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早期广告社-胡氏广告社

王　木

中国的广告业起源于何时，确切时间现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入侵而开始出现，并逐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中国的商人、小生产者推销产品、商品，主要是通过店招、幌子、叫卖及一些简单的工具，如小鼓、梆子、喇叭等等来招徕顾客的，这些方式虽然称不上是广告，但也具有广而告知的作用。

随着报纸的出现，广告业逐渐发展起来了。最初是外国人办的报纸，以后中国人办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广告，以维持生存。后来又逐步扩展到电台等媒体。但由于广告业务的日渐增多，而报社、电台又无暇直接顾及，于是广告业的中间人便应运而生，这些人当时被称为“跑广告的”。此后，随着业务的需要，“跑广告的”渐渐结合在一起，于是广告“专业户”——广告社便出现了，正式形成了广告业。

天津最早的广告社是哪家，现已无法确查。就目前所能记忆起来的，北洋广告社算是较早的一家，其创办、经营人是胡稼秋、胡少杰兄弟二人，社址在旧法租界二号路（今长春道）。胡氏兄弟是广东人，开办广告社主要是将广东药品的广告刊登在当时天津有影响的《大公报》和《益世报》上，同时他们自己也代销广东的药品。1937年日军侵华，天津沦陷后各大报相继停刊，胡氏兄弟只经营广东药品，而不再经营广告业务，但是他们在天津广告业中还是受到同行们的尊敬的。

新中国广告社，地址在旧法租界二十四号路（今滨江道、山东路交口处），经理是李唐民（又名李散人）。李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在“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位活跃分子，他与马千里、时子周等人过往甚密。“五四”运动后期，他到马千里等人办的《新民意报》当广告部主任，以后脱离报社，自己开办了新中国广告社，专门办理英、法租界各戏院、电影院的广告，很少办理工商广告。该社的业务负责人是刘继先，李本人很少过问业务。

大陆广告社，社址在旧法租界四号路（今安东路南端），经理是华延九。该社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以办理商业广告为主，以后营业逐渐不振，到抗战胜利前夕改营印刷业务，改名为大陆印刷局。

长城广告社，社址在旧法租界吉祥里。经理金伯权，北大毕业生。该社专办东亚毛纺厂和仁立毛呢厂的产品广告，“七七”事变后由于两厂生产陷于停顿状态，故广告生意不振。金伯权至解放前夕曾担任过天津广告同业公会会长。

远东广告社，社址在南市荣吉大街。经理杨少林，原是天津《国强报》社社长，沦陷后该报停刊，改为广告社。主要办理城厢南市一带戏院、影院的广告，也办理其他商店的广告。1942年天津商业电台成立后，也办理电台广告，曾任伪新民会广播广告联合会会长。

五洲广告社，社址在北马路北海楼对面，由缴慕实及其子缴海珠开办。该社主要办理药品广告。缴海珠曾在天津推销过伪治安军开办的《武德报》，后来也办理电台的商业广告。

抗战胜利后，从上海来了个荣昌祥广告公司，他们在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主要路口及劝业场附近做了几块高大的广告牌，另外在东车站等处也做了不少广告牌。该公司到天津后由当时的《大公报》经理金诚夫出面，宴请各报社记者，为该公司捧场。该公司在财力上当时压倒了天津其他所有广告社。

除以上一些较具规模、有固定地址的广告社外，也有一些无固定地址、由个人跑广告的“皮包”广告社，如韩都五、李文芳等。(www.xing528.com)

1941年北京中华戏曲学校教授杜颖陶，在北京联合伪广播协会会长周大文和台湾人陈颖川从日本人手中承包了设在京津两地、办理电台商业广告的广益公司。1941年杜来天津与天津广播电台台长、日本人中川接洽好，在天津广播电台内成立商业广播电台，称为“第二台”（地址在南市赵家冰窖），于1942年开始播音，以曲艺戏剧为主，中间插播商业广告。因广益公司人员不多，遂将广告包给了天津其他广告社及广告商。办理电台广告的广告社除原有的远东、五洲两家外，还有一些新成立的，如北华广告社（经理王维农），其昌广告社（经理毛国卿），六一广告社（经理王木），诚文广告社（经理杨宝忠、李文汉），张砚农广告社（经理张砚农），商业广告社（经理王春舫、刘友章）等。这些广告社除少数有固定地址外，大部分在旅馆里办公。

六一广告社是经营较为全面的一家广告社，除办理电台广告和报刊杂志广告外，还办理戏院墙壁广告、影院幻灯广告，还和常宝堃领导的兄弟剧团挂钩，在他们演出的滑稽剧中穿插广告，或用语言、或用道具（如大化妆品盒、大衣盒等）介绍商品，可谓别具一格。抗战胜利后该社又与相声演员侯宝林合作，在电台包时间播广告。因为相声收听率很高，因此在这个时间中插播广告很有效果。除在天津外，六一广告社还在北京办理电台及报刊、杂志、影剧院的广告。日本投降后，电台、报纸暂停营业，于是该社利用交通恢复的时机，在京山铁路沿线各站墙壁上大做广告，当时沿线各大、小车站都画满了油漆的天津产品“冷香霜”等广告。

广告兴盛时期，也吸引了一些美术家投身广告事业，有的为广告社设计画稿，有的为广告社画广告牌，其中最突出的是为电影院画招贴画，为广告业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里最有名的是王羽（王华勋）。他毕业于北京艺术学校，学的油画和雕塑，因当时生活困难才走上广告这条路，没想到因此而出了名。在他之后有贾正（贾金铭）、次川（张次川）、李应科等。此外还有红叶（肖向新）、张玮（张玉才）、大明（张守明）、李松如、徐光焘等，都是当时活跃的广告画家。

从“七七”事变前到天津沦陷时期，日本的药品在天津和华北各地进行了大力的广告宣传，如日本的仁丹广告不仅遍及天津的大街小巷，华北各地的中小城镇也处处可见。除仁丹外还有日本人大量生产的大学眼药、老笃眼药、中将汤等宣传广告，也很普遍。当时天津东南角有一个仁丹广告牌，周围有彩色灯泡闪闪发光，这在那时是很新奇的了。而天津最早的霓虹灯广告是出现在旭街（今和平路）日商江头药房的门前，是大学眼药的广告。但是在众多的日本药品中广告宣传方式最多、效果最好的则是日本若素制药公司生产的胃药若素，他们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八年中花费了大量的广告费，但也赚了不少钱。若素公司的广告部最初设在日租界桔街福聚里的一所小楼里，广告部长叫小盐正荣。为了适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广告部招收了一些中国广告设计人员，这些人有的搞广告设计，有的联系业务；同时还聘了许多画家搞美术设计和画广告宣传画。若素公司自己还创办了一个文艺杂志《全家福》，除封底和中间的插页是若素的广告外，其他全是娱乐性文章，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1943年若素公司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和北京的长安大戏院演了两场戏，是以10个若素药盒换一张戏票，这种别开生面的广告方式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兴趣。

除日商在天津大作广告外，南洋和上海的产品也在天津展开了强大的广告宣传战，如虎标万金油、双妹雪花膏、黑人牙膏、双钱套鞋、双飞剑运动鞋、食母生、人造自来血等等。天津的产品广告在这种情况下也当仁不让，形形色色的广告充斥街头，如药制冷香霜、留香来、369雪花膏、三五头油发腊、万紫千红香粉、一品膏、生乳灵、娃娃宁、保赤一粒金、舒肝调气丸等等；一些大的商店也很重视广告宣传，如华竹、仁昌、华茂、元隆等绸缎庄，如成兴茶庄的袋茶等等。后来有了电台的商业广告，各种广告宣传更是五花八门，连理发馆、修脚处、烧麦馆、豆腐脑等等都上电台作广告，甚至鼓楼西有一家棺材铺和一家德茂源寿衣店也在电台上作广告，真是无奇不有。

解放后，广告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宣传方式，不但广告社全部停业，而且报刊、杂志等等也停止刊登广告。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广告业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近年来广告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广告宣传花样不断翻新，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广告。我作为一个老广告工作者，我的体会是广告是沟通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桥梁，因此这个桥梁一定得是真材实料的，否则这个桥是不牢固的，一旦坍塌，不但生产者倒霉，广告商自己也会自毁名誉。广告以真求生存才会有信誉，才会有发展。

宋庆龄在弥留之际

小　翟

1981年5月29日晚8时18分，中国一位伟大的女性、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因病逝世了。宋庆龄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她临终前，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58年，宋庆龄同志就曾向前去看望她的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提出入党的要求，当时刘少奇同志对她说：“从现在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还大些……”宋庆龄当时表示理解，但内心却很不平静。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高达40.2℃。第二天早上，当她体温下降后，她明确地提出坚决入党的要求，并连续重复了三遍。宋庆龄的这一要求很快就报告到党中央。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宋庆龄同志的要求，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前去看望她，并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她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当天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8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宋庆龄同志在弥留之际，写完了她光辉历史的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