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应用范围和方法

（美）威廉·W·莫斯

冯宇新译　冯承柏校

历史，包括口述史，是以有序的方法使我们同对过去的无知达成妥协。

关于我们能否真实地了解过去，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这类争议经常发生，但收效不大。理解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证，如自然标本、人工制品和文献是很困难的，但至少我们能够对这些物证进行考察，并从考察中得出若干合理的结论。了解那些没有留下的物证、因而无从考察物证的过去则更为困难。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世界观，这也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收集、整理、排比和分析现有证据，只能使我们相信我们合理地思考了证据，但我们应该永远不要过份相信我们的结论。我们可以对介乎相对有知和无知之间难以达到的平衡进行协调，但我们大概永远也不能完全肯定那些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事实。我们从考察证据得到的全部观察和结论，必须经得住后人对其准确性和相关性的检验。彻底、仔细、公正，决心避免受过去的玩弄，这些都有助于使我们感到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些作法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即认为我们的工作可以经受住他人批判性考察的严格检验。有些事实会经受住检验，但没有一种方法论能提供绝对的保证。一位美国长篇和短篇小说家曾观察到：“任何小说并不比我们所谓的历史更离奇，我们从人类过去的遗存中收集支离破碎的事实及一点点表土中散乱的筛余物，从而使我们同过去的无知达成妥协。”^[2]

有经验的历史学家尽管在谈吐中表现出很大的信心，他们知道真理是无从捉摸的，确定性是暂时的，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的是，同我们持久的对历史的无知达成妥协；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寻求经得起新证据检验的描述和解释。在长时间里反复肯定一个假定的事实，并不足以保持它经久不变，尽管面对着相反的证据可以把这种假设坚持一段时间。对于证据的解释在经受住反复和继续的批判验证的情况下就最能够持久，未能经受住检验的描述，亦可使我们能找到的新老证据予以重建。我们商定相对无知的新条件，而且有信心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掌握过去，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口述史已成为这种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它已成为发现、考查、检验保存新旧证据的一种有用的工具，在历史学的全部工具中，它是最具辩证特点的。以独立的心灵和生活经验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能够就我们对过去的研究、询问、观察和建议做出自愿的、直接的、及时的回答和反应，在这些方面口述史是无法取代的，是唯一的。

口述史对于不同的人具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和含义，它以多种形式出现，貌似简单，实际很复杂。口述史应用范围广泛，方法多样。它无所不包，从人类学家记录口述传统，到心理学家心理治疗时采用的生活回顾；从电视的“问答节目”和新闻采访的谈话录音，到在教授学生历史访谈基本要素时使用录音机教学；从详尽的传记回忆录，到视野狭窄的单一事件记录；从口述档案录音带的积累，到经过严肃编辑加工的出版物和广播节目。将口述史资料与最终发表形式相结合，甚至当代事件的录音记录，也可以看作口述史。尽管这类活动通常属于新闻领域，这类录音经常作为“有声档案”而不是口述史资料来保存。

对很多人来说，口述史意味着“录音访问”或“民间故事”，有时二者兼而有之。这些简单的联想在许多情况下足够应付了，但为了各种用途借用口述史来描述丰富多样的活动是不适当的。本文的主题不是民间传说和口述传说，但可能偶而提及。口述传说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记忆。自然产生的口述史，自发、自然地产生于具有听、说和记忆能力的生物，即人类构成的任何语言交流社会。它是通过口头语言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一代传给另一代，既无录音也无文字记载的传说和故事。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现在所说的“口头传说”实际上是真正的口述史。民间传说是原始科学的智慧，是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理解。一个民族所认识到的关于创世和演化的神话，是他们的自然遗产和种族界定。

在美国，那些专门从事口头传说和民间故事研究的人，在口头传说和民间故事也被称为口述史时，趋向于保持有别于自称为“口述史学家”的身份。口头传说被定义为：“自发产生于某个文化动力的、通过口头传播和追忆的往事。它们通过口头语言广布于整个文化，甚至由特定的人传播、记忆和叙述。它们是对作为其建立基础的文化的特性、目的、功能、习俗和世代延续性的有组织的表达。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现象自发产生，将会且无疑已在书面记载或现代录音设备未出现时就已存在。它们不是直接经验，而且不得不用口头语言传播。传统与社会能动性的关系往往有如证据对于内容的价值一样重要。”^[3]

然而，在美国通常所说的和实践的口述史范围更狭窄，是一种记录个人生活经历的口述证词和叙述人类传统的技术和方法。尽管定义得这样窄，口述史仍有各种各样的实践和成果。广义的口述史最初是从历史质询中分离出来并服务于许多学科的，历史学家不是唯一的使用者，口述史可以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使用。由于这一访问和录音过程应用于各个学科，因此口述史带有它的主宰学科的许多特点和方法。通常，特定学科的用法而不是史学的用法，决定每种应用的特点和用法。当用于为某一母体学科服务时，口述史采用该学科的词汇、意图、对象、方法和技术，从该学科的角度记载过去。

一旦带上某一特定母体学科的烙印，但仍属历史学科的范畴时，怎样定义口述史呢？它是从人类记忆中收集、保存和使用历史证据，为更好地理解过去服务的活动。曾领导过几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办公室的已故路易斯·斯塔尔写道：“口述史是通过讲话录音——通常是有计划的录音访问——被采访者是掌握有保存价值的、迄今尚未获得的信息的人。”^[4]口述史是细致的、经过思考的和系统地搜集某些由亲眼目睹或参与某一我们感兴趣的事件的目击证人的证词。口述史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产物。口述史作为一个过程，是用于通过有组织的、系统的询问，启发那些亲身经历或目睹过去事件的个人口述证词的方法和技术。口述史作为一项成果，是询问和回答的过程所揭示的事实的持久记录。口述史作为过程，也包括逐字逐句抄写、保存、管理和描述问答录音等活动，并使之能被用于研究。口述史作为成果，是对收集和保存的证据的应用。

如此定义的口述史，是一项合作性的和辩证的工作，它要求询问者和被询问者自愿参与，每个询问者和每位证人从他或她自身的经验和世界观出发触及过去，尽管询问者的明确目的是记录证人的独一无二的经历，这一叙述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询问的性质、特定问题的特点、询问者的提示等影响，但这使这类口述史有别于搜集口头传说。这种询问者作为积极的媒介介入个人回忆过程，使现行美国现代口述史区别于传统人类学口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搜集。口述史访问的目的和结果与民间故事的收集是不同的。一位知名美国民俗学专家说：“关于方法，口述史学家是访问，民间传说研究者则实地收集。”^[5]

许多通常被称为口述史的内容即不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口述的，也不被认为是历史。当它是口述的，它不被作为历史接受；当它被接受为历史，它又不再是口述的。但未被认为是历史的口述史和以文字记载而非口述的口述史，确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对不断改善我们理解过去的地位和条件做出贡献。

在美国，许多自认为是“口述史学家”的人，致力于收集口述证词，作为建立分析史学的原证。那些未完成的原始材料已通过史学分析和内容的提炼过程成为“历史”，这类做法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们认为自己在为整个史学界服务，类似从事鉴定、选择、积累和管理文字记载的档案学家从事的工作。这种“档案口述史”被一类人贬低为缺乏可估价的成果，如果不是毫无用处，它们的价值至少未被证实。在他们看来，那并不是历史，仅是未经检验的证据的口述证词记录。辛辛那提（Cincinnati）大学的历史学家索尔·本尼森（Sail Benlson）经常指责他的口述史协会的同事，认为他们真正受到检验的工作是发表的成果。但却极少有人有发表成果的机会。^[6]尽管对某人的一次单独口述史访问，可能有年代学上或主题上的联系与结构，甚至有某些分析的成份，但真正全面的和分析性的历史同时也是口述的，却为数寥寥。口述史本来很少适合于传记或辅助自传（Assisted autobiography）但其出版物并不多见，本尼森自己出版的一部用他的访问资料写成的书，并不是很好的记载。^[7]

许多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被称为口述史的东西，实际并不是口述的，它是被作者兼编者严肃编辑并安排成文字形式的，使口述证据的译稿与其他证据和书面评论交织在一起。很多历史学家把从个人访问记录中得到的证词，与从日记和书面记载中的摘录用他们自己的叙述将其编织在一起，纳入自己的著作，至少从西方的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东方的司马迁，已开始做这类历史记载。美国的Studs Terkel可能是现代这类普通描述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人物之一。^[8]

此外，由于口述史的技术简单，成本低廉，并且提问、回答、记录交流的表面过程任何人都容易做到，因此未受学术训练的业余爱好者也能从事口述史工作。口述史这个词没有学术版权，操作这一技术的方法无论好坏都是无所不在和廉价的，象油画和诗一样，很容易掌握，如同许多简单技术，初步的练习很容易进行。要检验和证明口述史的价值，不是依照特定的方法和职业标准，而是用时间证明和检验口述史的价值。

为了有效地把握过去，口述史要仔细地进行评价。

路易斯·斯塔尔上述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定义仍是一个好的起点，但他的定义中所指的某些基本要素需进一步检验和解释。口述史至少有四个明显的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定义都是不完整的。此外，每个成分都与评价口述史的历史和证据的价值含意有关，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口述史需要询问者和问题。肯定有人希望知道过去的某些事：人物、地点、事件或这些复杂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含义：这一自愿的调查者已达到谙熟与询问主体有关的研究或个人经历的程度，这可以使调查覆盖各方面，可以用各种方式清晰地表达主题，使其他人既惬意又兴奋地谈论主题。调查者须达到既诚恳又自信，同时保持调查恰到好处，以便在需要时加以解释如说明理由。达到这种程度，以了解过去为目的的记录结果，了解和掌握信息及证据的来源，是成功和有用的。

口述史需要证人和回答，必须有人记得调查者希望知道和了解的事情。

含义：这个自愿的证人乐于在调查和讨论相结合的过程中合作，该证人掌握第一手、直接的资料。调查者希望了解的个人经历，是对过去的人和情景的敏锐的观察者，有持久和详细的记忆，能清晰有效地以多种方式描述往事，主动参与谈话并提供询问者没有直接调查的有关事件和情形。

口述史需要录音媒介，必须有记录，这是调查者和证人之间谈话的机会和手段。

含义：必须达到原始录音不受干扰，专注于调查，且完全准确地记录下与调查目的有关的谈话，达到这样的程度，口述史成果才是成功的和有用的。

要使口述史有用，必须使人们能得到它。肯定有机会使用收集的证据。如果仅是收集证据却无法为人们获得，就不能为了解过去服务。如果没人能接触到口述史，就没有机会检验它的可使用性。

含义：只有产生的录音是持久的，忠于最初的口述交流，被准确真实地再现，供他人了解，使他人在研究中能获得这些录音，并应用于他们的研究和分析中，使使用者相信已得到的证据，口述史的成果才是成功和有用的。

一般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口述史是失败的，至少对了解和掌握往事是这样的。缺少这些因素的口述史，同样缺少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学，易流于冗词和无用的琐事。

口述史必须处理有偏见的、错误的记忆和道听途说的证据。

无可辩驳，每个人都有他或她个人的并常是为自己服务的世界观，而且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都受到个人经历的局限。人们可以用口述史支持一个为自己服务的特别的观点，试图说服他人赞成这一观点。人类记忆尽管经常是准确的，但也可能出现错误和受欺骗。许多人在向别人传达信息时，他们激动时说的话并不十分谨慎，并可能转述不是第一手的及非亲眼目睹的事，他们可能说得十分肯定，仿佛这些都是已被证明的事实。

若干年以来，由于这些失败和局限，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史学家拒绝承认口述史是严肃的历史来源。欧洲传统史学，特别从19世纪中叶以来，认为书面材料，特别是档案，有极高的价值。欧洲的传统认为书面材料、书、报纸是有说服力的权威，仅仅由于是书面材料，人们极倾向于相信它们所包含的信息。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已认识到，记载于纸面或其他可持久的媒介的官方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其信息或解释是不完整的。与官方书面记载相对的个人口述，有时能支持和加强官方记载。口述证词有时与书面记载相抵触，它几乎总为官方记载提供新的视角。

当口述史被收集和誊写为文字或变为书面历史分析时，它获得更多的权威，那由于它是书面的。当赋予这种权威，即使是错误的、有偏见的和未经检验的信息，也可被接受为证据，仅仅由于它是书面的和已出版的。谣言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相信这种贬值和稀释的历史，所以这种历史对社会越来越没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越来越怀疑口述史的原因。

口述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向史学家指出书面记叙的不可靠性，特别是报纸和个人日记，即使是官方报告中的叙述也可能有同样的错误和局限，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已把口述证据和其他历史证据一起接受，并意识到必须反复检验以决定它是否经受严格检验并作为历史分析的可靠基础存在下去。

人类的记忆存在弱点和怪异之处，以及从个人利益出发证明的历史证据，如果所有记载在全部证据可信度受到检验之前受到怀疑，如果我们有信心以口述史为基础与我们的无知达成妥协，口述史也必须面临同样严峻的考验

现代录音技术的诞生对史学，特别是口述史是重要的。

口述史最普遍的是用录音磁带和录像带录制，此外任何声音记录的形式都可以使用。即使调查和回答过程中所做的逐字逐句的笔录，也可以被接受为口述史，尽管它不象谈话录音那样可靠。

我已指出，口述史的重要因素是需要持久的记载。在口述史的最具人类特点和最原始的状态下，有关过去的口述证词是通过说和听将记忆逐人传递。如果我们把记载的持久性定义为未经改变的原始记录，那么存在着两条对人类记忆持久性的限制原则：（1）记载的信息可能被随后发生的事件和附加证词所改变；（2）由于存储记忆的大脑死亡，存储在其中的记忆也随之消亡。通过以一种比人脑更持久的和更稳定的媒介记录证词，可以克服以上两种局限，人类的创造性为这样做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口述证词刻在石头上或刻在胶泥板上，可以用墨水把它们写在竹简、丝绸或纸上。长期以来，这些方法是克服人类记忆局限、确保目击证词长期存在的主要手段。人类设法使记载比人的寿命更长的欲望，是档案的基础，这是为什么许多档案完全是书面记载的原因。

近代，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发明记录声音和图像的机械，包括电子机械、光学机械、光化学和电子的设备，这些现代技术经常（并不总是）产生比人类个体寿命更长的资料记载，但它们中没有哪种比用优质碳素墨水书写在酸中性长纤维纸张上更耐久。上述方法长期保存的要求，比纸和墨水更需稳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但是许多这类手段有比纸张和文字更吸引人的优越性。它们记录声音和用更直接的记录媒介记录声音和图像，不需要学者和艺术家对其加以解释。作为证据，录音比记载过去谈话的回忆性解释更受欢迎，图像则优于叙述性叙述。

回忆录和记叙可以提供宝贵的解释和减少历史的无知做出极有价值的深远理解。但谈到证据，我们希望不用解释，更接近于了解客体的本来面目（人物、地点或事件）。现代化的设备和录音技术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以帮助。其次，我们受益于现代录音技术可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大量复制某原始记载并广泛传播。印刷技术使我们可以获得几百年以前的著作，所以产生了图书馆。现在，声音和图像也能象图书一样，所以有了音像图书馆。第三条益处是现代录音设备更便于携带，价格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在20世纪短短的几十年中，小型化的转轮印刷设备使大众可以使用消耗油墨的油印机。这样，许多人可以以适当的方式避免受那些控制大出版社、杂志和报纸的信息寡头的制约，甚至向他们提出挑战。小型像机、手提式摄像机、便携式录音机和便携式录像机极大丰富了大众记录信息的方式方法，这些方法恐怕是我们祖先难以想象的。

便携式录音机在口述史中的应用，对历史有巨大的影响。技术对口述史的影响不是最近才有，许多事例说明，所谓现代技术甚至在古代就已存在，但新技术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影响的效果。口述或视觉形式的原始证据（录音或录相）可以世代相传，不会在转述时被改变，千千万万走过不同生活道路的人的经历，可为解释口述史做出贡献。一对一的访问技术，重新肯定和强调个人经历的历史真实性的重要意义。此外，同样的一对一口述史谈话特点，使历史学家有机会研究和系统地交叉检验证人，这些随之而来的结果，有助于改变历史学注重领袖（国王、将军、统治者、天才等）和众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战争、朝代更叠和自然灾害等）的戒律，使之包括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现象，注意更多的人和人类事件，更接近公众和公众的兴趣。

许多原因说明口述史是有助于掌握过程的有益活动。

口述史是向目击者和参加者学习的机会，这是对我们热衷于从目击者或参加者那里听到某些使我们感兴趣的事的原因。录音机允许我们分享他人的经历，甚至分享几代人的经历。口述史弥补了我们无法向前辈学习的遗憾。英语有一句古语：“死人不能讲故事。”现在倾听那些死去的人的声音，虽然无法交谈，但那声音奇异地停留在他们那个时代，录音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瞬间。正如弗蒙特大学历史学教授萨缪尔·汉德概括的：“口述史的最明智之处，是保存和收集可能失去的人类记忆。”^[9]

口述史是史学家了解重人事件怎样影响无数进入社会科学统计摘要的人们中的某些特别个体的方法之一。尽管有一个从哈利特·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到西奥多·罗森加顿的纳特·肖^[10]，或从查尔斯·狄更斯的奥利弗尔·退斯特到保罗·汤普森收集的英国工人个人陈述的转变（汤普森说：“……口述方法的本质……是关于个人生平，以及任何有趣的生平。^[11]），但迄今为止，19世纪的伟大史学家和现代社会科学调查专家并没有十分注意那些最初以小说主人公姿态出现的栩栩如生的人物。(www.xing528.com)

口述史是交叉检验历史本身的有用工具。与渴望听到目击证人和参加者对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叙述极为相似的，是渴望向他们提问，甚至交叉检验他们的叙述，力图找出矛盾的证据，断言事物的发生、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它是我们继续寻求掌握过去的更大信心和比以往更持久的解释。这要求那些用他们的行动影响历史的人反映他们的动机，有关事件的结果，并描述他们的行为。

口述史是有世代连续性的方法。它是长辈向年轻一代传授其经历的一种方法，包括长辈从前人那里获悉的经历。与长辈相信后代应理解和知晓的，及后代希望了解和领悟的相一致。长辈的经历通过记忆到口、耳、记忆的途径，一代一代传给后人，以这种方式、知识和理解寓于每一个延续的世代的记忆。正象口述史的定义，它使这一过程更持久和可靠。举一个个人的例子。我有十几页我祖父陈述的打印稿，这是他晚年所写的，其中描述了他从儿童到青年，刚能挣钱维持个人生计时的生活。我从未有机会听他讲或向他提问，有许多想知道的事无法兑现。有些我要问的问题是我父亲没料到的，他也不知怎样回答，我至今没有机会和我的父母、姨姑坐在一起谈话，用录音机录音，也没有问问题。我对他们的生活，比对我祖父的生活感受更多，我的孩子们也将如此。

口述史将给官方记载提供相对立的观点。它丰富和拓展了对过去事件的书面记载，正式的官方记载，至少在大部分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中是文字记载。笔录是作者经过考虑和判断确信发生的事，或者作者和其他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需予以记载的事件取得的共识，他们试图使后人象经历过所记载的事件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这是一个深思熟虑和选择的过程，观察者写的是他希望他人读到和理解的见解。这是一个从记忆到写作到阅读到记忆的过程，或简单说是一个“写——读”的过程。除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中居统治地位的文字记载，从记忆到口到耳到记忆这一个人经历的交流和诠释，是连续发生的过程，与创造官方记载一样，经过精细的筛选，它是一个从记忆到声音到耳到记忆的过程，或是一个“说——听”的简单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不完整的，但经常提供与文字记载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因此产生与文字记载相对立的观点，有时是和谐的对照，加强书面记载的说服力；有时则是不和谐的对照或矛盾。任何情况下，历史学家通过阅读文字记载获悉和了解的历史，将以口述方式加以丰富，正如交响乐丰富了音乐一样。

口述史为那些平民证人提供了一种发表证词的方式，它给予不能进入官方记载、报纸、广播和电视，以及不能撰写历史的人发表见解的机会。不论你是否认为这是给予专业史学家扩展历史视野或大众掌握历史的机会，它都使有记载的历史的本质及内容发生根本转变。口述史提供的真实的声音和同一性，使人们认识到在以伟人、大事为主体的传统史学中，通常被蔑视的人已成为一场变革的主人公，这场变革借鉴代表19世纪和20世纪特征的更普遍的社会民主化进程。曾几何时蔑视世俗的学术界已理解萨缪尔·汉德的话：“……伟大的事件是伟大的，因为它们深刻影响无数人的生活。对这些影响的记忆可以通过录音保存下来，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卑贱的和识字不多的人们，录音是保存记忆的唯一方式。”^[12]

英格兰的保罗·汤普森特别提倡口述史的优点，他写道：“口述史不必是一种为变动所设的方法，它依赖于所使用的真意。尽管如此，口述史是一种可以改变历史目的和内容的手段，它可以改变历史本身所关注的内容，开辟调查的新领域……它可以通过人们自己的语言，把历史的中心位置还给创造和经历历史的人们。”^[13]

口述史的制度化及其社会联系

在美国，口述史始于大学，特别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但已遍布美国，进入各种机构。它最受记载20世纪活动的地方历史团体的欢迎，并取得特别的效果。各族群团体对使用口述史也颇感兴趣，包括美国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拉丁族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据悉，以欧洲社团占主导的文字材料中，没有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多年以来，杰出人物的历史与普通大众的历史存在着政治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研究富豪和权贵与研究穷人和平民的两派论战由来已久，极为激烈。尽管口述史可以同时为二者服务，但它对研究穷人和平民的一派是更有效、更强有力的工具。尽管学院和大学中的口述史最初是杰出人物的口述史，但在近20年来，非杰出人物的历史已在学术界口述史中占据主导地位。

档案学家和口述史的关系怎样呢？档案学家与口述史有奇特的关系。档案学家已把他们的职业献给了其他人创造的材料，他们接受和必须保存不得更改的材料，以便将来的使用者能看到这些材料产生时的本来面目。一位档案学家进行口述史工作，是让档案学家参与创造历史证据，不仅仅是保存，这使许多档案学家极为不满。再者，就实际意义而言，口述史代价较高，它需要大量时间、努力、精力和资料来源才能把工作做好。档案学家有过多的档案工作，无暇从事口述史，另一方面档案学家对某一机构的档案极为了解，这些人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提出最适当的问题，获得满意的口述史访问，以便补充文字档案的不足。可能最好的工作队伍组合是历史学家加档案学家，档案学家帮助历史学家对所有有关来源进行全面研究，历史学家进行口述史访问和加工，在这些都完成后，磁带和访谈录存档。

不论以什么方法，口述史在全美许多政府机构和团体内广泛得到使用。除档案学研究，陆、海、空、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军史学家访问老兵，以便写出可以为人理解的和完整的该部门的历史，其中包括个人回忆录及从档案中得到的事实。国家公园服务系统广泛使用口述史记录地理位置的近期历史；国务院的退休官员访问前任大使和外交官及他们的妻子，以完善和补充外交电报和职务报告中发现的历史记载。其他政府文职机构不仅在联邦一级，甚至在州和地方一级也这样做。象学院和大学一样，商业团体和医院、宗教团体也拥有档案，所以他们经常补充口述史项目，象有一个美国国家档案学学会一样，也有一个国家口述史协会和地方口述史协会。

口述史著作目录选编：

1）艾伦，巴巴拉和林伍德·蒙泰尔《从记忆到历史》。纳什维尔田纳西：美国州和地方史协会，1981

2）鲍姆，维拉·K《供地方历史学会使用的口述史》纳什维尔田纳西州：美国州和地方史协会，1974

3）戴维斯·库罗姆；凯瑟琳·布莱克和凯·麦克奈安《口述史：从磁带到类型》，芝加哥：美国图书馆协会，1977

4）德克斯特尔，刘易斯·A《杰出人物和专门访问》艾文斯顿伊利诺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70

5）道格拉斯，安伊德·H编，“口述史”载特拉斯克，戴维和罗伯特·W波姆罗易编的《公共史学的工艺：书目提要注释选编》，西点，康涅狄格，格林伍德出版社和公共史学全国理事会。

6）多那维，戴维K和维拉K鲍姆《口述史：跨学科文选》田纳西，纳什维尔：美国州和地方史协会，1984

7）伊夫斯，爱德华D《民间传说和口述史录音采访工作手册》田纳西，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0

8）麦克威廉斯，杰瑞《录音的保存和修复》，田纳西，纳什维尔：美国州和地方历史协会，1979

9）萨尔顿，安东尼和乔纳·帕普沃斯《口传：杰出人物口述史》伦敦和纽约：梅修思，1983

10）斯特夫·布鲁斯M《城市史的形成：口述史史学》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杰出出版社，1977

11）汤普森·保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解放前天津市政府交际科长失踪案

张澜生

1947年6月一天，市政府交际科长、老同学姚克安夫人蔡师昭突然来访。她面色惨淡，边泣边诉，告以克安已二日未回家，去市政府询问几次，均答以姚科长并未上班。据蔡分析，克安不久以前曾受杜建时市长委派去医院慰问在“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中受伤的学生，是否因此激怒国民党特务暗下毒手。我认为市政府和特务们是一丘之貉，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火并。正在一筹莫展，我忽然想起通过新闻界把这个无头案端到社会上去，或许能有办法。当即用电话把《大公报》记者曹世英请来。曹和我有深交，无话不谈。他听完原委后，认为百分之百是特务捣鬼，但是杜建时不可能不清楚，至于原因如何？他也不能揣测，只好在报纸上公布才能收到投石问路的效果。曹回报馆后立即写一篇《市政府交际科长姚克安失踪》的新闻，在第二天《大公报》本市新闻头条刊出，社会舆论一时大哗。这一招果然有效，两天以后，在不泄露被捕情况的条件下，姚安然返家，但交际科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后来姚亲口告诉我，被捕当天早晨，杜把他叫到办公室，当时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军统特务）在场，杜命令姚随齐去警察局取一个文件，然后回市政府。姚随齐到警察局后，即将他扣押。随即突击进行审讯，虽未受刑，但三天三夜不能合眼，痛苦万分。姚氏为安徽责池望族，克安的父亲姚国楠，六叔姚震均为北洋时期安福系要人。他的叔伯弟兄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三人：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姚克祜、姚克荫。克安被捕后，主要是追问他和以上几人的关系，以及1945年以后在京津两地来往情况。实际克安与中共毫无关系，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从不参与政治活动，故此虽遭怀疑和严讯逼供并无结果。再加上《大公报》有意披露，杜建时和李汉元商量之下不再追究，把姚秘密开除结案，以后军统特务没有再插手。

【注释】

[1]该文为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莫斯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讲《口述史》的讲稿，发表时略有删节。——编者

[2]Morris Wright《美国的形象：来自国家档案的照片，1860—1960》（纽约：Pantheon Books，191页）的评论，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专栏1980年1月20日第1页。

[3]威廉W.莫斯和Peter C.Mazikana《档案，口述史和口述传说：一个广泛的研究》PGI—86/WS/2（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1月）2—3页。

[4]Starr Lours M.“口述史”自《图书馆及信息科学百科全书》第二十卷（纽约：Narcel Dekker 1977）440—463页，重印于《口述史：跨学科文选》编辑：Darid K.Dunaway和Willa K Baum，Nashville，Tennessee：美国州和地方史史协会与口述史协会合作1984，3—26页。

[5]Dorson，Richerd“口述史学家和民间传说研究者”引自《第五届和第六届国家口述史讨论会文选》。纽约：口述史协会1972年。重印于《口述史：跨学科文集》编辑David K.Dnnaway和Willa K.Baum，Nashville，Tennessee美国州和地方史协会，与口述史协会合作1984，293页。

[6]这是基于我个人对Benison与我和其它口述史学家1970年口述史协会年会谈话的回忆，Asilomar Pucific Giove，加利福尼亚（WWM）。

[7]Benison，Sau《lTom Rivers：从事医学和科学的一生的反思》（剑桥，马萨诸塞：M.I.T出版社1967）。

[8]Terkel的名著之一是《艰难的时代》，编辑关于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访问记《，工作》是《艰难时代》的续篇，报导美国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好战争》是关于二次大战中的美国人。

[9]Hand，Samuel“，一些口述史记汇《”学术出版》9（1978年1月），171—185页，也发表于Dunnaway和Baum著作中51—63页。

[10]Rosengarten，Theodor《e上帝的全部危险：Nate Show的一生》纽约：Alfred A.Knopf，1974。

[11]Thompson，Paul《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12]Hand，Samuel B.Op.Cit Dunaway和Baum，53页

[13]汤普森·保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