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的变迁及历史概述

刘鸿志

在天津水上公园的西侧，矗立着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的大楼。它雄伟壮观，引人注目，这就是1992年新落成的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是一个较有历史的图书馆，从初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它曾数次迁址，并数易其名，现在终于迈进了现代化的行列。天津图书馆最早名为天津图书馆，以后数次改名为天津直隶图书馆、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河北省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第二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直到今天它又恢复了最初的名字——天津图书馆。从这些名字的变化，足可以看出天津图书馆所走过的道路。

我从二十年代末就在这个图书馆工作，曾先后担任过该馆的助理员、典藏主任、图书部主任，并曾一度代理过馆长职务，我在这个图书馆连续工作了40余年，可以说是该馆半部历史的见证人了。我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想把自己在图书馆的所见所闻写出来，让读者一起来回顾天津图书馆的历史。

清末初建

清朝末年时，天津尚无正式的图书馆。当时任学部侍郎的严范孙先生正在天津兴办学堂，他看到天津没有公共图书馆，于发展社会文化很不利，于是将家藏的图书1300余部捐赠给了设在玉皇阁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在该馆北楼开辟了一间图书室，任人借阅，学者咸称方便。这个图书室可算是天津最早的公立阅览图书的地方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卢木斋出任直隶提学使后，他感到天津地处南北交通要津，是人文荟萃之地，极应设立一所正式图书馆，以更好地开展社会教育。遂于1907年10月委派直隶学务公所的张秀儒和储毓轩进行筹备，于次年5月建成天津图书馆，附设在直隶学务公所内。严范孙为支持图书馆的建立，又将家藏图书12000余部（约5万多卷，并多为善本）慨然捐赠该馆。此后直隶督署拨书一万余卷，山西、山东及华南各省又拨书数万卷赠予该馆，该馆又自行购书12万余卷，使该馆藏书量达到20余万卷，一时成为天津的图书荟萃之所。

在阅览办法上，根据直隶学务公所拟定的《直隶图书馆章程》，对读者入馆阅览图书，事先须申请阅览券。券分优待券和普通券两种，前者阅览图书不限册数，入馆时缴纳铜元二枚；后者阅览图书不能超过10册，入馆时缴纳铜元一枚。有意思的是，当时对读者入馆阅览有男女之分，男女不能同日入馆阅览，当时读者对此颇感不便。

宣统元年（1909）卢木斋调任奉天提学使，继任的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沅叔）派直隶学务公所社会科科长韩补青兼领天津图书馆馆长。为了便于学者查阅馆藏图书，由谭新嘉将馆藏图书分类编成《天津图书馆书目》11册。这是天津图书馆成立之初的管理情况。

民国以后

民国2年（1913）直隶学务公所划归直隶省行政公署，天津图书馆也随之改名为天津直隶省图书馆，归民政厅教育司管理，由教育科科长李琴湘兼领馆务。图书馆从位于金钢桥北岸的直隶学务公所内迁往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侧，这里环境幽美，适合读者阅览。新馆重新布置内部，增设座位，并将原图书馆章程规定的入门费和男女有别的限制取消，凡入馆阅览者一律平等对待，因此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受到社会好评。1914年又在东马路开办了通俗图书馆。1917年为便利读者，加开夜馆。

1918年直隶省署开始设教育厅，改由第二科科长井守文兼领馆主任；同年9月又改由严侗（台孙）为馆长。这时设在东马路的通俗图书馆脱离了本馆，直属于教育厅领导。本馆又改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设在保定的莲池书院改称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增加了工作人员，馆务也力图扩充，添购了外文书刊。当时严范孙先生常来本馆，并大力宣传和倡议各界捐赠图书报刊。于是捐赠书刊和前来阅览者呈一时之盛。

但自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以来，北洋军阀混战更趋严重。奉军来津驻扎在河北公园内，并强占了图书馆，虽经几次交涉，毫无结果。此例一开，此后图书馆竟成了驻军之地，图书公物常遭破坏。幸赖当时全馆职工日夜保护，曲意维持，才使大部图书未遭损失。

1928年北伐以后，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图书馆也因之改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1929年图书馆改隶于大学区，由大学区拨发临时经费，清理内部，添置什物，募集书刊，由此渐复旧观，重新开馆接待读者。未几，因馆舍失修，1930年8月书库楼顶忽然坍塌，更因阴雨连绵，馆内几成泽国，书刊再遭损坏，又被迫停馆。同年，河北省教育厅恢复，给图书馆追加了经费，增加了助理人员，从事编目工作。1931年1月馆舍修缮完毕，再次重新开放。

1932年河北省教育厅利用暑期开办“河北省教育厅暑期社会教育讲习会”，聘请专家学者李蒸、刘国钧、赵万里等来津讲学，并通知省属各市、县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派员来津参加学习。当时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派编目员华凤卜、助理员刘鸿志、出纳员任光玺三人参加学习，期满回馆。从此，馆藏图书采用刘国钧图书十进分类法缮制卡片目录；同时与天津市立图书馆和省通俗图书馆建立巡回书库，以方便读者借阅。当时馆长严台孙鉴于馆址狭隘，实难开展业务，曾多次申请扩建馆舍，以便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但久未能实现。严台孙于1933年8月辞去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职务，由河北省教育厅改派省府秘书刘潜接任馆长。后因刘去了冀东，任冀东伪政府教育厅厅长，河北省政府乃派李琴湘任馆长；同时将省立通俗图书馆又并入省立第一图书馆，从此两馆分而复合。

1934年夏，在图书馆前面的公园内，开办了暑期茶馆，聘请刘文彬利用馆藏对群众说唱八角鼓，宣传文化和爱国思想，受到群众欢迎。开展这种活动，意在引起读者兴趣，促进读者借阅图书。

1935年河北省政府从天津迁往保定。11月李琴湘升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改由杨鸿绶继任馆长，并编印《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语文部别集书目》4册。同年，经河北省政府和教育厅批准，于现馆址和馆后的老师傅坟地建设新馆，并计划在新馆内开辟范孙书库，铸严范老铜像，以表纪念。(www.xing528.com)

从沦陷时期到解放前夕

1937年天津沦陷后，建馆工作被迫告停。鉴于当时时局动荡，将馆藏珍贵图书分装30余箱寄存于盐业银行。及日军占据河北公园，图书馆又因省款不解，馆中员工个个恐慌，去留难定，每日聚在馆长杨鸿绶家中互相传递消息，但也无济于事。当时馆中员工生活全靠借贷维持，有的不能忍受乃自找门路，做些生意，以维持生计。馆长杨鸿绶为维护馆藏图书，曾多方奔走，但无效告终。

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后，杨鸿绶又呈函继续呼吁，遂将该图书馆改隶于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更名为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此时馆务工作已停顿，仅发员工工资，以维生存。然馆址及藏书仍在日军控制之下，故请示市公署出面交涉，希望能启封，但日军不允，日久乃出现图书、什物丢失情况。经馆中职工查看，发现是从楼上后窗进去行窃的，乃据实报告馆长。经馆长决定暂借公园内售票房，员工轮流值班，监护被冻结在馆内的图书。到1938年冬，通过伪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长陈葆光和日本顾问饭野二人与驻公园日军关说，始将图书迁出。因限期三天搬完，为急谋抢救图书，仓促间租得西关外联兴里230号民房一所，作为临时存书处。记得当时杨馆长激于义愤，率领全馆员工，齐心协力，在日军荷枪监视下，冒着风险，很快将所有图书和家俱运往联兴里民房堆放。原计划藏书迁出后开始逐项加以整理，同时另选馆址重新建馆。但因杨鸿绶操劳过度，一病不起，不幸于1939年2月去世，工作也暂告中断。

杨鸿绶去世后，聘请天津教育家郑炳勋（菊如）继任馆长。郑接任伊始，念及联兴里地势低洼，易遭沥涝，不宜久处。经姚品侯奔走联系，租得城内鼓楼东大街164号买办徐朴庵住宅（今南开区环卫局所在地）15间为新馆址。当时计划随搬随整理，在雨季到来前全部搬完。未几，沽上阴雨连绵，各河上游水势暴涨，未几淹及市区，而这批存于鼓楼东的图书，其中包括天津教育家严范孙多次捐赠的善本书，特别是他手写的日记，都未遭灭顶之灾，得以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搬到鼓楼东后，另请拨专款增购图书和家什，等于重新建馆。员工大部分时间用于清理图书，造册登记，分类上架，并采用“刘国钧图书十进分类法”缮制卡片目录，以便于读者查阅。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于1940年重新开馆，接待读者。这期间，伪天津市公署曾三令五申让图书馆清理不利于日伪统治当局的书刊，并要求上缴焚销；日军也常有人来馆检查。在这种情况下，馆中同人出于爱国天良，将一些进步图书藏在书库的天花板内，仅上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宣传性书刊，蒙混过关。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图书馆经费日益紧缩，无法购置新书刊，仅以现有书刊维持现状，以致读者日渐稀少，终于陷于停滞状态。

1943年冬馆长郑炳勋因故辞职，遗缺由赵鸿瑞继任。他虽采取一些措施，终因政局不稳无法改善现状。勉强熬过寒冬后，于1944年辞职，另由李凤石任馆长，但也无法扭转逆境，不久也辞职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委我兼代处理馆务之责。当时我任图书部主任，只能与同事们互相协商研究工作，以保护天津图书文献为职责，共同负责。我们努力排除外界干扰，勉强维持，直至日本投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重新在保定成立。我们这个图书馆又隶属河北省教育厅，改称河北省天津图书馆，委原教育厅第二科科长井守文重任馆长。为了改变现状，打开局面，呈请教育厅拨款，增购中外图书，增添员工，重新开馆。并请原编目部主任华凤卜回馆，整理编写中文书刊目录未完成部分，油印出版。于1947年完成《河北省天津图书馆书目》31册，连同“七七”事变以前编印的《语文部别集书目》4册，共计35册，但好景仅如昙花一现，不久因政局不稳，金圆券贬值，省款难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添购书刊日渐减少，最后竟至仅订一份报纸，可怜已极。读者从此绝迹，不得已又告停馆。

天津解放后

1949年1月15日天津获得解放。本馆初由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领导，3月15日改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领导。1950年春，本馆迁至承德道。当时这里也是一家图书馆，所存图书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日本图书馆的图书，馆长为陶履中。两馆合并后，改称天津市第二图书馆，市教育局委任杨思慎为馆长，井守文为副馆长。不久杨思慎另调他职。1952年本馆划归文化局，随之又经天津市政府指示，本馆与设在南开杨家花园的天津市第一图书馆合并，改名天津人民图书馆，委任黄钰生为馆长。

解放以后天津图书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扩建了馆舍，增添了书库，业务范围逐步扩大，热情为广大读者服务。如1956年曾利用馆藏图书设立文史阅览室，供专家学者们阅览之用，并发放了专门的阅览证。这些措施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在藏书保管分类上，最初仍沿用过去旧的分类法分编各项图书，即中文书用刘国钧十进分类法，西文书用杜威分类法，日文用森清分类法。从1975年以后，对中外文新书分类改用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编，使中西文图书分编在一起，避免了查阅同类中外文图书须查三处目录，节省了时间，便利了读者，这在藏书分类管理上是一个新的突破。

在藏书种类上，自解放以来珍藏了革命前辈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许多早期作品；另外还珍藏了古籍善本约5000多种，各省、县地方志约3000多种。对采购新书，扭转了旧的平均主义方法，转向以采购有关中外科技图书为主，已购进的中外科技图书约占全馆藏书的60%左右；采购中外文期刊亦以科技为主，由此奠定了图书馆为科研服务的基础。同时还打破了旧日图书馆“等主候客”的消极态度，使图书直接为读者服务，并创编了《科技文献检索》和《对口目录》等，进而做到“以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热情主动为读者服务。

1982年欣逢图书馆建馆75周年之际，经呈请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天津人民图书馆恢复旧名，仍改为建馆之初时的名字——天津图书馆。

现在新落成的天津图书馆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设施齐全，功能完备，图书检索采用电脑，大大方便了读者。过去囿于地方狭窄，许多图书不能调阅，现在新馆已解决了这一问题，有更多的图书已向读者开放。目前图书馆有馆藏图书250余万册，中外文期刊8000余种；图书馆设有采编、借阅、科技、特藏、社科、辅导等部。这座历史悠久的现代化图书馆正以新的面貌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