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筑高职高专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打造精神家园

爱国，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更应该体现在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上，体现在对文化传承后的行动的自觉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自信的提出，为我们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指明了实践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的内涵，不仅渗透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还渗透在人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日常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审美追求等方面。文化自信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激励我们攻坚克难，形成高尚的伦理道德、正确的行为操守、优雅的审美情趣，并在具体实践中规范、制约和激励人们的行动。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提供了思路和启示。坚持文化自信，可以以文化人，将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大家及经典名篇，无一不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诞生的。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多元文化碰撞冲击强烈，社会急剧转型，使得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表现出诸多困惑，呈现出信念缺失、精神空虚、价值虚无、享乐拜金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心性、伦理道德，强调德行的修养，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更应该有文化自信。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传统文化赞叹有加，他曾说，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时间和国度的话，他希望能成为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这位历史学家不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美好的，而且认为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化将进一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世界精神，它包括儒家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道家顺其自然的道德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义利合一”，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能为现代人走出自我心性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启迪，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世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完成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必将以其特有的思想精华，继续启迪和影响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创造，为解决人类问题做出不可估量的独特的贡献。

丁酉年（2017）祭祀炎帝陵典礼(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能让我们在当今时代，得到一个“用处”。这个“用”，就是充分理解古代优秀文化，让自己的观念发生变化，进而调整自己的心态，从非常微妙的感悟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境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心体验、获得成长。这种实际应用有源头活水，并且能常用常新。站在多元化的思想潮流中，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体，学习、继承、理解、运用，就能发挥其最大的“用处”。

小故事大道理

嘉祐二年科考

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欧阳修的学生曾巩，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等人到东京汴梁应试。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才华横溢，文章直抒胸臆，赞叹先王的仁政爱民。“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引经据典，层层递进，阐述儒家的慎刑思想，赏罚轻重宜“广恩”“慎刑”，不失“忠厚”才可恰到好处。苏轼举用了唐尧不顺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历史典故，有叙事有剖析，夹叙夹议。引用《尚书》中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感叹忠厚“尽之矣”。文章语言平实，而又旁征博引，波澜横生，引人入胜。赏与罚剖析得细致入微，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认为“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说理透辟严谨，结构紧密完整。最后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点出了主题：“忠厚之至也。”

梅尧臣认为此文有“孟轲之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修，说此文可评第一。欧阳修看后，深为赞叹，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与自己提倡的平实文风如出一辙，认为梅尧臣的评判是恰当的，但以为此文应该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写，如果选为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为第二。苏轼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嘉祐二年的科考可谓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就有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也名列其上。这一榜进士在宋代政坛、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独领风骚，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