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传工作
红军长征经过资源时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红军长征进入的资源县地域,大都是苗、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人烟稀少。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烧杀掠夺,这里的人民饱受兵灾之苦,国民党当局极力在群众中作污蔑红军的反面宣传,大部分苗、瑶族群众在红军到来之前,都带着粮食和用具躲到深山老林去了,给红军经过当地造成很大困难。
红军采取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访贫问苦、拜访少数民族首领、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以及民族政策,宣传革命道理,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各族同胞对红军的疑惧。红军在经过沿线张贴大量的标语,在车田乡黄龙村的土墙上、车田院子木板壁上、浔源小学的墙壁上都曾留下红军永久性标语,浔源乡(今两水苗族乡)凤水村周家大屋的围墙上,至今保存了“反对强占民田修马路!”“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取消一切高利贷!”3条标语。红军在宿营地还开宣讲会、公审会、斗争会,如在凤水村抓到在北门坳阻击红军的邹今魁(时任凤水村村长)和邹联督(时任浔源乡乡长)父子时,就连夜召开公审会,当地贫苦百姓控诉了他们鱼肉乡亲、镇压瑶族人民起义的罪行,会后当场将他们处决了,解除了许多受害人的心头之恨,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替老百姓打天下的人民军队。
(二)红军严守纪律,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红军广大指战员身体力行,严格遵守部队纪律,关心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实际行动教育和感动沿途群众,大大缓解了军民关系,当地群众由疏远红军到亲近红军,由躲避红军到与红军并肩战斗,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34年12月,车田乡苗族青年李德明在全县桐油山给地主放牛时,丢下鞭子就参加了红军队伍。红一军团经过中峰大源村,村上群众已躲上山去了,农民张明坤走得匆忙,吃的东西及为女儿做嫁妆的8双布鞋都来不及带走。第二天红军走后,他回家一看,笼里的鸡、钵里的蛋、罐里的油都原封不动,箱里的8双布鞋一双也不少。他感慨地说:“这样好的军队从来没见过。”红军尊重妇女。据凤水村老人李洪田回忆说:“红军到达双凤桥时,我和婶娘来不及上山,红军就进村了。傍晚有一个班的红军来到我家要求借宿,红军见我婶娘很是惊慌,就很和气地对她说:‘表嫂,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军队,是劫富济贫的。’红军进院后,全部在堂屋里打地铺,没到内房去过,我婶娘看到红军这样尊重妇女,打消了顾虑,再不上山去躲了。”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红军到达车田茨坪时,村上只有五户人家,因受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害怕红军,都上山躲避了。农民段自顶家剩下半锅饭,红军吃了,在锅里留下8个铜币,约1斤米的饭,红军却给了3斤米的价钱。(www.xing528.com)
由于红军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和支持。红军长征路过之处,群众争着给红军让房子、烧水、送饭、挑担、带路、救护伤病员等。
(三)群众支持和保护红军
红军严明的军纪和劫富济贫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广大平民百姓,群众自发地支持红军,有的给红军带路,有的给红军磨米,有的给红军织草鞋,有的收养红军伤病员……如红军大部队经过中峰乡后,有五个掉队的红军伤员,其中一个叫朱镇中(当时化名周富贵),伤势较重地躺在油榨坪桥头。铁匠粟传谅路过时,就把他背回粟家院子隐藏起来,并请来草药医生为他敷药包扎。后来为了方便护理,粟传谅又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给予精心护理,两个月后,周富贵的伤慢慢地好了。粟传谅一家待周富贵如亲人,周富贵称粟传谅为三爷。第二年秋天,周富贵和那四名掉队的红军战士要回江西找部队,粟传谅凑了四块光洋给他们做路费。周富贵回到江西瑞金,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恢复原名朱镇中。新中国成立后,朱镇中在北京工作,曾三次专程来资源看望粟传谅老人及一家,并接粟传谅老人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两家还保持着亲戚般的关系。河口乡葱坪村村民李登义,在红军大部队过境后,见有个姓杨的红军伤员躺在路旁牛栏边走不动了,他悄悄把伤员背回家,精心为他治伤。伤治好后,红军战士要转回江西,临走时,再三道谢,还送给李家一支步枪、一个挎包、一块红布、一根拐棍。红军走后,李登义将这些东西作为珍品一直保存着,经常用来教育自己的后代。后来自治区博物馆和广西军分区征集了这些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在河口葱坪村灰山,一名红军战士因抢救民房失火烧成重伤,留下后,萧业财夫妇将其藏于山中,精心护理七天,抢救无效牺牲,就安葬在村子边,与自家祖坟邻近,每年清明节,萧家后代都为其扫墓挂青。
(四)红军长征过资源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意义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在谈到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一是红军长征过资源,西延山区是红军的“救命山”。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西延山区,特别是部队改变原定行军路线转入老山界,红军采取避实就虚之举,有效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即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二是红军长征过资源的历程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孕育阶段。湘江战役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怀疑和反对情绪到了顶峰,赞成正确路线的人越来越多,以便为后来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是红军长征过资源时,首先实践了红军的民族政策,这又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源头。红军行进到湘江沿岸,探明将进入广西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区域,早在1934年11月29日,湘江战役还在激烈进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及时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共十三条)两个文告,部队进入西延山区即进入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红军队伍认真贯彻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沿途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红军与当地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使红军在桂系军阀大量反面宣传的情况下得以通过这一地区,为后来红军通过黔、川、滇、甘、陕、宁等少数民族区域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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