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首位释义为帮助治理国家政务[1]。本文所提及“资政”主要是指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历代当政者都非常重视志书的资政作用，历史上素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2]的说法。古时地方官上任首先要看地方志，如南宋淳熙六年朱熹任南康知军，“下车首以郡志为询”。一部旷古著作《史记》，为后人提供了多少历史借鉴和历史启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本身书名就表明了著作的目的和功用。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讲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所指“大道”，既包含着社会的进退得失之道，也蕴含着政治的兴衰治乱之道。清朝乾隆年间任福宁知府的李清翘，每到巡察之地都要查阅地方志，将志书视作“致治之书”。而明朝的六部体《兴化府志》，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分类。曾享有中国二部半之一盛誉的清代三宝体《宁化县志》中，则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纲，分为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经政、旧事六门，意在直接资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1989年8月12日，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3]2014年2月25日。他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修史修志。”
随着社会的变迁，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方志依旧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宁知府李拔有句话：“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很显然，志书对于地方官员治理一方有着重要的资治作用，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方志所提供的大量关于省情、市情、区情等全面科学系统的资料，更加凸显其价值：一方面，方志汇集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为各级党委政府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决策、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地方志工作又是各级领导深入了解民情、民心、民意必不可少的渠道，只有切实了解民情、民心、民意，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www.xing528.com)
当前受疫情影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去中国化”图谋，对我国进行污蔑、打击、颠覆和破坏活动。新的形势迫切需要我们修志工作者，深刻总结多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建设成为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服务。为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确保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修志工作者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把握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为当今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4]。这既是地方志工作的职责所在，也是地方志事业不断推陈出新、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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