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森
摘 要：朱文藻（1735—1806），清代乾嘉时期杭州地区知名学者，《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有传。朱氏并无赫赫功名，前后十余次乡试，无所遇合，以一衿终老。他挟笔砚为衣食，以代人校书、编书、撰述为事，著作可考者，多达四、五十种。“委托代工”者，包括名公巨卿王杰、阮元、王昶，及著名金石学者黄易等。历来学界甚少关注“学术生态”底层——生员（秀才）的社会角色和生存处境。本文拟藉由朱文藻的个案研究，发掘、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的科举困境、生活状态和学术代工的实景，期为清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朱文藻；《山左金石志》；《两浙
轩录》；学术代工；乾嘉学术
一
长期以来，清代学术史研究，大多集中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大昕、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章学诚等少数著名学者。也许由于自己出身底层，所以1989年我编次《陈鳣年谱》之后，[1]我的研究，即致力于发掘一些重要而长期被学界所忽略的学者，我搜罗他们的遗闻轶事，排纂其学行事迹，先后发表了《臧庸年谱》（2007）、《丁杰行实辑考》（2009）、《洪颐煊年谱》（2009）、《钱坫年谱》（2012）、《余萧客编年事辑》（2012）、《武亿年谱》（2014），以及最近刚完成的《朱文藻年谱》。[2]
这些学者因长期乏人研究，相关传记资料久已湮薶，多数学者并无文集流传，如丁杰、钱坫、余萧客、朱文藻等人，丁杰甚至无完整的著作存世。要为这些学者编纂年谱，首先必须搜访他们的遗文佚诗、稿抄本，及由同时代学者的著作，和笔记、方志、族谱中，一鳞半爪的记载，以及散藏各地的书札，经年累月的钩稽爬梳，然后他们的身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呈现，藉由这些学者生涯史的发掘，一些学术史湮失的断面逐渐复现；经由若干学者生涯史的重建，他们生活年代的“学术生态”也慢慢鲜明、鲜活起来，虽然历经两百年之久，这些学者似乎“死而不亡”。
我所从事的，尽是一些“见树不见林”的工作。但在我看来，许多学术名家大叙述的清代思想史、学术史著作，往往过于简化，就像多数的登山客，其实只在山的一隅，沿着已被走成的山径走了一段，也就算“入山”了，凭借着一些阅读经验和个人想象，他也可以大谈山中风景。其实，他所看到的“林”，只是“视而可见”的林相外在的一层。而登山家攀岩、辟凿、探勘、筚路蓝缕，所看见的应该是不同的山的形态和意象。我不敢自诩为登山家，但半生在清代学术这座大山里讨生活，樵夫知见的山，相信和一般登山客观览所及的山，应该大异其趣。
2016年秋间，我编《朱文藻年谱》，可说是一趟不同经验的发现之旅，年谱编纂过程，我逐渐意识到，清代学术史其实存在着“明”和“暗”两个世界。过去学界很少关注“学术生态”底层——生员（秀才）的社会角色和生存处境，朱文藻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样本。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号朗斋，出身寒微家庭，父亲是个铁工，为了谋生，从福建建宁迁居杭州。朱文藻十六岁丧父，刻苦自励，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岁时补仁和县学生员。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他的诗集《朗斋先生遗集》，只有两卷，卷二《孙丈羡门自砀山书来，劝应秋试，并惠卷资感赋》，诗末自注：
予应乡闱者已十一举，今秋无意于此，适丈书来敦劝，不可负也，因努力再应之。[3]
我曾考证，这首诗应撰于乾隆五十三年。依诗注所言，他半生蹭蹬场屋，共十二次乡试，无所遇合。此诗颈联：“贫病儒生虚拔萃，蹉跎年数惜知非。”原注：
时方应选拔试，学使问年齿，以五旬对，惋惜久之，遂不录。
拔贡十二年选拔一次，每逢酉年乡试前举行，在五贡中最为社会所重视。乾隆五十三年预行正科乡试，所以，己酉拔贡提前于五十三年举行。乾隆五十二年岁考时，学政朱珪试古学，朱文藻名列第一，补廪膳生。试拔贡时，朱珪曾考虑录取他，但这年朱文藻实际年龄已五十四岁，朱珪只好作罢。朱文藻一生中唯一一次仕进机会，就此擦肩而过，这年乡试，他还是下第，只能以“名诸生”终其一生，是个典型的下层知识人。
朱文藻生活的年代，和钱大昕（1728—1804）同时，钱氏长朱文藻七岁。钱大昕主要的生活圈在苏州，朱文藻则在杭州，皆属江南名区。由于乡试有录取限额，主要依据各省文风高下、人口多寡和丁赋轻重而定，江、浙人文荟萃，才人辈出，举人乡试竞争尤其激烈。钱大昕科举之路极为平顺，十五岁补诸生；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钱大昕献赋一篇，召试一等二名，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得以免去乡试的煎熬。钱大昕乾隆十九年，二十七岁时进士登第。乾隆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先后担任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乾隆三十年，他以翰林院学士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这年朱文藻第三度应试。虽然两人只相差七岁，但一个是主考官，一个是应试举子，科举的成败，形成巨大的阶级差异，于此可见。钱大昕乾隆三十九年以四品少詹事出任广东学政，翌年丁忧；服阕，年方五十，即不再补官。归田后，长期在苏州紫阳书院讲学，安定的生活，使他能专意学术，最终成为一代史学巨擘。朱文藻同样研精史学，但科举不遇，决定了知识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学术趋向。[4]他只能终生挟笔砚为人校书、编书，代人撰述为生。
古代学者不事生产，要长期从事智能活动，著书立说，极为不易，特别是像朱文藻这样，仅具秀才身份，绝大多数只能从事舌耕，担任塾师，依靠菲薄的馆谷收入糊口，一面继续准备科举应试。一些长于文才的生员，则被官僚、富商延聘为清客，代行笔砚之事。若有贵人引荐，这些生员也选择入幕，但除非具有刑名、钱谷长才，待遇稍丰，否则一般书记类的幕宾，收入仍然不多。这些诸生最终还是期望能通过科举而出仕，改变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朱文藻久困场屋，为了生计，他长期馆于杭州著名藏书家汪氏振绮堂，前后长达二、三十年。振绮堂第一代主人汪宪（1721—1771），乾隆十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乞养归。《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汪宪传》记载：
性好蓄书，丹铅多善本，求售者虽浮其值，不与较。家有静寄东轩，具花木水石之胜。朱文藻尝介严可均见宪，宪即馆之东轩，偕同志数人，日夕讨论经史疑义，又悉发所藏秘籍，相与校雠；稍暇则投壶赋诗为娱乐。[5]
传中所言“朱文藻尝介严可均见宪”，此处有误，“严可均”应为“严诚”之误，因严诚、严可均两人皆字“铁桥”，史臣混淆，误以为严可均。[6]当时朱文藻谋食常州靖江，其友严诚是杭州地区著名的才子，工诗善画，他以朱文藻所撰诗文出示汪宪，汪氏极赏识其才学，延揽他到振绮堂从事编校工作。[7]汪宪本系甲科出身，有志撰述，当时振绮堂另有一位门客周锴，也是生员，周氏主经部，朱文藻则负责史部。[8]乾隆三十六年，汪宪过世，振绮堂宾客星散；第二代主人汪汝瑮接掌家业，朱文藻继续馆于其家，这时主要工作是教课汪氏子弟。振绮堂藏书连绵数代，直到咸丰年间洪杨之乱，藏书始散。[9]
汪氏藏书多精刊秘籍，朱文藻于汪宪生前，曾为编《振绮堂书录》十册。他长期在振绮堂从事编校工作，见闻益广，所学日进，厉鹗、杭世骏一些未刊稿、抄本，即经由朱文藻之手得以传行后世。丁申《武林藏书录》郁氏“东啸轩”条记载一则轶事：
所居骆驼桥，与厉征君樊榭山房近不一里，传录其秘册尤多。征君没后，其家出《辽史拾遗》手稿，潜亭（按郁礼，东啸轩主人）购之，中缺五十叶，百求不得。一日，至青云街，见拾字僧肩废纸两巨簏，检视之，皆厉氏所弃，征君平日掌录《辽史拾遗》在焉。亟市以归，棼如乱丝，一一为之整理，闭户两月，缀辑成编，适符所缺。振绮堂汪氏后为雕行，洵潜亭之功也。[10]
其实，厉鹗《辽史拾遗》手稿不止一本，振绮堂第三代汪璐所辑《藏书题识》，卷一“辽史拾遗”条曾引朱文藻《振绮堂书录》之说：
此书文藻乙酉岁（乾隆三十年）初馆振绮堂，首抄是书。先是，书贾以抄本求售，检校阙卷四之一。后又得手稿，主人属余汇录成完书，厘为二十卷。越岁戊子，吴西林同馆，复取郁陛宣（礼）本校过，遂成善本。[11]
朱文藻乾隆三十年初到振绮堂时，首先抄录校订的，就是《辽史拾遗》，他根据厉鹗手稿和另一抄本残卷，将它“汇录成完书”，编为二十卷。乾隆三十三年，吴颖芳（西林）同馆于振绮堂，又从郁礼借得东啸轩本参校，始勒为定本。此书振绮堂后人汪远孙曾刊刻行世，依据的就是朱文藻校录本。
厉鹗所著《东城杂记》，也是由朱文藻编录成书，汪璐《藏书题识》卷一引朱文藻《振绮堂书录》：
此文藻手抄。樊榭先生，吾乡名宿。……初居南湖，其后移家东园。暇日采录诸书，遂成是编，不加铨次，名曰《杂记》。振绮主人得其初稿有年，乾隆丁亥（三十二年），又得其手书续稿，因合前后录为二卷。[12]
可见《东城杂记》亦由朱文藻校录成书。古代学者一本书著作周期极长，学者孜孜矻矻，勤苦撰述，书稿完成后，往往限于财力，未能付刻。身后遗稿散出，幸而得遇有心之人，为它缮录清本，编次成书，或有可传之日；如不得其人，任其散落，作者结撰时的一番心血，转眼化为云烟。杭世骏所著《三国志补注》六卷，也是经由朱文藻之手校录成书，汪璐《藏书题识》引朱文藻之说：
此书文藻手抄。往岁丁亥（乾隆三十二年），有书贾以《三国志》求售，见其上方多墨笔细注，不书姓名，观其笔迹，是前辈杭世骏手书。……余既合数人力，录稿于史书之上；又别为庄书一通，厘为六卷，题曰《三国志补注》，盖其中引用诸条，皆裴《注》所未备也。[13]
《补注》并非杭世骏专意之作，而是他读《三国志》时，书页遍加批校和增注的夹签，以补裴松之《注》之遗缺。杭氏身后，此书流入书铺，书贾携至振绮堂求售，朱文藻认出是杭世骏笔迹，将它校录成书。杭世骏勤于撰述，晚年所著书多未付梓，朱文藻《榕城诗话跋》言：
（杭氏）罢归后，尤勤于著书，年七十余，读书日以寸计。余生虽晚，犹幸得亲老成，备闻绪论。著述之富，撮其大者，若《史、汉疏证》、《三国志补注》、《金史补缺》、《历代艺文志》……每读一书，必有考证，零星墨渖，散见简编，若悉加裒辑，皆为后学津梁。诸书间为藏弆家传抄，惟诗文集近已梓行。吾友鲍君以文，留意乡先辈论著，亟取余所录，刻入《丛书》。诗话自《榕城》而外，尚有《桂堂诗话》，家居所作，当更为校录，以成以文之美举也。[14]
可见杭氏《榕城诗话》亦朱文藻所录，鲍廷博取之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其书始传于世。朱文藻说杭氏晚年家居时，另著《桂堂诗话》，“当更为校录”，这书朱文藻后来未及“校录”，书稿也就亡佚了。杭世骏晚年心血专注于《金史补》一书，这书和厉鹗《辽史拾遗》齐名，但遭遇则不如历书幸运。《金史补》稿本今已散佚，现在仅存《艺文志》、《风土志》，及列传六十三、六十四，稿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另藏抄本五册，为《世纪》、《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其余各卷则不知所归。[15]杭世骏另著《史记疏证》、《汉书疏证》，稿本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未署作者名氏，近年始由学者证实为杭氏著作。[16]杭世骏另有《后汉书疏证》、《北齐书疏证》两书，遗稿则不知流落何处。古人常说：“书之传否，殆有数存焉。”主要便是不得其人而传之。
厉鹗、杭世骏这样的文史名家，遗稿流传尚且如此不易，更遑论一般诗人、文士。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张世荦诗集《频迦偶吟》抄本，目录钤有“汪鱼亭藏阅书”印，正文首叶有“文藻手抄”朱文方印，可知此册即朱文藻手抄本，卷首有朱氏《叙录》：
先生卒年七十五，子若孙力不能葬。汪渔亭，先生同年友也，为醵资营兆。……着《频迦偶吟》，皆手稿未定，予为手钞二百余篇。[17]
张世荦是乾隆九年浙江解元，[18]深于佛典，乾隆《杭州府志·文苑》有传。[19]张氏卒后，朱文藻为他编录遗诗，手抄两百余篇，藏之振绮堂，张氏诗稿因此得以一线仅存。
前面提到的朱文藻挚友严诚，乾隆三十二年，客游福建时染疟病逝，朱文藻为他编录《铁桥全集》，另写一帙寄严诚朝鲜友人洪大容（1731—1783）。《铁桥全集》未付刻，中国并无传本，朱文藻原抄本现藏韩国檀国大学退溪纪念馆，已缺第三、第五两册；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藏一传抄本，五册俱全。洪大容是朝鲜北学派先驱，朱文藻这一抄本，不仅为严诚“续命”，也为清代中、朝文化交流史留下具体的见证。
朱文藻长期馆于振绮堂，因此，与杭州地区大多数藏书家皆有来往，他所撰拜经楼藏《宋椠汉书跋》言：
余馆武林汪氏者垂三十年，汪氏有振绮堂，为藏书之所。与同郡诸藏书家，若小山堂赵氏、飞鸿堂汪氏、知不足斋鲍氏、瓶花斋吴氏、寿松堂孙氏、欣托山房汪氏，皆相往来，彼此互易，借抄借校，因得见宋椠、元抄不下数百十种。[20]
由于富饶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深厚的人文底蕴，江、浙出现不少著名藏书家，浙江藏书风气尤盛。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清廷采访天下遗籍，编纂《四库全书》，清高宗特别谕令浙江巡抚加意访购。从乾隆三十七年秋到三十九年夏，浙江省分十二次进呈，所征集到的善本秘籍，多达四千五百二十三种。《高宗实录》卷九五八记载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内阁奉谕：
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蓥，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之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21]
浙江负责经进事宜的学官张羲年等人，事后将十二次采进书目编为《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一书。当时进呈之书，每书撰有简明提要，以供四库馆臣甄选采录，这项分校工作共十人，主要由省内绩学的教谕、训导和举人担任，而朱文藻因熟谙四部源流、书林故实，特别以生员身份参与分校工作。征书后期，浙江巡抚极力催索，几乎竭泽而渔，而藏弆家则穷于应付。以振绮堂为例，朱文藻《重校说文系传考异跋》述及：
岁壬辰（乾隆三十七年），值朝廷开四库馆，采访遗书，于是武林诸藏书家各踊跃进书。而比部（汪宪）之子名汝瑮字坤伯者，先以储藏善本，经大吏遣官精选得二百余种，汇进于朝；最后中丞以振绮藏书选剩者尚堪增采，命重选百种，以毕购访之局。盖其时浙省进书已约五千余种，此百种者当在五千余种之外，搜罗极难。[22]
振绮堂前后进书三百余种。可以想见，朱文藻因熟习四部群籍及杭郡藏书社群网络，浙江遗书采访工作，他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到了征书后期，珍本日少，他应较同时分校诸人，更能调剂其事。后来朱文藻应四库馆副总裁王杰之邀，入京佐校《四库全书》（详下），大概即因他参与采集遗书时特出的表现，深为当时学政王杰所赏识。[23]
朱文藻博闻多识，除参与浙江遗书采访工作外，鲍廷博汇刻《知不足斋丛书》，其中不少罕见之书，即由朱文藻佐其参订、校勘。乾隆四十一年春，朱文藻撰《知不足斋丛书序》，中言：
余馆于振绮堂十余年，君借抄诸书，皆余检集；君所刻书，余尝预点勘。余与君同嗜好，共甘苦，君以为知之深者莫余若也。[24]
其他为《知不足斋丛书》撰序者，有卢文弨、王鸣盛等经史名家。朱文藻虽只是个生员，但与鲍廷博相知相得，因此鲍氏特地请他撰序，俾与《丛书》一同留名后世。
当时浙西学者撰述，颇多获益于朱文藻之助者，如周广业、崔应榴著《关帝事迹征信编》，书后《附记》即言：
自惟謭陋，兼少藏书，编纂方兴，其难戛戛。幸绿饮鲍君插架甚富，时从披阅，即进呈遗书中所称知不足斋本也。匏庐（按卢文韶）、嘉树（倪一擎）、诚斋（朱鸿钧）、朗斋……诸君又各发笥箧，参酌是正。[25]
其后，万之蘅、吴宝彝继纂《汉关侯事迹汇编》，朱文藻亦列名参订。另如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序》中言：
搜集所本，除名家专集，及《诗观》、《别裁》所选外，有孙可堂以荣《湖墅诗抄》、赵笠亭时敏《郭西诗抄》、柴临川杰《浙人诗存》。又于朱朗斋文藻处得二百余家，以增补所无。[26]
朱文藻娴熟乡邦文献，吴颢编《杭郡诗辑》，因得朱文藻之助，为他增补遗阙计二百余家，可见朱文藻平素搜访之勤和周览之博。乾隆四十九年，邵晋涵受聘重订《杭州府志》，亦延朱文藻协助校订，乾隆《杭州府志》卷前《修辑姓氏》虽不列朱文藻之名，但阮元《两浙
轩录》卷十五“吴允嘉”条引朱文藻《碧溪诗话》：
石仓先生……尝手辑《钱塘县志补》，皆魏《志》所未备。予预修《府志》，取以补入。[27]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海昌闺秀诗”条载录吴骞《蕉雨楼吟·跋》，亦言：
余从花溪倪砚翁借得全稿读之，惜其才之饶而志之苦也。……会当事有重修郡乘之举，纂修为姚江邵太史晋涵，分掌艺文者仁和朱茂才文藻，皆于余有故，因即录集名贻之，以存海昌名媛之一种。[28]
吴骞跋文证实了朱文藻确曾参预《杭州府志》的修订工作。朱文藻一向留意乡邦文献，王昶纂《西湖志》，他曾参与分纂，瞿世瑛《清吟阁书目》卷一著录朱文藻《西湖志略》稿本，[29]或即修《西湖志》时所撰。《清吟阁书目》另著录朱氏《武林旧闻》稿本二册，[30]孙峻亦说朱文藻曾著《武林坊巷志》；[31]而《两浙
轩录》卷四十“周志蕙”条引朱文藻《碧溪诗话》：
予辑《武林耆旧诗》，访求殿撰诗不得；而《浴碧轩诗》则为石泉所手录、裒入陈氏家集者，因得尽读之。[32]
则朱文藻另编有《武林耆旧诗》。综上所述，他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当不只吴骞所言“分掌艺文”而已。惟因朱文藻夙负文献盛名，为免喧宾夺主，故乾隆《杭州府志·修辑姓氏》不列其名，他只能以“影子”的形式存在。
二
科举，对于广大寒窗苦读的举子而言，是改变社会阶梯唯一的选择，但它却是一条漫漫长路，不知闲白多少少年头，多数士子人生三分之一以上的岁月皆消耗于此。不少士子中举时年过四十，四、五十岁进士登第，已缺乏活力，才开始初仕，因而整个文官体系年纪偏大，这是科举时代社会发展迟滞的一个主要原因。
朱文藻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岁时补诸生，次年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乾隆五十三年第十二次乡试，时间长达三十年。五十三年以后，他是否继续应举，未见明文记载，但乾隆五十八年他给邵晋涵的信说：
文藻塾课汪氏，历十二年之久，平居人事轇輵，浏览泛应，竟无一事成就，可以质之高明。学业日荒，蹭蹬场屋，颓然一老诸生。明年周甲，黄发苍苍，青云之志从此隳矣。[33]
玩味文意，似乎朱文藻六十岁以前，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五十七年壬子科乡试，他还应考。最后，已届花甲，“青云之志”只好断念，以一衿终老。这漫长的科举岁月，他除“塾课汪氏”之外，还代人编书、撰述，博取微资，贴补家用。清高宗采访天下遗书时，振绮堂主人汪宪已卒，由长子汪汝瑮接掌家业。振绮堂进书三百余种，其中有两种署名汪宪著，即《说文系传考异》六卷和《苔谱》五卷。[34]这两书其实是朱文藻所撰，朱氏《说文系传考异跋》固明言：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今世流传盖尠，吾杭惟城东郁君陛宣购藏抄本。昨岁因吴江潘君莹中，获访吴下朱丈文游，从其插架借得此书，归而影写一过。复取郁本对勘，讹阙之处，二本多同；其不同者十数而已，正讹补阙；无可疑者，不复致说。其有与今《说文》互异，及传中引用诸书，随案头所见，有与今本异者，并为录出，作《考异》二十八篇。又采诸书中论列《系传》及徐氏事迹，别为《附录》，分上下二篇，随见随录，故先后无次，并附于后。[35]
现在存世的《说文》完本，可分大徐本和小徐本两个系统。南唐时，徐锴校订本名《说文系传》，其书卷一至卷三十为《通释》，是全书主体部分，专阐释许慎的说解，卷三十一以下，依次为《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卷四十为《系述》，即此书之序，说明各篇著述的旨趣。这书是《说文》第一个注释本，世称“小徐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极称“此书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锴之兄徐铉奉诏校定《说文》，这个官定本称“大徐本”。大、小徐本皆以刊定唐代李阳冰改定本为名，但二者文字时有出入。清代通行的《说文》，主要是毛氏汲古阁本，属大徐系统。而小徐本传行甚微，元、明以来仅有少数抄本流传，但即便是抄本亦极罕见。乾隆三十四年冬，汪宪听说苏州藏书家朱奂（文游）滋兰堂藏有《系传》抄本，因以振绮堂之名，由朱文藻亲赴苏州商借。朱文藻借到《系传》后，即影抄一部，由振绮堂收藏。滋兰堂本是个抄本，文字传写颇多讹误，因此，朱文藻又借杭州郁氏东啸轩所藏另一个抄本对勘，并取汲古阁本《说文》参校。《系传》的《通释》部分，主要是疏证古义和诠释名物，故徐锴多引群籍以证释古义。他所引诸书，文字有与今本异者，朱文藻也一并校录。朱氏将这些校语录为《说文系传考异》二十八篇，后来并合为四卷。所谓“考异”，亦即“校勘记”的别称。朱文藻将《系传考异》附于振绮堂本之后；他另采辑《系传》序跋、评论文字和二徐事迹，编为《附录》二卷。附带一提，朱文藻为知不足斋所校各书，亦多辑有类似的《附录》，以便读者参阅，这是他博洽多闻的一种体现。
朱文藻将《说文系传》归还滋兰堂时，特地将自己所撰的《考异》、《附录》另写一帙，附于滋兰堂本之后，作为答谢。[36]因《系传》抄本外间本极罕见，又经朱文藻详加校勘，更为难得。因此，滋兰堂本《系传考异》便不胫而走，不少学者辗转传抄，后来竟流传到北京的学术社群。而振绮堂抄本，则署汪宪之名，由浙江采进送到四库馆。不久，四库馆本《系传考异》也被传录，流布于外。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十三著录汪宪《说文系传考异》，有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杰手跋：
去岁冬，锦鸿（丁杰原名——引者注）借灵石何庶常（指何思钧——引者注）抄本影抄；同时海宁沈匏尊（指沈心醇——引者注）亦影抄一本，乃大兴翁学士（指翁方纲——引者注）本也。翁本无篆文，惟何本有之，误谬实多。今年春，朱君映辰至京师，嘱其手自校正，并益《附录》数条。迩与歙县程易田（指程瑶田——引者注）闲谈，始知何庶常借易田本影抄，易田本又出于长洲汪竹香（指汪元亮——引者注）。易田云：“竹香绝秘惜此书，不肯语人。”前年秋，将往丰闰整顿书籍，偶为易田所见，强借得之。锦鸿与竹香交最深，始终不知其有此书也。戊戌重阳后一日记。[37]
这一传抄本作者署名汪宪，显然是从四库本传录。丁杰同年六月另有一跋说：
初见此跋（指朱氏《说文系传考异跋》——引者注），心疑即朱君所撰书也。今询朱君，果如余所料，抃喜者累日。辇下诸公传抄者并署朱君名，不复知有嫁名汪主政事，乃据吴门副本耳。[38]
所谓“据吴门副本”，知由苏州滋兰堂本传写，这个系统的抄本则题朱文藻原名。从丁杰跋文所述，当时京中知名学者竞相抄传《系传考异》，可见此书见重于学林之一斑。朱文藻这书以现在学术眼光来看，自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乾隆四十七年，汪启淑从四库书录出《说文系传》，校刻于京师，小徐本因此复行于世，校勘其书者纷纷而起，陈鳣、钮树玉等对大小徐本《说文》所校尤称专诣；嘉庆、道光以后，王筠著《说文系传校录》，承培元等撰《说文系传校勘记》，皆后出转精，较朱文藻《考异》所校尤邃密。但学术发展本来即由粗而精，先河后海，不能以后来不同的研究条件来苛责前人之疏。四库馆臣对《系传考异》给予极高的评价：
南唐徐锴作《说文系传》四十卷，岁久散佚。……据王应麟《玉海》，则宋时已无完帙矣。……好事者秘相传写，鱼鲁滋多，或至于不可句读。宪所见者仍属影宋抄本，然已讹不胜乙。因参以今本《说文》，及旁征所引诸书，证其同异，以成是编，讹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则并存，以俟核正。……韵书、字书节目繁碎，从未有缕析旧文，彻首彻末订舛互而汇为一编者。宪作是书，亦可云留心小学者矣。末有《附录》二卷，乃朱文藻所编，上卷为诸家评论《系传》之词；下卷载锴诗五首及其兄弟轶事，亦颇费搜罗。[39]
这代表主流社群对《考异》学术价值的一种认定。《四库全书》一般不收录见存者著作，《系传考异》因署汪宪之名，故得以编入。四库著录之书别择极严，古今著作见存者不下数万种，而被四库著录者仅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对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而言，著作能被四库著录，自然是一种莫大的殊荣。
朱文藻虽屡试不遇，但其博学之名久著于外，因此，他多次被当时名公巨卿延请协助编校事宜，《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朱文藻传》记载：
王杰督学浙江，延访之至京师，佐校《四库全书》；复奉敕在南书房考校。尝游山左，阮元、孙星衍与之商订金石，成《山左金石志》。后复为王昶修《西湖志》，纂辑《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等书。[40]
传中提到的王杰、阮元两人，后来官至大学士，位极人臣；王昶则以刑部侍郎致仕，三位都是乾嘉时期名宦重臣，这意味朱氏才学当时已受到高层比较普遍的肯定。
王杰特地延请一个科举失意者入都佐校四库书，从某种意义而言，此举不啻对科举选士功能的一种否定。王杰本人是乾隆二十六年恩科状元，是少数西北出身的一甲进士，素孚清望，极为清高宗所赏识。他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至三十九年八月、四十一年正月至四十二年八月、四十五年三月至四十七年四月，三度出任浙江学政。[41]周春《耄余诗话》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岁考时，王杰试古学，朱文藻名列第一，[42]大概因此受知于王杰，这年他即以生员身份参与浙省遗书采进工作，后更受邀入京佐校四库书。史传未载朱文藻入都之年，据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言：
戊戌入都，应王文端公（杰）之聘。文端适视学浙中，君偕之归。[43]
则朱文藻入都佐校在乾隆四十三年。另据《朗斋先生遗集》卷二《戊戌元夕发北关》、《哭黄春帆》两诗，[44]可知朱文藻这年元宵，与毛熙台、王宾、戴根香、许聿、黄春帆五位入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人同船北上；二月，抵北京。这时王杰任四库全书馆暨三通馆副总裁，因朱文藻长于史部及簿录之学，特地邀他入都襄佐校订之事。
四库馆修书，是盛世王权文化力的一种展现，因系皇家官书，所以特别慎重，每一书缮写就正后，需经分校校订、总校覆勘，然后总裁抽阅，往复几次发出、收回，校订无误后，才勒为定本。当时不少落第的举人，淹留京师，以待下科会试，谋生之道，就是为四库馆校书，主要是协助分校校订。[45]朱文藻迢迢千里北上，他所从事的，应和这些举人有别。科举时代治经者多，博通史学者少，朱文藻由浙入京，我推想主要是协助王杰覆勘史部群籍及修订提要。另外，南京图书馆藏朱文藻未刊稿《校订存疑》抄本三册，第二册为《续三通校语》，卷首有朱氏识语：
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应韩城王少宰惺园先生之招入都，馆于虎坊桥，校阅三通馆续纂《三通》。凡所引正史，有原文可疑者皆签出，加按以志疑。[46]
《续三通校语》卷一至卷四为《续通典》，计五十一叶；卷五至卷七为《续通志》，计五十四叶；《续文献通考》未见校语。据此可知，朱文藻除佐校四库书外，还协助校订三通馆所纂的《续三通》。
但上引《清史列传》所言，朱文藻曾“奉敕在南书房考校”，此事梁同书《朗斋朱君传》不载，我觉得颇有疑义：一、梁同书《朗斋传》说他“食饩以终其身”，如朱文藻曾“奉敕在南书房考校”，此为寒士莫大的殊荣，梁同书撰《传》所宜大书特书者，今却无一语记及此事，未免可疑。二、南书房乃内府重地，非一介诸生所能亲近，倘朱文藻曾“奉敕在南书房考校”，则不应“食饩以终其身”。三、他如“奉敕在南书房考校”，不应王杰“视学浙中”，朱文藻即偕之南归。四、朱文藻晚年撰《金石萃编跋》，曾追述平生经眼金石之富：
窃幸文藻毕生能窥金石之美富，殆有天焉。先是，客京师，寓大学士韩城王文端公邸第，值文端充《续西清古鉴》馆总裁，得见内府储藏尊彝古器摹本三百余种。后客任城小松司马署，得见济宁一州古今碑拓数百种。……继客济南，赴阮中丞芸台先生之招，……得见全省拓本千数百种，赞成《山左金石志》，刻以行世。今又得见先生（指王昶——引者注）所藏寰宇碑摹，几一千余种，刻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夫拘墟寒士，虽有金石之好，欲购藏则无赀，欲远访则无事。兹文藻前后所见，多至四千余种，自幸以为海内嗜古之士，企及此者亦难矣。[47]
《跋》中无一语谈到“奉敕在南书房考校”事，则《清史列传》所言应非史实。史传所说的“在南书房考校”，与此《跋》所言“文端充《续西清古鉴》馆总裁”，应该同为一事，则“奉敕在南书房考校”者乃王杰，而非朱文藻。
根据我的考证，《西清古鉴》乾隆十六年修成后，乾隆四十五年春，王杰奉命续纂，朱文藻因此得“见内府储藏尊彝古器摹本三百余种”。但这年三月十四日，王杰再度奉命提督浙江学政，[48]《西清续鉴》修纂之事因而中辍；十三年后，乾隆五十八年，王杰再度奉命续纂，始告成书。[49]朱文藻虽无缘参与编修《西清续鉴》，但一介寒士能见到内府秘藏的尊彝古器摹本数百种，也是一种奇缘。梁同书《朗斋朱君传》说：“文端适视学浙中，君偕之归。”《朗斋先生遗集》有一首《庚子四月十五日出都，良乡道中作》，[50]可知他于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出京。朱文藻前后在北京两年余，校书之暇，他还为王杰京邸藏书编了一本《葆醇堂藏书录》，这书未刻，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道光九年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两册，书分八类，与一般藏书志分类、排次不同。过去学者误以此书为朱文藻的“自藏书目”，[51]但我考证，“葆醇堂”应该是王杰斋名。朱文藻这次北上校书，省俭节余，积攒了一些钱，回杭州后，在艮山门外庀材盖屋，命名为“碧溪草堂”。但三年后，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邻居失火，碧溪草堂不幸波及，同遭回禄，真所谓“造化弄人”。
朱文藻应王杰之聘入京佐校《四库全书》，此行想必为他在杭州学术圈增加不少名望。他南归后，先后应邀为汪氏欣托山房校勘《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南京图书馆所藏朱文藻未刊稿《校定存疑》抄本册三，是乾隆四十六年夏、秋间，他为欣托山房所刻的《隶释》、《隶续》两书所撰的校勘记。四十七年夏，又为欣托山房校《韵补》，并协助王昶重修《西湖志》；四十九年，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乾隆五十年，为孙氏寿松堂校勘《资治通鉴》，以寿松堂所藏宋刻本，与明人路进刻本、天启五年陈仁锡刻本对校，有校记六卷，这些皆其荦荦大者。其后，又为陶元藻增补《全浙诗话》。乾隆五十八年冬，他给邵晋涵的信中谈及：
数年来受萧山陶篁村先生之托，以所辑《全浙诗话》属为补遗，因此博考诸家文集，外及山经地志、说部杂家、名人书画真迹，无不采录，积稿可得百十卷，而津涯浩瀚，迄未成书。今岁应兖州运河司马黄小松之聘，就馆济宁，课读其子。司马富于金石，属纂《济宁金石录》，响拓其文，摹绘其画，备采诸家题跋，附以管见考证，创稿于夏，已成十之七八，开春可以脱稿。[52]
这信谈到两件事，皆历来学者所忽略的，一是他为陶元藻增订《全浙诗话》，另则为黄易代撰《济宁金石志》。此信未明言他为陶元藻增订《诗话》始于何年，但朱文藻《碧溪诗话》有一条言：“庚戌春，凫亭丈以《全浙诗话》属余增订。”[53]则经始于乾隆五十五年春，至五十八年冬，积稿已逾百卷。这书后来重加删并，编为五十四卷，于嘉庆元年冬付刻。《全浙诗话》载录的浙籍诗人，自越王句践起，至乾隆间诗家，共一千八百八十五人，所采之书多达六百余种。陶元藻本是个诗人，著有《泊鸥山房集》，及《凫亭诗话》二卷、《越彦遗编考》五卷、《越画见闻》三卷，篇幅皆不大。《全浙诗话》则多达五十四卷，是清代少有的大型诗话。一般诗话内容，不外纪本事、寓品评、赏名篇、标隽句，藉由名家说法，度人以金针，内容不拘长短，随兴为之。而《全浙诗话》则属辑录体诗话，与前述赏鉴品评型的个人诗话不同。既属辑录体，首要条件便是取材要丰富、采摭力求完备，因此，除诗文别集外，举凡“山经地志、说部杂家，以至名人书画真迹，无不采录”。这书时间跨度上下两千年，所涉既广，要搜罗完备本即不易，兼综条贯尤非易事。《全浙诗话》最大的特色则在辨正故实，对诗人事迹、诗篇掌故，寻源溯流，订讹正俗，这自然不是一般诗家文士所能为功。书中一些考证，间加“文藻按”，但他为陶元藻加工增订补遗者，当然不止“文藻按”这几十条，朱文藻不过藉此留下自己“代工”的痕迹和线索，俾后人可藉以寻踪考实；我们下面将谈及的，他为阮元编《两浙
轩录》，也留下76条“朱文藻曰”的线索。过去研究者并不知道朱文藻曾费数年之功，为此书作了大量加工、增补工作，[54]现由他给邵晋涵的这封信，我们才知道此书和黄易《济宁金石录》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被湮薶的故实。
黄易（1744—1802）是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者，字小松，号秋盦，精究河防事宜，长期在山东河道任官。黄易好收藏金石铭刻，宦辙所到，山岩僻野，无不搜访椎拓，最为学界称道的是，在山东嘉祥发现武梁石室画像，《清史列传》卷八十三《黄易传》说：
（黄易）尤嗜金石，寝食依之。在济宁升起郑季宣全碑，于曲阜得熹平二年残碑；于嘉祥之紫云山，得武斑碑、武梁祠堂石室画像，即其地筑室砌石，榜曰“武氏祠堂”，立石以记之。……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无不就正于易者，以是所蓄金石甲于一时。……翁方纲尝曰：“黄伯思、米芾而后，世久无此人矣。”[55]
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二云：
（黄易）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予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56]
黄易多数著作并未付梓，今天传世的仅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金石目》、《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以及一些印谱。钱大昕为《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撰序时说：
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予先后定交者，盖二十余家，而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唐黄君秋盦。秋盦博极群书，元元本本，于吉金乐石尤寝食依之。[57]
黄易长期在山东济宁任官，济宁、兖州一带见存的碑碣石刻，他搜访略遍，因此拟编《济宁金石录》一书。乾隆五十八年，他特地邀请朱文藻到济宁，名义上是“课读其子”，实际上是为黄易代撰《金石志》，这书五十九年春告成。书中载录济宁一州古今碑刻数百种，皆由朱文藻一手摹写，朱氏曾亲自到嘉祥访碑，并登洪山绝顶，发现前人未经著录的石刻题字多种。[58]《济宁金石录》编成后，并未出版，其书著录的碑刻和考证之语，后来被阮元《山左金石志》完全吸收。
乾隆末，阮元任山东学政，拟编《山左金石志》一书，乾隆六十年二月，派生员段松苓携拓工各地访碑。四月，至济宁时，拜访黄易，见《济宁金石录》搜采甚博，且附考证，因此借归济南，以备采择。阮元因此邀请朱文藻到济南，参与分纂《山左金石志》。阮氏《序》说：
元在山左，卷牍之暇，即事考览，引仁和朱朗斋（文藻）、钱塘何梦华（元锡）、偃师武虚谷（亿）、益都段赤亭（松苓）为助。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辑先已赅备；肥城展生员（文脉）家有聂剑光（鈫）《泰山金石志》稿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稿，并录之，得副墨。其未见著录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镇、灵岩、五峰诸山，赤亭或舂粮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椎脱，捆载以归。[59]
则当时参与修书的，另有武亿、何元锡、段松苓三人。山东本金石之邦，金石研究风气极盛。黄易的《济宁金石录》、聂鈫的《泰山金石志》和段松苓《益都金石志》等，均有成书，但这些著作未及出版，即为阮元《山左金石志》所吸收消化，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掠食”性的学术生态链，阮元后来编《两浙
轩录》、《两浙金石志》莫不如此。《山左金石志》乾隆六十年四、五月开始编纂，同年九月，阮元调任浙江学政，分纂诸人各自散去，武亿到临清州，担任清源书院主讲；段松苓则回益都；朱文藻与何元锡随阮元到浙江。[60]阮元《山左金石志·序》说：
六十年冬，草稿斯定，元复奉命视学两浙。舟车校试余闲，重为厘订。更属仁和赵晋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61]
实际上，《山左金石志》在济南编纂时间前后不及半年，并未蒇事。[62]阮元《序》中所说的“舟车校试余闲，重为厘订”，是一种虚饰性的门面话，并非实情。《山左金石志》全书之编订，其实是由朱文藻代工。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言：
芸台先生得拓本数千种，将谋纂辑，适调任浙江，延君归杭州；明年，以各碑拓本录为《山左金石志》。时扬州江文叔重君名，延馆于其家。君遂偕张椿年携各搨本应之，寓康山草堂。……一年，《金石志》成。[63]
嘉庆元年，朱文藻名义上是应聘馆于江振鸿康山草堂，其实是由江氏提供生活、笔墨之资，以便朱文藻专意编订《山左金石志》。[64]朱氏因携张椿年同往，以佐校录，在扬州一年，始编订成书。南京图书馆藏张椿年诗集《荆华仙馆初稿》，嘉庆元年编年诗目录言：“岁丙辰，余与朱丈朗斋为阮芸台阁学纂辑《山左金石志》于维扬江氏康山草堂，积诗五十余首，目之为《邗上吟》。”[65]又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二嘉庆二年春《访主云上人于净慈，宿听松轩，与朱映漘及僧慧照夜话》诗，元注：“时伯元延映漘纂《山左金石志》。”[66]朱休度《辛酉春家朗斋自杭来禾，招同曹种梅花下小饮，朗斋有诗见贻次答》：“胸握珍珠能记事，手编铁网竟成书。”元注：“朗斋撰《山左金石录》，稿成八十巨册。”[67]这些史料皆可佐证《山左金石志》系由朱文藻加工、编录成书。
今阅《山左金石志》，其书引用朱文藻之说共三十余见。另外，书中多处提到“此碑朱朗斋从他处录得”、“朱朗斋自友人处借录”，或言其碑“据朱朗斋所录载之”，此共五十余见，这类碑目应该是朱文藻在扬州编录时所增补的。阮元《序》言：“舟车校试余间，重为厘订，更属仁和赵晋斋（魏）校勘。”知《山左金石志》由朱文藻厘定编成后，阮元另请赵魏覆校。朱文藻为人代工著作，常会以“文藻按”的形式附加一些考证按语，《山左金石志》经赵魏覆校，这类个人按语已被刊落，或被改写入《志》，但整部《山左金石志》以兖州、济宁金石搜罗、考证最富，则是不争之事实。这书于嘉庆二年付刻，十月刊成。
朱文藻为人代工，未署其名的著作，尚有几种可考。《山左金石志》编订竣事，朱文藻即由西湖净慈寺住持际祥（主云上人）聘修《寺志》。净慈寺创建于吴越时，号慧日永明院，宋绍兴时改今名，与大昭庆律寺南北对峙，为西湖丛林之冠。《净慈寺志》共二十四卷，每卷首署“住持际祥主云纂辑”，书中前后序跋全未提及朱文藻之名。但《寺志》卷二十载录一首寺僧法喜的诗：
释法喜《丁巳新春喜朗斋居士入山修志率成一律》：“二月春风利，侵肤似剪刀。著书来访旧，挈伴已登高。逸事重烦辑，深心勿惮劳。禅文俱不泯，凭仗一枝毫。”[68]
又卷二《兴建》载录无量寿佛忏堂刻石，有朱文藻等题名：
丁巳二月，朱文藻修《志》寺中，杨秉初、邵志纯同来。[69]
据此，可知《净慈寺志》实出于朱文藻之手。朱氏本熟谙乡邦文献，曾分纂《西湖志》，又擅编录实务，《寺志》分《兴建》、《支院》、《寺产》、《住持》、《法嗣》、《塔院》、《山水》、《园亭》、《古迹》、《艺文》、《杂记》、《外纪》等十二门，凡净慈寺兴修沿革、支院寺产、法嗣传承等相关史实，以及南屏历代题咏、刻石等，有可考者，皆采摭无遗，编缀条理井然，俞樾《重刻净慈寺志序》即称此《志》“搜罗宏富，体例谨严，洵为志书善本”。此《志》最特别的是《杂记门》录有“诗话”一卷。朱文藻前此曾为陶元藻增辑《全浙诗话》，因此《寺志》特别采辑宋明以来，有关净慈寺的诗事掌故，编为“诗话”一卷，这对朱文藻而言，自然是老马识途。此卷载录了四则朱文藻自著的《碧溪诗话》，[70]最后一则为：
《碧溪诗话》：“嘉庆丁巳春正，寓净慈修《寺志》。一日，游行高丽寺。……庭中石佛四尊，四面镌刻，制如石幢，不知何代所刻，无题名。归途经太子湾田孝子守庐先生家，一妇人出见，乃其孙媳也。问先生手书遗迹，出所藏集唐诗一轴，[71]不知何题，诗云：‘今日天气佳，摘此园中蔬。提壶接宾侣，好风与之俱。挥翰□平素，缓带尽欢娱。我愿不知老，君怀定如何。’……”[72]
朱文藻刻意载录这则诗话，想必有意藉此留下他代纂《净慈寺志》的一些线索。嘉庆二年秋，《寺志》告成后，他随即应阮元之邀，为阮氏编选《两浙
轩录》。
浙江人文荟萃，阮元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就任学政后，即充分驱使当地丰沛的人力，大举修书。嘉庆元年，阮氏除委派陈焯、赵蕙棻、陈文杰、端木国瑚等采辑清代扬州诗家之作，编纂《淮海英灵集》；另则拟辑清代浙江十一郡之诗，编为《两浙
轩录》，因此委派仁和邵志纯、海宁俞宝华、萧山顾一麒、孙度、平湖钱仁荣、鄞县袁钧、东阳楼上层等人“分任采访”；诸人采辑“荟萃成帙”后，另由戴殿海、朱文藻、汤礼祥、吴文溥、李富孙、郭麐、陈鸿寿、陈文述、朱壬、蒋炯、陈传经、张鉴、方廷瑚、顾廷纶、朱为弼等人“参校补采”，[73]据此书《凡例》所记，朱文藻仅是十五位“参校、补采”人员之一。《凡例》第五则言：
是编采录，随所得为先后，有初编、续编、补遗之分。兹并各编，通以时代为次。[74]
阮元书中并未透露采访（初编）、参补（续编）等工序之后，由何人担任总纂，将这些由各地采辑分散的材料，“并合各编，通以时代为次”，编录成书，并作最后增订补遗。历来研究者对此并未细考，多以为由阮元亲自编选，[75]其实不然。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有一条言及：
仁和朱朗斋能诗，留心文献，好金石。老而贫，居艮山门外清溪前。丁巳、戊午间，助余编录两浙诗数千家。雨久穿屋流，余赠诗云：“雨后清溪绕屋流，藤床着膝看鱼游。先生竟似陶贞白，万卷图书不下楼。”[76]
阮元《山左金石志》、《两浙
轩录》两书《序》中，虽提及朱文藻之名，但含混其词，讳言朱氏编订之劳。《定香亭笔谈》此则纪事，乃一时兴到之笔，原意本在录存阮元之诗，以写朱文藻的安贫劬学，今由“丁巳、戊午间，助余编录两浙诗数千家”之语，我们可据以寻踪索隐，考知《两浙
轩录》实由朱文藻编订成书。南京图书馆藏张椿年《荆华仙馆初稿》嘉庆丁巳编年诗目录言：“是年，与朱丈朗斋为阮阁学纂辑《两浙
轩录》，因得憩息家园。……得诗五十首，目之《邨居集》。”[77]可为旁证。又周春《耄余诗话》卷四：
（朗斋）客仪征阮公学使幕中，助撰《山左金石志》。公调任浙江，助选定《两浙
轩录》。余以诗寄怀云：“三年不见朱遵度，腹笥包罗万卷书。杭厉一灯还未坠，西泠十子果相如。著述等身尽足传，篁村《诗话》赖增编。武林此日征文献，能不思君一怅然。”[78]
这则《诗话》述及朱文藻曾为陶元藻增编《全浙诗话》；又佐阮元纂订《山左金石志》及选定《两浙
轩录》。周春为周广业《蓬庐文抄》撰序时，也提到：
嘉庆丁巳冬，因营先世窀穸，积劳暴病，卒于戊午元旦。……仁和朱朗斋为阮中丞选《
轩录》，亟征诗入选。[79]
周广业著《蓬庐诗抄》二十二卷，未刊，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轩录》卷三十三录周广业之诗，仅《和潜山豆腐诗用松霭先生韵》一首，松霭即周春字号，显然这首诗即由周春提供。这些史料足可佐证《两浙
轩录》其实是由朱文藻编选成书。
朱文藻能诗，传衍杭世骏、厉鹗一绪流风遗韵，故周春赠诗有“杭厉一灯还未坠，西泠十子果相如”之句。他费时数年，为陶元藻增辑《全浙诗话》，“博考诸家文集，外及山经地志、说部杂家、名人书画真迹，无不采录”，故而对两浙诗家文献（著述、名篇、诗话、诗人传记、遗闻佚事等），原即寻讨有素。其次，朱氏勤于编录，长年搜罗遗佚，采访、选录诗家名篇佳什，故吴颢编《杭郡诗辑》，即“于朱朗斋文藻处得二百余家，以增补所无”。更重要的是，朱文藻长于编务，他编有《武林耆旧诗》，并为阮元编订《山左金石志》，为净慈寺编纂《寺志》等，因此，由朱文藻担任《两浙
轩录》总纂工作，正是不二人选。阮元《两浙
轩录序》说：
余督学浙江时，……爰访遗编、求总集，遍于十一郡，自国初至今，得三千余家，甄而序之，名曰《两浙
轩录》。嘉庆三年书成，存之学官，未及刊板。六年，巡抚浙江，仁和朱朗斋、钱塘陈曼生请出其稿，愿共刊之，乃畀之重加编定，序而行之。[80]
阮元嘉庆三年八月学政任满，调补礼部侍郎，回北京任职。阮《序》说此书成后，“存之学官”，并非事实。嘉庆三年秋，《
轩录》仅成初稿，尚未编定成书。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三说：
阮芸台中丞督学两浙时，有《两浙
轩录》。己未年（嘉庆四年）夏，芸台官侍郎，退直邀余至琅嬛仙馆，读画品诗。遂以此书委勘，尚未分卷数，束为十六捆。余约十日阅两捆，历三月始毕，间有为增入者。[81]
可见嘉庆三年秋阮元北返时，《
轩录》尚未分卷，阮元携其稿副本回京，请戴璐、法式善审阅；在南方则由朱文藻续加校订、分卷，并增补遗缺。今由《
轩录》中载录朱文藻《碧溪诗话》一百余则，《录》中引用朱文藻传、序之文及按语，亦不下数十处，此即《两浙
轩录》由朱文藻总纂成书的具体内证。阮元嘉庆四年十一月署理浙江巡抚，次年正月实授。《
轩录》则于嘉庆五年编定成书，共著录两浙诗家三千一百三十三人，选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阮《序》说：“六年，巡抚浙江，仁和朱朗斋、钱塘陈曼生请出其稿，愿共刊之，乃畀之重加编定，序而行之。”则此书于嘉庆六年付刻。原刊本扉页署“仁和朱氏碧溪草堂钱唐陈氏种榆仙馆同刊”，朱文藻一介寒士，自然无力出资为阮元刻书，此书应该是由陈鸿寿（曼生）出赀，并负责校刻工作，因为这一年《
轩录》编定后，朱文藻即应王昶之聘，为他编订《金石萃编》。
王昶乾隆四十八年任陕西按察使，“关中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碑刻之富，甲于海内”，[82]王昶因而有意编纂《金石萃编》，曾寄信托朱文藻协助采辑金石题跋。[83]其后，王氏历官各地，宦辙所到，即勤力搜访当地碑碣遗文，前后所积多达一千五百余种。王昶《金石萃编序》言：
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澨，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以至往来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84]
王昶扬历中外，转徙各地，直到乾隆五十九年致仕后，才有空料理所储金石摹文，但这年王氏已七十一岁，恐怕“有志而力未逮”。这书实际上是由朱文藻代工编订成书，朱氏《金石萃编跋》说：
（王昶）甲寅（五十九年）春，蒙恩予告归里。……嗣是林泉清暇，发箧陈编，取所录金石摹文，详加考订，阅数年而次第成编。嘉庆辛酉岁（六年），主讲武林敷文书院，文藻候问，出示所定初稿百余巨册，尚须删汰订定，招文藻襄其役。是夏，即携具山斋，与嘉定钱君同人（侗）共晨夕。明年春，先生辞讲席归渔庄，仍令文藻与钱君供其事，旋付梓人校写校刊，迄于今始竣。[85]
钱侗（1778—1815）是钱大昕侄儿，钱大昭第三子。嘉庆六年，朱文藻协助编订《金石萃编》时，这年钱侗才二十四岁，应该是协助朱文藻查核、考订工作，这年王昶七十八岁。《金石萃编》共载录周、秦至宋、辽、金历代金石铭刻一千五百余种；另有元碑八十种，后来删去未刻，罗振玉得其稿，曾以《金石萃编未刻稿》之名影印行世。《金石萃编》主要以石刻为主，兼及少量铜器、瓦当和泉范。著录一依时代为序，每一碑目下注明石刻形制，计其尺寸、行数、字数、书体及石之所在，具录全文，并博采诸家题跋附于后，末加按语，考其事迹，折衷是非。朱文藻本长于金石之学，又擅编录，此前曾为黄易代纂《济宁金石录》，为阮元编订《山左金石志》，可以想见《金石萃编》各碑跋尾，其考证按语应多出自朱文藻手笔。罗振玉《金石萃编未刻稿》目录后识语曾言：
至顺二年《加封启圣王等敕旨》后，附录钱竹汀先生跋尾，其后有朱书“文藻校”三字，与跋尾字迹相同，知跋尾亦出朱先生手。[86]
这是罗振玉由原稿目验，可以证实《金石萃编》各碑跋尾的确出于朱文藻之手。《金石萃编》集碑目、碑文、题跋、考证于一书，全书多达一百六十卷，是清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当时王昶年事已高，急欲有生之年亲见此书告成，因此，每一卷稿成，“旋付梓人校写校刊”。朱文藻前后费时五年为之编订，全书于嘉庆十年十一月刻成；次年六月，王昶去世，享年八十三；朱文藻亦于同年八月去世，年七十二，结束劳瘁的一生。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说：
壬戌（嘉庆七年）春，青浦王述庵少司寇招君于三泖渔庄，纂辑《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若干卷，以少寇下世，不及竟。[87]
《金石萃编》稿成后，朱文藻接着又为王昶纂辑《大藏圣教解题》。王昶与王鸣盛、钱大昕自少同学，又同榜进士，王、钱二人中年早退，俱已等身著作，足可传世。王昶则历官中外，官事旁午，撰述虽不少，但并无代表性著作可传，因此晚年急欲假手门客，以编录传世。王氏本深于佛典，《再书楞严经后》言：
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于宗教之流别、性相之权实，盖茫如也。[88]
可见王昶本人也以“深入佛乘”自负。朱文藻从吴颖芳游二十余年，后又缔结姻亲，一生受吴氏影响极大。吴颖芳精研佛典，尤深于因明学、唯识论等，著有多种佛学著作，朱文藻深受濡染，也潜研佛典。他本擅于簿录之学，因此，虽晚年衰病，但纂辑《大藏圣教解题》，他固优为之。瞿世瑛《清吟阁书目》卷一著录：“《大藏圣教解题》，朱文藻，十六本。”[89]南京图书馆藏此书抄本卷一、卷九、卷二十至二十三，共六卷，署名“青浦王昶德甫撰集”。此残本卷一为经藏大乘经般若部，卷九为经藏小乘经阿含部之单译经，卷二十至二十三为经藏此土著述一至四。这是一部辑录体的释藏目录解题，每书各记书名、卷数、大藏某字号某卷、函数，着译者名号，并节录序跋要语，以明一书著作要旨。书中间加按语，注明《明藏》在某字号，作者事迹、传记所在，及与今《藏》题名、卷数、文字异同等。可惜此书已残缺，又因王昶、朱文藻相继去世，全书未能完成，但由此残帙足可想见其书大略矣。
三
朱文藻困于科举，侘傺以终。他虽一生穷困，却有不少义举。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记载：
赁东街一廛，与业师沈翁耕寸共居。翁夫妇年老衰疾，困顿床蓐，一子谋食四方，君躬汤药、视寒暖者十有余年；及卒，为营丧葬。方之汉代尊师儒，弟子有为师执厮养役者，君之高谊殆不多让。……君外舅沈某，父子相继没，无嗣，积棺三世，君为营丧葬，更属子孙世祀之。张椿年者，君次子之妻弟也。少孤，君饮食教诲，相依二十余年，俾昆弟各成立，里中人称君为长者。[90]
这些义行一般人已难为，更何况朱文藻终身穷饿困乏，尤觉难能。乾隆五十年，江浙久旱成灾，米价腾涌，朱文藻一家七口，加上张椿年兄弟，一共九人，饥肠辘辘，只能依赖寺院赈米，并以所藏书画易米而食。我常觉得阮元似乎欠朱文藻一个公道，《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元年条载：
诏举孝廉方正，浙江举者十二人：仁和邵志纯古庵、翁名濂莲叔、钱塘陈振鹭礼门、海宁陈鳣仲鱼、杨秉初纯一、嘉兴庄凤苞韶九、李瑴中玉、海盐张燕昌芑堂、鄞县袁钧陶轩、慈溪郑勋简香、定海李巽占申三、义乌楼锡裘萃千。辞不就者四人：钱塘何淇春渚、奚冈铁生、朱彭青湖、鄞蒋学镛。[91]
朱文藻并未获荐，这十六人中，邵志纯、陈鳣、杨秉初、张燕昌、何淇、奚冈、朱彭等，皆朱文藻友人。以才学而论，朱文藻应不在这些人之下。孝廉方正因不授职任官，并无严格年龄限制。嘉庆元年，朱文藻年六十二，但江苏所举的江声（1721—1799），这年七十六岁；安徽举荐的程瑶田（1725—1814），这年七十二，皆较朱文藻年长；即浙江举荐辞而不就的朱彭（1731—1803），这年六十六，也较朱文藻年长。大概朱文藻为人冲澹不争，胡敬《碧溪草堂诗集序》言：“省闱屡蹋，终老牖下，他人处此，当若何愤懑。而先生诗和平恬适，不以境遇扰其心，斯学养裕也。”[92]阮元《山左金石志》、《两浙
轩录》两书，颇赖朱文藻之力以成，但他给的笔资似乎不丰，因此，朱文藻不得不同时另外接案，以贴补家用。现将乾隆四十五年朱文藻从北京南归后，为他人代工校书、编书可考者简列如次：
乾隆四十六年，为汪氏欣托山房校勘所刻《隶释》、《隶续》。
乾隆四十七年，为欣托山房校吴棫《韵补》。夏，应王昶之聘，分纂《西湖志》。
乾隆四十八年春，分纂《西湖志》。是年秋，复为王昶搜采金石题跋。(www.xing528.com)
乾隆四十九年，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
乾隆五十年，为孙氏寿松堂校《资治通鉴》。
乾隆五十三年，盐运使卢崧属修《吴山城隍庙志》，与诸念斋、胡干学同事分纂。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吴山城隍庙志》八卷刻成。
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为陶元藻增补、编订《全浙诗话》。
乾隆五十八年夏，为黄易代撰《济宁金石录》；访碑嘉祥，登洪山绝顶。
乾隆五十九年春，《济宁金石录》告成。
乾隆六十年五月，应阮元之聘，分纂《山左金石志》。
嘉庆元年，为阮元编订《山左金石志》；并为扬州江振鸿撰《康山草堂小志》。
嘉庆二年，为西湖净慈寺编《寺志》二十四卷。秋，为阮元增补《两浙
轩录》。
嘉庆三年，增补《两浙
轩录》；并辑《洞霄图志续》五卷、《洞霄诗集续》六卷。
嘉庆四年，为阮元编订《两浙
轩录》。
嘉庆五年，为阮元编订《两浙
轩录》。七月，应嘉兴知府伊汤安之聘，分任《嘉兴府志》校刊工作。
嘉庆六年，本年夏起，为王昶编订《金石萃编》。冬，纂《崇福寺志》四卷。
嘉庆七年，为王昶编订《金石萃编》。
嘉庆八年，为王昶编订《金石萃编》；冬，余杭知县张吉安聘纂《余杭县志》。
嘉庆九年，校刻《金石萃编》；又为王昶纂辑《大藏圣教解题》。冬，鹤林道院住山张复纯聘修《金鼓洞志》。
嘉庆十年三月，《金鼓洞志》八卷告成；夏，《余杭县志》四十卷初稿成；复为王昶纂《大藏圣教解题》。
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出朱文藻几乎以撰述为生活，日无暇晷。他并无文集行世，诗集也仅两卷，至乾隆五十八年止，上列撰述情况仅是我个人知见所及，并非全貌。他的著述可考者，不下四、五十种，梁同书《朗斋朱君传》，说他“一生绩学笃行，著书日以寸许，至老不倦”；胡敬《先友记》也说他“博览群书，勤于手录，竟晨夕笔不停辍，无倦容”。[93]嘉庆十年三月，朱文藻撰《碑录二种序》，自言：“予之勤笔写书，数十年如一日。”[94]这一方面固由于他绩学博闻，期望能以著述传世；另方面则是笔耕易米，用以弥补家计的匮乏。朱文藻嘉庆十一年八月去世，卒前两个月，他还重订早年旧著《说文系传考异》，当时他已重病，《考异》增订告成后，他写了一篇长跋，文末说：
余年逾七十，结习未忘，深以重录四十年前苦心校勘之旧稿，留贻敝箧，以示后人，实为暮年幸事。然恐衰疾不起，转瞬即化云烟，则有此书之数存焉，非吾意料之所能及矣。[95]
此书重定稿后来展转为瞿世瑛清吟阁所得，道光十七年，瞿氏曾付刻行世，他死前重订旧著的一番苦心幸未白费。朱文藻孜孜矻矻，穷年撰述，但并没能改善生活窘状。朱文藻死后，家贫不能葬，道光九年，即死后二十余年，振绮堂后人汪远孙和朱文藻弟子胡敬出资埋葬朱文藻和子、媳、孙一共六柩。他虽“著书满屋”，却无力刊刻，这些遗稿一部分道光时归清吟阁所有，咸丰庚辛之乱，清吟阁藏书“散失无遗”，[96]朱文藻多数遗稿俱已亡佚，仅有少数稿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上海、浙江图书馆。
我曾慨叹朱文藻“力能传人，却不足以自传”。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朱文藻”条曾综论其学：
朗斋渔猎百家，取材宏富。精六书，自《说文系传》、《佩觿》、《汗简》及《钟鼎款识》、《博古图》诸书，无不贯串源流，会其旨要。……又通史学，凡合纪传、编年、纪事、《通典》诸书，辄能考其缺略，审其是非。[97]
朱文藻小学著作刊行者只有《说文系传考异》一书。他曾为欣托山房校勘所刻《隶释》、《隶续》、《韵补》三书，南京图书馆所藏《校订存疑》抄本第三册收有这三书的校记。此外，乾隆四十八年，他曾校订葛鸣阳所刻张有《复古编》；五十八年，校赵氏小山楼所刻《九经字样》，两书校语亦见于《校订存疑》册三。大抵朱文藻所擅长者，主要是由六书校订刊本文字传讹，无可讳言的，这与段玉裁、王念孙辈由声音以通假借，以古音串训诂，因声求义，发明古义，进而探索语源发展规律的研究高度相较，朱文藻所为，仅属“前近代”研究。他在小学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让徐锴《说文系传》重新回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周祖谟先生曾指出，徐锴考索字义时，经常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清代的训诂学家影响极大。段玉裁《说文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也常应用这种方法申明字义。由此可见徐锴的《说文系传》是清代文字训诂之学的前驱，清人受徐锴《系传》的启示很多。”[98]朱文藻促进了《系传》的流播，自然也有一份贡献。[99]
王昶极称朱文藻博通史学，这应该是他助纂《金石萃编》时，王昶的切身感受。朱文藻应王杰之邀入都校书，即曾协助校订《续三通》；又为孙仰曾寿松堂校勘《通鉴》，有校记六卷。这两种校记收于《校订存疑》册一、册二。此外，他曾为鲍廷博校订明人钱士升所纂的《南宋书》，此书似无刻本，朱文藻《跋》说：
钱氏此书盖取《宋史》原文删去繁衍，更采他书补所未备，得百（森按：疑“十”字之误）分之四五焉。细审删处有未尽善者，……补传亦不皆合例。史笔文字，知非长才；且原史间有讹字，引用仍而不改。惟人与模拟，事以时属，叙次井井，兼无此见彼复之病，为可取耳。乾隆己丑（三十四年），借抄一过。复取《宋史》细校，诸未善者，据史略加增润；遇有讹误可议，标出上方，俱用朱笔，凡校两月而毕。[100]
乾隆时采访天下遗书，鲍廷博曾将朱文藻《南宋书》校本进呈，原书现藏上海图书馆。朱氏亦曾校吴城瓶花斋所藏《三朝北盟会编》，这个校本亦被进呈，成为四库馆臣删削的底本。光绪末，许涵度在四川校刻《三朝北盟会编》，即依此本校订，故近世推为佳刻。[101]
《清吟阁书目》著录所藏朱文藻稿抄本，有《五代史纪事》一本、《宋史艺文志》十四本、《历代经籍志》稿本四册，及《郎官石柱题名考》稿本、《胡忠简公年谱》六卷并《附录》二卷。胡忠简即南宋胡铨，建炎二年进士，曾上疏主斩秦桧，谪徙广东，乾道时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这些书现皆不传，但由上列书名，可以推知朱文藻尤熟谙宋史，长于校订史文讹误及经籍簿录之学。可惜他一生困于科举，奔走衣食，无法像钱大昕、王鸣盛辈一样潜心研究，成一家之言，以著述名世。他为糊口，只能依人以编订为生，这是下层知识人的生活困境。
朱文藻另有一值得称述的是他熟习两浙文献，前面谈过，他曾分纂《西湖志》，协助邵晋涵重订《杭州府志》，参与《嘉兴府志》校刊工作。晚年还应余杭知县张吉安之聘，主纂《余杭县志》。一般而言，方志的主修、监定和主纂三者鼎列并称，主修由该地行政长官担任，主纂大多延请举人以上知名人士担任，以免地方士绅掣肘。朱文藻因长于编订，兼具史裁和名望，故能以诸生担任主纂。据张吉安《序》，《余杭县志》“属稿粗竟，朱君即世”，后来由崔应榴和本邑董作栋（曾任河南鲁山知县）继纂成书。
除方志外，朱文藻还为杭州一些寺院、道观编志，现在可考的，有《净慈寺志》二十四卷、《崇福寺志》四卷、《洞霄图志续》五卷及《金鼓洞志》八卷。其中，《洞霄图志续》是余杭大涤洞洞霄宫的志书，洞霄宫建于唐弘道时，经吴越王改建、宋高宗重修，是杭州著名的古道观，元人邓牧心曾著《洞霄图志》六卷，收于《道藏》和《四库全书》，朱文藻这书是它的续编。元代孟宗宝另编《洞霄诗集》十四卷，采辑唐宋以来有关大涤洞天的题咏荟为一编，朱文藻也编有《洞霄诗集续》六卷，可作为《洞霄图志续》的《艺文》看。《洞霄图志续》嘉庆时有刻本，我未见其书。《金鼓洞志》八卷，是朱文藻生前最后一部写定的著作。金鼓洞在杭州栖霞岭北麓，康熙五年，全真道士周太朗（字明阳，号元真子）云游至其地，建构屋宇，创设鹤林道院，广收弟子，后来成为全真教龙门派一个重要支派。嘉庆十年，鹤林住山张复纯看到朱文藻编的《洞霄图志续》，极为歆羡，因此，特请朱文藻编纂院志，也就是《金鼓洞志》。此书载录了鹤林道院兴修沿革、法嗣传承，及金鼓洞相关的题咏，搜采极为详备。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卷六《教祖》、卷七《法嗣》两卷。卷六小序言：
道院法派奉丘真人（按丘处机）之教，而丘真人为王重阳（王喆）真人弟子七真之一，奉王真人之教。今陕西西安府盩厔县宗圣宫说经台有《全真教祖碑》，虽专述王真人事迹，而丘真人亦略见其中，碑拓传世甚尠。至七真中，亦惟丘真人事迹散见诸书，最为详备，从未经人汇辑。今据所见，悉为裒录，凡奉全真之教者皆得以悉两真人授受之原委而广为流传，俾知渊源之有自。[102]
朱文藻详细考证了全真教教祖王喆、丘处机事迹，并从群书记载与各地道观石刻互相参考钩稽，考证了丘真人从游漠北的十八弟子名号、事实。鹤林道院创建初期，因榛莽初辟，前四代主院之人已无可考，朱文藻搜集前闻，勤访故老，及时载录了金鼓洞派第五代至十四代的法嗣传承，保留了大量原始文献及口述材料。此书成为研究全真教南传及清代道教流派极重要的历史文献。
朱文藻算不上清代第一流的学者，[103]我的报告，主要是想藉由朱文藻的事例，用以揭示清代下层知识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者长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现象，以及清代社会某种上下掠食而又互相依存的学术生态链。报告卑之无甚高论，但希望能为清代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104]
［本文为专题计划“书札史料与清代学术研究”（编号：MOST 105－2410－H－001－097）之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1]陈鸿森：《陈鳣年谱》，《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本第1分，第149—224页。
[2]陈鸿森：《臧庸年谱》，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第2辑，第247—315页；《丁杰行实辑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307页；《洪颐煊年谱》，《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0本第4分，第691—771页；《钱坫年谱》，《中国经学》第9辑，第109—166页；《余萧客编年事辑》，《中国经学》第10辑，第65—95页；《武亿年谱》，201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5本第3分，第477—574页；《朱文藻年谱》，《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第155—241页。
[3]朱文藻撰，胡敬辑，《朗斋先生遗集》，道光二十五年崇雅堂刻本，卷二，第24页。
[4]朱文藻曾与钱大昕有过学术交往，《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势都儿大王令旨碑”条载：“此与《朝城令旨碑》皆钱唐朱文藻朗斋所贻。”
[5]《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5890—5891页。
[6]参拙作《〈清史列传〉汪宪、朱文藻传订误》，将刊于《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日本东京东方书店）。
[7]钱大昕：《内阁侍读严道甫（长明）传》云：“……及补县学生，学使梦侍郎以国士目之。侍郎知其贫，问所需，长明曰：‘贫乃士之常，闻广陵马氏多藏书，愿得一席为读书计耳。’因荐之卢运使见曾，立延致之。是时东南名士多假馆马氏斋，长明虚心质难，相与上下其议论，遂博极群书。”（《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665页）可见假馆知名藏书家，实当时寒士获取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8]汪璐：《藏书题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9]丁申：《武林藏书录》，《武林掌故丛编》本，卷下，第15—16页。
[10]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下，第27页。
[11]汪璐：《藏书题识》，第19页。
[12]汪璐：《藏书题识》，第43—44页。
[13]汪璐：《藏书题识》，第18页；另参同书第17页“三国志”条。
[14]杭世骏：《榕城诗话》，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卷末。
[15]徐旭晟：《杭世骏〈金史补〉稿抄本及其史学价值》，《史林》2014年第6期，第52—59页。
[16]董恩林：《佚名〈史记疏证〉、〈汉书疏证〉作者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83—188页。
[17]张世荦：《频迦偶吟》，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六年朱文藻抄本，卷首，第1页。
[18]邵晋涵纂，《杭州府志》，乾隆四十九年刊本，卷七十一《选举》，第53页。
[19]邵晋涵纂，《杭州府志》，卷九十四，第33—34页。
[20]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第2—3页。
[21]《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九五八，第22—23页。
[22]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光绪八年，徐氏八杉斋校本，卷末，第3页。
[23]王杰于乾隆三十六年秋至三十九年秋任浙江学政（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71—2672页），正浙江大力采集遗书之时。
[24]鲍廷博纂，《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卷首，第3页。
[25]周广业、崔应榴：《关帝事迹征信编》，乾隆三十八年参和堂刊本，卷末《附记》。
[26]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嘉庆五年，守惇堂刊本，卷首，第1页。
[27]阮元：《两浙
轩录》，《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五，第39页。
[28]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五，第46页。
[29]瞿世瑛：《清吟阁书目》，民国七年，仁和吴氏双照楼刊本，卷一，第25页。
[30]瞿世瑛：《清吟阁书目》，民国七年，仁和吴氏双照楼刊本，卷一，第18页。
[31]孙峻：《武林坊巷志·序》，丁丙《武林坊巷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卷首，第5页。
[32]阮元：《两浙
轩录》，卷四十，第35页。
[33]朱文藻：《与邵二云书》，转引自朱炯《新发现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及其文献价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14年卷）。此札朱君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藏朱兰《南江先生年谱初稿》稿本录出，惟录文鲁鱼亥豕，拙稿《朱文藻碧溪草堂遗文辑存》有校录文（《正学》第4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396页）。
[34]参拙作《〈清史列传〉汪宪、朱文藻传订误》；按汪宪另著《易说存悔》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列于存目（卷十，第26—27页），其书乃“编修邵晋涵家藏本”，非由振绮堂进呈。
[35]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卷末，第1页。
[36]朱文藻致文翁宗老先生答谢函云：“春夏以来，两奉候札，想并蒙省览。顷潘莹中先生来杭，得稔近安，深慰鄙怀。承假《说文系传》，本拟速为抄竣，适入夏后猝遭鱼亭先生尊人大故，未免间以他务停止，嗣因勉赴秋闱，又停一月，蹉跎至今。抄毕之日，正欲造堂面缴，快聆清诲，恰值潘先生有还吴之便，原书附顺奉上。外有《考异》二十八篇、《附录》二篇，合为一册，并呈教政。”
[37]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三，第12页。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五“说文系传考异一卷附录一卷”条亦曰：“右书因《说文系传》世无善本，传写讹脱，殆不可读，乃杂考诸书，正其异同。《附录》一卷，皆诸家论《系传》语也。汪启淑刊《系传》四十卷并《附录》，而遗此《考异》。乾隆壬辰，开四库馆，采访遗书，武林诸藏书家各以善本经大吏汇进于朝，先后凡五千余种，浙抚复令振绮堂后人汪汝瑮增选百种续进，遂以此应选，题为汪宪撰，实则朱文藻所校录也。有文藻三跋。文藻字朗斋，自号碧溪居士，钱塘诸生。此诚吾杭艺林掌故也。”
[38]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三，第12页。
[39]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乾隆间武英殿刻本，卷四十一，第10—11页。
[40]《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5891页。
[41]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671—2677页。
[42]周春：《耄余诗话》，《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四，第3页。
[43]朱文藻：《朗斋先生遗集》，卷首，第2页。
[44]朱文藻：《朗斋先生遗集》，卷二，第1—2页。
[45]如许宗彦《丁教授（杰）传》言：“举乡荐入都，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一门往往出其手。”（《鉴止水斋集》，《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七，第12页）周春《蓬庐文钞·序》言：“计偕北上，时纂四库书，馆阁亟需校勘，争相延致。君肆应精详，各餍所请以去，凡卷帙经君寓目者，悉成善本。”（周广业：《蓬庐文钞》，《续修四库全书》，卷首，第1页）
[46]朱文藻：《校订存疑》，南京图书馆藏朱氏未刊稿抄本，册二，卷首。
[47]王昶：《金石萃编》，《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首，第2页。
[48]《高宗实录》，卷一一○二，第22页。
[49]拙稿《〈清史列传〉汪宪、朱文藻传订误》。
[50]朱文藻：《朗斋先生遗集》，卷二，第11页。
[51]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以《葆醇堂藏书录》为朱文藻“自藏书目”（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0页），其说非是。按王杰著《葆淳阁集》二十四卷，“淳”、“醇”音同义近，葆淳（醇）堂盖王杰斋名，检《藏书录》著录胡奕勋编《十三经类纂》十二卷、《续集》十九卷，朱文藻按语云：“此书抄本，得于浙中胡氏所呈之手稿也”（上册，第27页）；又徐咸清《资治同文》三十册，朱氏按语：“此书从越中传钞，校对、缮录皆越郡诸生，卷首及面页各题识姓名。第二册有《校对凡例》十四条，乃会稽诸生王霖所定。”（上册，第30—31页），知此二书皆王杰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任浙江学政时，由浙中传钞所得。另据《说文解字系传》条，朱文藻按语云：“此书……末附《考异》二十八篇，《附录》二卷，则刑部员外郎钱塘汪宪与文藻同校是书而作。……此本借钞于汪氏振绮堂，即宪家藏校本。”按朱文藻：《重校说文系传考异跋》，自言《说文系传考异》原稿藏于己家，如葆醇堂为朱文藻藏书之所，渠何须更从振绮堂“借钞”？即此一条，可断言《葆醇堂藏书录》断非朱氏“自藏书目”矣。
[52]朱文藻：《与邵二云书》，见拙稿《朱文藻碧溪草堂遗文辑存》。
[53]阮元：《两浙
轩录》，卷三十一，第18页。
[54]如蒋寅撰，《陶元藻与〈全浙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卷首，第1—9页），全文但论陶氏费十七年之功编纂此书，并未提及朱文藻曾费数年之力，为此书作了大量加工增订、补遗之劳。
[55]《清史列传》，第5986页。
[56]阮元：《小沧浪笔谈》，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3页。
[57]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嘉庆间刊本，卷首，第1页。
[58]按《山左金石志》元祐七年“姜三校洪山顶题字”条，末云：“朱朗斋亲至洪山绝顶拓得之。”（《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七，第20页）又卷二十“洪山石佛题名”条云：“在嘉祥县洪山顶，……朱朗斋客济宁时访得。”（第19页）同卷明昌七年“段在等登高会题字”（第19页）、卷二十三元统元年“洪山题字”，又无年月“洪山题字五种”（页36）、卷二十四至正四年“洪山诗刻残石”（第18页）等，俱此行访碑所得。另据卷二十三“萌山闰九日诗刻”条言：“在嘉祥县萌山石壁，……朱朗斋至其处得之。”（第27页）则朗斋访碑嘉祥，所至固非一处。
[59]毕沅、阮元纂，《山左金石志》，卷首，第1—2页。
[60]参拙作《武亿年谱》乾隆六十年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5本第3分，第536—537页。
[61]《山左金石志》，卷首，第2页。
[62]段松苓《山左碑目·自叙》述及《山左金石志》分工情形，言：“余编次山左吉金，而二先生（按指朱文藻、武亿）分录列代碑版，宫詹（阮元）总其成而裁定之，已有成绪。八月终，宫詹膺简命擢阁学，调任两浙。此时余所著录者仅云蒇事，而二先生所辑，未能告竣。”（光绪三十四年，李氏《圣译楼丛书》本，卷首，第1—2页）可知此书在济南时并未完稿。
[63]朱文藻：《朗斋先生遗集》，卷首，第2页。
[64]按张椿年《荆华仙馆初稿》有《季廉夫（尔庆）征诗来邗，同宿康山寓斋，诗以纪事》一首，云：“乍晤不相识，相看是故人。几年成别况，一夕话酸辛。祖宅衣冠旧（元注：先生话里门事甚详），编诗岁月新（时阮芸台阁学修纂《淮海英灵集》，先生为之采访）。愿交来恐后，联榻话频频。”（南京图书馆藏嘉庆间刊本，卷一，第4页）其时季尔庆为阮元《淮海英灵集》征访扬人诗稿，亦同寓康山草堂。
[65]张椿年：《荆华仙馆初稿》，卷首，第1页。
[66]王昶：《春融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第25—26页。
[67]朱休度：《俟宁居偶咏》，《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上，第17页。
[68]释际祥纂，《净慈寺志》，光绪十四年嘉惠堂丁氏重刊本，卷二十，第23—24页。
[69]释际祥纂，《净慈寺志》，卷二，第21页。
[70]释际祥纂，《净慈寺志》，卷二十一，第6—7页，第9页，第13页。
[71]按此实集陶渊明诗句，朱氏以为“集唐诗”者，误也。“今日天气佳”句，见陶诗《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摘我园中蔬”、“好风与之俱”二句，见《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提壶接宾侣”句，见《游斜川》；“缓带尽欢娱”、“我愿不知老”二句，见《杂诗》之四。此“挥翰□平素”句，盖《咏二疏》“挥觞道平素”也；末句“君怀定如何”，失韵，盖《拟古》九首之三“君情定何如”也。
[72]释际祥纂《净慈寺志》，卷二十一，第13页。
[73]阮元：《两浙
轩录》，卷首《凡例》，第2—3页。
[74]阮元：《两浙
轩录》，卷首《凡例》，第1页。
[75]如近年出版的《两浙
轩录》夏勇等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卷首夏勇《整理弁言》，全未提及朱文藻的编订之功。
[76]阮元：《定香亭笔谈》，《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第10页。
[77]张椿年：《荆华仙馆初稿》，卷首，第1页。
[78]周春：《耄余诗话》，《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四，第1页。
[79]周广业：《蓬庐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首，第1页。
[80]阮元：《两浙
轩录》，卷首。
[81]法式善：《陶庐杂录》，《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三，第32页。
[82]钱大昕：《关中金石志序》，《潜研堂文集》，第415页。
[83]南京图书馆藏朱文藻《碑录二种·自序》，参拙稿《朱文藻碧溪草堂遗文辑存》，《正学》第4辑，第364页。
[84]王昶：《金石萃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首，第1页。
[85]朱文藻：《金石萃编·跋》，卷首，第1页。
[86]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首目录后罗振玉识语。
[87]朱文藻：《朗斋先生遗集》，卷首，第2页。
[88]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五，第20页。
[89]瞿世瑛：《清吟阁书目》，卷一，第7页。
[90]朱文藻：《朗斋先生遗集》，卷首，第1—2页。
[91]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光绪间琅嬛仙馆刻本，卷一，第17页。
[92]胡敬：《崇雅堂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第15页。
[93]胡敬：《葑唐府君年谱》，南京图书馆藏道光间胡氏家刻本，第10页。
[94]朱文藻纂，《碑录二种》，南京图书馆藏道光九年瞿氏清吟阁抄本，卷首，第2页。
[95]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卷末，第4页。
[96]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九“藏海居士集”条云：瞿氏“清吟阁所藏金石书画极富，辛酉（咸丰十一年）兵燹后，散失无遗”。丁申《武林藏书录》“清吟阁”条，亦言所储秘籍异本皆“失于庚辛之乱”。（卷下，第39页）
[97]王昶辑，《湖海诗传》，《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三十八，第33页。
[98]周祖谟：《徐锴的说文学》，见氏著《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43—851页。
[99]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说文解字句读》、《说文释例》、《文字蒙求》等书中对朱氏的《考异》多所征引，而其他各家似乎较少关注到他。
[100]上海图书馆藏知不足斋原藏旧抄本朱文藻《跋》。
[10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102]朱文藻纂，《金鼓洞志》，丁氏《武林掌故丛编》本，卷六，第1页。
[103]《书目答问》将朱文藻列为小学家与金石学家。
[104]本文依据作者2017年4月7日于南京大学文学院所作的演讲录音档，由北京大学博士生潘妍艳、南京大学博士生吴钦根两君协助整理，经作者增订成稿，书此以志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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