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起于历书，进入中国后其体例和功能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它在中国通过形态的传入期、内容的编译期、编纂的创始期进入事业的发展期，经历了通书性质、政书性质、史料性质、工具书性质到资料性文献性质五次大的嬗变。[2]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年鉴认识的不断深化，年鉴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发生变化，逐渐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发展之路，其体例也在不同时期得到拓展，至今年鉴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仍在探索之中。
新中国的年鉴事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地方综合年鉴数量最多也最具活力。由于年鉴一直随时代的发展在探索中编纂，其体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编纂规模的扩大和年鉴研究的深入，年鉴的编纂和管理愈益规范。2006年国务院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定义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对地方综合年鉴作出了更为准确和科学的表述。200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对年鉴的框架、资料、内容及出版做了进一步规范，并对年鉴的文体文风做了明确要求，年鉴的体例在规范、融合与创新中渐趋成熟。2017年，中指组印发《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强调年鉴编纂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改革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www.xing528.com)
年鉴体例创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年鉴发展之路。诚如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牟国义所言，“新时代中国年鉴发展要把握时代脉搏，紧贴发展实际，坚持创新引领，把提升和拓展年鉴的内容深度、科学内涵、文献价值作为目标追求，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力推进编纂理念、内容记述、编纂手法的创新”，“年鉴编纂有基本的规范，没有固定的模式，创新贵在体现形式与内容、创新手法与资料价值的完美统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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