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的写意花鸟是直接地表现出他的人生追求。李苦禅喜画鹰，希望借助鹰来表现自己的精神向往和人格意志。他笔下，无论是蔬菜瓜果、丝瓜藤蔓、荷塘秋光还是古树虬枝，皆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浩然正气。他笔下的巨幅荷花、劲节竹林、松崖群鹰更是笔墨酣畅，充满雄浑博大的气象。“地域风俗和民族性格（包括宗教感情和种种区域性格色彩较浓的社会心理）历来是艺术灵感和艺术风格的土壤。”[14]独具风格的区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文化交融和传承，孕育出相对应的民间艺术风格是顺应艺术发展规律的。“较之其他任何艺术，在民间艺术中，我们可以更为鲜明地感受到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的从原始艺术继承下来的思想观念、情感倾向、审美心理、图示语汇以及艺术标志。”[15]民间艺术代表了广大的平民艺术思想，受到地域文化润泽的民间艺术作品能够丰富艺术家的创作语言。
李苦禅自幼便浸染于山东的民间艺术，山东高唐地区的年画、剪纸与民间塑像都极其丰富。民间美术有其自身的写意性特色，例如，不求形似、多夸张局部等。少时的李苦禅曾被家乡彩塑生动的色彩、夸张的形象深深吸引，民间艺术的单纯和质朴的表现风格也无形中影响着李苦禅的艺术创作。李苦禅在晚年的时候还向亲人们感叹：“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皆出自于画工之手，西方的毕加索来了见到也是要赞叹的。”正是因为李苦禅幼时生活于这样的民间文化环境，其创造力才没有被过多压制。也因为李苦禅有着山东人顽强的精神品格，他在艺术创作中才能坚持自我，不被外部的力量所束缚。李苦禅的艺术之根来源于民间，所以才有勃勃的生命力，在特定地域文化滋养中生生不息，形成了如今的风貌。他有着作为优秀艺术家的本能和直觉，将质朴的审美意识与高度发达、严整的文人艺术结合，创作出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语言，从而在当代艺术史上树立了富于个性的图式典范。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战乱会激发出人强烈的民族情感，因个人心理结构和文化背景不同，艺术语言也不尽相同，八大山人呈现以冷逸精简的笔墨和白眼看世界的动物形象，周思聪的《旷工图》则是借用解构人体后的支离破碎、暗淡的色调和痛苦扭曲的人物形象。面对国难内心愤懑，借绘画语言直抒胸臆是艺术家的一种发泄情感的方式。郎绍君曾说过，“忧和乐是艺术呈现的两种方式”。李苦禅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后一种方式。豁达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造就了其乐观向上的艺术趣味选择。他用艺术表达自己对于家乡和土地的热爱。画面中的一花一树都澄澈而明净，倔强而质朴的山东人的性格在这种审美选择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苦难时没有丝毫的自怨自艾，这就是山东农民对待生活的态度。积极入世和中庸豁达的儒家精神外化为李苦禅笔下苍劲的雄鹰和舒卷洒落的莲叶，挺拔而自信地面对世事与纷争。
写意精神是中国儒道精神的延伸，不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追求个人内心品德的修养。李苦禅从山东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提升自己的艺术创作，这种文化积淀在各个阶段的艺术实践中持续发酵，逐渐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绘画风格。李苦禅绘画呈现出的稚拙的用笔、精练的艺术形象、积极入世的创作观，都体现了齐鲁文化的正大气象。这是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作品背后最为坚实的人文支撑和精神内核。
【注释】
[1]胡兆量：《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王修智：《齐鲁文化与山东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3]郎绍君：《现代中国画论集》，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4]郎绍君：《现代中国画论集》，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5]房福贤：《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6]出自《论语·述而》。(www.xing528.com)
[7]金元浦等：《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
[8]林风眠：《艺术丛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9]歌德等：《文学风格论》，王元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10]蒋勋：《齐白石——文人画最后的奇葩》，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23页。
[11]王修智：《齐鲁文化与山东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
[12]华天雪：《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13]郎绍君：《论中国现代美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14]郎绍君：《现代中国画论集》，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368页。
[15]王毅：《中国民间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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