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与工合

◇许乃波

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其特珠的身份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为争取国际支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她创建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国际工合”，曾给抗日战争予有力的支援。

1937年“八·一三”以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其后，日军又占领了武汉等长江一带城市，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民主人士无法继续做抗日救亡工作，不得已只有转移阵地，除一部分人士去了桂林，一部分人经越南去了昆明，另一部分人去了重庆以外，有不少人去了香港。当时上海许多外商、洋行、金融机构也都将总部迁往香港；国际新闻界也以香港为基地，发布中国抗战的消息，香港的地位显得异常重要，它很自然地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对外宣传的一个最好的地点。宋庆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上海到香港，并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为“保盟”）。当时英国政府很同情中国抗战，故对宋庆龄在港建立组织宣传抗日极为支持。那时我正在香港大学任电机系主任，宋庆龄要我参加“保盟”，并聘为委员，我因此而参加了“保盟”的一些活动。

“保盟”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保盟”的任务是：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的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资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际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

当时，“保盟”由国民党温和派宋子文当会长。左翼有廖承志，中间有邹韬奋、金仲华等，还有国际友人贝德兰、爱泼斯坦以及香港医务总监夫人海弥达·克拉克、香港大学诺曼·法朗士、陈君宝和我。由于宋庆龄在国际国内有极高的声望，因而国际友人的资助源源而来。“保盟”的对外宣传也引来了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大夫。

当时港督虽然让克拉克夫人参加了“保盟”，但香港的绅士还没有被动员起来。我向香港大学史罗司建议：由港督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的名义，在港督花园设茶会，邀请宋庆龄为贵宾参加。参加茶会的都是香港政府高级官员和香港绅士。这样，港督就为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香港活动开了绿灯。紧接着，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主要绅士都来参加了。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廖承志即向宋庆龄汇报了情况，宋庆龄立刻召开全体“保盟”委员会开会。讨论时，邹韬奋带头发言，他认为这是国民党蓄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企图停止抗日，重开内战，必须加以揭露。与会委员同意邹韬奋的分折。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贝德兰、爱泼斯坦都不在香港，宋庆龄便要我和廖承志起草对外宣传报告，第二天草稿就在全会上通过了。此后，“保盟”为“皖南事变”专发了两期时事通讯，使国内外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了解国内真相。周恩来同志也在重庆《新华日报》抗议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很快，国际各方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质问和抗议，国民党赶紧收场。不过，蒋介石却迫使宋子文辞去“保盟”的会长职务。

国民党虽然停止对共产党的公开袭击，但是“保盟”收到的国际上的援助物资，经常在送往解放区的途中被国民党没收。香港沦陷后，送往广东东江游击队的物资被阻，要支援抗日根据地就要更加困难。所幸英、美两国在延安设立了军事代表团，所以经常有车和飞机来往于重庆、延安，昆明之间。英美两国军队非常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曾经有这么一次，美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命令美军一架飞机改装舱门，为的是把一架X光机装进去，以便运往延安。

国际援助“保盟”的大量捐款和物资包括部队用的外科手术用具和药品，给小孩吃的鱼肝油和奶粉，给前线战士的毛毯、手套和衣服等，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作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此外，“保盟”维持国际平衡医院为八路军、新四军、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支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及边区保育院和托儿所。在重庆期间，“保盟”给国际和平医院的赞助至少有65万美元和1.7亿法币。1942年5月在延安成立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保盟”提供的美国洛杉矶援华团体和爱国华侨的捐款维持的。宋庆龄在1945年12月写的《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对在抗日战争中支援过我们的朋友们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1941年12月，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旋即攻占香港。宋庆龄虽然安全转移到重庆，但是无法继续“保盟”工作，因为她本人也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后来经国民党一些元老、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努力，才得到自由，并被安置在“新邨三号”。记得有一次我去那里，见一个人站在门口，帽子压得低低的，走近一看，原来是斯诺。由此可想见当时情况的紧张程度。

1942年8月，部分“保盟”成员陆续从香港来到重庆，为“保盟”继续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陈兵陕甘宁边区，正酝酿第三次反共高潮，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1943年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和《中国游击区》中说：“‘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装备武装自己，牵制在华日军60%以上的部队。所以，对陕甘宁的封锁，特别是不让‘保盟’物资支援边区，是不人道的。”公开信的呼吁引起国际舆论，导致了“保盟”与国外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的联系。

“保盟”在重庆时，还担负起赈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救济河南、广东灾民。“保盟”建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医务工作人员和英、美、苏在重庆的外交和军事机构举行戏剧义演和义赛，开展一系列赈灾活动。1943年5月，宋庆龄以中华全国福利协会主席的身份，在我和其他几位“保盟”中央委员的努力筹备下，组办了三场足球义赛，国际友人和汇集在山城的优秀球队热烈响应，由“东平”、“沪星”、“英联”（英国使馆和军舰人员组成）、“韩青”（韩国在渝青年组成）四个球队参加比赛。尽管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恐吓威肋，却阻挡不住群众前来观赛。宋庆龄和英国薛穆大使一起亲临开球。球赛结束时，还给各球队赠送了奖旗和特制纪念章。这次球赛盛况空前，40多年后的今天，山城群众仍记忆犹新。球赛所得13万元全部捐给在陕西宝鸡的豫灾赈济委员会，通过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迁徙之用。宋庆龄还考虑到河南的灾区中，有2个县是游击区，她把纽约美国援华会资助的5万美元全数给了当地中共领导的救济机构。

1943年7月，为赈济粤灾举办国际音乐义演，为广东灾民募得30万元。1943年4月为筹赈湘灾，举办了古今书画物品展览会及义演音乐会，两项收入50万元，全部汇给湖南灾区。1944年9月，为帮助受国民党当局摧残迫害的贫病作家和文化界人士，举办了文艺晚会，两天收入连同募得捐款共100多万元，使在贫病中挣扎的文艺工作者得到物质援助和精神鼓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毛泽东、周恩来为实现和平统一来到重庆谈判。有一天，宋庆龄召集部分“保盟”委员到她家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会见，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我们对抗日战争所给予的捐款和物资支援。

中国抗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靠国共合作，靠统一战线的保持和巩固。而统一战线有一个最危险的关头，就是“皖南事变”。倘若“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分裂，则中国抗战归于失败，在华日军也就得以转移。当时“保盟”在这紧要关头做了重要工作，即及时地将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统一战线的阴谋迅速向世界公开，让国际舆论对它施加压力，从而使事态没有扩大，使统一战线能继续保持和巩固，这是“保盟”对抗战所作贡献之一。(www.xing528.com)

宋庆龄与“工合”

“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敌手，集中于沿海的很多工业毁于战火。当时动员人力、物力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军需民用，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同时，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的难民、伤兵的劳动就业，安定后方秩序，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为此，国际友人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和胡愈之等于1937年11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1938年“工合”得到国民党政府同意，于8月5日正式成立。艾黎出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邓颖超、张治中为理事，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

1939年1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生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许乃波为技术顾问。同时，宋庆龄又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立刻筹款20余万元，并筹募捐款50万元作为“工合”基金；印尼一个华侨富商一次就向“工合”捐助10万元的巨款；美国友人为“工合”援助达500万美元。从1938年到1945年“工合”共获得贷款和捐款1.8亿元。

“工合”注重网罗人才，艰苦创业。首先在西北，其次在东南、西南建立了组织。1938年底，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仅有69个，至1939年底，发展到1284个，1942年达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在抗战时期，各地“工合”——以西北“工合”为主，总共供应军毯不下500万条。“工合”种类繁多，从棉毛纺织到服装鞋帽，从日用杂货到食品加工，从文具印刷到医药化工，从五金机械到采矿交通，共50余种产品。本来以手工业为主的“工合”很快发展为半机械和机械化的工业合作社。

我于1939年带领美国机械工程师VAU NESS和新闻记者SINC LAN到江西赣州、瑞金等地考察，就是为了发展机械合作社。香港大学学生会曾派一个1940年电械系毕业生叶兰荪去江西“工合”服务。许多来自英国、美国、新西兰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等地的华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同中国员工一道，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夜以继日地为发展“工合”事业辛勤劳动。

“工合”成立时，部分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拨付，到抗战快结束时，国民党不但停止对“工合”的经费资助，而且屡次企图吞并“工合”的资金。宋庆龄为此找了一位审计师陈乙明在桂林帮助“工合”管理审计帐目，我介绍了一位沈瑶英当陈的助手。

解放区游击队的“工合”还开办了一些直接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斗争服务的小工厂，帮助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枪械、弹药。深入敌后的“工合”能够在短时间内把机械拆卸、装箱，跟随抗日部队转移，又能在极短的时间安装好，进行生产。人们称它为“游击工业”。“工合”的产品及时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敌货倾销、防止人力物力外流资敌、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工合”的管理制度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工合”提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提倡平等、互助、团结。“工合”的小丛书《“工合”三字经》中说：“用群力，来生产。大家事，大家管。没老板，没小工，职社员，都相同。无压迫，无剥削，一条心，为合作。论组织，最平等，是社员，皆股东。开会时，能发言，表决时，均有权。……”美国作家斯诺曾称赞“中国‘工合’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保盟”和“工合”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些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最值得记取的是为之付出了极大心血的、令人尊敬的孙夫人——宋庆龄。

（沈滨整理）

历史之谜

化学武器的最早使用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林　文

关于化学武器的最早使用时间，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实不然，化学武器的最早使用时间应该是在1899年南非的布尔战争中，首先由英军使用。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和清军的抵抗，由英军从南非急调化学武器直运天津，并在天津使用了化学武器，致使天津的清军、义和团和许多和平居民大量死亡，从而结束了军事抵抗。关于这段记载，可详见由天津市政协编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记实》一书。如果书中记载属实，那么化学武器的使用时间得提前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