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宗教情结：探索图像与东方阐释

正如前面所述，“泛宗教”情结由来已久，特别有着深层文化因素，宗教复兴运动的勃兴，并日益在国际事务和人与环境的处理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为艺术的“泛宗教”情绪化带来了契机。与此同时，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化因素的加大，日益张裂了个体的人性因素，技术图像性使人更趋“平面化”。人自身的扁平化境遇，使得人不得不思考信仰问题，来应对人被转化为技术符号的危机。

新千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特别是大量知识分子的认信和皈依，使得这部分人以这一信仰来表达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耽于肉身感官而无意于精神向度的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是极为暧昧的，也是很低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的座谈中指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时期，由于某些官员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信仰，不管是对‘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学说’‘宗教’的信仰，统统都没有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追求的话，大概只是 ‘金钱’和‘权力’，这如果可以叫作‘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信仰‘金钱与权力拜物教’……”^[12] 这是不假的，新世纪可以被称之为众神狂欢的世纪，其表现在于各种“类神学”^[13]的表达纷纷出笼，来力争使其所信仰的精神成为主流，占据主流。比如，孔儒“圣教”的流行反映了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多元取向，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飘忽不定。(www.xing528.com)

哈维尔有言：“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使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14]“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这也许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企盼，当然这是在舍弃儒家“经世致用”的抱负之后的安逸——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对于较为清醒的少数知识分子来说，中西精神的冲突恐怕要更紧迫些，它突出反映在精神信仰、文化价值方面，具体而言对于基督教精神，作为身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是拒绝，还是真心接受，抑或不理不睬，这确实是一个较难的课题。在这一对立中，怎样来看待基督事件，即基督的救赎与爱，这不但是对于整个种群而言的，也是切中于单个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