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可与可行:二者考辨

吴镇在诗词、书法、绘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对后世影响并不大。在推崇元代大师的沈周、文徵明的笔下，都未曾发现关于吴镇的记载。直到17世纪时，提到吴镇的册页和手卷的资料才开始出现。

李日华（1565年—1635年）在《恬致堂集》中记载曾见到一件墨竹册：

“二十余页，自然潇洒，真为妙作！”^[3]

郁逢庆（17世纪）在《郁氏书画题跋记》（卷八）中有：

“纸本长卷画竹石，题跋落款曰：至正十年春三月为可行学画墨竹。”^[4]

钱棻（嘉兴人）《梅道人遗墨》：

“梅道人为可行画竹谱，时至正十年春三月，杜鹃花满开。梅道人顿首。”^[5]

吴其贞（17世纪中期）《书画记·梅道人竹谱图》：

“梅道人竹谱图，纸画一大卷。纸墨如新，画法纵逸，笔墨淋漓，气韵如生，使观者寒气彻骨，为超妙入神之作。其段题诗其识曰：至正十年春三月杜鹃花发时，梅花道人戏墨顿首，行可以为如何。后端识曰：至正十年庚寅，为行可做此为学竹之戏。但此图有明嘉靖詹仲和临摹最多，都无此笔锋之圆健也。”^[6]

郁逢庆与钱棻所记载的都是“可行”，而吴其贞记载的却是“行可”。据题记内容，可以确定三人所述的竹谱应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谱图卷》。既然三人所记载的同为一本竹卷，为何会有“行可”与“可行”之分呢？且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竹谱图卷》的题记中提到的确实是“可行”，难道是吴其贞的记载出现了偏差？(www.xing528.com)

据考证，“行可”与“可行”历史上均有其人。

“行可”即吴直方。吴直方（1275年—1356年），字行可，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在元代官至集贤大学士，是名臣脱脱的启蒙恩师，且其作为脱脱的顾问，对元代后期政局颇有影响。吴直方与赵孟是同僚也是好友。

“可行”即为许有孚。许有孚，字可行，汤阴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在《中州名贤文表》卷二十二《圭塘小稿序》记载：“年将耳顺，跧伏祠官……至正庚子中秋……有孚”。至正庚子为1360年，因其将要“耳顺”，推测其出生年约为1302年，卒年不详。

吴镇的《竹谱图卷》是为“行可”所作，还是为“可行”所作呢？据题记内容，是为“可行”所作，但笔者未曾查阅到有关吴镇与许有孚来往的直接或间接资料。只知许有孚登进士第，历任中宪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未查阅到其游官或游玩江南的资料。我们在吴镇现存的字画题跋中可以发现，吴镇居于嘉兴，最远也只游历于杭州等地，未曾有过游历汤阴的记载。笔者推测，两人见面的可能性非常小，吴镇为“行可”作画的可能性几乎也不存在。

史料记载，吴镇的叔父吴森是一位书画爱好者。吴镇成为书画艺术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其叔父影响。赵孟曾游至江南，与吴森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他得知吴森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中写出《义士吴公墓铭》来悼念自己的好友。所以吴镇很有可能受到其叔父的引荐，与赵孟有过交集。赵孟又与吴直方同为朝廷重臣，又是至交好友，且吴直方的故居在婺州浦江（今属浙江），“又曾在元统二年，脱脱为御史大夫，以直方尝事先朝，奏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赐直方黄金带，擢集贤直学士，转侍讲学士，寻又擢集贤大学士……”^[7]所以吴镇与吴直方相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鉴于吴镇与吴直方的交集，我们可以在其叔父吴森与赵孟的关系中推测，《竹谱图卷》和《墨竹册》都是为“可行”所作。虽然上海博物馆《竹谱图卷》题记中出现的是“行可”，笔者推测“行可”应为吴镇的笔误。

仔细阅读《墨竹谱》的题记内容可以发现，吴镇在书写题记时也会有错误出现。例如《拟与可笔意》，七行题词，其后三行是引用《庄子》中“解衣磅礴”的典故，而吴镇在书写的时候却漏掉了“受揖而立”四字。这样的遗漏使引用失去了意义，无法对应前文中的“受揖不立”。再如《简斋诗意》，在引用“意不足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的时候，在“相”字的前面，可以清楚看到被点去的一个“画”字。类似的错误在这本《墨竹谱》中并不少，这里笔者不一一列举。

在后来的古文献中有关“行可”与“可行”的记载，不免有抄袭的可能。关于吴镇的记载，直到17世纪才出现，在作者没见过吴镇的真迹而作文献记载的时候，“借鉴”是避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