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卫礼贤的《三字经》德译

德国人进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早期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等，18世纪的戴进贤（Ig-natius Kgler， 1680—1746）以其天文学成就也颇负盛名。19世纪上半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译郭实蜡，1803—1851）在华传教20年，写下并出版多达61种中文著作，尤其是德文版《中华帝国历史》更是蜚声欧洲。^[54]

18世纪来华的德国人中，诺伊曼，即内曼，全名卡尔· 弗里德里希（Karl Frledrich Neumann，1793—1870），以下简称诺伊曼，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诺伊曼生于法国，父母均为犹太人。1718年12月11日法国皇家科学院（今法兰西学院）设置欧洲第一个汉学与满学讲座，首席教授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 musat， 1788—1832），诺伊曼是其来自德国的学生之一。诺伊曼追随雷慕沙学习汉语后，成为 “一个拥有充分有关中国的知识具备充分语言能力并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中国通”。^[55]尽管他也是一位汉学家，但他真正的学术专长是亚美尼亚文。1831年他被慕尼黑大学聘为汉文和亚美尼亚文教授。诺伊曼注重当代史写作，曾撰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北京条约的东亚历史》一书，该书以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傲慢与狂妄情绪叙述中国与东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无疑对中国充满了偏见。

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有关诺伊曼的两件事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件是他将中国的数部经典译介到了西方，另一件是他1829年来华之后搜集了大批中文书籍，并于1831年运回了德国。^[56]在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所撰的《中国文献纪略》中列举了诺伊曼的译作，计有：德文本，诺伊曼译自《洛阳伽蓝记》第五册（原文如此），题书名为《由华赴印朝圣的佛徒》，柏林，1833年版；英文本，《靖海氛记》，诺伊曼译，题名《海盗史》，有注释和图表，伦敦，1831年版；德文、中文合刊，《三字经》，伟烈亚力著录《中国青年百科辞典》（Dieencyclopadiederchine-sischenjugend），内曼译，收入《中国学堂》（Lehrsaaldes Mittelreiches）第19—26页，也收有中文，慕尼黑，1836版；英文本，《佛门源流录·教理问答》，诺伊曼译自中文，题名《沙门教理问答》，有注释和插图，伦敦，1831年版。^[57]从他所译书目可知，他对中国的佛教颇有学术兴趣，也许这一趣味源自他的法国汉语老师雷慕沙。^[58]雷慕沙曾译《佛国记》（未完成）、《太上感应篇》（法文，巴黎1816年版），雷慕沙的另一位法国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9—1873）曾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道德经》，并法译《太上感应篇》，可见法国汉学对中国的佛教、道教也表达了探索的欲望。由此也可以看出专业汉学家与传教士学术兴趣之不同，诺伊曼的德译《三字经》之有别于其他译本，对《三字经》内容的新发掘意义已不再是多提供了一个国度或一个语种的新译本，更重要的是它从学术眼光提供给读者的来自东方的思想与知识。

诺伊曼德译《三字经》就译者身份而言也许是个另类，但德译《三字经》另一位译者卫礼贤的身份则更为复杂，他既是德国新教同善会传教士，又是北京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同时他还是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

卫礼贤毕业于图宾根福音教神学院，1899年他加入同善会并于当年5月12日抵达中国青岛。同善会，也称 “魏玛传教机构”（Weimarer Mission），是由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新教徒，1884年在魏玛成立，主张结合研究当地宗教与文化，并通过慈善与文化活动传播基督教伦理。卫礼贤无疑贯彻了这一传教方针。他在经历了义和团的冲击与德国军队的血腥镇压后，创办了“德中神学院”（又称“礼贤书院”）与花之安教会医院，1905年创办了一所三年制的女子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创办了一所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他与劳乃宣建立尊孔文社。^[59]1920年短暂回国后次年又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他所倡议的“东方学社”，1921年成立，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沈兼士、辜鸿铭是核心成员。1923年在蔡元培重组北大德语系时卫礼贤被聘为德语讲师。1924年他以汉学家的身份返回德国并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名誉教授（1927年成为正式教授），并于次年以他为中心创建了中国学院，直到1930年3月1日去世，他一直是汉学教授兼同善会教士。(www.xing528.com)

作为一名传教士，卫礼贤所推动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加深了中德之间的思想、文化理解，迎合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的殖民扩张与一战后德国的思想思潮。作为一名教授，他所主持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以及在他帮助下成立的慕尼黑中国学院分院，并由他出版发行的《中德年鉴》，无疑在学术上成为一座座文化桥梁，但他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作为一名汉学家、翻译家，让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哲学及思想在德国掀起阵阵高潮。

1902年，在卫礼贤抵达中国并学习中文的第三年，他在上海的一家德文画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译作——《三字经》。这是一篇检验他中文学习成绩的练笔之作，与1904年、1905年发表在《传教学和宗教科学》杂志上的《大学》《诗经》《论语》节译属于同样性质。1909年卫礼贤结缘出版家 奥伊根·迪德里希斯，^[60]开启他与迪德里希斯出版社长达21年的合作，他的译作几乎全部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俩人约定出版一套卫礼贤所译10册丛书《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除1910年先行出版的《论语》单行本外，以后陆续推出《老子》（1911）、《列子》（1911）、《庄子》（1912）、《孟子》（1916）、《易经》（1924）、《吕氏春秋》（1928）、《礼记》（1930）。《论语》及道家三经典的出版使卫礼贤在德国读者中名声大振，导致德国思想界掀起一阵中国热，《老子》译本长时间位于畅销书榜首。而《易经》的出版则确定了卫礼贤不可撼动的汉学家地位，并且让他走向多种语言世界，他的译作一再被翻为其他语种，从而让他成为国际汉学名家。^[61]

由于一系列中国佛家、道家经典的德译本影响，让卫礼贤成为一名德国与中国公认的 “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这一称号也许是对卫礼贤的最好纪念，尽管他所翻译的《三字经》并没有产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