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暂时离开第一个视域的讨论，将目光扩大到第二个层次——社会观的角度来观察，就会赫然发现：这里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前面的个人文本，而是不太具有历史性和时间限制的由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中的文化对抗，其中的最小单位就是詹明信提出的“意识形态素”。假设我们还有一丝念旧，愿意回想起第一层次的核心词汇是矛盾的话，那在这里我们将发现矛盾被阶级话语所代替，“分析的组织范畴已经成为社会阶级的范畴”。
首先，詹明信认为，阶级不是静止而是一种相对的对话式的关系。对阶级的定义只有放在不同阶级的对比中才能更加清晰，只有依靠所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观念进行划分，才能找出主要或次要的阶级并对其定位。至此，詹明信已经从两大方面和传统的庸俗社会学区分开来。一、政治无意识的提出为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接洽找到一种中介，一种再现现实的语言，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二、对“阶级”概念的定义，其价值立场处于与对立阶级的能动状态，也与传统社会学的静止观念做了区分。
在对话式的关系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状态得以延续。一般而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会力求巩固自身的权力立场，并不断生产使其立场合法化的基本策略。而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则往往以隐蔽的姿态对前者实施对抗和消解，破坏前者力图塑造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可以说对话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对抗性的关系，“是共有符码的普遍统一之中两种对立话语之间的对话”[8]。基于此，詹明信文化阐释的辩证要求就得到了持续的保证，而维持对立辩证的因素仍然是之前所述的矛盾。不过政治历史观中的矛盾是一种单义无歧、仅限于个别文本的象征性解决对象。而在这里，“矛盾则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是敌对阶级不可调和的要求和立场”[9]。
所以，一旦视野转换到阶级斗争的视角，要在社会观中根据阶级话语的对抗来重写个别文本，那我们将看到和第一层次中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这里，文本将成为一种言语，是阶级斗争的个别的和具体的实施行为。它仍然具有作为象征性行为的形式结构，但它的内涵却在阶级斗争的新语境中被重写和重构，“被理解成阶级之间意识形态对峙的基本策略”。
阶级对话的方式要求我们注意到阶级的双方。詹明信认为，当我们通过对各阶级文本进行阐释从而解读阶级之间的文化对抗时要注意文本的现实境遇的不同。统治阶级的文本和被统治阶级的文本存在不同的现实境遇，所以必须采取不同的阐释手法。“幸存的文化丰碑和杰作从定义上说必然要在这种阶级对话中永远保持单一的声音，即霸权阶级的声音，因此，不可能在对话系统内为它们（笔者注：被统治阶级的文本）找到适当的关系位置，除非恢复或人工重建它们最初所反对的那个声音”[10]。因此，在詹明信看来，现存的文化情境容不得弱势文本的生存，所以必须忽略原先对话中的弱势现状，重构沉默、被边缘化的声音。其实质是要更充分地理解被忽略的对话的一方，达成更平衡的文化对抗状态，塑造新的阶级对立。例如，布洛赫热衷于对童话进行解读，描述了童话中美好的乌托邦幻想，愿望在童话中得到满足。他通过这种形式展示出了一种不同于霸权贵族的史诗般的形式系统，并形成了对后者的解构和破坏，最终如詹明信所言恢复了这种“形式”的对话和对立内容。(www.xing528.com)
同时，也正因为对被统治阶级文本的重构行为，使原来霸权统治下的“单一的声音”被改变，统治阶级一统天下的状态因为作家对非霸权的文化声音的重视而不复存在。所以，一旦着手对其他孤立的社会群体及其文本进行重构，就必须也对霸权进行重读。詹明信认为，霸权文化不仅要对弱势阶级的声音进行边缘化和扼制，而且同时也会对这些声音进行盗用。当我们重读霸权时，就可以将它们理解成是一种“对原来‘大众的’、从属的或统治团体处境的形式进行重新利用和中性化、同化和阶级改造与文化普及化的过程”。[11]在笔者看来，这种视角极具创造性和可信性。它不仅以互动的逻辑视角疏通了阶级之间、文化层次之间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等多对象的关系，而且在现实中也能找到大量的实证范例。例如西方早期民间街头的戏剧最终进入宫廷，成为高雅的娱乐；民间音乐的元素也不断被宫廷音乐所吸收而进行再创作；中国的国粹京剧一开始只是老百姓的消遣，随着徽班进京以及数百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代表性的东方歌剧等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詹明信认为，这种文化普及的过程就意味着对立声音受到了压抑，并且产生了正宗的想法。这在实质上正是意识形态和概念体系的领域的合法化过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换言之，这是一种霸权文化不断进行自我装扮的行为，对立阶级的文化元素就是取之不尽的化妆品。
但是，阶级和历史一样都不能直接地全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具有不可见性。因此，阶级语言只是一种理想的建构，用语言的隐喻（言语与语言的对立）来重写文本也是很难有效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种能够沟通阶级话语的最小单位，以实现阶级对立和文化对抗，进而实现对处于文化对抗中的文本的阐释。詹明信在此将这种最小单位命名为“意识形态素”。一方面他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素来组织，即意识形态素可以实现沟通不同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目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素作为抽象意见、阶级价值等意识形态概念，可以和叙述材料相结合。因此，它完美地实现了沟通和展现的作用，使不可见的阶级对话实现软着陆。
在这个视域中，随着个人文本内涵的扩展，詹明信明确地把阶级之间的文化对抗作为阐释对象，以相对定位的辩证法关系巧妙地对阶级双方进行说明，实现了阐释对象、视域和内涵的多重扩展。同时这种视角也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关于阶级的认识，不管是对过去还是现在的文化阐释都有极大的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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