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杰生于19世纪末的一个普通农户家，自幼聪慧。幼年时就展现出绘画天赋，后得聊城二中绘画老师孙占群先生的点拨，开启艺术人生。1918年，19岁的李英杰选择离开故土，独自来到北京，从此踏上了一条并不平顺的求艺之路，这也是在那个时代众多莘莘学子的选择。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王朝分崩瓦解，一时间各地军阀割据，政权分立。在如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艺术领域同样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新旧文化对峙，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五四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加速了艺术风格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同样，新鲜的文艺思想刺激了当时年轻人的头脑。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中心，是无数新时代学子梦寐以求之地。
1918年2月22日，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该会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首个新型研究绘画艺术的大型美术团体。主要领衔人有本校的李毅士、贝季眉、钱稻孙、冯汉叔，他们担任讲演指导，延请画界耆老如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胡佩衡等名家及画坛新秀徐悲鸿担任导师。作为画法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蔡元培校长对该会的章程、课程设置、导师聘请等一系列事务都作了周详的安排。会章规定：“本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研究画艺，培养人才，倡导美育”为宗旨。
怀揣着对艺术的向往，李英杰在1918年暑假进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学习。《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沿革》中明确记录“暑期内徐悲鸿在西山组织图画部讲演传习，从学者二十余人。后徐君赴欧”[1]，正是这个暑假，李英杰有幸受教于徐悲鸿。外国画部课程包括油彩、水彩画、铅笔画、炭笔画、黑白画五科。[2]李英杰在这里学习到了基本的西画方法，并曾临习过徐悲鸿早年古典主义风格油画作品《搏狮》，画中一位强健的裸体男子用手掰开狮子的嘴，表现出一种力量之美。在《徐悲鸿传记〈笔下千骑〉序言》中，他曾道：“1919年，长余三岁之徐公乃余西画开蒙师也。”启蒙恩师的事迹及思想，定会影响李英杰的一生，以致“数十年来，徐公事迹吾辈固铭于心”。[3]暑期结束，徐悲鸿便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李英杰也回到山东老家继续中学学业。(www.xing528.com)
1919年，李英杰以山东聊城二中学生代表的身份再次赴京，参加“五四运动”以及“六三运动”，后考入北京大学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打开了新的视野。他常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幸运地聆听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等一批中国文化精英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1920年，李英杰重新进入北大画法研究会学习，并更名为李英。他的名字出现在1920年第一期北大编《绘学杂志》中国画部的学员名单中，同期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北京画院重要的山水画家——秦仲文。[4]缘何他初来北京学习西画，转而一年后改学中国画？也许是他再到北京时，启蒙恩师徐悲鸿已远赴欧洲，没有更合适的导师人选，抑或西画学习工具价格昂贵自己负担不起，也或是他重新点燃了学习传统绘画的信心。但是他由西转中的艺术实践，是值得思考的。
在北大学习时，校长蔡元培中西艺术兼容的思想始终深入人心。蔡元培主张中国绘画要输入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他在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演说词中谈到：“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5]徐悲鸿作为蔡元培美育思想忠实的追随者，更是力主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他曾在1918年5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文章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乃在于“守旧”与“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并提出改良中国画的要旨：“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种“引西润中”的美术思想，成为主导徐悲鸿一生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实践的根本信念。[6]徐悲鸿曾对李英讲“文止于八股，画止于四王，皆至哀途！”而这些思想是否使李英改变自己的艺术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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