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英译并出版《三字经》的历史记载

英译《三字经》的最早版本肇始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12年出版于伦敦。

马礼逊是中国近代出版的拓荒人物，他最辉煌的出版成就是独立编纂并用铅活字机械印刷出版了《华英字典》。^[23]马礼逊与米怜花费20年时间翻译出版中文版《圣经》同样也是一件名垂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作为新教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马礼逊不仅仅是杰出的出版家，他还是出色的教育家，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尝试进行英语和汉语的互换式教学”，这一尝试同样取得了成功。^[24]

马礼逊1782年出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1805年加入伦敦会，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1806年马礼逊在伦敦师从中国人容三德学习汉语。马礼逊在伦敦曾花数月时间抄写皇家学会借给他的《拉丁语汉语词典》稿本，这一学习汉语的方法十分独特，但马礼逊日后的中文著作成就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确是有效的。^[25]1807年9月4日马礼逊抵达澳门，之后两年寓居澳门继续学习汉语，先后师从中国人殷坤明、容三德（已回国）。^[26]马礼逊对汉语的热爱与成果不仅仅是他用中文写了大小不等的12册书籍，他在1824年至1826年返英期间还在伦敦何尔本（Holborm）创办了语言研究所，“那些即将赴中国的传教士们可以在此学习汉语”。^[27]创办语言学校与热衷书籍出版成为马礼逊传教的两把利器，其筚路蓝缕之功毫无疑问已经名垂青史。

马礼逊英译的《三字经》1812年于伦敦首次出版，这个译本是马礼逊著《中国文集》（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的一部分，1817年意大利书商蒙图奇进行了修订重新再版于伦敦。^[28]从本书的出版时间上我们得知，马礼逊翻译本书的时间当在他寓居澳门学习汉语期间，本书应是他学习汉语的早期成果之一，也许甚至还可以视为是他学习中文时所做的汉译英习作。日后成立的马礼逊学校要求学生在背完《四书》后进入高年级阶段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如布朗校长在1842年的教育会报告中说：“10名孩子已经背完或将近背完《四书》……他们中，有些人能将《孟子》中的段落翻译成浅显英语，他们同样在我们指导下，将中文版《新约》的段落翻译成英语。”^[29]通过练习翻译中文作品以快速提高语言学习效果，这一方法也许正是马礼逊自身体悟的有效学习途径之一。

马礼逊对中文经典助益学习汉语的功用的体悟，不仅表现在他翻译《三字经》《大学》，甚至《康熙字典》，还表现在他用英文撰写了长达280页的《汉语言文之法》、262页的《中文会话及凡例》。^[30]这两部著作分别出版于1815年、1816年，都是马礼逊的早期语言研究成果，这两部书对其后来者无疑具有语言学习的教导意义。

马礼逊新教传播事业的优秀继承者来自美国，他的中文名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裨治文1813年加入马萨诸塞州公理教会，1830年2月19日抵达中国广州。他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而派遣他到中国传教的美国国外传教理事会是为了回应马礼逊的邀请才做出如此决定的。^[31]马礼逊在广州热情地接待了裨治文与同道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不仅为他们请了中文老师单独辅导，还提供了学习中文必不可少的语言类书籍。裨治文与雅裨理的到来让马礼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新希望。事实证明，裨治文没有辜负马礼逊的同道热望。裨治文独立撰写了698页的英文《广州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与克陛存（Culbertson M.C.，1819—1862）合作翻译了中文新版《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在马礼逊倡议下创办英文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并任主编长达15年，该刊先后出版20卷。^[32](www.xing528.com)

裨治文以上成就的主题可以说与马礼逊的事业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丛报》是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情况的英文刊物，24开本，月刊，每期约500页。其创刊词为马礼逊所撰，本刊第4卷第3期（1835年7月）第一篇刊发了《三字经》英译本与注解。在其第1卷第6期（1832年10月）“文艺通告 ”栏目刊登了一篇有关《三字经》注解（1816年出版，“Literary Notices： Songs of Three Characters”）的文章。在第4卷中裨治文不仅翻译了《三字经》，依次还译有《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孝经》，第5卷第2期（1836年6月）并译有《小学》之一部分。裨治文在《三字经》的标题文字中说明这是 “一本与初等教育目的不协调的书”，《千字文》注明 “中国初级教育必读的书”，《小学》注明 “中国幼童的启蒙教材之一、它的特点和目的、阶段课程表和课程第一部的摘译”。^[33]裨治文在1835-1836年间集中翻译了中文蒙学课本，由此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马礼逊教育会的创办。1835年1月26日马礼逊教育会倡议成立，同年2月25日又通告：“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1836年9月28日临时委员会通过了由裨治文草拟的马礼逊教育会章程，其章程中关于课本方面规定：“本校课本旨在教导学生学习阅读、写作、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并以英语及华语教授，以期获得最佳效果。”^[34]裨治文英译中文童蒙课本与创办马礼逊教育会的时间节点正相吻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目的性的联系，那就是包括《三字经》在内的童蒙课本也许正是为马礼逊学校的学生所准备的。

美国传道会步公理会裨治文之后尘，被激起传教激情后，美国浸礼会、圣公会、长老会、归正会（荷兰）、美以美会（北方）、监理会等接二连三涌向中国，继广州、厦门、宁波、南京等地外，上海逐步成为美国传道会的重要滩头阵地。裨治文生命的最后数年，上海就是他的最终归宿地。在裨治文去世的前一年（1860年），来自美国监理会的秦右（Rev. Benjam in Jen Kins）在上海出版了另一本英译《三字经》。

秦右是神学博士，1848年8月18日抵达香港，1849年5月到达上海。1852年11月返回美国，1854年下半年又重返上海，1861年8月前往欧洲，1864年7月再次回到上海。秦右对上海方言情有独钟，他的中英文著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罗马化拼音拼读上海方言而展开的。他的英文著作是《音节表：适于用罗马化拼音拼读上海语言作品》，英译《三字经》《千字文》以及中文《大学》《中庸》《论语》全部是以罗马化拼音拼读上海方言语音。^[35]其英语《三字经》是逐字英译，排印时一行中文一行译文，十分规整。秦右的这一出版方式并不新鲜，但他却执拗地反映了传教士们改造汉语汉字的一种努力方向，那就是在迎合各地方言以更有利于传教的同时，始终不懈地努力将汉语拼音化。

用罗马字注音汉字，罗明坚是始作俑者，而罗马注音系统的真正完成者是利玛窦与郭居静（Lfizaro Catfino， 1560-1640），这套完成于1598年的罗马字拼音系统是中国最早的一套汉语拼音方案。利、郭选定五个罗马音标以注汉字的五音，制定了一套中文发音表。其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在参阅利玛窦《西字奇迹》（Wonder of Western Writing）基础上撰写的《西儒耳目资》（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一书，进一步 “执简驭繁，由浑而析 ”罗马注音系统，用罗马字母拼读汉字进一步固化。本书甫经出版即成为中国音韵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它不仅被收入《四库全书》，而且还成为今日汉语拼音方案的借鉴之源。^[36]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为了更方便与教区操不同方言的教众深入交流，重拾罗马拼音系统，并进一步发扬到拼音各地方言，如麦都思的《福建省土话辞典》、裨治文的《广东土话注音》、遴为仁的《潮州土话初阶》、高第丕的《上海土音字写法》等，无一不是罗马注音的新应用。

从秦右的上海方言版英译《三字经》，推展到广东方言、客家方言、厦门方言、福州方言、宁波方言、金华方言、杭州方言、上海方言版《圣经》全文或节要的出版，^[37]我们已切肤痛感罗马注音方案也同样是新教传教的语言利器，其深度与广度都是耶稣会士们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