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索欣翻译的俄文《三字经》与俄罗斯童蒙教育的中国版

与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的耶稣会士、新教会士不同，俄罗斯作为中国的近邻是从陆路进入中国的。俄罗斯自988年皈依东正教，在奋力追赶欧洲文化的同时，因其在1240—1480年间为蒙古人所统治，因此其文化基因也深受东方文化的浸染。尤其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1672—1725）向西 “全盘西化”，向东则掀起 “中国热”，屡屡向康熙皇帝致敬。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商务交流日渐络绎。1715年5月经康熙皇帝批准，彼得大帝的第一届东正教宗教使团进驻北京。^[38]1729年第二届使团抵达北京，其中的一位学员名叫罗索欣（1717—1761），第一本俄文《三字经》正是在以上背景下由罗索欣翻译而成的。

罗索欣1729—1735年在北京国子监学习汉语、满语。他在1730年抄写有52篇俄、汉、满课文的 “满语与汉语学习簿 ”至今仍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39]1735年罗索欣被聘为清政府理藩院通译，同时为内阁俄罗斯文馆的学生讲授俄语。1741年罗索欣返回俄罗斯，并于3月28日被聘为俄国科学院通译，负责教授新成立的汉满语学校的汉满语课程。同年8月10日罗索欣拥有了4名学生，他让学生首先背诵他译成俄文的《三字经》《千字文》与四书，同时还为学生编写了一本《用俄文字母标注的汉语发音》教材。^[40]1750年他的学生们在报告自己的学习成果时说，我们 “起初学习了识字课本和对话，而后背诵了包括四部分内容的四书和《三字经》，攻读了中国的各种历史著作，现在我们不仅能够阅读并理解这些书，而且还在学习翻译 ”。^[41]罗索欣为这些学生还译有《满文识字课本》《会话学习》《二十四孝》《教学用课本、对话及词汇》等书，以供教学之用。由上可见，罗索欣的教学方法是中国童蒙教育的俄罗斯版，《三字经》在童蒙教育中的顽强生命力在遥远的圣彼得堡再次得到印证。

1751年俄国科学院汉满语学校关闭，但直到1761年罗索欣去世，他一直供职于俄国科学院，并在这里翻译了30多部中国书籍，尽管这些译稿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得到正式出版，但他作为俄罗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的地位，始终是无人动摇的。

协助罗索欣翻译16卷本《八旗通志》的列昂季耶夫（1716—1786）是另一位俄罗斯汉学拓荒者。^[42]比罗索欣幸运的是，他在生前共出版了21种有关中国的译作，其中就包括他的译作《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

与罗索欣不同，列昂季耶夫的汉语满语学习是在俄罗斯完成的。俄罗斯的第一个满语学校创办于1739年，教师是中国人周戈，这所学校存在了两年，4名学生在该校毕业，他们被作为第三届东正教使团（1736—1745）成员派往北京，列昂季耶夫是成员之一。^[43]列昂季耶夫1743年抵达北京，1755年随第四届使团返回俄国。在北京期间他担任与罗索欣同样的职务，任理藩院通译与俄罗斯文馆满汉教习。自1756年到1786年去世，他任俄国外交委员会亚洲司满汉语译员长达30年。期间，1763年他在圣彼得堡开办满汉文学校，共招收4名学生。

年长罗索欣一岁的列昂季耶夫幸运地比罗索欣多活了25年，而这25年正是 “中国热 ”温度不断攀升的年代。他所翻译的诸如中国茶、象棋、丝绸，甚至 “格言 ”及《中国思想》之类的书籍，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而跃为来自异国情调的畅销书，不断再版并被译为德文、法文等西欧文字。他最重要的译作是将《大清会典》和《大清律》译成了俄文。另外，他所翻译的《大学》《中庸》《易经》及《孙子兵法》之部分，因是第一次公开出版的俄译本，同样在汉学史上也占据不得不写入史书的重要地位。其译书之多，在俄国早期汉学家中首屈一指。据统计，“俄国在18世纪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120种，而他的译著即占了1/5，并且，其中有许多种是欧洲第一次的译本 ”。^[44]

列昂季耶夫所译《三字经》，1779年编入彼得堡帝俄科学院《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中正式出版，这是《三字经》西文译本的第一次公开出版。《彼得堡通讯》于1780年发表书评，称其为来自中国的 “诗体箴言”，这一评论让《三字经》首次摆脱童蒙课本的角色定位，它的伦理道德的内涵开始让西方人认真地注目停留，《三字经》的思想性终于有了异域知音。

《三字经》最经典的俄文译本来自于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1777—1853）。他出生于19世纪俄国的汉学中心——喀山大学的所在地。^[45]比丘林1799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并留校教授法语课。1807年他被选为第九届东正教使团团长，1808年抵达北京，1821年返回俄罗斯，在中国共停留14年。(www.xing528.com)

比丘林是东正教使团中个性最为张扬的人物之一。在北京期间他置满语、蒙古语于不顾，专攻汉语。他以熟练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为交际语言与耶稣会士交往密切。他不仅翻译四书、《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以及一些政治、医药书籍，还编纂了一本《汉俄词典》。他首次提出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因此在北京收集了大量文献、文物实物，回国时据说重达1.4万磅，“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12箱，全部文献书籍分由15只骆驼驮运。他所带回去的文物资料比前八届传教士团所带回之总数还要多 ”。^[46]

比丘林回国后麻烦不断，盛名与奖获也不断。1822年1月，他在彼得堡受到俄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审查，1823年9月4日被判终身监禁，指控他的罪名是他12年未去过教堂、变卖教堂财产、对下属管束不力、出入青楼等。1826年因俄外交部急需汉语译员而于11月1日获释。在监禁、流放的三年多里，他以译作为己任，先后译著了《西藏志》《蒙古纪事》《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北京记述》《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厄鲁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三字经》（1829年圣彼得堡根茨出版社出版）等。比丘林获释后不断推出新的译作并不止一次获得科学院奖，1828年他被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与古文物通讯院士，1829年被聘为俄国公共图书馆荣誉馆员，1839年，他的《汉语语法》一书使他第二次获得俄国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其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即3卷本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于1851年出版后再获杰米多夫奖金。比丘林实际上不仅是汉学家，还是藏学家、蒙学家、满学家，也许称他为东方学家更为合适些。而对自己的译著成果，比丘林毫不自谦，他曾骄傲地说：“整整13年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一个人的成就比所有东正教宗教使团在过去100年的成就还要大 四倍。”^[47]

1831年，比丘林在恰克图创办了一所汉语学校（1831—1861），这所学校直到喀山大学创办汉语教研室（1837）、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建立（1855），一直是俄国的汉学中心。他所翻译的《三字经》、四书，撰写的《汉语语法》等书籍，均是这所学校所使用的教材。1848年第十三届传教使团团长卡法罗夫（汉学家）为培训使团成员，所使用的汉语教材中也同样有比丘林于1829年出版的《三字经》。这个读本由于是俄汉对照，因此颇便于教学，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是喀山大学的汉语教材，同时也是50年之后的圣彼得堡大学的教科书。

这本83页的俄版《三字经》在比丘林眼里，并不仅仅是教科书，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翻译本书的目的是要 “使其成为汉学家们的汉语翻译参考手册 ”。^[48]在译者序言中，比丘林指出：“《三字经》是简明的儿童百科全书，由宋朝末年王伯厚（即王应麟）编写。其从阴阳五行、天运四季讲起，接着讲人的行为中的三纲五常……言语简练却内容充实，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49]比丘林将俄译本的书名定为《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他试图使这个译本成为书籍翻译的经典范式，并将其内容定位为儿童版的百科全书，其用意是昭然若揭的。

比丘林的努力，无疑获得了成功。他的译本获得了不少掌声，俄国《文学报》1830年第1期（元旦专刊）发表未署名文章，在对其附加中文原文并进行俄文注释上给予高度评价外，重点强调了该译本在学术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亚金夫神父翻译这本书，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的指南，因为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思辨，并附有欧洲人感到陌生的、会妨碍他们阅读其他中国书籍的概念和词语的解释。”^[50]这一评价无疑是对比丘林序言的回应与肯定。无疑是说普通读者、学生、翻译家，甚至汉学家均可以通过阅读本书的正文与概念及词语解释而进入到 “中国人的一切思辨 ”。^[51]

关于《三字经》的思想内涵，还有两家杂志表达了对比丘林的敬意，也同样表达了对中国这本书的敬意。《莫斯科电讯》（文学评论和社会政治刊物）1829年第24期指出：《三字经》的思想内容，“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尽管已经）古色古香，但其雄深素朴却令人惊叹不已 ”。^[52]《雅典娜》杂志1830年第1期进一步指出：从《三字经》可以见到 “中国人的德行和智能 ”。^[53]指向《三字经》内容的评论，让我们了解到《三字经》已经从封闭的汉语教学课堂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界、知识界以及普通读者，至少这本书已经征服了这些评论家。比丘林译本的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让大众开始阅读关于中国的历史、哲学以及知识。这一新突破，让《三字经》回归到了它的本初定义 ——“三字圣书”，识字与伦理道德的教化以及历史知识的普及是三位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