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艺术都具有属于特定时代的审美风格。汉代艺术朴实，魏晋艺术简约，隋唐五代艺术华贵，宋元艺术典雅，明清艺术类型化。与之相类似，仕女画也是每个朝代对于女子审美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女子的审美所追求的是一种超然绝俗的美。这种美既有世俗美女的普世标准，又带有魏晋风流所特有的超脱世俗的仙姿神韵。中国古代最早树立的美女典型，当属《诗经·卫风》中对庄姜的描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与之相近的魏晋南北朝，对女子的审美也未脱离其标准。如我们看顾恺之仕女画中的女子多蛾眉细目，身材修长，体态婀娜，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对女子的世俗审美要求。而在《世说新语》中所专列的“贤媛”篇也多描绘当时对女子的审美欣赏。如说李伯宗之女络秀，“状貌非常”，说桓温之妾，“肤色玉曜”“姿貌端丽”，说谢玄的姐姐谢道韫“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说张玄的妹妹“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等[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女性的审美主要体现在肤色白皙、头发乌黑、眉毛修长、神情潇洒等方面，这些都是女性自然的，并没有涉及衣着装扮。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人物神韵的追求，又要求对仕女的表现不仅具有俗世的美，而更应该具有“超脱世俗”的神采和“高古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气质。如阮籍在《咏怀》诗中对女子的描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也塑造了超然物外、飘逸绝尘的洛神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追求的是健康的、美丽的、洒脱的、超脱世俗的女子形象。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仕女画所追求的是仙乐飘飘的仙女气质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仕女画追求的则是雅俗共赏的民间女子气质。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美女标准是“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万莫张口[2]”。明清时期的仕女画中多出现这种“瓜子脸”“蚂蚱眼”，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将女性的柔弱气质加以强化，以此来突出女子的悲愁、凄清、弱不禁风之感。(www.xing528.com)
具体来说，明代仕女画风格总体上趋向于清淡典雅和精妍富丽两种风格，体现的是文人的审美要求，以唐寅、仇英仕女画为代表。如唐寅的《孟蜀宫伎图》中的女子形象，脸部刻画细致，樱桃小口，柳叶眉，丹凤眼，溜肩细腰，身材高挑，赋色也是清淡典雅。这时的仕女画已经出现一种“羸弱”状态，但是这种弱还是正常状态下的一种弱，还不带有刻意的悲情色彩。而到了清代，明代的这种“雅致”之风愈发走向极端，逐渐演变成一种超越了正常范围的病态性的“孱弱”之美。画家通过故意强化女子的瘦弱形体和悲伤情绪的手段，以获得一种惹人怜爱的“孱弱”之美。其中尤以嘉道年间改琦、费丹旭所创造的“病态”美人为代表。如改琦的作品《红楼梦图吟》《元机诗意图》，费丹旭的《纨扇倚秋图》《十二金钗图》等无不是在追求一种“ 弱柳扶风”之感和“ 风露清愁”之态。为了追求女子的“柔弱”之态，他们选取的题材也大多倾向于闺怨、离愁、寂寞、抑郁等一类。
明清以玩赏型妇女形象为代表的民间妇女样式，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仙女样式的飘逸之态，又不同于贵族仕女样式的艳丽之容，而是一种清秀娴雅的淡雅之风。从形象特征上来说，此时的仕女形象，无论是班姬、王昭君、杨贵妃还是苏小小，无一不是修颈、削肩、细腰，病态柔弱，体现了明清男性审美的影响，而在情感上，则无一不是“愁怨”“悲凄”“清苦”，仕女极少作欢喜状。
表一：魏晋与明清仕女画表现对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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