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拉丁文译本首创及影响

《三字经》最早的西文译本诞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它的译者是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所用译文是拉丁文。

罗明坚，原名Ruggieri，1579年入华后取中文名罗明坚，字复初。^[2]1540年经天主教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罗明坚于1572年加入耶稣会，^[3]在此之前他已取得两种法学博士学位，也许正是法学博士头衔帮助他成为耶稣会选中他开拓中国教区的理由之一。1579年罗明坚抵达澳门，遵照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的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的指示，他以宗教的毅力”作后盾开始了艰苦的汉语学习。^[4]此后的历史证明，罗明坚具有语言天赋，第二年他已经开始用汉语交谈并阅读中文书籍。之后，他在澳门创办了一座用中文宣教并学习中文的传道所——经言学校，^[5]编写了中西第一部辞典——《葡汉辞典》，^[6]撰写了西方人第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著作——《天主圣教实录》，^[7]绘制了第一部西方人手绘的详细的《中国地图集》，^[8]创作了第一批西方人用中文书写的诗作，^[9]更难能可贵的是第一次将儒家经典译成了西方语言——拉丁文《三字经》与《大学》。^[10]罗明坚的个人经历证明，他不仅仅在中西语言文化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功，同时，作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他同样达到了传播宗教的目的，1582年12月他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其传教足迹深入到杭州、绍兴、桂林，从而成为耶稣会成功登陆中国内地的第一人。1588年罗明坚奉耶稣会敦请天主教教宗派遣使者觐见中国朝廷之使命从澳门返回欧洲，直到1607年去世于意大利萨勒诺。尽管没能完成教宗遣使中国的使命并返回中国，但他作为 “西方汉学之父 ”的文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罗明坚用拉丁文所译的《三字经》并未正式出版。罗明坚在1583年2月7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说：“去年我寄去了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11]“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 ”。^[12]裴化行认为这本中文译稿就是《三字经》。^[13]这一译稿的意义并不在于正式出版流通于市，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传教士们找到了一条学习汉语的途径——按照中国的童蒙教育传统，从《三字经》《千字文》等童蒙课本开始学习识字，然后再进入词汇学习与书面语学习。罗明坚学习汉语的原始文献今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 Jap.Sin.Ⅰ198），第24—26页为306个字的字表，第27—31页为地名、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等词汇表，第32—125页为汉语、葡萄牙语的词汇对照辞典。^[14]这一学习汉语路径也许正是罗明坚翻译《三字经》的初因之一，也许这一译本也是他创办的 “经言学校 ”中用以教授其他传教士学习汉语的识字课本之一。这一推测尽管无法确证，但从18、19世纪教会学校多以《三字经》《千字文》作为识字课本的大量例证，我们的确可以反证罗明坚的先见之明。由此，罗明坚拉丁文《三字经》译本的首创，不容置疑地搭建起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首座桥梁。

拉丁文《三字经》的第二个译本于1869年出版于那不勒斯，译者是中国湖北潜江人郭栋臣。郭栋臣，字松柏，圣名若瑟，咸丰十一年（1861）出国，“居圣家书院十二载，卒业后返国，光绪十二年（1886）复由传信部召往母校执教，历十载”，“民国十二年（1923）卒”。^[15]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写道，郭栋臣还用意大利文同时翻译了《三字经》。从时间上分析，《三字经》的翻译与出版时间均在郭栋臣游学期间，是否作为学校学习汉语的课本，我们无法确知。但从其翻译时间与语种，我们推测当是供圣家书院的本地学子学习汉字所用。

拉丁文《三字经》进入学校课程，我们可以放言，晚清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的译本毫无疑问进入了教学课程之列。(www.xing528.com)

晁德莅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1843年入耶稣会，1848年来华。在上海刻苦学习中文两年后出任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司铎，并于同年创办圣依纳爵公学（又称徐家汇公学，简称徐汇公学），并出任首任院长，直到1874年。^[16]其间，1862年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神学院）成立，晁德莅兼任院长。直到1902年去世，晁德莅终身寓居徐家汇。晁德莅毕生致力于教育，不仅创办学校，还亲自编写教科书，其编写的最著名教科书是五巨册拉丁文《中国文学课程》。这套教科书是为新来的传教士们学习中文专门准备的，在书的封面上专门标出“nel-missionariis accommodatus”字样，意为 “适用新来传教士”。^[17]

《中国文学课程》第二册译有《三字经》。本册供低年级用，拉丁文名 “文言研读”（Studium Classicorum），1878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662页。本册内容包括序文、凡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按部首排列的词汇。^[18]《中国文学课程》既为成年新来传教士所专设，必然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第一册为最低班用，课程名称为 “家常话”（Lingua Familiars），内容主要有字首表、应酬语、短篇故事、短篇小说、俗语选录；^[19]第三册为中班用，课程名称为 “经书研读”（Studium Canonicorum）； ^[20]第四册为最高班用，课程名称为 “文章规范”（Stylus Rhetoricus）；^[21]第五册为文学班用，课程名称为 “诗与文”（Parsoratiorica et poetica）。^[22]

以上各册书名与适用年级以及课程内容让我们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了一位新来传教士的学习之路，初学者首先要进入日常用语听读的环境，并深入到方块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其次才渐次进入单字学习与词汇学习，并开始进入中国经典四书的基础研读，而字词的记忆途径则正是通过《三字经》（1200字）、《百字姓》（400字）、《千字文》（1000字）、《神童诗》（960字）来完成的。这一学习方法与途径毫无疑问与中国的传统童蒙教育别无二致，与三百年前的罗明坚、利玛窦等相对比，学习语言文字并没有找到第二把钥匙。由此可见 “三、百、千”才是真正的识字工具，也正是如此，作为教育家的晁德莅才又一次翻译了《三字经》以供传教士们初识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