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首次大规模整理出版

□王承略

摘　要：《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是专史目录之外史志目录的总汇，也是史志目录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它从二十五史的角度建构史志目录的完整体系，为建立中国古代典籍信息库、摸清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家底提供了依据。《萃编》收书全面，且每一部都择取精善完备的版本做底本，进行标点、校勘，为学界提供准确、便捷的读本，并推出了一批首次面世的史志目录或版本。史志目录散亡惨烈的现状令人痛惜，今赖于学界同仁的积极找寻，以及大型数据库的有效利用，数年来苦觅不得的史志目录，有些已陆续现身，适时把新发现的史志目录连同1949年之后问世的史志目录考补之作，汇辑为《萃编》的续编，将进一步完善史志目录的体系。

关键词：《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古籍资料库；古籍信息库；史志目录；古典目录学

作者简介：王承略，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50100

艺文志、经籍志，是一种存在于正史、国史、专史及地方志中的目录体裁，是史书、方志中对典籍和学术予以关照并直观反映的一种书目著作形式。与官修目录、私家目录一般单行且体例多样有别，艺文经籍志往往附载于史书，或作为史书研究的补充，且一般体例简明。所谓正史，即二十四史。或加《新元史》，成二十五史。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清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认为“《清史稿》虽是未定稿，未正式列为正史，但也具备正史的性质”，遂将二十四史与《清史稿》合璧为“新编二十五史”，实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整记录，此后这一称谓为学界所广泛接受。所谓国史，即历代纂修的本朝纪传体史书。所谓专史，即如《文献通考》那样的政书、《通志》那样的别史等。正史、国史、专史、地方志中的艺文经籍志，是不亚于官修、私家藏书目录的大宗书目资料，其中存于地方志中者，数量最为庞大。近人李濂镗《方志艺文志汇目》，根据北京图书馆1932年前入藏的3 800多种方志，著录十九个省府县志的艺文志800余种。而1986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地方志8 200多种。如果按比例折算，则方志艺文志当有1 700多种。但地方艺文经籍志往往以正史、国史艺文经籍志为纂修基础，一般被纳入地方文献目录的范畴之内，而专史艺文经籍志数量有限，故存于正史、国史中者，遂构成史志目录的主体，尤以其精粹而为学者所珍视。正史、国史艺文经籍志，就其撰著和存在状态看，或有或无，或存或佚。自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中叶至民国，学者对艺文经籍志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原有者加以考证、补遗，原无者重为补撰，已佚者重新整辑，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史志目录系统，完备详尽地记录了数千年来的典籍和学术，成为考察文化思想渊源与流变、古代典籍类别与存亡的最重要的依据，成为原生态学术史、典籍史的直接呈现，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大宗参考资料。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是专史目录之外史志目录的总汇，汇集历代正史、国史艺文经籍志以及相关考证与补撰之作，从二十五史的角度建构史志目录的完整体系，摸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家底，建立中国古代典籍信息库，显示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展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推动史学、目录学、文献学、图书史、学术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化，以求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总结与传承，有助于揭示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和走向，有助于发现、确立和展开一系列文化创新的研究领域。

具体地说，《萃编》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二十五史中本来就有的7部艺文经籍志，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第二，自宋代以来，对这7部艺文经籍志的考证、注释与补遗，如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佚名（疑缪荃孙）的《唐书艺文志注》，清黄虞稷、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等；第三，清代康、雍以来补撰的历代艺文经籍志，如清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清秦荣光、文廷式、丁国钧、黄逢元、吴士鉴各撰的《补晋书艺文志》，聂崇岐的《补宋书艺文志》，陈述的《补南齐书艺文志》，清王仁俊的《补梁书艺文志》，李正奋的《补魏书艺文志》《隋代艺文志》，清顾櫰三的《补五代史艺文志》，清汪之昌的《补南唐艺文志》，清王仁俊的《西夏艺文志》，黄任恒的《补辽史艺文志》，孙德谦的《金史艺文略》，清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等；第四，宋代国史艺文志的辑本及明、清两代的国史艺文经籍志，如赵士炜的《宋国史艺文志辑本》《中兴国史艺文志辑本》，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清谭宗浚的《大清国史艺文志》等。

以上4部分，收书下限至1949年，共计84部，每一部都择取精善完备的版本做底本，进行标点、校勘，尽量作深层次的整理，为学界提供准确、便捷的读本。全书分为27卷31册，共968.8万字。近200年来，学界对于史志目录的汇编整理工作一直十分重视，有多种成果问世，特别是1955—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史艺文经籍志》，排印自汉至明史志目录25种；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史志书目丛刊》，影印史志目录73种，在史志目录汇编、整理和出版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十史艺文经籍志》首次采用旧式标点整理，《历代史志书目丛刊》给予有史以来最大数量的影印。与两者相比，《萃编》的收书数量后来居上，并且施以新式标点，又注重校勘，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史志目录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

《萃编》的问世，实现了前辈学者的心愿。如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说：“历代正史中艺文志或经籍志，都记述了经部书目。我们若把这些志汇编起来，并加上《二十五史补编》中的补志，合为一书，点校注释，是了不得的工作。”来新夏先生在《古典目录学》中说：“如果我们把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加上各种补志，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进行整理汇编，那就构成了我国自古以来一部比较完整而正规的图书总目了。由于各时代的国家目录多已亡佚，因而这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志目录便成为了解历代著述、藏书情况的重要依据。”乔好勤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如果把原有的正史艺文志和后来的补撰连贯起来，就成了从上古到清初的中国古籍的总目。”台湾学者乔衍琯先生在《史志的整理与点校》一文中提出，应该点校出版一套历代艺文经籍志汇编与索引，并说“有了这样一个汇编的书，而且各自有单行本，那么对于需要利用的人就会感到非常方便”。山东大学著名学者殷孟伦先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也曾有汇编史志目录的计划，撰有汇编目录，并作了一定的资料准备。

1990年，笔者在《图书馆工作》季刊第3、4期合刊（总第49期）上发表《从正史艺文志谈补志的得失》一文，对7部正史艺文志的优缺点、清代补志的历程和评价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最后指出：“正史七志和自清至今补辑的多种史志，基本上构成我国二千年来系统完整的典籍目录。从这些著录中，可以探测各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和发展情况，可以体现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这些材料，是科研工作者的宝贵财富。可惜的是，这些材料仍很零乱，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如果能把七部正史艺文志和所有的补志，汇编成一部包括古今具有国家意义的图书总目录，各书下加注来源，最后再出综合索引，那么，这将是当今图书目录事业的一大盛事，它对弘扬民族文化必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影响。”《萃编》的问世，为实现笔者24年前的愿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利用《萃编》的资料，再合以《清人著述总目》，完全可以整理出先秦至清代三千年的图书总目，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典籍的疑问最终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回答。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建立起自古以来的图书文献信息库，就等于摸清了学术文化的家底，意义之大，自不待言。

1917年张尔田为孙德谦的《汉书艺文志举例》作序，比较史志目录与官修目录、私家目录的不同，认为“三者惟史家目录其体最尊”，之所以最尊，是因为“所重在学术”之故，道出了史志目录的根本作用。尽管史志目录是以官修目录为蓝本，间亦参考私家书目而修撰，但史志目录对官修书目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给予符合史体的改造，《汉书·艺文志》之于《七略》，《隋书·经籍志》之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和《七录》，《旧唐书·经籍志》之于《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之于《开元四库书目》和《崇文总目》，莫不如此。史体尚简，不能保留原始的提要，故重在体现学术源流而已。何况官修目录大多亡佚，惟赖史志目录存其梗概，史志目录对于学术的保存之功，尤为重大。至于补志，以著录所补朝代著述为要务，更是直接反映和体现了所补朝代的学术研究状况。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不难发现先秦至西汉史学著述的稀少，比较《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就会感叹后汉以降史学著述的繁盛；比对《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和《隋书·经籍志》的子部，就会感受到先秦诸子之学由汉前的极盛到魏晋以后的急剧衰落；比对《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和《隋书·经籍志》的集部，就能感觉到魏晋以下文学观念的转变和别集、总集编纂的高潮；阅读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就会发现东汉真不愧是经学的极盛时代；浏览《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就会发现唐宋时期地理学的繁盛和道家、道教受重视的程度；翻检张继才的《补元史艺文志》，就会发现元代《孟子》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四书》研究的昌盛，以及元代杂剧创作的繁荣。《萃编》表现出的史志目录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使之可以作为认识和判断中国学术的一般性指南。

有些史志目录，以前或不为人知，或人们有所耳闻，然孤本流传，难得一见。经过尽力的搜访，《萃编》推出了一批首次面世的史志目录或版本，如清王仁俊的稿本《补宋书艺文志》和《补梁书艺文志》，李正奋的稿本《补魏书艺文志》《隋代艺文志》《隋代艺文志辑证》，佚名（疑常麟书）的《汉隋二志存书述略》，孙德谦的残稿本《金史艺文略》和初稿本《金史艺文略》，清郑文焯的稿本《金史补艺文志》，吴骞的《四朝经籍志补》清抄本，张继才的《补元史艺文志》抄本，等等。新史志、新版本的发现，会给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气象。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严肃认真，故返工重做时有发生。如陈朝爵的《汉书艺文志集说》，原以安徽省立大学石印本为底本，6卷，有缺页，已于2010年10月完成了2校清样。2011年4月，我们自首都图书馆得到《汉书艺文志约说》，7卷。经比对，《集说》书后所附勘误表10多页，在《约说》中已被悉数改正。《集说》的缺页，《约说》正可补全。《约说》的内容，较《集说》更为丰富。很显然，《集说》是初稿，《约说》是后定稿，故改换《约说》为底本，重新整理。郑文焯的《金史补艺文志》，我们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过录了一个稿本，后用《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影印本作比对，发现上图本较之北大本内容有所增补，更加完整，故改用上图本作底本。李正奋《补魏书艺文志》，先用抄本作底本，后改用稿本作底本，二本内容有较大差别。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先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徐象橒曼山馆刻本，后改为《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三十年陈汝元函三馆刻本，陈本的版本价值远远高出徐本。除在版本上精益求精、不惜返工外，我们特别重视清样的校对，清样经常校到3遍4遍，尤其注重死校，这样即便标点有所不妥，也会保证文字的准确性，读者可以放心利用。

“萃编”是“汇编”的意思，不是“精华编”的意思。也就是说，《萃编》尽量努力做到不遗漏。我们在编纂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有些史志目录虽有踪迹可寻，但查无下落，不见原书，是存是亡，难以遽论。梁启超在《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中提到的清李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一卷、厉鹗《补后汉艺文志》、洪饴孙《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潘令华《隋代经籍志现存书目》一卷、清朱文藻《宋史艺文志》、清尤侗《明艺文志》五卷，刘纪泽在《目录学概论》中提到的李笠《汉书艺文志汇注笺评》、劳颎《补后汉书艺文志》、褚德懿《补梁书经籍志》、杨守敬《隋书经籍志补证》、王荣兰《宋史艺文志补遗》、徐鼒《明史艺文志补遗》等，范希曾在《书目答问补正》中提到的杭世骏《补历代艺文志》、汤洽《补梁书艺文志》和《补陈书艺文志》、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柳逢良《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台湾梁子涵在《中国历代书目总录》中著录的段凌辰《汉书艺文志汇注笺释》、饶懿《新莽艺文志》、清王仁俊《隋书经籍志补校》、罗振玉《新唐书艺文志考证》等，以及其他散见于文献记载者，如瞿润缗《汉书艺文志疏证》、傅云龙《补晋书艺文志》、清洪饴孙《隋书经籍志考证》、清金门诏《明史经籍志》等，在编纂整理时皆不曾找到。我们在惊诧于史志目录散亡惨烈之余，在百般搜求未果的无奈之下，把这些信息写进《萃编》前言，期待着这些史志目录还能够重见天日。(www.xing528.com)

令人欣慰的是，在《萃编》出版过程中，部分待访的史志目录被陆续发现。《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2期发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王宣标的文章《新见尤侗〈艺文志〉五卷述略》，指出被前人怀疑已经亡佚的尤侗《艺文志》，就存于上海图书馆《西堂全集》所附《余集》里。此书的发现，对研究《明史·艺文志》的成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6月17日，笔者接到中国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郭明芳先生的电子邮件，说瞿润缗《汉书艺文志疏证》稿本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100多页，并寄来一帧书影。6月21日，郭明芳先生在邮件中提到目前所查到台北各馆所藏艺文志情形，有《大清国史艺文志》10卷、《大清国史艺文志》5卷两种，皆清国史馆编，清内府朱丝栏写本，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姚振宗《三国艺文志》4卷、《后汉艺文志》4卷、《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汉书艺文志条理》8卷，皆清宣统3年蓝格清抄底稿本；《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又有清光绪17年著者手稿本，均藏台北“国家图书馆”。众所周知，姚振宗是清季目录学大家，在史志目录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7种，有2种稿本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有4种稿本在台湾，如果再能找寻到《隋书经籍志考证》的稿本，然后把7种稿本珠联璧合，影印出版，将是姚氏之幸，学林之幸。《萃编》若能用到姚氏在台4种稿本做底本、校本，也会大大提高整理质量。6月25日，郭明芳先生在邮件中说，利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又查得徐仁甫《汉书艺文志补注补正》（《志学》廿五期）、《汉书艺文志补注补正》（《成高国文学会学刊》第一期）、《补隋书艺文志》（《志学》22期），以及张舜徽《汉书艺文志讲记》（《文艺校刊》第二期，1935年）等。

笔者和刘心明教授在《萃编》的前言中，曾表达过续编的想法。今有王宣标、郭明芳等先生积极找寻，以及大型数据库的有效利用，数年来苦觅不得的史志目录，有些已陆续现身。新发现的史志目录，连同1949年之后问世的史志目录考补之作，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刘兆佑《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蒋孝瑀《明史艺文志史部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创刊号所收5种南北朝补志等，适时汇辑为《萃编》的续编。最后统编《萃编》与续编的索引，单独印行。

《萃编》于2005年立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2007年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2012年获得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出版基金资助，2013年获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资助。从立项到出版，前后跨涉8年。在时间上与《两汉全书》后期工作重合，而与《儒藏经部诗类》几乎同步。通过三个项目的锻炼，山东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能力不断提高。如今，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全球汉籍合璧”上。有三个项目的编纂经验和学术基础，“合璧”会做得更好一些。

【注释】

[1]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2]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9、30页。下引该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3]唐力行：《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4页。

[4]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88页。

[5]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3—244页。

[6]唐力行等：《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46、48页。

[7]详细分析，见唐力行：《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8]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9]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及超稳定结构形成的探讨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文革”前。“文革”后，更是诸家蜂起，观点纷呈，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大地推向了深入。参见田居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讨论撮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国外学者则有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和黄宗智提出的“有增长无发展”论。马克思也曾指出：“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但上述研究均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社会现象，因此很难令人完全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