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李苦禅还应林风眠之邀，赴杭州执教于杭州国立艺专。杭州艺专的口号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与李苦禅的艺术主张完全一致。学校的教学大纲更是指出“本校绘画系之异于各地者，即包括国画、西画于一系列之中。……假如要把颓废的国画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而另辟新途径，则研究国画者不予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我们假如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的陈式而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李苦禅非常赞同校长林风眠的教学方案，具体在教学上，李苦禅兼采传统与现代技法，在国画课上进行写生。他常带学生到西子湖畔写生，自己养鱼鹰作画。在李苦禅纪念馆里留存多幅杭州艺专时期李苦禅教授学生的作品，并展于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这种中西融合的教学方式，渗透在每一幅学生作品中。可以见得这是中国近现代实验性教学的一次重大的尝试，并深刻影响了今后中国艺术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理念。在杭州艺专，他还得以结识吴昌硕的门生潘天寿。李苦禅回忆潘天寿，“看到了他那指墨的荷叶，回想起当年，我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感受，不拘成法地探求，尝试着各种笔墨技巧。为了得到满意的笔墨效果，我们一方面研究八大、石涛等的用笔，一方面试用多种绘画的工具，如以指头、笋壳、棉絮来作画……”[13]可见他们二人的志向相同，都是求师造化、勇于独创的；所尊崇的古人也皆为自成一家、别开蹊径、格调高尚的前人画师，如青藤、八大、石涛、高且园等。
综上所述，李苦禅早期的艺术实践，不论选择西方形式，还是中国传统风格。一方面是他主观意愿学习西画是以改良中国画为目的，最终还是以中国画为本。另一方面，客观地分析，他的艺术选择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的社会历史变革，始终与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的大师走在一起，如蔡元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赵望云、王森然、潘天寿、王青芳等，他所在的朋友圈引领了中国画的改革。李苦禅通过早年的艺术实践，吸收了古代以及同时代具有创新思想的国画家的艺术风格，又兼学齐蒂尔、克罗多所传授的法国印象派技巧，丰富了艺术题材，扩大了艺术思路，并立创一种“金碧重彩写意画”之新格。后期他选择方形纸进行构图，打破了传统中国画的构图模式，颜色上加以西方丙稀颜料作藤花、紫鸢，花鸟题材选择鹰、鹭等大型鸟类。通过早期艺术实践的不断探索，他最终确立了沉郁雄浑、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大写意花鸟画在中国画改革中的时代地位。
【注释】
[1]《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沿革》，《绘学杂志》，1920年第2期。
[2]《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沿革》，《绘学杂志》，1920年第2期。
[3]李苦禅：《徐悲鸿传记<笔下千骑>序言》，《李苦禅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4]《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会员姓名录》，《绘学杂志》，1920年第2期。
[5]《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演说词》，《北大日刊》，1918年第10期。
[6]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3日；1920年6月《绘学杂志》第一期转载此文，改名为《中国画改良论》。(www.xing528.com)
[7]《赵望云自述》，《中国画坛论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8]王森然：《苦禅画集序》，炳林印书馆，1936年。
[9]程争：《从学徒到大师——画家赵望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10]《文艺战线》，1932年第一卷。
[11]王森然：《画家李苦禅》，《李苦禅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12]刘曦林：《再读李苦禅——关于李苦禅早期艺术活动的笔记》，《美术研究》，2000年第1期。
[13]《李苦禅、潘天寿画展研讨会》，《新美术》，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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