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意义及阐释路径

在《政治无意识》的前言中，詹明信开头就提出了“总是要历史化！”^[1]的口号。在他看来，任何阐释最终都必须放在历史的视域中才有可能进行，而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这牵扯到詹明信对其他理论的考察，所以在了解詹明信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知道他对其他阐释理论的看法。詹明信认为，精神分析学派的“欲望”，荣格和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自由”，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都是有效的，但适用的边界也显而易见。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当代史。这里的核心概念是历史和主体的关系。詹明信认为只有“当你的认识突破开始根据你当下的兴趣在时间上置换自身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于是，当你力主把福楼拜作品中的‘文本的’或现代的东西全部挖掘出来时，巴尔扎克便会成为蒙昧的再现性的代表，而当你决定像罗兰巴特重写为菲利普·索勒斯，重写成纯粹的文本和写作时，他又变成别的了。”^[2]换句话说，当上述的学派主体用自己的认识及方法论去分析以往某一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时，也就意味着他对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阶段或事件发生了不自主的排斥。简言之，这些阐释方式都体现出了阐释的不完整性，即揭示的同时也意味着遮蔽。

在詹明信看来，阐释的局部性和“历史”的局部性在之前的分析方式中均得到互证。因此，必须寻找一种更通用的阐释方式。詹明信的任务就是定义一种真正的全面的历史，在其中创新出同样全面的文化阐释。作为一个被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眼里，真正的历史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他要创新的文化阐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文化阐释学。因为在詹明信看来，以上各种阐释方式都局限于某一特定范围或历史时期，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多种生产方式不仅可以共存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即“生产方式”是一个共时结构），而且会在历时性上发生替代，所以这就克服了原来阐释方法在时空纬度上的缺陷，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也因此具有了语义的优先权，成为所有阐释不可逾越的地平线。

詹明信将历史作为文本阐释的终极视域，但这种历史是不可见的，是不在场的在场。作为“缺场的原因”，他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向我们靠近，所以文本成为詹明信文化阐释的核心。不过，詹明信的过人之处还不止于此，他更大的创造性在于寻找一种连接历史和文本或者说不同层面的“中介”。这种中介在T.J.克拉克那里被称为景观，而在詹明信这里则定义为“政治无意识”。^[3]首先，历史本身需要通过现实中感性的文本或叙事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或叙事来接触和了解历史。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在历史中重新解释和分析文化文本。其次，他认为最真实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对立阶级之间永远都相互斗争，隐蔽或公开，直接或间接。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4]由此，詹明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文本不可能是单纯的形式范式，更是社会范式的象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历史”的这种定义，文本才具有了可挖掘性。我们在探索那种似乎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时候，才能对在文本中被淹没和压抑的基本历史进行挖掘。而我们挖掘的就是詹明信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东西。（所谓政治无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存在的一种政治本质的潜意识。如前所言，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在历史中理解的文本就包含了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等要素，投射出一种政治集团和阶级集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文本也就成了包容上述元素的情境空间。但这种意识和诉求是深埋在文本表象之下的，只有通过作家的重构和挖掘才能发现，所以称之为政治无意识。）所以，政治无意识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在历史和文本之间找到一种中介，提供了一种调和的方法，它具有在层面之间往返并中止预想的主体、欲望和文本形式等概念的优越性。用詹姆逊的话来说，其优越性在于从社会阐释欲望，从美学阐释政治。至此，政治无意识作为一种“中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介的概念中，每个层面和实例之间的关系，各层面之间相互采纳分析的可能性得以实现，可以把广义上的社会生活中看似毫不相干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在詹明信的说法中，如果要对这种中介的运作过程想一个更现代化的称呼，那就是“符码转换”。由此看来，“政治无意识是分析者的一种手段，借助这个手段，破碎性和自治化，社会生活不同区域的分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和特殊化（换言之，即意识形态从政治、宗教从经济的分离，日常生活与学术实践之间的鸿沟），至少在特定分析的场合得到了局部克服。”(www.xing528.com)

对政治无意识的肯定也就意味着詹明信要坚持这样一种阐释路径，即揭示文化制品具有的深层的社会历史（政治）内涵，不把它作为简单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文本来看待，而是确立了文本是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地位。“这就将叙事由纯形式的结构层面引向了社会历史层面”^[5]。以此为基本点，詹明信才在政治历史观、社会观以及历史观三个层次进行文化阐释。三个层次形成一种同心圆结构，依次递进，从内向外拓展，阐释的意义由浅入深，研究对象也由单个的文本最终走向具有时刻性的文化革命。

在政治历史观中，詹明信首先聚焦于个体的文本及系列事件，认为文本是一种社会象征性行为，其出发点是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在社会观中，文本已经不单纯是象征性行为，更是阶级意识形态对峙的基本策略，因此研究对象变成阶级之间的文化对抗，也就是詹明信所说的“意识形态素”；在最终的历史视域中，他把阐释活动寓言化为一种革命活动，之前强调的阶级话语的多样性被“生产方式”的概念所统一，不同的生产方式超越共时性和历时性在区域中共存，文本的出现就体现了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换的过程，这也就形成了在历史视域中的研究对象——文化革命。詹明信就是通过以上三种研究对象和研究视域展开文化阐释，使狭义的文本和广义的文本都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愈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