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上海地区节令风俗的变迁

□陈　磊

摘　要：节令风俗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天象、气候、耕作、生活及其彼此关系的综合认知，也是传统环境下天人关系的表达。节令风俗也有一个与时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兼有畏惧避凶和欢庆祈福的习俗朝着更加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的风俗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华亭县；上海地区；节令

作者简介：陈磊，历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200235

糅合了二十四节气、节日、农时各种因素的节令风俗是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也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天象、气候、耕作、生活及其彼此关系的综合认知，是传统环境下天人关系的表达。自然节令风俗也有一个与时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兼有畏惧避凶和欢庆祈福的习俗朝着更加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唐天宝后上海地区的风俗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证。本文研究的时间段大致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割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和海盐县北境设华亭县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立上海县之间的时间段为限，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地域以唐后期五代两宋和元初的华亭县为主，也兼及嘉定地区。传统社会的时间基本以农历年为单位周而复始，节令和纪念庆祝活动也标记了每一年清晰的时间节点，节令风俗也反映出其时的人们对于时间的认知。

一、元　　旦

元旦作为岁首，在节令中自然非常重要。唐代沿袭前朝的风俗，发展出两种具有明显差异的庆祝方式。首先，元旦要服用屠苏酒，进五辛盘。按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记载，屠苏酒要用大黄、白术、橘梗、蜀椒、桂心、乌头、菝僷、防风等盛于袋中，提前悬垂于井里，元旦当天取出，置酒中煎沸饮用。唐宋人以之辟疫气，预防温病和伤寒。人们饮用时要遵循自少至长的顺序，还要捧杯祝念：“一人饮之，一家无疾；一家饮之，一里无病。”^[178]喝完还要将渣滓悬挂门上，三天后还置井中。更早些还有椒花酒、柏叶酒，功效也大致类似，到此时渐渐被屠苏酒所取代。

五辛盘晋代就颇盛行，所谓五辛，即大蒜、小蒜、韭菜、芸薹和胡荽。孙思邈提出，五辛可以避疫气，“食之令人开五脏”^[179]。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里提到，当天要服用“赤小豆二七粒，面东以虀汁下，即一年不疾病。阂家悉令服之。又岁旦投麻子二七粒、小豆二七粒于井中，辟瘟。”^[180]或者元旦当天在大门口焚烧避瘟丹，以及在庭院中放爆竹等。

宋人也在除夕或者元旦引用这种屠苏酒，当作一年一次的大事。范成大诗“荆钗劝酒仍祝愿，但愿尊前且强健。君看今岁旧交亲，大有人无此杯分。老翁饮罢笑捻须，明朝重来醉屠苏。”这种历史悠久的药酒既祈祝健康长寿，也是阖家欢聚的象征。宋以后，早期那种小心戒惧的气氛已经不再存在，元旦的屠苏酒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人们借酒助兴，民俗意义逐渐取代了最初的祭祀意义。

另一方面，《荆楚岁时记》记载，南方元旦要吃胶牙饧，即传统麦芽制成的饴糖。唐代则无论南北都流行这一风俗，比如白居易屡屡提及的新年仪式：

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181]

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182]

可见蓝尾酒和胶牙饧都是送岁迎新不可缺少的食物。宋代吴地则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上海地区一带的风俗基本和吴地全同，华亭建县以前，当地风俗自然很少记载，唐后期直到明代，无论华亭一带是属于苏州或者两浙，节庆习俗都和吴地大致相当。^[183]自然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宋代当地“岁首即会于佛寺，谓岁忏。士女填咽，殆无行路。亲友有经岁不相面者，多于此时相见，或庆或吊，纷然。议姻亲，觇壻妇，亦多决于此时。”^[184]元代以后则“岁首邻里交贺，骑服华焕，杂迅街市，三四日乃已。”^[185]嘉定宋代属平江府，立县后在元明代时也同样于元旦清晨“谒祠堂、贺尊长毕，姻邻朋旧往来交贺。家无贵贱，门垂（帘）箔，三日乃已。”^[186]宋元以后，元旦的庆祝和亲友往来道贺成为主要风俗。

很明显，宋以前的元旦风俗更多表现为辟邪、避疫、驱鬼、祭祀，元旦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对瘟疫疾病的恐惧上，宋以后则增加了更多的祈福、会亲以及民俗活动，世俗化的色彩浓厚。

二、立　　春

农耕社会自然重视立春节气，很早各地就有鞭春牛祈望丰收的习俗。东晋以来就有立春日食用春饼、生菜的习俗，称为春盘。^[187]唐代无论南北都颇为盛行，生菜以萝卜、芹芽为主，号称“芦菔白玉缕，生菜青丝盘”。上海地区也同样如此，这一风气一直沿袭至明清，《正德华亭县志》仍旧有立春日观土牛，吃春饼，以生菜做春盘的记载。

春盘的习俗和元旦的五辛盘有相似处，大约和古人的养生观念有关。

三、人　　日

《北史·魏收传》魏收引晋董勋问答礼俗的说法：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荆楚岁时记》记载此日要“以七种菜为羹，翦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以头鬓，亦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188]宋代仍重视这个节日，明代以后渐渐不大被提及，上海地区一带流行正月的七、八、九三天到龙华寺拜佛。

四、上　　元

正月十五日张灯源自西汉宫廷，隋唐以后渐渐成为民间的重要节日。同时也是新年庆典的终结。宋代的灯节比前朝更盛，南宋吴郡“上元影灯巧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以糖团、春茧为节食。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岁之休咎。”^[189]范成大有首诗描述灯节，^[190]吴地腊月即开始，街市的灯以连枝竹扎成月洞门，多达数十重。有各种形状的灯，比如取动物造型的犬灯、鹿灯，模拟植物的莲花灯、栀子灯、葡萄灯，描写史册故事的大方灯、圆形的大小球灯以及骑马灯等等，他最为叹赏的是万眼灯和琉璃球灯，功夫细密，为他郡所不及。元明以后重视灯节的习惯也并没有改变，各种灯制作更为精美，甚至还有烟火。

人们食用各种粉团和宝糖以庆贺佳节。当地女子将鹅毛剪成雪花形状，和大白蛾花一起佩戴以迎春。较有特色的风俗是把锅烧热，然后将糯米投入其中，以爆开的声音和形状来占卜自己新的一年的运气。这一风俗似乎广为流传，称为孛娄或米花。上海地区一直保留着这一风俗，明代的《正德华亭县志》称为卜流花，改在十三日进行，握一秫谷投焦釜，以爆开的形状是否好看来定一年的吉凶。

这些节令食物和爆孛娄的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以后，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五、寒食与清明

寒食在汉唐时期是颇为重要的节日，宋代上海地区的人在这一天拜扫坟墓，在墓边插竹悬纸钱，称为标墓。清明则折柳枝插在屋檐，同时踏青。元代女子在这一天有秋千戏，颇有特色，到明代以后渐渐消失。如果寒食当天没能扫墓的，会在清明补上。或者像嘉定一样，寒食祭扫新葬者的坟墓，清明则祭祖墓。当地大多水乡，坐船扫墓很常见，而且此时已是江南春日，气候宜人，宋代华亭人也多用红幕青盖的六柱船载箫鼓出游。很多诗文中都描写了扫墓的船上载着踏青带来的野花。这一时期，寒食的重要渐渐为清明所替代，两个节日也在明代以后合二为一，成为兼具了慎终追远的祭祀和踏青游玩意味的重要的节令。宋人也经常在寒食或者清明的时候举行竞渡。

六、四月八日

上海地区受佛教影响深远，宋时已经很重视浴佛节，几乎是家家户户都要参与的节日。元、明时期也基本沿袭，还有迎华光会。不过这一风气在嘉定似乎不如华亭盛行。

七、重五节

也称端阳，宋代上海一带的人们彼此赠送角黍、水团、彩索、艾花、画扇，这些物品中角黍、水团是节令食物，其余的都是具有祈福辟邪意味的用品。宋代还有重五当天“军校褶柳于教”的习惯。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是插柳枝于地，“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振策驰而射之，谓之褶柳枝”^[191]。这一风气影响各地，上海地区直到明代仍然保有此风。元代以后，上海地区在端阳节的正午时分贴门符，将艾草插于门上，人们在手臂上系百索，吃角黍，饮雄黄菖蒲酒。嘉定人除了上述风俗外，小儿还用彩绒制作小符，和艾一起簪于头上。^[192]

八、立夏和夏至

宋代似乎还不太重视立夏，元以后，嘉定在立夏日有求邻家麦做成饭，认为吃了可以不疰夏的风气。

夏至则不同，由于江南在这个时候天气渐热，上海地区夏至日要制作角黍祭祀，同时以束粽之草系在手足上祈祝，称为“健粽”，认为这样可以令人健壮。另外，还制作小袋子盛放李核并随身佩戴，认为可以“疗饐”，也就是防止食物腐败。宋诗中咏夏至，“李核垂腰祝饐，粽丝系臂扶羸”^[193]。元代以后，除了制作角黍，也用新麦、特牲在正寝祭祀祖先，并在本月启醮以求避疫。从各种记载看，似乎嘉定重视立夏而华亭重视夏至，不过习俗中最根本的内容都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夏季，保佑健康，祈祷可以安然度夏。嘉定似乎还有六月六日吃馄饨的习惯，应该也和夏天初起时祈望饮食平安有关。

九、七　　夕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和吴地的七夕一样，都有乞巧会，和唐代更注重女子向上天乞巧有所不同，宋人的乞巧会是儿女辈都要参与的，称为“小儿节”，似乎是宋代的儿童节。元代以后，上海地区的七夕乞巧会更以菱藕等时令食品陈列于庭中，男女罗拜月下。

十、中元节

七月十五日，唐宋时称为鬼节，元代以后称盂兰盆会，祭祀祖先，在僧舍设素斋，追荐亡魂。这一风俗不止华亭、嘉定，是各地都有的节日风俗。

十一、中秋和八月节

中秋在唐代似乎并不很盛行，宋人沿袭，节庆活动并不多见，北宋华亭朱之纯有《三山亭》诗咏中秋夜，“坐看双鹤落云间”，注解说当地每到中秋夜就有仙鹤出现。可见中秋还是有的，不过活动较少，不过是登楼赏月观鹤而已。嘉定也比较接近。直到明中期，华亭和嘉定等地的中秋仍然很低调。(www.xing528.com)

不过八月依然有其他意义。华亭在八月要祭祀先农，大家凑钱成会，称青苗社或者谢天会。嘉定则在八月初一，取露水和墨，点在小孩子的额间，祈求驱除百病，称为“天灸”。

十二、重　　九

重阳节自汉唐以来就有很多节令风俗，诸如登高怀远、插茱萸等。宋代上海地区在这一天赏菊花、茱萸，由于当地习惯在九月初新酒上市，所以重九日也要试新酒，食用栗子、粽子和花糕。花糕也称重阳糕，就是《武林旧事》中提到的菊糕，用黏高粱米和糖、肉一起杂揉成糕，上面镶嵌肉丝鸭饼，以石榴子点缀，并且插上彩旗。^[194]同样也要先将花糕祭祀祖先，之后才能一边赏花，一边饮酒吃糕。嘉定风俗也大致相同。

十三、十月初一

宋代华亭嘉定一带在这一天要再次祭扫祖先墓地，宋代这一天还是开炉日，无论天气冷暖，都要开炉烧炭。这似乎是沿袭北宋开封的旧俗，表示迎接冬日。元代以后，开炉的实际意义渐渐淡去，这一天上海地区要以面裹菠菜制成饼，进献祠堂。这样，最初作为分隔秋冬之际的十月朔日开炉就转变成为祭祖扫墓以及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开炉制饼了。这种变化也许和上海一带在十月初仍然处于比较温暖的气候有关。嘉定则更为简单，只要扫墓祭祖就可以了。

十四、冬　　至

吴地和传统农业社会很多地方一样，重视冬至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新年。范成大的记载说冬至吴人要“力舂一岁粮，藏之土瓦龛中，经岁不蛀坏，谓之冬舂米。”^[195]元明时期，上海一带还要准备花糕、猪羊祭祀祖先，甚至生意人会罢市三天互相庆贺，“吹鼓喧阗，号豁蟪，更互结宴，名分冬酒。”^[196]由于重冬至而轻新年，民间俗谚有“肥冬瘦年”的说法。嘉定也大致相当，冬至庆贺一如新年，互相馈送糕果食物，彼此宴请道贺，和元旦一样要门垂帘箔。

十五、腊月十六日

妇女祭厕姑，男子不得参与。“酒果召厕姑卜事，略如扶箕之状”。^[197]只是华亭嘉定一带明代以后改到正月十日左右或者元宵夜半。祭祀厕姑，卜问吉凶。这一风俗在吴地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今天在浙江有的地区还保留着问箕姑的习惯。

十六、腊　　日

原本是非常重要的祭日。汉代在农历十二月举行腊祭，选择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用捕获的野兽祭祀。其后魏用辰日，晋用丑日，唐代开元礼定为辰日，宋代则仍用戌日。这一天唐代君主会赐口脂、面药给臣下，民间也逐渐流行互赠面油。同时这一天也是传统祭灶和扫除的日子。但是随着腊祭的日趋式微，来源于佛教的腊月初八沐浴习俗慢慢地流传开来。宋代开封的僧人在初八煮七宝五味粥分发，进而影响了开封俗家也跟随煮杂料粥。入元以后腊祭基本消失，有佛教背景的腊八和腊八粥取代了腊日，而其中关于祭灶神和扫除的部分则归到了腊月二十四日。从南宋《吴郡志》看，腊八粥似乎还没有在吴地取得重要地位。直到明正德年间，腊八粥也并未在新修志书中被提及，直到清代才有详细记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腊八在上海或者吴地的盛行，应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

《四民月令》记载，十月着手酿冬酒以供应腊日祭祀。风气所趋，影响到明代以后苏州、上海一带酿冬酒的习俗。

十七、腊月二十四日

祭灶日，女子不得参与。《荆楚岁时记》记载了阴子方腊日祭灶，因此阴氏一家世蒙其福，为世人竞相效仿，先是荆楚地区，后来渐渐流行到各地。腊日祭灶就此成为习俗。范成大有《祭灶词行》几乎就是对这一风俗的白描：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过明人特别提到，苏州祭灶要在二十七日，而华亭县则在二十四日晚间。可见华亭和吴地也有差别。由于传说中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监察善恶的，掌握着一家的祸福。而这一天灶神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如果言人过失，这一家就会受到惩罚。因此供奉灶神需要用粉团、糖饼等甜软的食物，取糖粘牙的意思。同时也是扫除灰尘的时机，后人称为“除残”^[198]，嘉定人称为“打尘”。

十八、腊月二十五日

吃口数粥。宋代吴地流行吃赤豆粥，据说可以辟瘟。必须全家同食，长幼都要准备，包括婢仆甚至家里养的猫狗都有，如果有家人外出，也要专门留出他的一份，因此称为“口数粥”。南宋范成大有专咏此事的诗：

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大构镣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锼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全家团圆罢晚饭，在远行人亦留份。褓中孩子强教尝，余波遍沾获与臧。新元协气调玉烛，天行已过来万福。物无疵疠年谷熟，长向腊中分豆粥（《口数粥行》）

周密的《武林旧事》中也有类似记述，称为糖豆粥，可见是吴地以及浙江一带广为流传的风俗。一直到明中期，仍然风气不替，还以粥馈赠遇到丧事的亲戚。^[199]嘉定在这一天也要吃赤豆饭以避瘟。

同时，这一天还有傩。上海一带的乞丐会“鬼神傩于街市”。^[200]晚间人们会“爆竹及傩田间燃高炬，名照田蚕。”^[201]照田蚕在华亭一带很受重视，按照《田家五行》的记载，火的颜色和程度可以占卜来年，白主水，红主旱，火焰猛烈主丰收，衰弱主歉收。元代以后，照田蚕也改到除夕举行。

范成大曾指出其他地区都在除夕放爆竹，只有吴中会在二十五日夜间燃放。和爆竹一起出现的还有在家门口烧火盆，其中堆满了薪柴，称为“相暖热”。乡间会用竹枝秃帚点燃火炬，绑在长竹竿的顶端将田地照亮，这也是一种傩，目的是为了祈求来年丝谷丰收。

十九、除　　夕

除夕的一个重要风俗是作傩以驱除疫鬼。宋代仍沿袭此风，另外也在当夜祭祀祖先，祭完之后放爆竹，焚烧苍术及辟瘟丹。之后全家聚集在一起饮酒，称为分岁。如南宋《分岁词》：

礼成废彻夜未艾，饮福之余即分岁。地炉火软苍术香，饤盘果饵如蜂房。就中脆饧专节物，四座齿颊锵冰霜。小儿但喜新年至，头角长成添意气。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翻是减吾年。荆钗劝酒仍祝愿，但愿尊前且强健。……老翁饮罢笑撚须，明朝重来醉屠苏。

诗中提到的“饤盘果饵”“脆饧”正是除夕的当令食品——食物有胶牙饧、守岁盘。到中夜时分，举家祭瘟神，更换门神和桃符，祈求来年的健康平安。按照《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最初南方的门神大多为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唐玄宗以后开始转变为能够捉鬼的钟馗，唐后期也出现了在门上画虎头等仪式，都是用来避鬼避疫的。

等到天色将明，“则持杖击灰积，有祝词，谓之打灰堆。盖彭蠡庙中如愿故事，吴中独传此。”^[202]如愿故事出自梁朝《荆楚岁时记》，带有神话色彩，是关于商人区明自得到婢女如愿后，凡有所请都能如愿终于大富的故事。后来如愿钻入粪扫中消失。其后南北都颇盛行新年前后敲打粪堆祈愿。到了南宋，范成大说只有吴地还保留这一风俗，人们以此祈求财富，如他的《打灰堆词》：

除夜将阑晓星烂，粪扫堆头打如愿；杖敲灰起飞扑篱，不嫌灰涴新节衣。老媪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长富足：轻舟作商重船归，大牸引犊鸡哺儿；野茧可缫麦两岐，短衲换著长衫衣。当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犹能闻我语；但如我愿不汝呼，一任汝归彭蠡湖。

这是吴地特有的风俗，华亭县在习俗方面大多和吴地相同，因此上述节令的记述大致和上海地区的风俗相去不远。明代以后，打灰堆的习俗渐渐消失。

另外，由于腊八粥逐渐取代了腊月二十五的口数粥，原本在二十五日举行的烧火盆、照田蚕等活动也都改到除夕，“田蚕照罢围炉坐，儿女同酬守岁杯。”^[203]和宋元时期有了明显的区别，爆竹也从二十五改到了除夕，夜分还增加了祭祀祖先和家神、参拜祠堂等节令活动，一直持续到天明，一家大小共同饮用屠苏酒之后出门访友贺岁，才算是过完除夕，进入新正。

嘉定在除夕当夜要先祭灶，焚烧苍术和辟瘟丹，更换门神、桃符以及新的春贴，夜里燃烧火盆、放爆竹，似乎当地没有像华亭一样比较复杂的作傩，只是“画灰于道，象弓矢以射祟”。^[204]这种仪式虽然简单，也同样是出于祛邪祟的目的。同时这一天要全家聚饮，称为守岁酒。

二十、结　　语

综合上述，华亭嘉定的节令风俗，可以看出正月和腊月的节日特别多而且重要，这自然符合农耕社会的特点，年尾年头是相对比较空闲的时间，可以说古代的节令风俗几乎是完全符合农时安排的，在这一点上，很难看出古代社会的城乡差别。其中与农耕直接相关的也有很多，比如立春鞭春牛、八月的祭祀先农以及腊月的照田蚕等。

当然，腊月的每一个节日以及元旦，主要内容都集中于祭祀、避瘟疫、祛邪祟、祈福等内容，在宋元人心目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余如重五、夏至、八月节也都不同程度地有驱邪祈福的作用。

另一方面，很多节日由继承前朝而来，在流传过程中也逐渐增添了新的意义，或者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早期比较重要的寒食节开始和清明有合二为一的倾向，如照田蚕、卜流花、祭厕姑等活动的时间开始有了更符合人们生活的改变，如十月初一的开炉日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等等。这是古代节令风俗中饶有趣味的转变，其背后是社会的变迁。

自然，毋庸讳言，上海地区在宋元时期并没有太多自身的特色，节令风俗大多处于吴地文化的笼罩影响之下。但在这一地区内部，华亭和嘉定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各自的特点和庆祝方式的差异，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上海地区在当时的迅速发展。

总的说来，唐代以前，华亭一带的除夕和元旦祭神、避疫的色彩浓厚，无论是饮食还是节令活动，大多以祛病辟邪为主；宋元以后，华亭一带人们的新年活动开始更多关注世俗生活，庆典和欢乐的成分日益加重。这也是古代上海地区的节令风俗中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节令风俗的发展和更新，渐渐形成了一整套节令饮食，并且在这一时期已经看出其中明显的地域色彩，类似春饼、五辛盘、角黍、花糕、冬酒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