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林
摘 要：清代武科考试之防弊，从场前回避、保结、审音，到场内约束考官、点名搜检、记录成绩、印面印臂、验对笔迹、弥封试卷、统一笔色，再到场后磨勘文字、复试考生，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可谓严格完备。历朝对武场纪律屡申禁令，违反者待以峻法严刑。然而，防弊方法越精密，禁令申饬越频繁，正好反映出作弊手段越高明，舞弊情形越严重。同时，舞弊手段越进步，防弊方法也随之越精密，两者互相敌对却又相互促进，武场积弊陈陈相因。武科“致公之难”的困境，也直指传统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却难敌体制内外徇私钻营者的联合夹击，以致不少规条形同具文。防弊制度设计与其运作实况之间，往往存在误差与分殊；也正是此种误差的存在，不断推动制度建设随时应势改进。
关键词：清代武科；防弊；舞弊；制度设计；实际运作
作者简介：李林，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200241
中国古代育才造士，文武并重，选士制度亦有文武两途。武科自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创置，历代大致相沿，不断完善体制。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因旧式武科不敷时用，正式停废。清代文、武科考，定例皆为三年一试，均分为县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合格者各得授予文武生员、举人、进士荣衔，可谓两条“平行路径”（parallel tracks）。[241]清代武科各级考试，均分为外场、内场。外场试武艺，又分两场，头场试马箭，二场试步箭，以及开弓、舞刀、掇石三项技勇。内场试文艺，起初考策、论，主要以《武经七书》为准（康雍乾三朝曾短暂考过《四书》），主要关涉行军选将之道。后因武科士子文艺日益不堪，嘉庆朝内场改为默写《武经》100余字。[242]有清一代，虽然武科总体影响不及文科，但两者均为科考入仕正途，国家均视为抡才大典。为了重名器而别流品，防场弊以杜幸进，立法备极细密严格。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际执行中，舞弊情形却层出不穷。有关文科考试，前贤研究已汗牛充栋，学术经典亦复不少，但武科研究则相对沉寂，更鲜见专研武科防弊、舞弊与惩处的论著。[243]笔者尝试连缀参撷各类档案与史料，对此稍作梳理论析。
一、场前之防弊与舞弊
场前防弊之要点，在于确认考生之身份与应试资格，并预防考官与考生之间因为亲缘、地缘等关系而通同舞弊。至其具体办法，除有主要针对考官之各项回避规定，更有针对考生之各项保结制度及过堂规定。为防止考生冒籍应试，武场亦与文场一样，引入审音制度，略述如下。
（一）回避制度
科场订立回避章程，在于预防考生与考官、场官相熟，甚或有血缘、姻亲关系，而致瞻徇舞弊。故科场定例，首于亲属回避制度，规定綦严。武场亲属回避之范围，以《武场条例》所载，涵盖父族、母族及妻族，并与服制及籍贯结合。其原则如下：
入场官员之子弟及同族，除支分派远散居各省各府、籍贯迥异者，毋庸回避外，其余虽分居外省外府，在五服以内，及服制虽远，聚族而处之各本族，并外祖父、翁婿、甥舅、妻之祖、妻之嫡兄弟、妻嫡姊妹之夫、妻之胞侄、嫡姊妹之夫、嫡姑之夫、嫡姑之子、舅之子、母姨之子、女之子、孙女之夫、本身儿女姻亲，概令照例回避，不准入场。[244]
亲属回避之外，考官尚有籍贯回避。雍正十二年（1734年）定例，武科县试，武生童试外场骑射，地方督抚、提镇不得委派本籍武职会考。若同城武职皆系本籍，则于附近别府调委。然此时之籍贯回避范围，仅以500里为限，本省别府之武职仍可会考。乾隆三年（1738年），以本省武职较射，难免请托之弊，令嗣后武童试外场较射，均委调别省籍贯之武官。外场考官之籍贯回避范围，由同省异府扩大至异省籍贯。[245]武科乡试内场，例以督抚为主考官，其同考官之籍贯回避变化，恰与外场相反。清初各省武乡试，内场同考官必须由邻省调取。直至乾隆元年（1736年）贵州武乡试，仍由邻省调取科甲出身之进士、举人6名，校阅内场策、论。[246]然远省交通不便，跋涉不易，且同考官调自外省，徒增科场经费开支，故奏请嗣后内场同考官一律自本省调取。
考官回避之外，对部分身份特殊之考生，亦有籍贯回避规定。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准两江总督高晋奏，外省官员子弟不准在现任本省应试，亦不准入伍食粮，以兵丁身份冒试。本省官员子孙，亦不准于现在任所地方应试，须各归原籍本县考试。[247]以上诸制，均为防止因人情之私而害选举之典。
（二）保结制度
武科亦称抡才大典，为体现重名器而别流品，要求自进身之初武童应试，以至此后各级考试，必须声明身家清白，而且应试时无刑犯、匿丧、冒籍、顶替等违碍。为确查应试者之资格与身份，又定有责任连带之保结制度。武童应县试之先，必须取具邻里甘结，应试武童五人连名互保，并须同籍廪生一人作保，始准应试。清代严惩匿丧，武生童应试，须取具甘结，声明并无隐匿亲丧。如遇本生父母丧期，武童、武生俱不准应试。若蒙混冒进，应试者严行查究，扶同冒结之人亦一体坐罪。[248]
武场廪生保结制度，始于雍正末年。武生无廪生、增生、附生之分，雍正十三年（1735年）议准，武童应考武生，需本籍文廪生一人保结，于点名散卷时识认。若有顶名冒替，将该廪保黜革治罪。然规定廪生保结，又启弊窦。廪生遂视此为利薮，乘机勒索武童。故又有上谕申饬，廪生若认识应保之童生，应为保结，并不许勒索规礼。[249]
武童取进后，若武乡试合式，作为武举赴京会试时，亦须取具文结。文结之内，须如实填注该武举年貌、籍贯、科分、名次、三代等信息，并声明在原籍并无事故违碍之处，兵部方能收考。依武举籍贯及身份不同，应试文结分以下四种情形办理。
第一，京师八旗武举会试，由各旗岀具文结，并造履历清册咨送顺天府，再由顺天府备文送兵部，入册考试，文结内应声明满洲、蒙古、汉军并包衣满洲、蒙古、汉军字样，分别填注；第二，各省驻防武举赴京会试，由将军、都统等衙门咨送，并由各京旗造具年貌、三代、科分、名次清册及到京日期，报兵部入册，兵部先期行文值年旗，转行各旗内务府办理；第三，各省民籍武举会试，由原籍地方官具结申送布政司，再由布政司转详督抚，发给应试文结，同时亦须造具武举履历清册，报兵部查核；第四，武举投效军营已准留营差遣者，由各营给咨应试，仍造具年貌、籍贯、三代、履历清册，报兵部查核。[250]
各省武举得发咨文，赴京会试，须于限期内赴兵部投文。再由兵部订明日期，集齐武举，按省份、名次依序经过兵部大堂，南入北出，验明身份，并取具同省同考五人互为保结，称作“过堂”。若文结或手续未齐备，不准会试。[251]
武举应试文结，亦有特别规定。若旧科武举会试未中，留京练习弓马，未及回籍起文，准其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参与会试。惟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因路途较近，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始，规定两县武举必须由顺天府给文，不准仿外省武举取具同乡京官印结会试。[252]
（三）冒籍、审音与混考
科场应试举子或为贪求较高取中机会，或为隐匿于己不利之真实籍贯与行迹，假冒籍贯应试者，在在有之，文武科皆然。[253]关于冒籍认定与查处，清初已有明文。顺治二年（1645年）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应试。”[254]康熙、雍正、乾隆间屡申此令，并令地方官彻底清查。武童应试者必须为本地土著，或已有田产、入籍者，取具邻里甘结，武童互结，方准赴考。若违规冒籍应试，将地方官议处，武童照冒籍例治罪。已经冒籍者限期自首，勒令改归原籍考试，否则斥革治罪。[255]定例虽严，然冒籍之弊，屡禁不止。冒籍问题，童试一级尤为严重。因应试人数众多，彻查不易，且部分地方官吏渎职瞻徇，隐匿乃至伙同舞弊。
除严令彻查童生籍贯，为防冒籍，另有“审音”制度。即应试之先，经过互保、派保（文科）之后，再进行口音核对，以判断应试童生是否确为本州本县人，或是否已入籍达20年。[256]“审音”之制，起初主要针对顺天府宛平、大兴两县童生。然清代科场冒籍严重，全国皆然。乾隆十八年（1753年），礼部奏请严查冒籍，即称“冒籍之盛，不独大、宛两县。凡顺天府属，在在有之，次则天津一府。……每科中式，顺天、天津两府合计，几及解额之半，其土著者才什之二、三而已。外府士子因上进途艰，往往中年废业。”[257]
地方生童名籍既难彻查尽核，遂滋重名冒考及杂流混考之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湖南学政谢阶树奏称，考试武童时查出重名不到者，宝庆府属共有1 396名，永州府属有1 563名，桂阳、郴州、衡州所属各县，重名冒考者亦多至百数十名不等。此外，除事先查明阻止应试者，县试时查出不符资格或不应与考者，亦有匿丧者26名，皂役11名，演傀儡戏者1名，闹事光棍1名，顶替1名，僧人1名，宰牛屠户1名，挑盐脚夫2名。[258]此奏上达，上谕申饬地方官员失职，令严加查办，实力整顿，可见此时武童重名冒考及杂流混考积弊之深。
二、外场之防弊与舞弊
清代武科各级考试，均分为外场、内场。外场试武艺，又分两场，头场试马箭，二场试步箭，以及开弓、舞刀、掇石三项技勇。武科抡才，甚重武艺，故外场防弊尤为重要。其防弊之要点，除了防止考官徇私，更在确查、记录考生各项技艺考试的等级与成绩，同时确保外场合式者依照规定进入内场，今述其法如下。
（一）约束考官
清初武科内场关防甚严，一如文科，然外场关防则不甚严密。以武会试为例，外闱考官经硃笔圈定、听宣谢恩后，仍各自回家，次日始赴武场典试，且武考期间亦须画题衙门案稿。又武闱开考后，外场监射大臣白日监射，夜晚仍归私宅，易生弊端。乾隆七年（1742年）议准，外场考官钦定宣旨后，暂停一切稿案画题。[259]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议准御史李廷钦条奏，武会试及顺天武乡试外闱监射大臣、较射大臣、监试御史听宣后，既不准归私宅，亦不准在外闱邻近武举之处居住，以防探听消息。此类考官俱于城内距外闱稍远之处住宿，以远嫌疑。顺天武乡试外闱考官，应赴德胜门内附近庙宇住宿。此外，外闱考试大臣不准随带官员，随带跟役亦不得多于四名。兵部所派供役人员，由提调官严加管束。若考官及执事员役违例，由监试御史指名参奏，并交吏部议处。[260]
各省武生童考试，亦规定委选会同学政考试外场之武职，自奉文之日至考试完毕，须加紧关防、封门回避。考试期间，不得与本地人士私相往来，其家人、兵丁亦不得私自出入。并由提调官留心访察，纠劾举报。[261]
（二）骑射技勇考试之防弊与舞弊
清代武科重外场，尤重骑射，故关涉箭枝之制备、管理与记录，规制亦严。外场用箭，乃统一制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题准，武会试及顺天武乡试考生领箭后，须先在箭上自书姓名，射毕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员收箭，送往收箭棚内核实，考生射毕再赴收箭棚报名领取，凭以登记中箭枝数。外场考试时，亦派营员严加巡查，若有闲杂人等在落箭处及收箭棚附近窥伺，希图打箭，立即锁拿，枷号示众。[262]
外场各项成绩，皆即场详细记录，统名“记箭册”。[263]且乾隆间已议准，武会试及顺天武乡试外场记箭，考试官与兵部堂官、监试御史各执一本记注。各闱箭册每晚须入箱封锁，交提调官收掌，钥匙则由监试御史保管，次日再公同取出校阅。外场试毕，依士子成绩分别双好、单好字号，再将箭册封固入箱，由顺天府派员送入贡院，钥匙亦由监试御史携入内闱。到时一并取出，三册互对。[264]
外场考试马、步箭，虽然监督甚严，亦时有虚报用弓力数，或串通执事兵弁虚报中箭枝数等弊情。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武闱乡试，太原营鼓手与武生通贿舞弊，捏报中箭。高宗令彻查严处涉事人员，并谓“朕知武闱外场，虚擂捏报乃向有之事。因传谕该抚严切审究，始讯得贿嘱确情，自应照例治罪，以示惩儆。”[265]至于外场开弓与掇石，亦有舞弊之法。齐如山先生述武童此项舞弊与防弊细节，颇为生动：
用两根绳彼一端各系于足上，这一头则各系一个铁钩，暗握两手中。绳由衣内隐藏，拉弓时以钩钩于弓弦，借着腿的力量，可以多开半个劲，提石更能借力，因为有这些情形，所以后场就被轻视了多少年。后因有不肯作弊之人反对，上呈子告状，主张挽弓提石时，都脱了衣服，这个办法自然可以杜绝弊病，但官场以为，国家考试大典，士子都要穿官衣，何等郑重，脱去衣服，未免有失官体，不果行，后来斟酌至再，乃令都袒右臂，则钩子不能隐藏，此弊才能杜绝。[266]
（三）印面、印臂与“指纹识别”
武科应试者，多长于外场武艺而内场不能为文，遂致内场冒名代考日多。为防此弊，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定，武科乡、会试头场马射合式者，于两颊印记，并令武生、武举亲填姓名、年貌、籍贯，以便核对入内场。[267]然面上印记之法，未能有效防弊。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一月，贵州巡抚定长奏称，面上印记易于模仿，且印记受汗渍后，模糊难辨。而箭册所记士子身材、面貌，不过身高身中、有髭无髭之类，不甚准确，易于蒙混。因此，定长提出“指纹识别”之法：
惟手上十指，罗纹为箕、为斗，人人互异。若据箕、斗识认，实杜顶冒之弊。臣请嗣后各武闱，凡武生应试者责令教官，兵丁应试者责令该管营员，各验明生、兵两手箕、斗，于□送文册内所开年貌之下，切实注明。[268]
斗纹亦称螺纹，为指肚之涡形圆纹；箕纹为外围不封闭之流纹，因状如簸箕而名。指纹乃个体特有身份标识，几无两相重合之可能，故至今亦为身份识别之重要依凭。定长远在乾隆间已晓此理，并拟用于科场防弊，可谓创新先见。以定长之议，武科外场应在二场考试马、步箭及技勇，以及三场点名搜检之时，皆逐一以粉涂指，验明箕斗，方许入场。指纹识别之法，的确远较面上印记精准。若能严格执行此法，于防范冒名枪替大有裨益。然乾隆皇帝所虑并不在此，硃批：“此事太琐，成何政体”！此议遂寝。
然面上印记，确非良法。同年十二月，安徽巡抚高晋奏称，“头场印面后，计至三场点名时，将及经旬。非惟保护维艰，亦且观瞻不雅，应请改印于左、右两小臂。”[269]高晋此项奏议，乾隆皇帝甚以为然，批曰：“武闱印颊之例，原以防弊。但国家设立武科，将以备干城之选，而印记两颊，殊非待士之体。”[270]遂令兵部议覆，从高晋之请，改为印臂，且相沿至清末废科。
三、内场之防弊与舞弊
武科内场考试文艺，起初考策、论，主要以《武经七书》为准，出题主要关涉行军选将之道。后因武科士子文艺日益不堪，嘉庆朝以降改为默写《武经》100余字。武科内场防弊之要点，在于确保进入内场者与外场应试者身份一致，且其内场文字为入闱期间独立完成。同时，也要防范考生信息过早公开而影响阅卷公正，并明确各考官阅卷流程与职责，以防弊情，其规制大要如下。
（一）验对亲供
验对亲供，其意亦在预防枪替。其法，士子考试外场骑射时，每人发给一纸，令亲填籍贯、三代信息（姓名、存殁、仕否）及本人年貌，称作“亲供单”。[271]取进时，再令复填亲供信息，验对笔迹。[272]武场验对亲供之制，至迟于康熙间已行之，然难断内场代考之弊。雍正九年（1731年），湖南学政习寯疏言，“武童之外场好者，或策、论不通，或请枪手代考。或点名入号时，调换试卷。又合式武童自揣技勇不及，惯为倩代，以致作奸犯科，种种情弊。”为此，习寯奏请严格验对亲供，以绝内外场调换之弊。并于内场考试时，将外场“好字号”武童与“合式”武童坐号隔别，以防临时代倩。[273]
然制度之定立，往往与其实际执行有所偏差，乃至相去甚远。清季武童填写亲供情形，齐如山先生记其亲身经历云：
我实实在在看见过绝对不能识字之人，绝对不能识字，而又想混个功名顶立门户，则只好考武了，于是乎就闹的笑话百出。因为要考，不能不练练写字，至微自己的名字总要写的上来，所以仅能够写自己名姓之人，总有百分之九十，能写自己三代者不过百分之十，能默写武经者，则或有百分之一，所谓默写者不过照钞而已。所谓能写三代之名者，固然甚少，能知者亦不多，我就替武童生写过，问他三代都叫何名，大概都知道自己父亲之名，但有许多只知道乳名，一次我问一人，汝父何名？他说叫狗儿，问他大名或学名，他都不知，他说只听得他祖母永远管他父亲叫狗儿。再问他上两代，知道祖父名的还有，知道曾祖名的就很少很少了。你再问他怎么办，他脑思倒是很活动，说你找吉利字随便写上几个就是了。[274]
武乡试取中后，照例顺天中式武生须于复试以前，取具五人连名互结，亲赴兵部填写亲供。各省武乡试毕，应晓谕诸生等候发榜。再由监临、督抚、提调、监试各官点齐中式武举，赴贡院填写亲供。并将亲供单与考卷一并解交兵部，磨对笔迹。如中式武生抗违不到，或笔迹不符，即题参讯究。[275]而且章程亦有明定，若逾限不填亲供，不准应会试。严令之下，亦有抗违不遵者。乾隆间浙江学政李因培奏称，部分武举中式后屡经催促，不赴学政衙门填写亲供，甚至不应武科会试。[276]此类乡居武举，大多不图上进，反而成为地方社会乱源。
（二）内场点名搜检与严密关防
武科内场进场之点名、搜检，以及严密关防之法，大致同于文科。如武会试及顺天武乡试内场，兵部先期行文步军统领，委派巡捕营官2员，各带兵20名，于贡院东、西砖门外，照册点名搜检，[277]再放入砖门。大兴、宛平两县官员在大门两旁照牌点入，大门内再令千总搜检，监试御史才按名给卷。场外墙垣亦须昼夜巡查，由兵部先期行文步军统领及都察院，派拨五营、五城弁兵员役执行。除了搜检应试举子，内场入闱官员之跟役及执事人等，亦一律严加搜检。倘若发现串通士子，代为怀挟舞弊，跟役从重治罪，本官照失察家人犯赃例议处。[278]
考生进入内场后，更需严密关防，以防传递、代写。乾隆七年（1742年），御史薛澄条奏武闱事宜，称号舍院墙低矮，易于超越，应将邻号院墙增高数尺，并照外围墙一律加以荆棘，确保锁院深严。又谓贡院四角各建一楼，设员瞭望，本为防止士子越墙出舍。然近年停设此官，只存空楼，请嗣后每楼仍派佐贰首领官一员，带役数名瞭望稽察。若该员役徇纵舞弊，由知贡举、监试官参究处治。[279]兵部议覆，均从所请。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杨九思亦奏，提调武会试时见试卷中往往有文理清通、字画端楷者。然经查访，发现武场内不无传递之弊，甚至将试卷传出代作代写，请严防范之法。旋经兵部议准，嗣后顺天武乡试及武会试内场出题之日，令监试御史督率委官，挨号查验试卷，如有传递，即行严究。内场供事之水火夫役白昼差使完竣，即扃闭空房，不许擅自出入。且考场围墙之外，令巡捕营多派兵弁昼夜巡查，以肃场规，严防传递代倩之弊。[280]
其实立法越密，恰好说明弊情越深。京师武场尚且如此，各地童试情形万殊，难以画一彻查，问题更多。[281]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琇上《肃清学政疏》，已直指学政考选生童多受贿舞弊，谓明伦堂乃“钱神交易之地”。对武童考试时地方官吏通同舞弊之情形及后果，指陈尤切：
更可骇者，尤莫若考入武庠之一途也。文童之真者，尚间有一二；至若武童，无论州县大小，概以贿进。只缘此途不行磨勘，无关声价，尽以此项充之囊槖。且自行贿卖之外，复有各处进士、举人之常例，教官、巡捕等职之恩典。或二人一名、一人一名，俱以武生应之。至中有通线索、连首尾者，包去三、五人不等。甚至书吏、皂快、水夫、火夫之类，亦皆合班成群，指武生为讨赏之具。而缘入武庠者，俱系无赖棍徒，不习弓马，不谙韬略，假阿堵为护身之符。一旦衣顶到身，抗粮把持，唆讼武断，率由此辈。凡此诸弊，孰非学臣之贪滥所致？而学臣之贪滥，又孰非督抚之护纵所使也？[282]
郭琇此奏，硃批谓“这本说的是，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然地方官吏积弊陈习既深，利益关系亦盘根错节。故武场积弊依旧，朝廷亦不断申饬。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有上谕：
各省学臣考试，闻有弓马平庸、文理麤通之人混入内场，越号换卷，传递代笔，贿嘱倩代。揆厥所由，总由府州县考试时，每以广收博取，市宽大之名，无论骑射优劣，悉行录送。遂令技艺不堪、汉仗猥琐之辈，混入内场，种种作弊。嗣后府州县官考试武童，倘不悉心校阅、滥行录送者，着该学政题参议处。其学政校阅外场，尤当加意选择，若将平常懦弱之人滥列好字号，入场取中，亦着督抚查参。[283]
彻查严处，绝非圣旨一下就能达成。偶尔究办一二典型案例，亦难儆效尤。因此，虽然朝廷屡颁严令，地方官民舞弊撞骗，千方百计。道光十一年（1831年），御史达镛亦谓武场附近多有银号、布铺之人，扮作摆摊、卖药等探听风声，随机撞骗。旋发上谕，责成监试御史及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认真访查惩办，以杜弊端。[284]仅看制度条规，可见内场关防甚严，但实际运作中却防不胜防，场规渐坏。
（三）内场试卷弥封与用笔规定
清代武科内场不似文科之有誊录与对读，防止考生信息泄漏之法，仅有弥封。武科内场弥封清初已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顺天武乡试考官博通阿等奏称，武乡、会试卷面弥封甚薄，定嗣后将卷面折迭，外用厚纸两层封固。[285]嗣后此法相沿，弥封不断加厚，并照文场例办理。光绪九年（1883年）又议准，武闱内场试卷弥封白纸再行加厚，并仿文科礼部弥封之式，将考生姓名、籍贯严密封固，再钤盖关防，以昭慎重。[286]
武科内场阅卷用笔初未划一，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准广西巡抚奏，武场士子答卷用墨笔，嗣后各房考官阅卷用紫笔，主试抚臣用蓝笔。如有添改，照文闱例按笔色查议。次年兵部奏称，蓝色易于洗改，故嗣后主考官改用赭黄笔，印卷戳记及一切原用蓝色之处，俱照文场之例改用紫色。[287]
清代武科本不重内场，改写《武经》后更形同虚设。其弥封糊名、阅卷用笔之法，不过因循故事，渐失本意。清季武童试内场情形之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这般考武之人，大多数都不识字，多是雇人代写。每逢考这场时，总有人顶名混入，自己带着一部孙武子，代别人照钞，办理考试。管点名之人，一定是礼房之书吏，他一定有亲戚朋友混入，挣这些个钱，所以永远不会破案；而且考官们也都知道这种情形，绝对不会认真。于是这种默写武经之卷子，交了卷就捆起来，绝不会有人看的，不过是国家的功令，不能不照办就是了。[288]
四、场后之防弊与舞弊
武科场后之防弊制度，主要有磨勘与复试两项，意在重新核对士子笔迹，复查其内场答卷，并重新考验其外场技勇，最终确认考生信息与成绩真实有效。以下所论，乃清代武乡试之磨勘与复试规制。武会试后之磨勘与复试，其法大致相类，此处不赘。
（一）场后磨勘
清初武科乡试无磨勘之例，康熙十七年（1678年）题准，直省中式武举试卷、亲供限出榜后十日内，解送兵部磨勘。[289]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停武举试卷解部磨勘。[290]此后各省取录武举，外场技勇每多虚报不实。清初部分省份刊刻武乡试录，已注明新中武举外场成绩，然未悬为定制通行。
嘉庆六年（1801年），令仿文闱磨勘之例，嗣后各省刊刻武乡试题名录，须一律注明各中式武生马、步箭及弓、刀、石各项成绩。俟各省题名录进呈齐备，发交兵部逐一核对。嘉庆九年（1804年）正式推行此制，并订立磨勘条例。马、步箭必须各中五枝及以上，方为合式。弓、刀、石三项技勇均列头号为最优，一、二项列头号者为合式。若有两项列二号，罚停会试一科；一项二号、一项三号者，罚停会试两科；两项三号者，罚停会试三科。若马、步箭仅中五枝，又有两项技勇皆列三号，将本生所中武举斥革，考试官分别议处。顺天武举乡试，本由兵部侍郎会同顺天府官员较射，不宜再以兵部磨勘自查。嘉庆九年亦议准，顺天武乡试竣，从内阁，及吏、户、吏、刑、工五部，以及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职员内，钦点二、三名磨勘。[291]
（二）场后复试
武乡试初亦无复试之例，清季始行。《清史稿·选举志》载：
复试始乾隆时。初制从严，仅会闱行之。不符者罚停科，考官议处。三次复试不合式，除名。道光十五年，始复试顺天武举如会试例。咸丰七年，复试各省武举如顺天例，然稍从宽典矣。[292]
《宣宗实录》亦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上谕内阁：“本年顺天武闱乡试取中武举，着兵部即仿照武会试复试例，具奏办理。着为例。”[293]武科乡试复试，即自此始。
顺天武乡试复试，于出榜揭晓、磨勘之后，由顺天府按乡试原册，将新中式武举成绩造册送兵部。经兵部题请，由亲王、郡王及六部满、汉堂官内钦点二、三员，传集武举复试。若新中式武举复试成绩参差不符，罚停会试一科，原闱监射、较射大臣交部议处。该武举若欲再应会试，须与下届新中武举一体复试，初次因何项技勇不符，即复试何项。积至三次复试不能合式，即将其合式字样注销，仍准以武生、兵生再应乡试或入营食粮。三科无故不复试者，注销中式字样。[294]
各省武举由督抚考取，若再令督抚复试自查，不免形同具文。故各省新中式武举之复试，须赴京进行。其法，各省乡试武举中式后，限令于次年武会试前八月初一至十五日，赴兵部投文到齐。兵部核计中式人数，奏请钦派王大臣分闱复试。其复试办法及罚黜则例，与顺天复试同。三科无故不复试者，亦注销中式字样。[295]
磨勘与复试已为防弊措施，为了防止该防弊措施执行中又有舞弊，武乡试磨勘、复试又有回避规制。因顺天武乡试本由兵部侍郎会同顺天府官员较射，不宜再以兵部磨勘自查。嘉庆九年（1804年）议准，顺天武乡试毕，从内阁及吏、户、礼、刑、工五部，以及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职员内，钦点二、三名磨勘。[296]同理，各省武举由督抚考取，不宜再令督抚复试自查，故各省新中式武举，须赴京由兵部奏请，钦派王大臣复试。[297]为防弊而立制，复另立制而防此制之弊，足见其设计之缜密；同时，也可见建制之繁复，条文之冗杂。
五、余 论
清代武科考试之防弊，其根本宗旨在于致公、抡才。其制度之关涉对象，则遍及考生、考官、场官、兵丁、杂役，乃至考生家族邻里、一切有关此项考试之人。其制度规范之流程，则包括自报名至取中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具体而言，从场前回避、保结、审音制度，到场内约束考官、点名搜检、记录成绩、印面印臂、验对笔迹、弥封试卷、统一笔色，再到场后磨勘文字、复试考生，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可谓严格完备。而且对武场纪律屡申禁令，违反者待以严刑峻法。即便今日各项考试管理制度和防弊措施，在技术水平和实施手法上或许有所不同，但细加考究，则不难发现背后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原则仍然大同小异，颇多互通之处。其实，只要以大规模竞争性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机制，就必须严肃考虑和对待考场防弊和舞弊问题。如何最大限度确保考试的公平和公正，维护多数考生的权益，乃古今考试组织者、管理者和实施者都需要直面的难题。
换个角度来看，防弊方法越精密，禁令申饬越频繁，正好反映出作弊手段越高明，舞弊情形越严重。邓之诚先生序《中国考试制度史》，谓“科举历时独久，弊亦最著。防弊之法，监守巡察糊名誊录磨勘回避，且严刑峻法以临之，不可谓疏，而弊则益随之滋长。”[298]同时，舞弊手段越高明，亦导致防弊方法越益精密。清季报刊谓“一法立，一弊生，凡事皆然，而科场尤甚，亦在乎防之而已。更恐防弊之法立，而作弊之端，即由此而生，则防之可不加严乎？”[299]考试防弊与舞弊之博弈，犹如警察与盗贼、猫与鼠、医术与病菌，相互敌对而又互相促进，彼此皆在互博中提升手段与水平。因此，清代武场规程详备，然其弊情却甚为严重。而且越至中后期，弊情越益凸显。[300]结果，武科所选之人武艺或有可取，然大多文墨不通，这也是武科遭人诟病、难以有效拔擢真才的原因之一。武科应试者大多长于武艺，短于文艺。考试内场时，只能凭借作弊手段，希图进身。而监试人员亦知此乃彼辈惯习，一旦严行禁绝，将致终场所取不敷中额，于是明知而故为宽纵。[301]更有甚者，收受陋规，内外串通作弊，共坏场规。
武科考试“致公之难”的困境，也直指传统政治体制的根本症结。究极而言，考选制度仅为政治体制的一环，[302]如果整体政治体制存在“结构性问题”，其运作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与内部制衡，就很难企望考试制度能出污不染。此种大势之下，再完备的制度设计，也难敌体制内外徇私钻营者的联合夹击，以致不少规条形同具文。明白此理，便不难理解清代武科为何防弊措施严密至极，瞻徇舞弊却层出不穷。中国以考试抡才，历史既久，考法详备。防弊之法，亦备极严密。若论考试防弊设计之严密，举世之中恐无出中国之右者；而考察舞弊手段之“高明”，寰宇之内亦恐难有能望中国之项背者，甚为吊诡。最后也需要指明的是，此篇讨论之依归，并非要否认考场防弊制度建设之无益。相反，恰是因为在传统政治场域中，人事之灵活往往挑战制度之规定，就更需要建立明确而可靠的制度，以为施行之依据。同时，又需在施行过程中根据所遭遇的问题，因应情势之需求作出修正。制度设计与其运作实况之间，往往存在此种误差与分殊；也正是此种误差的存在，才不断推动制度建设随时应势而作改进，不断臻于完善。
【注释】
[1]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3页。
[2]君臣关系问题相关学术前史，参见拙文《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宾道”观念》（《泰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李志刚：《周代燕飨礼与“尊君”观念的变迁》，《国学研究》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47页。
[4]笔者曾论述商周时期存在着以神为宾的观念，看来在先秦时期“以……为宾”是一种社会常态，即所谓“宾道”观念存在于社会多个领域。参见李志刚《以神为宾：商周丧祭礼制中人神关系的新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5]杜佑：《通典》卷71《嘉礼·策拜诸王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59页。
[6]王应麟：《玉海》卷73，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7页。
[7]李志刚：《周代宴飨礼的功能》，《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8]《仪礼注疏》卷二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2页中。本文十三经均源自此版本，下不详列。
[9]《礼记正义》卷二五，第1446页上。
[10]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8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12]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13]《周礼注疏》卷三三，第864页下。
[14]《礼记正义》卷六二，第1687页中。
[15]于省吾：《甲骨文诂林》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67页。
[16]《礼记正义》卷二五，第1444页下。
[17]《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二，第2035页上。
[18]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19]晁福林：《金文“蔑历”与西周勉励制度》，《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0]《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第1817页中。
[21]庞小霞：《商周时期邢都邢国邢地综合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2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7页。
[23]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24]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5页。
[25]陈民镇、颜伟明：《清华简〈耆夜〉集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9月20日。
[26]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7]《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0页。
[28]《尚书正义》卷一九，第243页下。
[29]《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35页。
[30]至于为什么以毕公为宾，李学勤先生认为毕公与周公一样，是武王之弟，且在伐耆战役中，可能战功最大。（《清华简〈
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但据《小盂鼎》，盂战功卓著，却不为饮酒主宾，可见毕公为宾为客，不一定是因战功。
[3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32]刘孟骧：《“多子”、“多生”与殷商社会结构》，《文史哲》2000年第1期。
[33]林沄：《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4页。
[34]《尚书正义》卷一五，第216页下。
[35]顾炎武原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36]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0页。
[37]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页。
[38]裘锡圭：《关于商代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306页。
[39]《周礼注疏》卷一八，第760页中。
[40]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0—102页。
[41]李志刚：《周代宴飨礼的功能》，《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42]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43]李学勤：《释“出入”与“逆造”》，《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0—182页。
[44]杨树达：《弭仲簠再跋》，《积微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45]《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三，第1802页下。
[46]《礼记正义》卷一一，第1323页上。
[47]《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四，第1888页下—1889页上。
[48]春秋时代，后进国家到先进国家去“问礼”屡见不鲜。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于鲁，表现出的欣羡之情，一方面反映出鲁作为文明之邦保存礼乐较完备；另一方面反映出吴国的荒蛮及礼乐知识的相对贫乏。再如，《论语·八佾》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历代学者认为此表现出孔子的好学与谦卑，当然不假。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孔子的“每事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王官之学”到“百家之学”的转变。可见对于经典文献所载的“问礼”现象，不能马虎视之。
[49]褚寅亮：《仪礼管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50]《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第1905页下。
[51]《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第1910页中—1911页上。
[52]杨华主编：《楚国礼仪制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68页。
[53]《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第1913页中。
[54]李志刚：《祭飨宾飨异同考——兼及“〈飨礼〉存佚”问题》，《齐鲁文化研究》第13辑。
[55]《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5页。
[56]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5页。
[5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5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8页。
[59]石光英：《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89—790页。
[60]阮明套：《从〈酒诰〉看周代的饮酒礼——兼论殷周礼制的损益》，《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61]《春秋左传正义》卷二○，第1860页下。
[62]《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二，第1875页上。
[63]《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八，第1822页中。
[64]《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第2132页下。
[65]《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九，第2173页中。
[66]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
[67]《春秋左传正义》卷四○，第2012页下。
[68]《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八，第2000页上。
[69]石光英：《新序校释》，第814—815页。
[70]《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3197页。
[71]《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72]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
[73]《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一，第2106页下—2107页上。
[74]李如圭：《仪礼集释》，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5]《论语注疏》卷一九，第2532页下。
[76]《礼记正义》卷二五，第1447页中。
[77]《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一，第2021页上—2021页中。
[78]周聪俊：《飨礼考辨》，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79]《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第2060页上。
[8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92页。
[81]《仪礼注疏》卷一四，第1016页上。
[82]《礼记正义》卷六二，第1690页中。
[83]郝敬：《仪礼节解》卷六，明九部经解本。
[84]《仪礼注疏》卷一五，第1024页下。
[85]《仪礼注疏》卷一四，第1018页中。
[86]“孤”的所指，郑玄《周礼·掌次》注以为，“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论道者”，亦即《大戴礼记·保傅》所言的“三少”：少保、少傅、少师，并与六卿合称作“九卿”。但是郑玄这种说法，在清代受到了王引之、孙诒让等人的驳斥，王引之认为“全经言孤者凡二十一，无言三孤者，则孤之数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当之”，并旁征博引，证明孤实指“六卿中秉国政者”，因位独尊故称之为“孤”。孙诒让《周礼正义》亦持此说。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87]《仪礼注疏》卷一五，第1024页中
[88]《仪礼注疏》卷二四，第1075页中。
[89]王引之：《经义述闻》，第244页。
[90]《仪礼注疏》卷一五，第1020页上。
[91]李志刚：《周代燕飨礼与“尊君”观念的变迁》，《国学研究》第35卷。
[92]《周礼注疏》卷四，第660页下。
[93]《仪礼注疏》卷二七，第1092页中。
[94]《仪礼注疏》卷一四，第1016页中。
[95]《礼记正义》卷六二，第1690页中。
[96]《周礼·天官·大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贾疏：“宰夫是大宰之考。”
[97]《仪礼注疏》卷一四，第1016页中。
[98]《礼记正义》卷六二，第1690页中—1690页下。
[99]《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四，第1889页上。
[100]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61页。
[101]《周礼·春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礼仪各视其命之数。”
[102]《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九，第1931页下。
[103]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104]《礼记正义》卷九，第1305页中—1305页下。
[105]李志刚：《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宾道”观念》，《泰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06]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75页。
[107]《礼记正义》卷五，第1267页下。
[108]《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二，第1958页上—1958页中。
[109]《毛诗正义》卷一三，第467页中。
[110]《毛诗正义》卷一四，第481页上。
[111]《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第2063页下。
[112]《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五，第1977页上—1977页下。
[113]《仪礼注疏》卷一○，第989页下。
[114]《仪礼注疏》卷一○，第991页上。(www.xing528.com)
[11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第2199页中。
[116]《周礼注疏》卷二，第646页下。
[117]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
[118]《毛诗正义》卷一九，第590页下。
[119]杜佑：《通典》卷七四《宾礼·三恪二王后》，第2025页。
[120]徐美莉：《中国古代的客礼》，《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12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七《王者不臣》，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6—324页。
[122]陈立：《白虎通疏证》，第320—321页。
[123]《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5页。
[124]《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第2406页。
[125]《汉书》卷九一《货殖传》，第3684页。
[126]《孟子注疏》卷一○上，第2742页下。
[127]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4页。
[128]《史记》卷八○《乐毅列传》，第2427页。
[129]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台北华正书局1975年版，第858—860页。
[130]顾炎武原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页。
[131]吴丽娱：《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朱溢：《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朱溢：《中古中国宾礼的构造及其演进》，《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132]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2页。
[133]《铁围山丛谈》载“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尚见部分遗存。蔡絛：《铁围山房丛谈》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页。
[134]《论语注疏》卷一八，第2530页上。
[135]《论语注疏》卷一六，第2521页中。
[136]《左传·成公二年》引孔子语：“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利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137]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曰：“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参见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749—750页。
[13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以下正文中不注明出处者，皆来自《秦始皇本纪》。
[139]关于“体道行德”问题的研究，主要有熊铁基：《秦代的道家思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但它主要是关于道家思想的阐说。而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中，虽将认定为秦帝国政治合理性要素所在，但没有展开具体论说，此外，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中有简略涉论。总的来说，对这一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尤其是从帝国合法性的理论建构上加以专门阐释的，以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到，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尚有较大空间。
[140]王子今：《秦始皇议定“帝号”与执政合法性宣传》，《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
[141]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将此段文字与琅琊台颂秦德的文字分开，认为两者是不相同的刻石文字。但笔者以为，即使它们刻于两处，文不相贯，但由于它们都完成琅琊巡视过程之中，它们必然要被放在一起加以考量，而不是分而论之。严氏所论，可参看《全秦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7页。
[142]马怀良：《秦汉之际皇权合法性理论的探寻与建构》，《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43]田延峰：《中华帝制的精神源头——秦思想的发展历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
[144]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9页。
[145]关于汉初的问题，可参看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135—139页。
[146]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集》第二卷，第2页。
[147]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by W.D.Ross，Sioux Falls：NuVision Publications LCC，2009；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页）译为：“显然，世上必有第一原理。而事务既不能有无尽列的原因，原因也不能有无尽数的种类。”
[148]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对秦的影响——宗教政治学的一次历史大实践》，《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49]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150]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302页。
[151]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52]熊铁基：《秦代的道家思潮》，《秦文化论丛》第三辑，第155页。
[153]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著：《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154]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3页。
[155]参见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6年。
[15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157]张文立：《秦始皇帝崇神论》，《周秦文化研究》编委会：《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页。
[158]李俊芳：《秦朝最高统治者称号问题试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159]程章灿：《传统、礼仪与文本——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文化史意义》，《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160]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对秦的影响——宗教政治学的一次历史大实践》，《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61]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
[16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163]杨玲：《中和与绝对的抗衡：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164]邢义田：《秦汉皇帝与“圣人”》，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页。
[165]林剑鸣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73页）中说：“正是因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以鼓励耕战的政策在这里很易见效，因为它与秦人的文化传统相适应。”
[16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页、第21—22页。
[167]刘立夫：《〈老子〉道论的形上学诠释》，《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
[168]刘泽华：《秦始皇神圣至上的皇帝观念：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集成》，《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169]田静、史党社：《论秦人对天或上帝的崇拜》，《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70]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71]如《墨子·贵义》曰：“青龙位于东方”“赤龙位于南方”“白龙位于西方”“黑龙位于北方”。
[172]杨英：《汉初祀畴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173]［日］平势隆郎：《中国古代正统的系谱》，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の历史世界——统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发展》，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
[174]《左传》宣公元年载：“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175]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对秦的影响——宗教政治学的一次历史大实践》，《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76]庞朴：《先秦五行说之嬗变》，《庞朴文集》第一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177]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
[178]《岁时广记》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3页。
[179]《岁时广记》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3页。
[180]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
[181]白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全唐诗》卷四四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026页。
[182]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三》，《全唐诗》卷四五四，第5133页。
[183]华亭县在宋初隶秀州，即原来唐代苏州的嘉兴县，《太平寰宇记》记载其风俗、人物、土产一同苏州。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九十五，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4页。到了明代，仍是“四时节物，略与吴门同。”见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册，第113页。
[184]范成大：《吴郡志》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85]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册，第112—113页。
[186]陈渊：《练川图记》卷上，第15页。
[187]《岁时广记》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83页。
[188]《荆楚岁时记》卷一，第15页。
[189]范成大：《吴郡志》，卷二，第14页。
[190]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5—326页。
[191]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册，第112—113页。
[192]陈渊：《练川图记》卷上，第15页。
[193]《范石湖集》，《夏至二首》。
[194]《武林旧事》，第50页。
[195]范成大《吴郡志》卷二，第14页。
[196]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册，第113页。
[197]陈渊：《练川图记》卷上，第15页。
[198]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第113页。
[199]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第113页。
[200]聂豹：《正德华亭县志》卷三，第112—113页。
[201]范成大：《吴郡志》卷二，第14页。
[202]范成大：《吴郡志》卷二，第113页。
[203]吕克孝：《田家月令》。
[204]陈渊：《练川图记》卷上，第15页。
[205]刘潞、吴芳思编译：《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206]明代保甲法的利弊问题以往研究涉及的并不多。关于保甲法的成效，由于史料相对零散，鲜有确实案例加以证明。陈宝良的《明代的保甲与火甲》（《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59—66页）对于保甲法实施的弊端作了一定的探讨，但迄今罕有论著从不同社会阶层的视角以及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不同层面研究保甲法的利弊问题。
[207]崇祯《清江县志》卷八《艺文志》。
[208]潘季驯：《潘司空奏疏》卷六《乡兵擒斩劫贼功次兼请申严保甲疏》。本案例相关引文均出于此。
[209]项笃寿：《小司马奏草》卷二《题为恭际明时罄陈愚悃以仰裨圣治事》。
[210]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下《吴城保甲条议附录》。
[211]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二。
[212]郭子章：《保甲·东越保甲》，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
[213]葛曦：《葛太史公集》卷二《保甲议》。
[21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导论第2页。
[215]［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216]即便有所规定，也相当简略，如《隲言》中规定：“器械责成于殷实之家，惟所用器而坏者责成修葺，至于保安田里所贵恬如无事，巾袍等项悉如常服，不许效兵士装饰，纸墨等费则于每亩二文钱内支销，凡演艺之日，保长、正自备桌椅，并不许以顾僦为名及搭盖棚厂等项致有科派。”（徐日久：《隲言》卷六《有司·保甲》）
[217]陈邦彦：《严保甲》，《陈严野先生全集·保民篇第三》。
[218]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八《杂著》二《牧事末议·保甲》。
[219]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二十二《南方盗贼渐起疏》。
[220]叶向高：《苍霞草》卷二《保甲议》。
[221]叶向高：《苍霞草》卷二《保甲议》。
[222]《霍山县志》卷十四。
[223]郭子章：《保甲·东越保甲》，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
[224]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下。
[225]吕坤：《实政录》卷五《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为申明乡约保甲以善风俗、以防奸盗事》。
[226]郭应聘：《郭襄靖公遗集》卷十二《乡约保甲议》。
[227]张时彻：《芝园集·别集·公移》卷五《弭盗贼以安地方案》。
[228]《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第一卷《智集·武威县志》。
[229]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二《江南弭盗贼议》。
[230]陈邦彦：《严保甲》，载《陈严野先生全集·保民篇第三》。
[231]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一《秦屠出入》。
[232]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八《杂著》二《牧事末议·保甲》。
[233]黄承玄：《盟鸥堂集》卷二十九《公移·约保事宜》。
[234]叶春及：《石洞集》卷七《保甲篇》。
[235]侯岐曾：《保甲条议序》。
[236]叶向高：《苍霞草》卷二《保甲议》。
[237]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二《江南弭盗贼议》。
[238]黄承玄：《盟鸥堂集》卷二十九《公移·约保事宜》。
[239]叶春及：《石洞集》卷十《保甲不属巡司》。
[240]郭子章：《保甲·东越保甲》，载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
[241]Benjamin Elman，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Conventions，p.x.
[242]武科制度简史及清代武科考试内容，参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3]管见所及，前贤公刊著述涉及武场防弊者，武科通论类如Etienne Zi，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C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896.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赵冬梅：《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此类著述多在叙述考试规程时略及防弊问题，未及展开详论。清代文武科举规制颇有共通之处，因此专注文科考试的研究著作中，有时对武科防弊问题也连带述及，或其所述文科规制可为武科对应参考。此类著述之代表者，如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胡平：《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此外，王晓勇博士尝有一文，侧重从武场考官防弊的角度，就考官回避、考官约束、考场环境及取士过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此为目下仅见与该主题最为关切的论文，着力较深，值得参阅。详参王晓勇：《清代武科举考官防弊探析》，《教育与考试》2014年第2期。前贤研究可加拓展与推进者，尚有如下几端，小文拟稍致力。其一，武科内外场防弊措施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不同，尚需更为清晰、翔实、系统的梳理；其二，制度条文梳理之外，制度的运作实况及其与条文之间的互动影响，亦应纳入讨论；其三，宏观制度观照之外，武科考试组织者及参与者舞弊营私的典型手段、案例，也尚待挖掘实证；其四，武科防弊条例的实践效果与困境，以及武场“致公之难”所揭示的根本体制问题，均可再加发覆。
[244]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5《武乡会试通例三》，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78页上。
[245]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10《武生童考试一》，第478页上。
[246]方显：《奏请武闱帘官于本省调取》（乾隆元年二月十九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档号：024683—001。
[247]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10《武生童考试一》，第484页下。
[248]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10《武生童考试一》，第485页。
[249]素尔纳等：《钦定学政全书》卷22《童试事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376—378页。
[250]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6《武会试一》，第402—404页。
[251]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6《武会试一》，第401页下。
[252]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6《武会试一》，第400页上。
[253]清代文科举冒籍问题，详参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54]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1《礼部·学校》，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5册，第347页下。
[255]素尔纳等：《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厘籍贯》，第552—583页。
[256]参李世愉：《童生试中的审音制度》，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57]《礼部为严查冒籍事》（乾隆十八年五月八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档号：192700—001。
[258]谢阶树：《奏为力陈武童重名冒考等弊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案，档号：故机053026。
[259]《清高宗实录》卷179，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册，第313页。
[260]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3《武乡会试通例一》，第354—355页；卷8《武乡试一》，第454页上。
[261]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10《武生童考试一》，第478页上。
[262]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4《武乡会试通例二》，第361页下。
[263]记箭册样式见Etienne Zi，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p.59.
[264]《清高宗实录》卷179，第11册，第313页；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4《武乡会试通例二》，第368页上。
[265]《清高宗实录》卷1119，第22册，第948页。
[266]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杨家骆主编：《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集》，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25册，第1096页。
[267]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4《武乡会试通例二》，第361页上。
[268]定长：《奏请杜武场枪冒之弊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案，档号：03—1167—091。
[269]《清高宗实录》卷529，第15册，第660页上。
[270]《兵部为武闱印面之例酌请印臂事》，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档号：169135—001。
[271]亲供单样式见Etienne Zi，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p.26、p.32.
[272]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10《武生童考试一》，第486页下。
[273]《清世宗实录》卷110，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册，第463—464页。
[274]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第1058页。
[275]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9《武乡试二》，第464页。
[276]李因培：《奏为特参余姚县武举陈大伦等拒不填写亲供请旨饬部议处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04—0945。
[277]点名册样式见Etienne Zi，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p.59.
[278]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5《武乡会试通例三》，第378—379页。
[279]《清高宗实录》卷179，第11册，第313页。
[280]《山东道监察御史为请杜武场传递之弊由》，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档号：024005—001。
[281]艾尔曼教授亦谓地方府州县考试，远离朝廷之直接控制，舞弊尽人皆知，十八九世纪之八旗武科亦然。Benjamin Elman，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84—85，p.233.
[282]郭琇：《华野疏稿》卷3《肃清学政疏》，影印文渊阁四库本第4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2—783页。
[283]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10《武生童考试一》，第488页下。
[284]《清宣宗实录》卷199，第35册，第1135页上。
[285]《清高宗实录》卷895，第19册，第1022页下。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16《兵部·武科》，第8册，第901页上。
[286]《清实录·德宗实录》卷174，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4册，第432页。
[287]《清实录·高宗实录》卷874，第19册，第722页上；卷881，第19册，第798页上。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5《武乡会试通例三》，第387页上。
[288]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第1057页。
[289]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16《兵部·武科》，第8册，第898页下。
[290]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16《兵部·武科》，第8册，第899页上。
[29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8《选举三》，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173页。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9《武乡试二》，第461—463页。
[29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8《选举三》，第3173页。
[293]《清宣宗实录》卷273，第37册，第204页上。
[294]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9《武乡试二》，第466—467页。
[295]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9《武乡试二》，第466—467页。
[29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8《选举三》，第3173页。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9《武乡试二》，第461—463页。
[297]景清等：《钦定武场条例》卷9《武乡试二》，第466—467页。
[298]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版，第2页。
[299]《武闱关防》，《申报》1897年11月10日。
[300]此种趋势，也与清代对武科晋身之始的武生的管课与训练有关，并涉及清代武科出身者地位与影响的变化。有关前一问题的研究，详参李林：《清代武生的管理、训练与考课》，《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后一问题则另俟专文探讨。
[301]《礼部为请严武场法制事》（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档号：147655—001。
[302]现行图书分类法也能反映此种归趣，研讨科举考试等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之书，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被归入D（政治、法律）大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中被归入J（政治学）大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