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十六辑》：完美整体社会史研究典范

□王玉贵

摘　要：作为一部耗费唐力行先生数十年时间和心血的关于徽学研究的精品力作，《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准确揭示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徽州社会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等三个要素，并始终处于互补互动之中，维系和拓展了徽州本土社会的内循环以及徽州与域外社会（大徽州）间的外循环，进而实现大小徽州间的频繁互动。

关键词：唐力行；《延续与断裂》；社会史；徽学

作者简介：王玉贵，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215006

唐力行先生的《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下文简称《延续与断裂》）于2015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虽是唐先生所主持的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世纪—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的最终成果，但同时也可视为耗费唐先生数十年时间和心血关于徽学研究的精品力作。读时如善饮者痛饮陈年佳酿时的畅快淋漓之感禁不住油然而生，无论是宏观结构上的谋篇布局，还是力透纸背的具体论述，或是顺畅活泼的文字表达，再或是随处可见的与前人的频繁互动等，都使《延续与断裂》成为一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一、小徽州里的内循环：宗族的力量

学界公认，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徽州，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是人们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好范本。问题是，这样的“典型区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有哪些具体表现？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唐先生发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徽州社会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等三个要素，并始终处于互补互动之中：从社会角度看，徽州宗族发达，透过宗族组织、家谱、宗祠、族田、佃仆等，可准确认识中国宗法社会的实态及其运作；从经济角度看，徽州除传统农业外，还有闻名遐迩的商业，透过徽商可以认清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从文化角度看，徽州理学昌盛，透过新安理学可以察知宋代以后理学对正统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徽商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以及商人心态^[1]。其中，徽商为乡村自治提供了经济保障，士绅担当起乡村自治的领导，宗族则是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而在这一结构形成的同时，徽州社会进行了文化整合，形成了读书（义）是功名、经商（利）也是功名的新价值观，成为徽州乡村社会结构三要素良性互动的内在驱动力^[2]。他还曾准确地揭示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徽州地域已形成的宗族组织、文化科学和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三者之间宗族居于核心地位，这便是该地域社会整体的特征。”^[3]宗族的核心地位具体表现在，宗族文化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宗族生活是徽州社会生活的核心。而徽商、徽州士绅与徽州宗族的良性互动又是“在徽州文化整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从而使得“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具有有持久性和超稳定性”。（第41页）

徽州作为“理学之乡”，向有“东南邹鲁”之称，文化十分发达。然而，在长期的文化整合中，徽州社会最终形成了“士商异术而同志”这一义利相通的文化特质。这就为徽商群体的出现和繁兴提供了理论和精神上的支撑，而徽商的勃兴又为舒缓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趋势提供了可能；徽商的雄厚实力，则为徽州地域社会的宗族组织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撑。正是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保持了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其中，徽商以其雄厚的资力资助教育与科举，并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士绅因掌握了文化权力，通过控制文会和乡评、编纂族谱和地方志、交通官宦并参与诉讼活动，而成为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宗族则成为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

起着组织作用的宗族，在徽州乡村自治中是一种“核心力量”。这种“核心力量”的发挥，一方面在精神文化层面，通过累世持续地墓祭、祠祭、修谱等保持和传承或重建宗族记忆的行为，来维系并强化着族群的认同意识，保持了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在物质层面，通过设立族田、义仓、义冢等，对贫病族人或乡党提供经济和医疗救助，纾难解困；兴办学校，吸收贫寒子弟免费入读；提供原始商业资金，资助族人外出谋生，发挥宗族的社会保障功能，进而与徽商和科举（而产生的士绅）实现良性循环，保障了徽州乡村自治的稳定格局。

当然，徽州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也并不总是呈现出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卷。一方面，随着商业活动的不断繁盛，商人的逐利本性（人欲）不断冲击着伦常道德（天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的背后，掩盖着的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冷酷现实，妻孥宗党则“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亲情、友情终敌不过人们对孔方兄的欲望和喜爱；另一方面，徽商外出后，常年杳无音讯，年轻的妻子们除了在精神上要忍受独守空房、冷对孤灯的巨大压力外，还要承受着侍奉公婆、养育幼子的生活重担。为了维持传统社会的运行，徽州社会特别强调妇女的节操，大量沉重的贞节牌坊下面压着的是众多年轻女子的孤魂，所呈现的则是扭曲、变态的精神文化。再者，徽商中取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外出经商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等而下之者甚至穷困潦倒到连自家性命也无法保住的地步。完全可以说，少数暴富的徽商是建立在众多经营失败者的基础之上的。在以“所获多少为贤不肖”的徽州商业文化氛围中，生意场上的失败者大多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只能客死他乡，陈尸野外。面对这些不和谐的面向，徽州宗族虽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积极干预，但这些干预要么失之消极、要么缺乏刚性约束，而效果有限，有的还和国策相合谋，如通过对节烈妇女进行旌表等，共同对留守妇女这一弱势群体进行精神上的控制。

离开对上述内容的深刻和准确揭示，徽州社会的真实面向显然是不完整的。对这些内容的准确揭示，既是实现整体社会史目标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唐力行先生作为社会史学大家的人文情怀，这是弥足珍贵的。

二、大徽州间的外循环：徽商的作用

出生于苏州、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南京、受大时代的裹挟而多年蹉跎于徽州近邻的唐力行先生最初是从研究徽学走上学术之路的，但具有上述独特人生经历的他，天然地具有将徽州社会与江南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亦即探讨大徽州间的外循环的优越条件。

对于徽州这样的多山地区来说，人地矛盾的日益尖锐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单靠地域内部的小循环显然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深居山区的徽州人的目光从来也没有为环抱的群山所遮蔽，并非偏隅一方，坐困守穷，构建起仅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单纯向自然界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索取，而是养成了从不向困难和命运低头的坚毅性格和奋发进取精神（即胡适所谓的“徽骆驼”），早就将生存和发展的目光投向了地域以外的大世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前后相继的徽商群体。

通过唐力行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徽州外出经商的成功者，除了将大量资金汇入家乡，以尽到为人子、为人夫和为人父的责任，并积极从事乡族的公益慈善事业，主动参与小徽州的内循环外，还积极进行大徽州间的外循环，实现宗族、士绅和徽商在大徽州的良性互动，进而为小徽州的长期稳定提供不竭的外部动力。

首先，成功的徽商富了不忘回报乡土，常常将族中乡党带出来经商。对经商中的失败者或遭遇困难者，徽商都会及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帮助。这一方面，减轻了小徽州长期存在的人多地少、自然禀赋严重不足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徽商又将巨额资金汇入徽州，维持了徽州社会的日常运转，形成了徽州区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www.xing528.com)

其次，徽商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本族、本土的政治精英或积极攀附和结交权贵，为开展商业活动提供政治庇佑，因此徽商兼有儒商和官商的双重品格^[4]。徽商具有官商的浓厚色彩，虽不应予以全盘肯定，但却是官本位国家的现实使然，是历史选择、趋利避害的结果，一方面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当然，也正是因为与封建政权的联系太过紧密，徽商常常成为朝代转换之际的殉葬品^[5]）。另一方面经营活动的扩张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又开阔了徽商的视野，徽州的空间范围也随之大大拓展。

再次，在客居地，徽商还复制了徽州本土社会的宗族组织，结成复杂而又庞大的关系网络，广为奥援，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徽商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徽商在他乡遇到诉讼，无不感同身受，“醵金出死力”“以众帮众”。（第148页）近代以来，实力雄厚的同乡会馆在周恤旅外族人方面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歙县旅沪同乡会章程明确规定：该会“为敦睦桑梓情谊，企图同乡公益而设”，具体办理：旅沪儿童之教育事业、增进公众幸福之事项、失业会员之救济事项、调解乡人之争议事项、援助乡人免除不正当损害事项等。（第164页）徽宁旅沪同乡会章程亦有调护指导旅沪各界之利弊得失、研究扶助旅沪同乡生计之盛衰、提携筹维旅沪同乡公益慈善助事业、共同援助旅沪同乡生命财产及横来之损害等规定，（第168页）且在1926年一年内就举办了8项护侨（即侨居他乡的徽州人）事务，涉及调解同乡纠葛和劳资纠纷、送患病的非会员同乡入慈善医院疗养、处理同乡与外乡人之间的矛盾等内容。（第164—166页）至于发展旅沪同乡之教育事业、增进旅沪同乡之公众幸福（如治疗病患、安葬死者等）、救济失业会员、援助乡人免遭不正当的损害（如参与处理三星楼菜馆被流氓捣毁、大来当主被谋杀、张恒兴茶叶店伙计被殴毙等事件）、调解劳资纠纷等方面的活动，就更是不遗余力。（详见第四章第二节的分析）当然，徽商的上述类似活动绝非仅限于上海一地，并由此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结成了由坐贾、行商和海商等构成的庞大商业网络，实现了徽州山地与江南平原、内陆与沿海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徽州宗族社会所形成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等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6]。正因为如此，大徽州间的外循环得以良性运行。

尽管大徽州间的外循环如同小徽州的内循环因遭遇太平天国的严重冲击而中断过一样，也曾在明末清初和抗日战争期间遭到过冲击而断裂，但由于内循环没有中断，一旦外部的大气候发生变化，待时而动的徽商便很快又将外部大循环重新恢复起来，进而实现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

当然，在分析大徽州间外循环的成因时，还应充分考虑“身份的焦虑”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意识十分浓厚和强烈的国家里，本应四海为家、逐利而往的徽商，固然可以通过广结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参与旅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公益活动等，以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从而为生存竞争获取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商人所占有的巨额财富、特有的经营手法和生活方式等也极易引发客居地民众的羡慕嫉妒恨，矛盾和冲突乃由此生发。作为客居地的“陌生人”和“他者”的徽商，通过积极开展业缘和地缘间的大循环，不仅有助于事业上的拓展，还能寻找到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经营获得成功的徽商更是通过周济乡党、回馈故里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三、大小徽州间的互动：整体社会史的呈现

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复兴之时起，就特别强调要进行整体研究，“社会史追寻的目标是整体的历史”，（第14页）防止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碎片化倾向。这是由社会史研究的特定对象所决定的。尽管学术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共识，但一般来说，不外乎研究日常社会生活所涉及的衣食住行用，扩展而及社会结构的确立与演变、社会问题的防范及其控制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即便有所涉及，用的也不是社会史范式，而是政治史或经济史的补充和衬托，如果没有整体史的关照，就特别容易陷入碎片化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但是，很显然，社会史的整体性或整体社会史中的“整体”与通常所说的通史（也应是一种整体史）意义上的上下或左右贯通不是一个层面的含义。“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由历史的碎片缀合而成的历史拼图也不等同于历史的整体”。（第15页）这就对社会史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史研究成果的高下之别，鲜明地反映出了研究者的境界。

确定社会整体史研究的合适地域范围和边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范围太大，失之空疏；范围太小，难成典型。一般说来，具有同质或近似性因素的徽州、苏南或江南等中观地域范围较为合适。《延续与断裂》辩证地提出，在整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既要守住地域疆界，把握地域疆界内的整体特征，又超越地域的疆界，探讨其与环境的互动”^[7]。（第16页）当然，这里所说的合适地域范围是相对的。就徽州而言，主要是因徽商的作用，它的地域范围有着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如此，“就把徽州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8]。

但问题在于，在徽州本土的核心层次到远至海外的外围层次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载体将其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呢？对此，唐力行先生指出，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提炼出来”，然后“再从要素与要素、要素与整体以及整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第15页）如此，也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较长时段里，在血缘、地缘纽带的连接下，徽商、士绅和宗族三要素在大小徽州内部及相互间进行互补互动（唐力行先生将其概括为三个要素、两根纽带和两个互动）的良性循环，使徽州乡村社会保持超稳定的状态，徽州乡村社会也就最稳定、繁荣（第28页）；当内外循环之中有一个循环被破坏时，徽州乡村社会就陷于危机状态；一旦内外循环都无法进行时，徽州乡村社会的传统自治格局就难以为继。（第21页）这一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将以往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长期缓慢发展、处于“超稳定状态”的观点，^[9]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徽州社会曾遭遇过多次内（外）循环中断的危机，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对外循环的强烈冲击和太平天国运动对内循环的严重破坏，但由于两个循环从未同时中断，因此徽州社会的整体地域特征因另一个循环的持续进行而在中缀后又得以缓慢恢复。然而时间到了20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伴随着全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极速确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自我循环很快便宣告完全中断，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终于寿终正寝，一场场号称为“群众运动”的政治运动在“运动群众”中接踵而至。尽管乡村社会在几十年间因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政治运动不断，乡民们的物质生活却长期无法提高，呈现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超稳定”结构和特征。

来自乡梓的求助与旅居外地徽籍人士的及时回应，构成了大小徽州间的良性互动。这里所说的乡梓求助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纯属私域范畴的生存和发展方面的困难，也包括涉及桑梓安宁、存续方面的大问题。徽属各旅沪同乡会章程均有救乡方面的规定，并积极开展活动，如1926年，徽宁旅沪同乡会曾出面呼吁绩溪县县长及两浙盐运史妥善处理临溪镇的盐行扣斤问题，并公开反对皖省鸦片公卖。此后这类活动有增无已，包括为家乡争取和平环境、举办慈善事业、弹劾贪黩官员、关注桑梓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详见第四章第二节的分析）正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开展，有效地实现了大小徽州间的频繁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徽州作为大一统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迁都无法摆脱高度专制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影响，而只有当双方都相向而行时，徽州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才有了政治和社会基础，反之不仅会导致内外循环的中断，徽州社会的稳定也就失去了制度依恃。在《延续与断裂》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封建王朝在徽州地域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影响力，这也是整体社会史研究所必须关切的问题。比如，在探讨徽州商人妇的社会角色时，作者正确地指出，商人的需要和明清王朝强化专制皇权的需要相结合，凝固为压迫妇女的宗族制度，造成了商人的肉欲横流与理学的道貌岸然的并行不悖、商人妇的勤劳才智与贞节牌坊下的愚昧交错。（第114—116页）又如，该书指出，徽州宗族组织的大发展是在明嘉靖十五年“诏天下臣民祀始祖”之后，此前虽屡有僭礼，但终究不合封建王朝确定的礼法，因而难以堂而皇之地进行，更难以在全社会普及开来。（第84—85页）显然，政治因素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再如，在探讨种族记忆的重建时，唐力行指出，“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得到了（封建）国家的支持，因为它与地方社会秩序重建是一致的”，（第376页）因而，作为宗族记忆的族谱编制和修订、地方志修纂就和国家层面的历史记述建立了“内在的联系”。（第307页）至于书中虽着墨不多但却屡屡提及的方腊起义、清军征服、太平天国运动、北伐战争、日本侵华、解放战争等，本身就是政治事件。所有这些横向的立体考察，都使本书成为了一部整体社会史的典范之作。

近代以来，受重视文化教育的地域传统影响，大批徽籍子弟纷纷远赴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京沪等地乃至海外求学，以求获得更多也更好的发展机遇。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尤其是到了民国晚期，政局动荡更加剧烈，且变化迅速，绝大多数的个体命运均已无法摆脱大时代的裹挟，不得不求助于徽州商人的同人组织。面对这样的求助，原本经费一向充裕的徽属各旅沪同乡会在连自身的生存都遭遇了危机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再得到积极回应了。（第353—354页）这也预示着离它的寿终正寝已为时不远了。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社会改造的进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在内外良性循环中至少保持了4个半世纪之久的徽州乡村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因内外循环的相继中断（就内循环而言，因土改的完成，不仅将士绅这一传统的乡村领袖尽行铲除，在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贫雇农则翻身成了新的乡村精英，在传统乡村自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宗族组织也被新的村级行政组织所代替，国家政权直接控制了传统村落，乡村自治不复存在，从而导致内循环的彻底中断；经费和办公地点均无法解决的歙县旅沪同乡会于1953年5月初宣告解散，标志着外循环的完全断裂），也终于走到了的尽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这为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史研究画上了句号，但问题的本质或（更）在于，这新翻开的一页，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人为强加的结果？进而言之，对徽州社会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呢？这就需要人们秉持科学的态度予以客观的揭示，也是作为读者的我期望于唐先生的下一步研究能予以解答的问题。

当然，与所有研究成果一样，《延续与断裂》一书尽管将徽州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明显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一部新意迭出、极富学术含量的整体社会史的典范之作，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学术界对该区域所有问题的探索。薪火相传是人类进步、社会变迁和学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期待有更多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探索的优秀新成果面世，但很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