源长江、黄河而言之,言其流域所在,文而化之所形成的文化的江山。
仰韶文化就出自黄河一脉,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出自长江一脉,先是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成为主流,开辟彩陶之路,形成彩陶文化的江山,接着又有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在统一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的基础上,开辟玉石之路,形成玉制的文化中国。
而当下考古学提供的证据,也正在改变以往神话的逻辑,如果我们不去追根,而以史前文明的实际分布为依据,就会发现,文明的据点密集于东部,贯穿于从东南到东北的东部沿海一线,几千年来,山与海的升降、进退,决定了文明发展的基本面。
仰韶文化时期的海岸线,与现在不同,那时的渤海湾西岸,凹于燕山和太行山之间,海岸线自东北沿着山麓西南行,延伸到今天的蓟县—宝坻—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一线,海湾显然比现在要大很多,也就是说,那时的渤海湾就像个地中海,活动在太行山一带的仰韶人,如果登山眺望东方,应有一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景象。
仰韶人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汉人安居的地盘,因此,我们已习惯于将仰韶人视为汉先民或原始汉人。仰韶人是幸运的,他们从高山走向大海,有了一个自己的《山海经》时代,在一个最宜于人类生息的周期,生长在一个最宜于人类居住的地区,那是多么幸运,天气那么温暖,而大地又那么富饶,生为仰韶人啊,多么自在而富有。看看那时的地球,虽说已进入全新世,但大暖期的到来是随地球自转,自东往西的,人类走出冰期亦先从东方开始,于约八千年前率先进入“仰韶温暖期”,西方跟着变暖,至约七千年前才进入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大西洋期”的温暖期。我们猜测,从“仰韶温暖期”到“大西洋期”,中间千余年,人类很可能有过一轮大波浪似的从西向东的大迁徙。那是一个自由迁徙的时代,没有种族与民族,没有国家与国际,“仰韶文化西来说”多少摸到了它的一点脉息。(www.xing528.com)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文化遗址,谈起文化来源,他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认为河南与甘肃出土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斯坦安诺文化彩陶有联系,而中亚彩陶文化来自西亚,所以,仰韶文化“西来”。此说一出,便随着“西化”流行。那年头,正是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西化思潮弥漫东方之时,西方人纷纷来华,除了来传道,还来考古,他们用考古学的眼光,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一处又一处史前文化。而仰韶文化,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处,因为这一处,不仅地处中原,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分布甚广,而且源远流长,突破了太史公建立的那一套以黄帝为始祖的“炎黄子孙”的血缘谱系,以至于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除了是炎黄子孙,还是仰韶文化传人。可安特生却告诉我们,仰韶文化“西来”,我们的远祖同安特生们一样,都是“西来”人。
这样一说,搁在新旧交替之际,东西方冲突之时,无疑对中国传统提出了严重挑战。安特生为了证明他的“西来”说,还跑到甘肃去考古,又发现了马家窑文化。他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西来”文化,因为他注意到甘陶比豫陶更发达,而且遗址里,未见有中原特征的陶鬲,故认定彩陶来自西方,来甘时,尚未受中原固有文化影响,传到豫地,才与以陶鬲为代表的中原固有文化相结合。20世纪初,东西方在文化上的纠结,被安特生等人带到考古学里来了。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比马家窑文化在时间上要早,有种种迹象显示,甘肃、青海一带的彩陶文化,反倒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因为,中国考古人发掘了更多的遗址,拿出了更多的实物来证明中国文化由本土起源。
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如汉通西域,中国文化往西去,西方文化向东来,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西方人“向东,向东,再向东”。东方和西方,总要在一个地方碰头,汉、唐时的中亚地区,中国人称之为西域,那是一个希腊化与中国化交替的世界。古希腊文明,随亚历山大东征从西边来,在西亚、中亚、南亚留下一个希腊化世界;印度文明,随佛教传播从南方来,进入中亚和东亚;而中国文明,则从东方来,打通西域,以玉石和丝绸之路,使中亚受汉文化影响。当三大文明相会于中亚,那时,真正的世界史就出现了。
进入中世纪,希腊化影响稍息,在西方,其影响被基督教取代了,在东方,则被佛教取代了。可基督教和佛教本身,则早已被希腊化了,基督教被希腊哲学化了,佛教被希腊艺术化了。哲学化的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进而统治欧洲,而艺术化的佛教,虽然走出印度,却在进入中国后,利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赢得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信仰。
耶稣与佛陀,皆以个体立教,而非以民族立教,故其宗教超越犹太教和印度教,成为人类性的宗教,而非一族一国的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之花未在本土盛开,却超越本土,开遍了世界。以佛教为例,当佛教之花于本土凋谢时,它却在中亚盛开了;希腊化的艺术形式,通过佛陀形象展示,从南亚到中亚,由中亚入中土,影响着中国文化。
希腊化佛陀,有阿波罗式头像,身披希腊化的长衫式袈裟。汉朝人知有罗马,不知有希腊,然而,通过佛教却不知不觉地被希腊化,潜移默化好几百年,到了唐朝,终于爆发,希腊化运动借着佛教的兴起,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居然在东方率先复兴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其领地,在希腊化的东方,也就是中国的西域,而其代表则为敦煌。有人说“敦煌是东方的佛罗伦萨”,可敦煌文艺复兴比佛罗伦萨早了至少六百年。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高足勒内·格鲁塞(Rend Grousset)在《从希腊到中国》一书中所说的,希腊化佛教中,先是三大文明的两个方面即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结合在一起,紧接着,第三种文明即中国文明,也在一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参与进来,接受了希腊人对佛陀的阿波罗式的诠释,并使之汉化,不知不觉与希腊化运动擦肩而过。
对希腊化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扬光大的认知,有助于我们确认仰韶时期彩陶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那是一场史前文艺复兴,是东西方两种最古老的彩陶文化——中华大地湾彩陶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苏纳彩陶,在从中亚进入中土,相会于河西走廊时带来的彩陶文化复兴。那时,促使东西方相会的,不是丝绸,而是彩陶,当然,还有气候,随着“仰韶大暖期”的到来,冰川融化,海水上升,海侵驱使着太行山以东以及太湖流域和杭州湾一带的沿海文明向西迁徙到中原。而西方由于暖期迟到,寒冷迫使西方文明“向东,向东,再向东”。于是,东西方两大彩陶文明体系就这样走到一起来相会。
正如希腊化的风格与汉唐气象互动于佛教产生了敦煌佛教艺术一样,以马家窑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则是史前时代其他地区彩陶文化相继衰落时,东西方彩陶文化至此充分交流后达到巅峰的产物。从八千多年前的大地湾彩陶到五千多年前的马家窑彩陶,仰韶人行走在他们的彩陶之路上,走了三千多年,其间,与西来的彩陶文化互动,形成了一条彩陶文化带,马家窑文化就在这条文化带的东部崛起,成为后来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先驱。
仰韶文化与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纹饰对比,引自安特生著作《中华远古之文化》
约八千年前,大暖期的到来,为生活在北纬30°~45°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带来了更为宜居的气候,形成了一条亚、非彩陶文化带。仰韶文化彩陶类型,被认为与土库曼斯坦的安诺文化遗址,以及与乌克兰和多瑙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风格相似,这使得许多考古学家相信,制陶技术或许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由种植谷物的农民带到东方或西方。根据目前考古结果来看,已知陶器发展路线有两大主流:一是约一万年前从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玉蟾岩遗址开始,向整个华夏传播;二是约九千年前从西亚幼发拉底河东岸的穆赖拜特(Mureybet)传播到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后又传到中亚等地。西亚是西方陶器文化的源头,先后向埃及、希腊、北欧、中亚、南亚扩展。分布于彩陶带上的人类,也许因为那时民族未分、国家未立而自由迁徙,来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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