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经纪人的自述：从世界大战到成立广安证券行

周至久

天津早期的证券交易

证券行是经营证券的商店，证券的英文名称是Security，它包括股票Stock和债券Bond。股票是投资企业的凭证，股票持有者既享受该企业的股息，又享受该企业的红利，属于投资性质。债券是货币借贷的凭证，属于借贷性质，只享受还本得息，无红利可言。债券由政府发行的是公债，由企业发行的是债券，两者都属于短期借贷行为。股票和债券各有各的发行面额，上市流通后由于发行者的信誉及经营情况，以及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产生面额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这就是证券行情。证券流通，有买有卖，全凭经纪人居间沟通，成交后经纪人向买卖双方各收佣金，久而久之便出现了中介性质的证券行。

其实为买卖双方居间跑合的经纪人在天津早已存在，如清末银两、铜钱、制钱的互换，钱庄、银号各种票据及汇兑的兑现等，均有经纪人居间跑合代办。天津开埠后外国企业涌入天津，发行债券、股票，天津证券市场上早期流通的证券多是这些外资企业的股票、债券，如济安自来水公司、先农房地产公司、法国电灯房等；也有北洋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它们多以外币计算面额，如德法、法法债券以德国马克和法国法朗为计算单位。不久，中国商办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也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滦矿、启新、寿丰、华新等，后来又有仁立、东亚、江南等家，证券市场日渐繁荣起来。证券行最初由外国洋行包办，以后始有中国经纪人加入其中，三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开办证券行日益兴盛起来。当时由外国人开办的证券行以瑞隆、永盛较为著名。英商永盛洋行创办于1912年，以经营房地产、外汇及外国股票和债券为主，从事投机活动。永盛洋行是当时唯一不设买办、但另聘中国雇员的洋行，我父亲周伯瑜便是该行早年仅有的两名雇员之一。

家父早年出身于钱庄、银号，熟悉金融市场，受聘永盛后开展对中国人的业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永盛洋行的创办人之一瑞德拉应征入伍回国参战，业务受到影响，我父乃与该行另一中国雇员商议，自己筹组一个证券行。适有热河客商吕雅轩和亨通银号于紫忱愿意出资，几经协商，始成立了广安信托公司。后由于资金所限，改名为广安商行，以后随着业务的发展，最后改名为广安证券行。广安成立之始由于紫忱任经理，我当时以人股加入广安，因也出身银号，熟悉业务，故任副经理。后于退出广安，改由我独立经营，直到解放后结束。

日本统治天津时期，当时日军为扩大侵略，疯狂掠夺物资，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社会游资逐渐转向投机倒把，黄金、棉纱、粮食、证券等成为投机倒把的筹码，其市场极为活跃。专以介绍买卖双方成交、借此收取佣金的证券行开始出现，最初只有隆泰、联兴、大众、广安、宏孚、新华银行、久安银行信托部几家，后来很快发展到40余家。

我所经营的广安证券行

三十年代初期，由于市场不太活跃，证券交易不多。当时的证券交易都是顾客自己找上门来，委托寻买主将其手中债券或股票售出，或是委托寻找卖主求购。那时成交一笔往往费时一周，纯属实买实卖的现货交易。此外，那时证券交易往往与黄金、实物相混杂，而且互相牵连。比如，有的卖出黄金买进证券，有的卖出证券买进棉纱，等等。以证券而言，也有要求卖出债券而买进股票的，而股票、债券的种类又很繁杂。广安证券行初期经营的项目也很杂，既有黄金、花纱等交易，又有房地产和中外证券，只要能居间成交拿到佣金，什么都做。

早期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到还本付息时都会大幅度升值。一些银行因与政府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每到此时都会事先得知消息，而立即大量低价吃进，等消息公布于众时行情大涨，他们再以高价抛出，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一些银行连片的房产便是用这种利润购置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接收天津英法租界，永盛洋行关门。这时我父亲与张维栋（洋行同事）及翻译王润芝为清理永盛未了事宜，乃在广安行旁边开设了义记证券行，实际是广安行的联营行。当时外国股票交易和外汇买卖都已停止，但中国证券交易却空前活跃，这是由于物价飞涨、伪联币大幅度贬值、社会资金逐渐向黄金及证券市场转移所致。黄金、证券一时成为最热门的投机筹码，证券交易进入兴盛时期。广安证券行的业务当时随着天津整个证券市场的繁荣而日益发达起来，但是我们仍坚持只以佣金为收入，不参加投机活动。在业务上逐渐转向以证券为主，尤以股票为主。由于注重信誉，颇受顾客及同业的信赖。

由于交易频繁，原先各经纪人之间代客找主的跑腿方式已不适用，但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又一直未成立，于是在今大沽路、哈尔滨道至安东路口的文兴里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发的股票市场，各证券行都派人在此下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易。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我在原有的广安行和义记行的基础上，又在这个市场的文兴里另外开设了一个广义证券行，以便就近交易。此外，我们根据天津证券市场向以上海证券行情的变化为依据这一特点，特派出专人长驻上海，随时用长途电话通报上海市场行情，因此极大地推动了业务的开展。

从1943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天津证券交易的极盛时期，从事证券交易的证券行由40余家猛增至160余家。集中管理并交行统一交易的证券交易所，除1921年成立过一个“天津证券、花纱、粮食交易所”外（仅存在了半年多），到1945年8月前迄未成立新的交易所，证券交易全部在各个证券行之间直接进行。前面所说的大沽路文兴里一带是自发成立的集中交易市场，而不是交易所。至1945年8月后，天津才正式成立了华北证券交易所。

这个时期的广安证券行，由于一直奉行不介入投机的原则，故从无风险。我吸取了永盛洋行过去靠听路透社播发的上海证券行情而事先获得信息使业务大为发展的经验，不惜投资，在广安行内安装了7部电话，以及时与外埠沟通信息。为此，我们想尽办法与电话局搞好关系，使电话线路始终保持畅通。当时广安经营的股票以启新的最多，其次为滦矿、耀华、华新等家，最盛时每天可以收入佣金400余元。那时规定每成交一笔，中介入向买卖双方各收千分之二点五的佣金；后来纳入交易所，每天须向交易所缴纳成交总额的千分之二点五，但由于交易量剧增，佣金未受到影响。

每个证券行都各有自己的背景和顾客，多以巨绅豪富和官僚遗老为主，他们多通过证券行买卖自己所需的股票，广安行也不例外。记得一次有位麻袋商因听说江南水泥厂要开工的消息，立即嘱我们代其大批购进该厂的股票，其目的是一旦该厂开工生产，他可以凭自己手中持有的江南厂股票向该厂推销麻袋。另外有位顾客，为了争取到济安自来水公司董事的职务，曾要我们为其大量购进济安的股票。大买办雍剑秋的儿子雍鼎臣也是广安的客户，有一次他将其父购置的西湖饭店（即今天和医院）变卖，将所得大五福布500件全数交给广安代为出售，然后又以此款购进启新股票。大户们的举措常常会影响股票行情的涨落，对于证券行来说，由于这些大户的交易数额大，收入的佣金也自然增多。但总的说来，佣金的主要来源还是靠那些专事投机倒把的客人，因为这些人专在行情变化中求利，所以买卖频繁，有时一天内便买进卖出多次，这样一来，按成交笔数提取佣金，佣金自然也就可观了。还记得一次有位客人拿来10条黄金委托我们出售，并将售款买进启新的股票，结果购进启新股票200个（每个100股），转天启新股票果然上涨，该客人又要我们代其售出，然后再购进黄金，这一卖一买结果净赚两条半黄金（即25两）。而我们则从买卖双方各得四笔佣金。这种例子还很多，但靠投机乍富者，往往身败名裂，下场可悲。

天津华北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前，证券市场缺乏统一管理，特别在投机风盛之际更是风险重重。例如在1942年大沽路有一家春和银号从事证券交易，有一天其证券经纪人张擎天突然被日本宪兵队抓走，致使其经手的许多笔证券交易无法交割，从而引起同业与顾客的恐慌。为了平息市场风波，我与万宝银号的郭克念等人共同出面代其办理结算手续。所幸张擎天经办的证券买卖双方总额相差无几，因此很快交割完毕，把风波平息了下去。由于此类事情经常发生，证券行为了自保，在1943年成立了证券经纪人公会，由林凤钧任理事长，我任常务理事。公会首先协调了证券行收取佣金的标准和证券交易中的各种规定，使证券交易有了一定之规。直到华北证券交易所开拍之后，公会才由联合信用组所取代。交易所停拍后公会又恢复活动，直至解放后结束。公会成立后再发生纠纷就由公会出面解决。如1943年轰动一时的利和证券行倒闭而引起的风波，就是由公会出面平息的。利和证券行经纪人李厚甫原是三北轮船公司驻津代表，他在利和从事证券经纪活动时，突然大量卖空启新股票，引起了市场行情的波动。为了保障同业利益，公会委托我和林凤钧出面约李厚甫恳谈、劝阻，但无效，第二天利和因无力交割宣布倒闭，李厚甫本人逃之夭夭，市场立即发生波动。警察局为此逮捕了该行有关人员，后经我与林凤钧以经纪人公会的名义出面，动员同业会员代为筹措股票办理交割，风波才告平息。

紧张的下场交易

1944年日伪当局为了稳定物价、控制投机市场，决定由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四市联合成立华北证券交易所，并指定由天津银行公会理事长、天津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负责筹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王毅灵对此消极拖延，直至1945年夏才建成，但不几天日本便宣布投降了。为了报销这笔修建费用，华北交易所决定于8月27日正式开拍。此前对上场证券经纪人的资格、担保、交易方法、交割手续等均做了严格规定，并使其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文。上市股票原定23种，实际成交较多的只有启新、开滦、东亚、济安、耀华及江南水泥等几种，其中又以启新、开滦为最多。规定下场经纪人有两种，即有董事会的几家银行是法人经纪人，不够法人资格的证券行则为个人经纪人，二者都可以下场交易，但需经过登记、审查，交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股票代替），并经批准正式编号后才许下场。开拍前登记的经纪人有170余家，实际下场执行业务的只有60余号。当时我执有广安、义记、广义三个号码。

华北证券交易所规定每天上午9—12时、下午2—5时为交易时间，下场经纪人每号三人，即经纪人、记帐员和手式操作人，均须佩带规定号码的臂章。交易场为三丈见方的场地，四周以木栏围住，交易所其核心，公布牌价，依次拍板成交。经纪人围坐一圈，以手式和呼报进行交易。木栏外为顾客和证券行联系人员，经纪人各有电话与场外联系，还不时直接与栏外人员联络。每次开拍前交易所均按前一天证券收盘价开盘，这时经纪人即通过手式操作人呼喊报价，同时打出手式。如手心向内，表示购进该证券；手心向外则表示出售该证券；同时用手指示出购进或出售数量。一般均为右手操作，数量则以个为单位。但每种证券个所代表的股数不同，如启新股票每个为100股，而滦矿每个则为10股。

在议价中，买卖双方必然讨价还价，或涨或落。一旦价格谈妥，交易所立即拍板成交，这时各经纪人的记录员立即记下自己向某号经纪人以何种价格妥交何种证券多少，交易所也立刻记录。直到全天拍完后，由经纪人将当天成交记录交交易所统一核对并轧平无误后，必须于翌日上午开拍前交款（支票）、交货（股票），这样交割才算完毕。上市证券依次开拍，每日开拍次数不等，有时热门股票一天开拍几次，以不同价格多次成交；而冷门证券有时几天也难成交一次。(www.xing528.com)

热衷于投机的客户，大都亲临现场观察，及时与经纪人联络商议妥交。而一些有经验的大户却足不出户，在家中边打牌吸烟边等候消息，到关键时刻一声令下立即成交。有经验的经纪人在错综复杂的多变行情中，全凭冷静观察分析，及时向自己的客户进言，抓住机会妥善成交。经纪人每次下场如临战场，场内连比划带喊叫，加上电话声、人声乱成一片，经纪人忙得大汗淋漓，紧张万分。按照交易所规定，每次成交，证券行可向买卖双方各收取千分之二点五的佣金，然后证券行再向交易所交纳千分之二点五的手续费，这样证券行和交易所各得千分之二点五。由于成交量大，佣金也很可观。

华北证券交易所规定妥交后次日交割，不做期货买卖；另外还规定，每日开盘后涨落限定在15%之内，超过这个界限便宣告停拍，直到第二天重新开盘，仍以开盘价上下15%为限，否则再次停拍。以上这两项规定对于防止投机倒把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对今日仍有可以借鉴之处。

证券交易的四句“真言”

过去证券市场错综复杂，行情瞬息万变，特别是在证券成为投机筹码之后，投机者欲操纵市场，证券交易更是诡谲凶险。根据我作经纪人多年的经验和多次下场交易的体验，悟出了证券交易的四句“真言”，这也算是当时证券交易的一般规律吧。这四句话是“买涨不买落，久滞终须跌，多销必上提，猛涨必暴跌”。下面分别作些说明。

买涨不买落。是说经纪人在接受顾客委托欲买进若干某种证券时，下场要先观察市场气氛，不可贸然行动。如发现该种证券行情正在稳步上涨，当可成交。若发现其行情一路下跌，切勿买进。这就是买涨不买落。但市场上往往有开假行市的现象，例如某客委托某证券行欲售出仁立股票500股，而当时这种仁立股票属于冷门股票不易成交。但该受托证券行为了赚取这笔佣金，便勾结另一证券行做成一笔仁立股票的假交易，因此所开仁立股票行市自然也是假的。然而交易既成，交易所也挂了牌，便会引起一些投机客的兴趣，从而将仁立股票行情炒高，这时该证券行便趁机一次或分数次将受托的500股仁立股票售出。但是这种假行市并不能持久，而且也瞒不过有经验的顾客和证券行，只要注意观察便可洞悉内情，不致上当。

久滞终须跌。是说如果某种证券长期呆滞，那么该种证券的行情终究要跌落，为此，持有此种股票而欲抛出时，应及早脱手，以防其行情下跌而受损失。而有意购进这种证券者，要耐心等待时机，俟其下跌至一定程度时再行买进，但这时要防止兴风作浪的把戏出现。证券市场是不希望市场平静的，因为行情平疲，交易减少，佣金便会受影响。这时有的证券行便会故意兴风作浪，联合几家证券行或怂恿几家大客户，突然买进几百个这种久滞的证券，这一来就象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块大石头，引起一阵波动。有些神经过敏的客户这时误以为有了什么信息，随之购进，结果使平疲的市场出现活跃气象，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并不能改变久滞终须跌的结局。

多销必上提。是说某种证券售出多，其行情终将上提。譬如启新股票连日成交增多，买卖活跃，那么启新的股票行情必会提高，此时欲购买启新股票的客户便应抓住时机购进。股票多销的原因有很多，如股票增值、发放红利等都会促使股票多销。但是这些信息一般都是很机密的，外界人很难得知，只有身居要职和董事会成员才有可能知道，而这些人本身又都持有大量有关股票，他们趁消息公布前大量购进，因而使该种股票出现多销现象。许多投机者往往煞费苦心到处打探有关消息，发现某大公司召开董事会，便预测其股票行情即将上涨，因而争购，这也是促使股票多销的原因之一。待该种股票行情真的上涨后，“买涨不买落”的客户跟着购进，也能捞到一点油水，而真正知道内情的大户，这时已趁行情高涨把先前低价购进的股票大量抛出，大获其利。对证券行来说，这时也正是增加佣金收入的良机。

猛涨必暴跌。是指证券市场有大的波动，引起证券行情猛涨，而这种猛涨过后，必然会出现暴跌。如1943年利和证券行的倒闭风潮就是典型的一例。由于该号李厚甫大量空卖启新股票，致使启新行情由40元猛涨到95元，利和因无力交割而倒闭，导致交易市场上的启新股票暴跌停拍，直到经纪人同业公会出面收拾残局，才使启新股票恢复到原有的行情。又如1945年8月11日传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启新股票暴涨两倍，而到8月15日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启新的股票却连续暴跌，直到后来国民党接收大员携来巨款投入市场，才使证券市场恢复平静。

解放前后

华北证券交易所停歇后，天津证券交易又回到各经纪人间相互交易的状态。这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投机之风愈演愈烈，证券交易猛增。银行由于在资金方面有实力，于是纷纷开设证券部，介入证券经纪人行列，如中国实业、浙江兴业、大陆、中南、金城等银行均开展了这项业务。广安证券行为适应这一形势，乃筹建增达钱庄；其他证券行如联兴、万生等，也各有与其相联的银号或钱庄，以随时提供资金。

1947年国民党天津市政府鉴于证券市场失去控制，投机倒把之风已成为冲击社会的一股狂潮，乃通过参议会提出恢复成立证券交易所之议。几经筹备，天津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3月正式开业，以交通银行经理李钟楚为理事长，大陆银行河东支行经理郑诵先为经理，比照上海证券所惯例，由南京政府财政部及经济部各派一名监理员驻所监理。开业以后因名额限制，我只能以广安行一家编号下场。当时股票交易十分活跃，据统计，每日股票成交额占全市票据交换额的三分之一。天津证券交易所大部分沿袭华北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定，坚持现货交易、翌日交割的制度，在引导游资、减少其盲目冲击市场物价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全面崩溃之际，8月15日强令上海、天津两市股票交易所停拍，严禁证券交易。8月19日天津当局派出警察分住各证券行监视。适有新江南证券行高克昌有从事场外交易之嫌，当局乃以此为借口，传讯广安、祥泰义、万生、庆和、大莱、宏孚等六家证券行经理。当时我已获悉这是国民党政府蓄谋已久的敲诈勒索行动，故事先避往上海。果然当局扣留了几家证券行的职工为人质，留下有关经理在外活动筹款。我在上海接到天津经纪人公会的电报，促我立即返津营救被捕人员。返津后得知公会已多方派人疏通，最后议妥以18条黄金（合当时金圆券40万元）了事。款由我们被传讯的六家证券行均摊，宏孚的林绍仪因无力负担，乃由我们其余各家代摊。款凑齐后由我亲自送交河北省银行，这场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始告平息。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证券交易所由军管会接受，证券仍然流通。军管会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恢复，清理并整顿金融市场，于5月批准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为了防止投机倒把，对场内交易做了极严格的规定，下场经纪人压缩为40名，每人须向交易所交纳相当于启新股票100个交易单位的财产，以保证信用。这时我已将义记、广义两家证券行分别结束，只代表广安下场。记得当时北京也已成立了交易所，素与我们交往极深的北京中孚银行在北京下场，于是我们两家商定，由广安代办中孚在津的证券交易，中孚则在北京代理广安进行证券交易。我们两家每天有长途电话联系，互通信息，代理交易业务。

天津证券交易所属于过渡性质，开拍后证券交易量不大，而且是卖多买少，我们的佣金每天降到一二十元，逐渐难以维持。1950年交易所要求我们各证券行清理呆滞欠帐，准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广安、广义、义记以及增达钱庄至1951年先后结束，三个证券行业债相抵，只有增达钱庄亏损两万余元，后我将湖北路一处住宅变卖，才将债务偿清。

回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我始终认为证券市场应当是为企业提供资金、正确引导社会游资的重要手段，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重要功能未能显示，今天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这种经济手段重新被人们所认识、所利用，作为一个老证券经纪人，我想，证券将在经济建设中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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