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四诗品》[2]中的第一品，雄浑[3]的美学表征是“以大为美”。所谓以大为美有两层意义：一是雄伟磅礴的形象特征之雄；二是阳刚大气的无限意蕴之浑。“雄浑”的首要元素就是表象形体达到物质意义的“大体量”，如“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悼彼云汉，昭回于天。”[4]“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5] 中国自古以来对自然的“大”有深刻感悟。所谓“积健为雄”则指刚健气壮，巨大的体量又外显一种“阳刚之美”。正如汉代艺术作品的气势宏大：“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6]
事实上，任何对客体的认识都伴随着主体“体验性”。在雄浑的意境营造中，除了外在的壮阔表象，人的内心充盈感与自然无限性的反复对流产生 “真体内充”的张力，但这种张力是有限的。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之问题上，老庄哲学承认自然的绝对力量和无限性，人只能体悟自然而无法超越。换言之，人只能从心境中达到与自然无限接近的“和谐”。这种“和谐”实际上具有二律性：一方面，自然图景的雄伟壮阔与无限性使人认识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显示人对于征服自然的无力感和妥协性。在这种主客体意识中，司空图受老庄的深刻影响，他看到了自然壮美的雄伟尺度：“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同时也体悟到主体意识的深远性，唯有“超以象外”才能“得其环中”[7]。总而言之，基于对自然的敬畏与仰望，“雄浑”强调审美对象无比伟岸的同时趋向一种物我精神往复回流的和谐统一境界。
为了从时空关系上区分雄浑与崇高，我们暂且把“崇高”看作西方美学范畴。康德将崇高看作是一种从痛感转化而来的快感，即一种消极的快感。痛感如何转化为崇高感？“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8]与朗吉弩斯一样，康德认识到崇高感产生的现实条件是“大”。如朗吉弩斯所言“在本能的指导下，我们决不会赞叹小小的溪流，哪怕它们是多么清澈而且有用，我们要赞叹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甚或海洋……我只需说，有的必需的东西在人看来并非难得，唯有非常的事物才往往引起我们的惊叹。”[9]这种惊叹是对于自然对象之巨大所产生的本能反应，这并非逻辑判断的大，而是审美意义上数学和力学的大。诚然，客体本身不存在崇高感，其审美形象的“大”只是主体精神运动的基点。
“高耸而下垂危胁着人的断崖，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和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10]
从自然的壮丽到生命力的强烈喷射，中间的“生命阻滞”是关键性因素。这种引起不愉快感和生命力的阻滞感从何而来？康德认为，这种产生阻滞感的东西，就是自然无穷威力带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对于人的主观意识表现为一种痛感。“假使自然应该被我们评判为崇高，那么，它就必须作为激起恐惧的对象被表象着。”若置身于雷鸣电闪的断崖峭壁之中，人将承受生命的威胁和恐惧，这就是主体的痛苦。柏克甚至将痛感与恐惧视为“崇高”的根源性因素：“任何东西只要以任何一种方式引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就是说，任何东西只要它是可怕的，或者和可怕的对象有关，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起作用，那它就是崇高的来源。”[11](www.xing528.com)
自然伟力使生命产生“阻滞感”，这种“阻滞感”容易将主体引入自我意识消亡的可能性。然而，要从痛苦中产生崇高感，主体须身处绝对安全的境地（距离）观照恐怖的自然。“如果危险或苦痛太紧迫，它们就不能产生任何愉快，而只是可恐怖。但是如果处在某种距离以外，或是受到了某些缓和，危险和苦痛也可以变成愉快的。”[12]此时，人因绝对安全而产生强烈的意识反抗状态，继而由痛感转化为生命力更为猛烈的喷发，崇高感由此产生。柏克对崇高感的性质总结为体积巨大、晦暗、力量、空无、壮丽、无限、突然性，康德将崇高感视为“消极的快感”，总而言之，“崇高”范畴的美学内核就是自然的威力产生主体痛感，主客体的强烈对抗又使痛感转化为更强烈的快感，这种快感具有超验性。
实际上，“雄浑”也面临自然的无限力量对生命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并没有随即转化为深刻的痛感和对抗性，而是产生一种主体临危不惧的正义感和献身精神，或者说是豪迈感。雄浑之美先是拥有类似于崇高的痛感表象，但因缺失对抗痛苦的悲剧性，使中国的雄浑后来走到了乐观进取的豪迈感上。崇高的产生需退居安全距离，并与之对抗，而雄浑选择了融入其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是“转虚入浑”。可以说崇高美是主客体尖锐对抗所产生的生命力喷发，而雄浑美是一种物我相融的积极妥协。
为什么雄浑与崇高均具有相似的自然根源，却有不同的精神面貌？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形成了关注悲剧精神的古典传统，痛感与悲剧甚至成为西方文学艺术的审美来源，而由此升华的“崇高”则被崇为至高之美。这种悲剧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生存价值的关怀，如对生命垂直向度的思考、对灵魂的持续拷问、对精神苦难与光辉的凝视等等。反观中国，儒道所极力推崇的“温柔敦厚”“克己复礼”“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是对痛苦和悲剧的主动遮蔽和遗忘。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从痛苦的生存环境到生命的自我超越是人类审美的一般性进程，那么，雄浑就是崇高的中间环节，而崇高之美则为雄浑之美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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