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西传行记：英国汉学研究中的重要书籍

2014年6月29日

现在是凌晨4点，英国格林尼治时间。

在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机场对面的一家小酒店里，凭窗远望，数十盏夜灯还在挣扎着炫示自己的存在。灰色的云层间夹着大大小小的鱼肚白，云层的根部与大地之间淡淡的粉红预示着生机勃勃的新一天即将来临。

昨天我从北京乘飞机至阿姆斯特丹，再转机至英国纽卡斯尔。在漫长的旅途中，我翻阅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人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另一本是赵欣的《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这两部书多处触动我的书籍之旅的敏感神经。

书籍是民族间了解和理解的桥梁。

英国汉学研究的基点始终以书籍为重要支撑。以书籍的获知分界，可大体上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前汉学时期，13世纪至16世纪末。英国人于1238年听闻蒙古大军西征，这是英国国王第一次知道东方还有一个古老大国。这一时期的书籍特点是以翻译为中心，13、14世纪以《马克可·波罗行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曼德维尔游记》（The Book John Mandevicce）为主要的阅读点，这两部书引发了英国数十次海外探险寻找契丹的行动。自15世纪中叶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陆续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沿海，这些人以书信、报告、口头汇报等形式将有关中国的信息传往罗马教廷和国王，罗马教廷将这些情报编辑后予以出版，也有作者自行公开出版。英国人对这些书籍兴趣浓厚，进口了这些原版书籍，并将重要的译为英文，尤其是西班牙人奥斯定会会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的出版，使英国人开始了解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

二是早期汉学阶段，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中后期。这个时候，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已抵达中国的首都北京，他所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被收入1625年出版的《帕切斯游记》（Purchas His Pigrimes）中，在英国产生轰动性影响。《帕切斯游记》收录了此前有文字记载的欧洲旅行航行记录，有关中国的游记除了《马可·波罗行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外，还有《鲁布鲁克东行记》等。英国人尽管没有派出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但他们最看重的游记和文献记录都是耶稣会会士传回欧洲的著述文字。利玛窦之后，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意大利人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等书问世不久即被译为英文，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度。

《帕切斯游记》不仅收录了帕切斯见到的关于中国的所有游记的文字，还收录了两幅地图以证明东方帝国的存在。一幅地图收于第三卷后，此图上方题有汉字“皇明一统方舆备览”，左侧中间加入了利玛窦画像，在右下方两侧分别绘有一男一女的中国人像。另一幅地图取材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杨子器题跋的《舆地图》，这幅明人地图在嘉靖五年（1526）重绘，嘉靖十五年（1536）曾刊行，题为《皇明大一统地理之图》，也许帕切斯即根据嘉靖十五年刊本进行重绘，但此刊本是如何为帕切斯所见的，不得而知。

帕切斯之后，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源于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1655年葡萄牙人曾德昭著《大中国志》被译为英文，书名为《伟大而著名的中华帝国史》（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 of China）。书末附卫匡国著《鞑靼战记》英译本，这个译本由泰勒（E. Tyler）印刷出版，圣保罗教堂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书店销售。1676年，伦敦出现英裔法国人麦格洛蒂·劳伦斯·康梯（Magalotti Lorenzo Conte，1637—1712）所著《关于中国与法国的两篇论文：其一，目前为止尚不为欧洲人所知的中国当前形势、中国政府和居民的风俗、礼仪（主要来自最近耶稣会士从中国反馈回来的报告）；其二，现今最杰出的法国国王的生活及其统治以及在他军队中的英国勇士》，这个长得令人窒息的书名反映了英国人认识中国的视角，他们对中国国家制度、礼仪、民俗兴趣盎然，或许是巧合，这本书还使英国人第一次获知有关中国西藏的知识，本书详细描述了拉萨布达拉宫以及西藏民众的风俗习惯。这本书有关中国的内容主要取材于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两个耶稣会会士约翰·格鲁伯（John Grueber）、阿尔伯特·奥利维尔（Albert d’orville）1661—1664年的观察报告（这两个耶稣会会士待考）。

此外，还有一部书从铜版画的角度满足了英国人的好奇心。1669年，英国地图画家约翰·奥吉尔比（John Ogilby，1600—1676）翻译了荷兰人约翰·纽霍夫（John Niewhoff）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赴中国使节》一书，其英文标题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皇帝》，对开本，内容为1655年荷兰特使成员之一纽霍夫记录他在中国境内两年的谒见清帝之旅，不仅有文字记录，还画了大量的速写，这部行记附有100多幅插图，这是较早的一部带有写生图画的中国影像。这些图像包括顺治皇帝像、中国疆域图、各种物产、城市生活场景等。奥吉比尔英文版收70余幅，1673年再版时奥吉比尔增加了中国地图，插入了德国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大量植物版画，而《中国图说》中的植物画来自耶稣会会士卜弥格的手绘。本书还将卜弥格翻译的西安景教碑收入。奥吉比尔英译本尽管其主体并不是耶稣会会士书写的，但他在新版重印时，仍大量参考了耶稣会会士的中国报道，英国更相信耶稣会会士的心态可见一斑。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早期英国汉学进入“中国热”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英国人获知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依然是耶稣会会士的报道。1688年葡萄牙籍耶稣会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中国新志》出版，次年英译本出版，这本书是英国人研究中国的新开端。此书之后，欧洲汉学中心转向法国，法国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打破了葡萄牙的控制，其后法国籍耶稣会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国现势新志》、白晋（Joachim Bouvet）的《中国皇帝传》、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通志》等著作成为英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参考书。

安文思的《中国新志》被英国视为原创的经典之作。安文思在中国生活29年，他的手稿初名为《中国十二绝》（Doze excellencias da China），主要是归纳中国的优点：幅员广阔、历史古老、文字优美、典籍丰富、水运发达、礼仪注重、工艺精美、尊孔敬文、君主伟大、城市繁荣等。此书是一部综合性介绍中国的学术性读本。1688年由巴黎克洛德·巴安书屋（Chez Claude Barbin）出版。克洛德·伯努（Abbé Claude Bernou）以法文出版。同年英译本《中国新志》即由Thomas Newborough出版印刷（该印本附有北京城图），次年由伦敦塞缪尔·霍尔福德（Samuel Holford）出版社再次出版，书名改为《中华帝国新史，包括政府、城镇、礼仪和人民风俗的描述》（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Politic Government， Town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etc.）。这本书是当时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礼仪记载最详细的著作，它让英国人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并对中国朝代的更迭关系也有了认识，但更重要的是安文思的著作纠正了以前许多错误的认识，使它成为一部让英国人倍感准确并值得一读的书。

17世纪末，英国获得中国书籍和信息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从法国获取，二是从俄国获取。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商人们陆续通过俄国将中国的商品运达欧洲。耶稣会会士随即利用这条安全快捷的商路寄转信件、物品、书籍至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这一时期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所出版的学术刊物《哲学汇刊》时常发表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但其原始史料参考来源仍以耶稣会会士书籍和报告为主，并且仍以英译为主要形式。

中文书籍规模性出口到欧洲，首功当推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将四百余册耶稣会会士们用中文写的著作带到了罗马天主教廷，这批书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柏应理还出版了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殷铎泽等编著的《中国贤哲孔子》，包括对中国哲学的介绍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柏应理还编有《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1952—公元1683年）》（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1952 B.C-1683 A.D），并绘有中国15省地图。英译本出版于1691年，尽管是个节译本，但却是《大学》《中庸》《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此举具有开创意义，中国原著经典辗转译为英文，意味着中国人的思想真正进入了英文世界。

1696年法国耶稣会会士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在巴黎出版。此书对英国的“中国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极力赞美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政治体制，李明甚至认为中国人是两千多年前诺亚的后裔，其整体具有民主的倾向，这些言论成为巴黎索邦神学院1700年禁止此书阅读的借口。这本书在未禁之前的1697年即被译为英文，书名十分冗长：《中华帝国最新旅行回忆和观察纪实：地形、物理、数学、机械、自然、民事和传教事业，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瓷器、闪光的丝绸和其他物产，采集珍珠、动植物历史，以及其城市和公共设施的描述，人口、语言、风俗，硬币和商业，习俗、经济、政府，著名的孔子哲学及许多奇异的特别之处》（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y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published in several letters particularly upon the Chinese pottery and varnishing， the silk and other manufactures， the pearl fishing， the history of plants and animals， description of their cities and public works， number of people， their language， manners and commerce， their habits，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us， the state of Christianity： with many other curious and useful remarks，1697）。本书被法国神学院列为禁书的举动不但没有阻碍此书在英国的传播，反而刺激了英国人的求知欲，在伦敦此书有多个译本同时流通。18世纪上半叶，李明的著作十分热销。追求真实已经超过浪漫臆想，成为英国汉学的主流。

步李明后尘的是他的同伴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其所著《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i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学术著作，是由27位在华传教士的报告重新编纂成的四卷本百科全书式著作。第一卷叙述中国地理并附有自夏至清历史大事记，第二卷介绍中国典籍，第三卷叙述中国礼仪、哲学、医学、风俗等，第四卷记述中国边疆地区东北、蒙古、西藏等区域情形。本书是当时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诸方面最为全面和准确的目击式学术报告，它先后被节译和全译为英文，一版再版。其节译本于1936年由布鲁克斯（R.Brookes）译，约翰·瓦茨（John Watts）出版，书名为《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全译本一经出版，就备受关注，《学术概要》对此译本曾作过长达100多页的评论，其受学界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迄今为止，英国人借助进口拉丁文书籍、其他文种书籍及英译著作，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大多是正面的。在此期间，汉文原版书籍也传入英国。

中午12：30，我自纽卡斯尔乘火车至爱丁堡，车程一个半小时。住下后即前往爱丁堡皇宫，游览后再坐爱丁堡市内观光车绕城一周。晚餐在大象咖啡馆品尝苏格兰传统餐，三种泥质类食物，其中一种是土豆泥。此咖啡馆最有名的人物是哈利·波特，J.K.罗琳就是在大象咖啡馆里躲避严冬构思创作、并写作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个咖啡馆的确名副其实，至今它并没有让哈利·波特占据主角，其室内墙上的装饰画像是各种大象形象，而造型艺术家创作的大象雕塑形象各异、憨态可掬，充斥了不同的角落。我们仅仅在走道墙上找到两处剪贴的报纸或杂志画报上的J.K.罗琳采访照。这也仅仅是说明作者曾是这里的常客，但在咖啡馆门口放一黑板木牌，招揽说：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这是一个不大的咖啡馆，进门直走是一长过道，右侧是长吧台和操作间，左侧是一长条矮桌供客人享用，里面是主厅，长方形，仅能放下10张或圆或方的样式不一的桌子而已。尤其是卫生间，更是平淡无奇，不时散发着异味。但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的室内音乐和大象的抽象派艺术，充满了神秘的喧嚣和灵魂净化的味道。更给你以遐想的还有窗外，高低起伏的草坪，草坪上矗立的大树，而树又在传统的楼宇之间，更远处的教堂黧黑黧黑，即便在阳光照耀下也倍感压抑。

也许这便是爱丁堡文化——不以巨响而改变，不因平淡而无奇。大象咖啡馆的宠辱不惊，正是苏格兰文化的让人敬畏之处。

6月30日

中国的书籍实物传入英国相较于葡萄牙、西班牙、梵蒂冈教廷要稍晚。

据说，葡萄牙国王曾将一本中文线装书籍和一头象作为礼物送给了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这是欧洲最早见于记载的中文书籍的传入时间。此时距地理大发现时间只有20多年。当时，对中国的商船运输主要由葡萄牙人控制。

见于记载并确切有流传下来的中文书籍是16世纪中叶巴罗斯曾在福建采购的80多种（待考）中文书籍，他根据这些写有游记。更值得一记的是他将这些书带到了伊利比亚，并试图将这些书翻译成西文。也许前几年所出版的一本西班牙国家图书馆中文书目中最早的几册书即是巴罗斯所购。无论是否，巴罗斯购书并将之携至欧洲，这件事是确切无疑的。

英国收藏中文书的最早时间可上溯到1604年，由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收藏。这是本什么书，由谁捐赠的，均待考证。

波德雷安图书馆是16世纪末牛津大学接受波德雷安先生捐赠而兴建的。托马斯·波德雷安（Thomas Bodleian）出生于1545年，曾担任牛津默顿学院研究员、英国驻荷兰特使，他于1598年2月23日写信给牛津大学表示愿意捐赠图书并修缮旧图书馆，同年牛津大学接受这一捐赠，并着手整修旧馆。1602年11月8日波德雷安图书馆开馆，当时藏书有299册手抄本、1700册印刷本。1604年，第一本中文书入藏。

1635、1636、1639、1640年坎德伯里大主教兼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William Land）先后向波德雷安图书馆捐赠中文抄本1151册，其中包括明初航海书籍传抄本《顺风相送》。从此，波德雷安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大增。也正是受此鼓励，波德雷安图书馆开始有计划地收购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台湾、东南沿海各省、马六甲、印尼等地搜购而来的中文书籍，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从事中文书籍贸易的主要供应商。随着中文藏书的增加，波德雷安图书馆逐渐成为英国中文书籍藏书的重镇，这一特色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故。

接受捐赠中文书籍的模式是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中文典籍不断增加的重要因素。

17世纪下半叶英国早期汉学研究的推动者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1627—1691）也向波德雷安图书馆捐赠了一册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大统历》。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书籍也同样如此。博伊尔曾担任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主任一职，他所收藏的这本书就是他在1671年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的。博伊尔是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654年博伊尔就加入了一个由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自1645年起每周在牛津聚会一次，1662年改名为“皇家学会”，直至今天，此学会依然是国际上最活跃的学会之一。博伊尔的好友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1659年进入波德雷安图书馆任副馆长，1665—1701年期间担任馆长。博伊尔捐书之时正是海德担任馆长期间。海德通晓汉语，他是牛津大学东方学家兼阿拉伯语教授，此外还精通土耳其语、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马来语等。正是这两位早期汉学家的共同兴趣，让波德雷安图书馆的中文色彩继续张扬。

波德雷安图书馆中文书籍首次独立编目发生于1687—1698年间。帮助该馆馆长海德编目的是中国南京人沈福宗。他的教名是米歇尔·阿方萨斯（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oTs-ung），他的父母接受了澳门耶稣会会士的洗礼，他本人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1684年他陪伴比利时籍耶稣会会士柏应理到梵蒂冈教廷述职，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耶稣会总会长接见了柏应理和沈福宗。同年，他们抵达法国凡尔赛宫，受到热爱中国文化的国王路易十四的接待。

1687年在路易十四的推荐下柏应理、沈福宗抵达英国伦敦，受到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接见。因为葡萄牙国王与罗马教皇的意见相冲突，柏应理、沈福宗返回中国的行程一再被推迟，1687—1698年他们二人一直滞留在英国。据海德《遗书》（Syntagma1767）记载，沈福宗于1687年1月25日第一次给海德写信，最后一次是1688年2月1日，他们之间的通信是用拉丁文书写的。海德曾将沈推荐给其他一些英国学者如博伊尔。他们二人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就是沈福宗帮助海德编写了一部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当时，馆中所藏的大宗是儒家经典，其来源主要是金陵刻书和福建建阳书林刻书，建阳刻书中有一些是中医药书籍，但这些书无人能够读懂。博伊尔对中国天文、占星术、中医脉诊感兴趣，不知这些书与他有无关系。这些书中，有一册书是1607年购得，1596年南京刻本，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关于沈福宗的编目，我们还找到了一条有趣的文献记载——馆中1686—1687年的购书账目上记着一句话——“请一位中国人编写书目，支付他食宿6镑”。6镑在当时应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

17世纪捐赠书籍不仅发生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1632年接受的白金汉公爵捐赠的一批书籍，也非常值得纪念。这批书中有一部明版《丹溪心法》，这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第一册中文书籍。由此发端，剑桥大学图书馆也成为英国收藏中文书籍数量最大的藏家之一。

在中文书籍早期捐赠的名单上一定不能忘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琼斯于1792年将珍藏多年的《大学》《论语》《孟子》《诗经》《中国文法》《汉语—拉丁语词典》等9种中文书籍及汉语相关书籍捐赠给了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英国早期收藏中文书籍的藏书机构名单上又增添了新的成员。

上午我在爱丁堡新城一侧的长桥上看书，并欣赏右前方的苏格兰皇宫和对面的古城堡。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英国伦敦英译出版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其信息来源多集中于传教士的报道。

17世纪以来伦敦所出版的中国主题的书籍主要有：

加斯帕·西伯琉斯（Casper Sibelius，1590—1658）著《台湾岛上5900个东印度人的皈依》（Of the Conversion of five thousand nine hundred East-Indians， in the isle Formosa， neere China， to the profession of the true God， in Jesus Chri：by means of M.Ro. Junius， a minister lately in Delph in Holland），杰西（H.Jessei）译，1650年伦敦John Hammond出版。

阿诺尔德斯·蒙大拿斯（Arnoldus Montanus，1625？—1683）著《中国图谱》（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 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vice-roy Singlamong and General Taising Lipovi and to Konchi， 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Tartary. With a relation of the Netherlanders assisting the Tartar against Coxinga and the Chinese fleet， who till then were masters of the sea. And a more exact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than a formerly， both of the whole empire of China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of the every of the fifteen provinces），约翰·奥吉比尔（John Ogilby）译，1671年伦敦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出版。

麦格洛蒂·劳伦左·康特（Magelotti Lorenzo Conte，1637—1712）著《中国和法国》（China & France，or， Two treatises the one， of the presend state of China as to the government，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inhabitants there of…），1676年伦敦Samuel Lowndes出版。

米切尔·博迪耶（Baudier Michel，1589？—1645）著《中国宫廷史》（The History of the Court of the King of China），1682年伦敦出版。

泰查德·盖（Tachard Guy，1651—1712）著《国王数学家入华记》（A relation of the Voyage to Siam Performed by six Jesuites sent by the French King， to the Indies and China，in the year， 1685： with their astr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their remarks of natural philosophy， geography， hydrography， and history），1688年伦敦J. Robinson and Churchill出版。

爱维利尔·菲利普（Avril Philippe， 1654—1698）著《欧亚行记》（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undertaken by the French King's order to discover a new way by land into China： containing many curious remarks in natural philosophy， geography， hydrology and history：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Great Tartary and of the diあerent people who inhabit there），1693年伦敦舰队街古德威出版社（Goodwin）出版。

曼纽尔（Manuel de Faria e Sousa， 1590-1649）著《葡萄牙人的亚洲，葡萄牙人征服和发现印度史》（The Portugues Asia： or，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India by the portuguese containing all their discoveries from the coast of Afric， to the farthest parts of China and Japan， all their battles by sea and land， sieges and other memorable actions； a description of those countries， and many particulars of the religion， government and customs of the natives， &c.），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译，1695年伦敦C.Brome出版社出版。

白晋（Bouvet Joachim， 1656—1730）著《中国皇帝传》（The History of King-Hy， the present emperor of China presented），1699年伦敦出版。

布兰考特（Haudicquer de Blancourt， 1650—？）著《玻璃、水晶、搪瓷的制法》（The art of glass shewing how to make all sorts of glass， crystal and enamel： likewise the making of pearls， precious stones， china and looking-glasses： to which is added， the method of painting on glass and enameling： also how to extract the colours from minerals， metals， herbs and flowers…），1699年伦敦Dan Brown出版。

18世纪初伦敦出版的英译中国主题出版物主要有：

凯夫（Tommaso Ceva）著《耶稣会会士的偶像崇拜及其在华宗教事务》（Reflexions upon the idolatry of the Jesuits， and other affairs relating to religion in China），1709年在伦敦出版。凯夫所编《耶稣会会士书简集》（Edifying and Curious Letters of Some Mission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rom foreign missions），1707—1709年在伦敦陆续出版。

洛克曼（Lockman）主编《耶稣会会士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记》（Travels of the Jesuits， in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compiled from their letters. Now first attempted in English… With extracts from other travelers， and miscellaneous notes），1743年在伦敦出版。

18世纪上半叶，艺术类书籍也随着传教士传入英国。1724年，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携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铜版画，抵达英国伦敦。马国贤本人所刻之《热河山水图》引起了英国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广泛关注。法国籍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49年在法国出版了《传教士书简》，在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北京圆明园的设计风格，因他本人就是圆明园的设计师之一，故在书中他还提供了详细设计图。1752年英国学者约瑟夫·斯本斯（Joseph Spence）翻译了王致诚的书，英译本名为《北京近郊中国园林的特别记述》（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g），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园林设计的书，记录了圆明园全景和设计图纸的。此书面世后被《每日评论》（1752年12月）、《伦敦画报》（1752年第21期）、《苏格兰画报》（1752年第14期）等报刊转载，其影响力迅速传播到伦敦各阶层，对推动中国园林热起到了助力作用。

自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与中国商业贸易的日渐升温，英国人直接踏上中国古老的土地去耳濡目染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将其记录下来，并在英国本土出版，这一新的书籍出版模式逐渐代替了翻译传教士书信和著作的二传手模式。至此英国人开始正面、感性并到现场观察中国，这让英国人真正开始理性起来。面对中国，英国人相信自己眼睛的时代终于来临。

建筑学家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6—1796）是较早抵达中国并出版有关中国研究专著的英国人。钱伯斯于1743年被瑞典东印度公司聘用派驻到中国，他曾两度随船抵达广州。在华期间，他广泛与中国工匠交流，绘画了大量速写，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对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ndqq情有独钟，返回英国后，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四部书：

《中国建筑、家具、服装、机械和器具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1757年出版，对开本，附有21幅精美版画。

《园林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透视图》（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索里邱园的建筑》（Buildings at Kew in Surry），1763年出版。

《论东方造园》（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1772年出版。

钱伯斯的书获得英国社会上层人物的青睐，订阅其书的人员中包括威尔士王子等，英王乔治三世也赏识其建筑才能，任命他担任王室克欧花园设计师，建造了“邱园”（Kew Garden，即“皇帝植物园”），园中建造了一座中式宝塔：其受中国园林设计元素的影响显而易见。其园林作品，对市民之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

几乎与钱伯斯同时，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逊（George Anson）勋爵也抵达中国广东。但他对中国的观察，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却与钱伯斯大相径庭。

1740年9月，安逊“百夫长”号战舰进攻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图中遇飓风并被西班牙军舰追击被迫绕行好望角，多次遇险后，1741年11月13日，漂流至澳门港口。安逊在遭遇中国官民的推诿、训斥、抢劫、缺斤少两欺诈、贿赂等后，于1742年12月15日离开澳门返回英国，并最终于1744年抵达英国。安逊依据航海日记整理而成《安逊环球航海记》（George Anson：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 1740 to 1744，London），1748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记述有关中国的文字占全书六分之一，但这些文字大多都是负面报道，文中描述了澳门、广州两港口中国商民甚至官员们的狡诈、贪婪的形象。这部书成为中国形象负面报道的典型，英国从“中国热”中转向，这本书成为英国人眼中中国人形象的一个分水岭。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负面酝酿，19世纪的西方，尤其是英国，终于完成了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落后而虚弱、专制而矫饰。

下午我至爱丁堡新城的一家书店——Waterstone。这是一家占据四层面积的较大卖场，一楼是精装书、畅销书和文具，地下是历史和自然科学类图书，二楼是文艺、少儿类图书，三楼是体育、旅游、生活类图书。中国题材的书我仅看到有关毛泽东、邓小平、李小龙、太极拳以及旅游指南之类的书。我购了一本DK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旅游》。

约五点，去皇宫，适逢伊丽莎白女王20分钟前刚入住爱丁堡苏格兰皇宫，未能进园。

7月1日

上午8：00我乘火车自爱丁堡至杜伦，9：20至。约10：30至我的女儿耿依舒住处。11：30至杜伦大学，简单午餐后即前往一座十一二世纪的大教堂参加依舒毕业典礼。约3：00结束。整个仪式庄严肃静，体现了一种尊重知识、敬重人才的浓烈氛围。

杜伦大学创建于1832年，是英格兰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在人文社科领域、神学和历史专业方面均居英国大学排名前列。杜伦大学图书馆是英国六大图书馆之一，其东方博物馆曾收购耶茨（W.P.Yetts）、克鲁克（A. N. Crook）和韦利的部分藏书，先后收藏了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和亨利·德拉紫罗（Henry De Lazio）等人的书籍，藏书量达到100多万册，均是有关东方，尤其是东亚的书籍。这一数字至今仍在增长中。其东方博物馆所藏中文图书在全英国也名列前茅，这也是杜伦大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基础。杜伦大学所藏中文书籍的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藏书量、来源、时间、所藏类别、利用情况、科研成果等还有待深入了解。

杜伦大学设立汉学研究专业始自1952年，由斯波尔丁托管基金会创始人斯波尔丁博士（Dr. H.N. Spalding）赞助设立。同时聘请道森任汉语讲师并兼古尔本基考古艺术博物馆（“东方博物馆”前身）馆长。1989年在此基础上与日本学研究相结合，成立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1962年开始授予汉语学士学位，之后又增设了硕士与博士学位。知名教授、专家有汉语史专家巴恩斯（A.C. Barnes）、中国史专家普拉特（K. Pratt）、晚清史及思想史专家斯塔尔（J. Starr）等。但遗憾的是杜伦大学校方2003年决定取消东亚研究系，这一决定引起了不少争论，但最终结果并没有改变。不过，目前汉语教学仍在进行中。

东亚研究系的系内刊物《杜伦东亚论文集》与由柯曾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杜伦东亚系列”值得关注，待有机会收集其原书版本。

杜伦大学研究汉学起步虽然较晚，但其丰富的近现代中文藏书却可以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相比一番。关于杜伦大学的中文藏书，以前关注得不够，这是一个有待挖掘和研究的课题，它将告诉学者战后中文书籍流播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途径和方式，学术是否与政治联结，也许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点点答案。

关注完20世纪杜伦大学的汉学研究之后，我更有兴趣转到18世纪英国人目击中国的历史方面。

《安逊环球航海记》出版后，英国乃至欧洲想象中的“美好”中国形象开始摇晃，批判的理性目光再次回归到英国人眼中，英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耶稣会会士书简集中和他们的著述中中国形象的双面性，中国文化中的悖论被17世纪中叶的英国人开始重新忆起并将之付诸文字，唤醒民众“中国热”需要以凉水洗脸。

在安逊之前，英国皇家学会十分热衷收集中国情报。皇家学会主席那顿的继任者斯隆（H. Sloane， 1660—1753）与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认识并书信来往。皇家学会会员莫帝默（Cromwell Mortimer）编辑《哲学汇刊》，与在华耶稣会士戴进贤（I.Koegler，1680—1746）、徐懋德（A.Pereira，1689—1743）长期保持着通信联系。法国耶稣会士以科学精神著称，他们眼中的中国已经充满了矛盾，他们写回欧洲的信中已经不再是一片艳羡或惊奇之词，帝国的贫困和多神教的困惑以及对科学的轻视常常流于笔端。遭遇雍正驱逐的耶稣会会士屡屡发表对中国皇帝的不满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失望。这些消极的文字信息恰恰是“中国热”降温的远因，而安逊的书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安逊贬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言行引发了关于中国形象的争论。这场争论波及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分成了两种不同的阵营，如卢梭（J. J. Rousseau）和孟德斯鸠都对安逊进行了声援，而伏尔泰则对安逊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在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76）、文学家约瑟夫·斯彭斯（Joseph Spence）等则对中国文化进行质疑，而博林布鲁克、沃尔波尔、威廉·琼斯则都对安逊进行了回击，并著文推崇中国文化，但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拥趸者的声音似乎弱小了些。

对中国文化贬斥的背后实质上暗含着商业利益。经济的、市场的、金钱的骚动是另一股力量，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英国政治家、商人、学者一起加入到了给“中国热”降温的队伍中。安逊事件后清政府对英国的戒心大增，对英国商人的限制反而更加严厉。英国商人洪任辉在乾隆二十年（1755）之后因广东贸易收紧而屡屡北上，转赴浙江宁波进行贸易，企图开辟新的市场，这一举动仍然触撞了乾隆闭关的禁条。1759年洪任辉请求开放宁波市场，不仅遭到乾隆回绝，还将其圈禁于澳门，并导致清廷对英贸易退缩至仅限澳门一地。这一消息在英国报道后，中国的形象，尤其是官员的腐败和皇帝的专横，让英国的商界，尤其是地位正在冉冉上升的资产阶级对中国文化大失所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为了商业利益，决定派出外交使团直接与清廷沟通。

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思卡特中校（Lt.Col.Charles Cathcart）率英国政府使团访华。其目的是改善中英通商现状，声明英国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乔治三世为了表明使团纯属商业行为，还特意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商人赞助共同承担使团费用。由此，我们应当相信卡思卡特使团应当是以商业为主要目的，但其背后肯定具有政治试探和文化试探的目的。然而，遗憾的是，卡思卡特却于1788年病逝于航海途中，这次尝试性交流因疾而终。不过，正因为如此，乔治三世才于1792年派出了以乔治·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为特使的多达800人的使华 队伍。

1792年9月，马戛尔尼乘“狮子”号（The Lion）军舰，配以“印度斯坦”号（Hindostan）与“豺狼”号（The Jackal）等船，共800多人，包括翻译、秘书、乐手、工匠、士兵及自然科学家、航海家等，这个浩浩荡荡的使团于1793年6月21日抵达澳门，7月26日到达天津外海。9月14日，乾隆在热河万树园接见了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也就是这一天清帝亲手接过了英帝国的国书，两个帝国国家层面的交流由此拉开帷幕。

18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海外市场与工业资源成为资产阶级青睐、扩张、殖民海外的直接动因。英国派出使团的直接目的便是借通商以换取巨额利润和广阔市场，而间接目的则是探清中国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底细，以验证欧洲原有的中国观。

乾隆皇帝在各级官员的欺哄下，错以为这是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另一批白人朝贡者，是祝贺自己八十大寿的红毛番“贡使”，因此十分乐意地赏赐了马戛尔尼使团大量礼物以表欢心。这种文化俯视的态度是在乾隆皇帝完全不了解英国国情的情形下，完全不知道西方科技发展、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完全不知道坚船利炮的威力下所产生的“怀柔”远人的优越感。对马戛尔尼所提互派公使，在北京设洋行，开浙江、天津贸易口岸，在广州拨地以居留等要求乾隆皇帝一口回绝，并命和将复信转交给马戛尔尼。在清廷的冷落下，马戛尔尼于10月7日分两路取道宁波和广州抑郁返航。

马戛尔尼使团是在中英两国互不了解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次错误交流。一系列甚至充满戏剧性的文化误读，流毒至今仍不能消散。马戛尔尼使团返回英国后，使团成员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出使经过和考察中国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出版让英国的“中国热”彻底冷却。英国人心目中美好的中国梦想彻底破碎。一个虚胖的、羸弱的、落后的、不堪一击的中国形象被英国人再次虚绘起来，就如想象美好一样，恶劣形象的描绘也同样充满片面的形象。

在中英各阶层人士交往的对视目光里，互不信任的错位阅读，拉开了中国的苦难历史。假如乾隆是先知，我们不知道另一个乾隆该如何对待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回国后在伦敦出版十数种书籍，主要有：

“狮子”号第一大副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著的《英使于1792—1794年赴华记述》（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最早出版。1795年由伦敦戴布莱特（J. Debrett）出版社出版。同时，该书还出了删节本，以书名《马戛尔尼使华纪实》（An Accurate Account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出版以满足更多读者需求。该书为日记体，记述了使团完整路线和沿途见闻，并叙述了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经过。出版后备受欢迎，至1797年重印8次。1795年美国纽约斯沃兹（T. and J. Swords）据原版翻印。

1795年，威廉·温特博瑟姆（William Winterbotham，1763—1829）著《从历史、地理和哲学的观点看中华帝国》（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Comprehend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Fifteen Provinces of China， Chinese Tartary， Tributary States；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Government， Religion，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Literature， Arts， Sciences， Manufactures， etc.）出版。这是使团成员出版的第二部关于中国的书，由伦敦雷德瓦特与伯顿（J. Ridcwat and W. Button）出版社出版。1796年，美国费城再版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书中对中国朝代历史进行了描述，还对中国自然地理和宗教、法律、军事、民俗、礼仪等社会生活进行了介绍。

以上都是私人所记，而流传最广的则是由副使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所著的官方记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1796）。这部书对使团筹备、经费、人员构成、航行路线及人员交涉、沿途见闻、谒见乾隆皇帝的细节以及沿途考察情况等都进行了详尽描述。这部带有英国官方色彩的关于中国的权威著作甫一出版，便迅速风靡欧洲和美国。首版由伦敦亚特拉斯（Atlas）出版社出版。其后，1797年伦敦布尔摩（W. Bulmer）出版社翻印。1798年，伦敦尼克尔（G. Nicol）出版社翻印，伦敦再版多达十数次。1799年美国费堪贝尔（Comp bell）出版社翻印了此书。此书在欧洲大陆广为流行，并被翻译成德、法、意、俄、丹麦、波兰等语重新出版。直到今天，这部书依然是记录使团情况的最权威读本。

1 7 9 8年，使团卫士塞缪尔·赫尔摩斯（S a m u e l Holmes）所记《塞缪尔·赫尔摩斯日志》（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olmes， Serjeant-major of the XIth Light Dragons， During his Attendance， as one of the Guard on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and Tartary， 1792-1793）出版。这是一本从一名士兵的角度所观察的中国记录，是赫尔摩斯途中随时所记，回国后这本日记也没有进行加工整理。这本未加工整理的日记因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而常被研究者引用。

1804年，使团总管约翰·巴委出版其著作《中国旅行》（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 to Canton， London， Strahan Printers Street）。本书由伦敦T. Cadell and W. Davies 出版，次年美国费城W. F. M’ Laughlin出版社重印。本书是巴委记录的使团活动和其本人在华的见闻，他还对使团其他史料进行了研究，因而这本书被视为学术著作，甚至被视为英国汉学史上里程碑之作。

约翰·巴委（John Barrow，1764—1848）曾是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回国后又担任斯当东的图书管理员，并协助斯当东完成了官方记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其后又担任马戛尔尼秘书，因此当他的另一部著作《马戛尔尼政治生涯纪实》（Some Accounts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于1807年出版，因其公布了新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此书出版后深受学术界重视。该书由凯戴尔和戴维斯（T. Cadell & W. Davies）出版社出版。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出版的论著还有一些，不再赘述。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些记录和研究，它们是英国文化背景里投射出来的西方目光，他们以资本主义初兴时期的勃勃生机仔细扫视了中华封建帝国的垂暮之年，其间的感受落差自然形成了瀑布之势。这种历史的酸甘正弥漫在英国纽卡斯尔火车站的一间旅馆里。我活着，正在思考着。现在，历史鲜活 起来。

7月2日

昨晚九时我自杜伦抵纽卡斯尔。

在汉籍西传的旅程中，必须知道中文书籍的英伦之旅中的一件事，这就是1764年法国巴黎耶稣会士图书馆解散时，这座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和地图大多流散到了英国，并由大英博物馆收藏。法国所藏的中文原版书籍主要是由傅圣泽所携，这批书的命运需要专文研究。至今，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傅圣泽在北京和广东购买中文书籍的购书清单，我已查到这个清单手抄本。但1762年法国解散耶稣会后，其图书馆为何散亡，尚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批中文书籍目前大多在英国。

英国在法国解散耶稣会后，逐渐代替法国成为汉学研究中心。其收藏中文书籍的途径大为拓宽，除批量购进外，如收购法国藏中文书籍，英国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学会、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机构都加入到了购买中文书籍的行列。现在这些中文书籍成为汉学研究的基础，但在当时几乎无人通晓汉语的境况下，这些书籍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实际上，18世纪真正能读懂中文的英国人可能只有诗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直到19世纪初，1803年来自纽卡斯尔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伦敦，才真正开始有英国人借助大英博物馆里的中文藏书学习汉语。

让我倍感亲切的是，此时我正在马礼逊的故乡——纽卡斯尔。马礼逊是一座中英文化交流的真正桥梁，此岸是英文，是基督教新教，是《圣经》；彼岸则是中文，是中国文化，是儒家经典。19世纪，中英之间因为有了马礼逊，两国之间的文化开始对流。

2001年我到大象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责编的第一本书就是《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马礼逊1782年出生于诺森伯兰郡布勒古林（Buller’s Green），1785年其父母将家搬至纽卡斯尔。在这里，他在海布里奇（Highbridge）教堂霍顿牧师（Rev. J. Hutton）的主导下加入基督教会。19岁时，马礼逊跟随纽卡斯尔长老会的莱德勒牧师（Rev. W. Laidler）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1803年，马礼逊考入伦敦附近霍克斯顿（Hoxton）神学院。1805年获准加入伦敦会。1806年开始跟随旅居伦敦的中国人客三德学习汉语，1807年他取道美国前往中国，9月4日抵达澳门，后转赴广州。1809年开始翻译《圣经》。1809年2月在多马·斯当东的帮助下，他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1813年马礼逊完成《新约》全本一半的汉译，另一半则参考抄来的不列颠博物馆中1739年收藏的耶稣会士费清泰选译的《新约全书》中文译稿进行修订，1814年马礼逊雇工刻印《新约》2000册，同年他和米怜开始合译《旧约》，1823年他在马六甲以《神天圣书》（The Holy Bible）为书名合集新、旧约汉译，共装订成21册线装书正式出版。

马礼逊除翻译《圣经》外，还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尝试进行英语、汉语教学，推动中英文化共同授课，为新教传播奠定人才基础。

在翻译《圣经》的同时，马礼逊参考陈荩谟《五车韵府》等上万卷中文典籍，编著成6册4开本巨型工具书《华英字典》，分三部分别出版于1815年、1819年及1822年。为印刷这部字典，东印度公司从英国运来活字机械印刷机，并雕刻中文铅活字，这一印刷机也成为中国最早引入的西方活字印刷机，中国近代出版业由此诞生。

马礼逊在担任翻译期间，1816年跟随英国阿美土德使团到北京，以英国使团汉文正使身份参与活动。1824年马礼逊返回英国，同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所随行携带的12000册中文书籍存放于伦敦大学学院，后被捐赠。1826年马礼逊再次回到中国，1834年病逝于广州。

马礼逊开创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基业。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活跃的各类新教海外传教使团，比较知名的有公理会（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信义会（The Evangelical Lutheran）、浸礼会（The Baptist Church）、圣公会（The Holy Catholic Church）等。公理会在全球十分活跃，其海外传教会又分出若干分支机构：1795年成立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6年成立苏格兰传教会（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成立教会传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804年成立大英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英国的海外传教机构团体在19世纪相继来到中国，依时间顺序大致为：1807年，伦敦会；1837年，英国圣公会；1845年，英国普通浸信传道会（General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England）；1847年，英国长老会； 1852年，大英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England）；1853年，英国中华福音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England）； 1860年，英国浸礼会；1860年，英国卫理公会新教派传教会（New Connectio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in England）；1862年，英国中华传道会（Chinese Inland Evangelization Society）；1862年，英国海外福音传播公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1865年，英格兰长老会差会（Mission Board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等等。19世纪活跃于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使团，数量最多的是英国和美国，最早来到中国的就是马礼逊。其次是1827年的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往下则是1830年进入中国的美国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但美国传教会后来居上，不久就超越了荷兰、瑞典、德国、法国等国，成为唯一可与英国传教团体相抗衡的传道势力。不过，居首功者非马礼逊莫属。马礼逊筚路蓝缕地开创了传教的成功模式：学习汉语，翻译《圣经》及其他福音书，用中文著述，学习方言，编写出版各种出版物，创办学校或医院等机构，撰写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或书籍，翻译经典，等等。这些文化活动无疑有助于传教士在中国站稳脚跟，使其更容易取得中国人的好感，其传教活动也更容易得到中国普通人的理解。毫无疑问，从马礼逊所从事的文化和传教活动，让我们已经感知到了中英两国文化交流与18世纪相比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英国试探性的使团性质的浮光掠影式的交流越来越向深入中国腹地的传教士模式转移。第二，中国被动反应式的文化心态非但没能知己知彼，被迫反应的惊慌失措更导致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愈发强烈，从妄自尊大的强势心理滑入妄自菲薄的自卑心理，并且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以致失去文化自我。第三，在商业和文化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英国选择了战争，文化没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应有的帮助，还可能因为交流而让英国人认准了中国的军事虚弱和文化弱点以及民族心理的惶恐。第四，英国文化及其宗教信仰大举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一改18世纪中国文化备受英国本土关注的局面，文化流向以实力为导向的历史规律再次得到验证，英国尽管对中国文化的相关报道依然具有热情，但他们更多是以猎奇的心理看待中国落后的文化。这种非平等交流恰恰是乾隆皇帝的心理，但自鸦片战争之后，历史的天平却倾向了英国。第五，文化交流日趋繁多，但误读误解的鸿沟并未填平。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中英双方均有不同的文化精英被对方所吸引、所感染、所鼓舞，为双方文化的交流而不懈努力。这种精神让双方都感知到了文化英雄的力量。文化是无形的，但它又是充满了力量的。这一认识，至今依然朝气蓬勃。

7月3日

早8：43我自纽卡斯尔过伯明翰转至小镇什鲁斯伯里，这里是达尔文（1800—1852）的故乡。依舒中学据此镇不远，协和学院里有英格兰最早的教会建筑。

下午5：40我坐大巴去拜见依舒的历史老师，行车在英格兰乡间一个小时，十分惬意。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进化论，无意中成为英国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普遍被推及理解其他学科。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借“进化论”的指引和指导而向前推进，“社会进化论”甚至演变成“弱肉强食的庸俗社会论”，劣等民族的概念因之而出，文明的优劣似乎也可以据进化论去生硬地或者错误地区分归类。正是这一理论的庸俗化，19世纪的英国对海外殖民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我们不能将进化论与中英鸦片战争直接联系起来，但我们可以将中国的负面形象与英帝国的文化优越感直接挂起钩来。

进化论的影响具有深远性。说其深是因为它几乎成为各个学科的普遍理论基础，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哲学，甚至是上帝的颠覆者。按照进化论，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这与上帝创造人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不仅成为理论创造者的巨大苦恼，而且还激发了欧洲文明世界的理性之问——上帝是否存在？说其远，是因为它直接启发了尼采的“上帝死了”的惊世之论，西方的神学基础由此而动摇。西方文明的道德优越感因为神被怀疑而被质疑，技术的革命并不能带来道德的提升，还摧毁了人对于上帝存在的最后一丝幻想。接下来西方世界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验证进化论的正确与否，反而成为对人的理性的嘲弄和捉弄。战争的屡屡爆发是因为上帝的死亡还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无人回答，连上帝也不能回答。

由这个小镇所引发的进化论也波及了庞然大物般的中国。在19世纪晚期，进化论传入中国，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籍，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救国图强，戊戌变法的思想诱因均具有进化论的基因。在人们普遍相信“物竞天择”的思想背后，是否还深深隐藏着文化的自卑呢？我们不能以“中体西用”来完成回击文化的自弃。如果说由“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引发的洋务运动还保留了些文化自信的话，那么到了“百日维新”和君主立宪，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深深的文化自卑了。

权力的掌握者经常互换，文化的权力表现在话语权，争夺对民众的影响力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如果推展至民族、国家文化交流，我们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话语权的流向体现了文化的实力和权力。而书籍就是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话语载体。

19世纪中英书籍的交流已经逆转。就其特点而言，大体表现在：第一，英文书籍的汉译占主导地位，不仅仅是神学书籍，大量自然科学著作也被译介入中国；第二，欧洲、美国了解中国依赖其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的见闻录、游记、研究著作和翻译著述的局面依然是主流； 第三，汉籍西传得以规模化，汉籍西译得以系列化，汉学研究得以专业化。

自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以来，英美等国传教士始终担负着双重职责，将《圣经》和一系列神学著述译为中文出版并散发到中国民众中去，同时也以英文撰写中国见闻记事、研究中国著述，并翻译汉籍经典以帮助国内了解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传教士是沟通中西的主力。

据《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记载，英国在1867年以前来华传教士人数为144人，其中以英文撰写有关中国主题书籍的传教士有28位。

其中，中国经典的西译版本如下：(www.xing528.com)

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译《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to which is Prefixed a D； 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英汉对照，第一册，4开本，1809年塞兰坡出版。此本仅译《论语》前半部分，非独立版本。马士曼在《中国言法》一书中附录《大学》英译本，1814年，塞兰坡出版。

英译《大学》的版本马礼逊译本早于马士曼本。马礼逊译本收入其《中国文集》（Horac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1812年，伦敦出版。此版本经蒙图奇（Montucci）修订，1817年伦敦重版。收入《中国文集》中的还有马礼逊译《三字经》，这是英译最早版本的《三字经》。

将“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译为英文的合集本是英伦敦会的高大卫（David Collie）。高大卫跟随马礼逊学过汉语，曾担任英华书院的汉语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后任校长。其《注解本英译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8开本，共185页，1828年马六甲出版。此“四书”待核原书。

翻译中国经典成就最大的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1839年理雅各与米怜的儿子美魏茶同船来华。理雅各最初负责英华书院印刷所，1843年英华书院自马六甲迁至香港后，理雅各负责学校教务。理雅各自1841年得查顿（William Jardine， 1784—1843）和颠地（Lancelot Dent，1799—1853）资助开始翻译汉文经典，在1845年返英治病期间多次谈论系统翻译中国文化经典的价值和重要性。1848年他再抵中国并继续管理英华书院（1844年改名英华神学院）。1858年6月又回到英国治病并联系英译汉籍的出版事宜，次年又返回香港，长期担任英国公理会牧师。1875年理雅各被牛津大学聘为首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1897年11月29日病逝于牛津。理雅各是唯一一位将中国经典“四书”“五经”系统翻译为英语的英国人。从1861年至1886年理雅各在香港和伦敦陆续出版了《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The Confucian Analects）、《大学》（The Great Learning）和《中庸》，XIV+136+137页，1861年，香港出版。第二卷为《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1861年，香港出版，VIII+126+497页。第三卷，《书经》（The Shoo King： Book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1865年，香港出版，735页。第四卷，《诗经》（The She King： Books of Odes），1871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so Chue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so Chuen），1872年出版。1893年、1895年又修订后再版。增加了《礼记》（The Li Ki：The Book of Rites）、《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理雅各汉籍翻译的成就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普遍称赞，法国的儒莲、英国的翟理斯对此高度赞扬。在国际汉学界，理雅各被公认为与法国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德国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并列的三大汉籍翻译大师。

理雅各翻译的“四书”“五经”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这项艰巨的事业，得到了英国鸦片商人查顿和地的资助，其后期出版得到了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的支持。但其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翻译伟业，还得益于他的中国朋友的长期支持和协助，这些理雅各的汉人朋友包括王韬、黄胜、洪仁玕、黄亮、何进善、何启等人。

7月4日　什鲁斯·伯里

什鲁斯·伯里图书馆前矗立着一尊雕像，是达尔文手捧书卷的一尊半身像，这是此镇知识的象征。我住的酒店，正在图书馆侧面，紧邻火车站。

上午到什鲁斯·伯里。行至一座教堂，这座教堂912年始建，1789年重修重建。由这座教堂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座小镇的古老和文化。

街上有一家英国最著名的连锁书店什鲁斯·伯里书店。我关注了一下该连锁书店各图书类别所占的店面空间，所占面积最多的是儿童图书，超过14个书架，其次是小说类，占11个书架，小说按作者首字母和小说名首字母排序，其中精装古典经典小说占了两个书架。历史和传记类图书各占7个书架，由此可知英国读者对历史和各类传记很感兴趣。紧随其后的是旅游类和烹饪类，关注生活品质也许是英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据此观察，也应当是英文出版的大宗，大众出版的方向也可据连锁书店而知市场之冷热。

19世纪英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英文著作出版随着中国门户的开放日趋增多，同时也成为影响英国决策的一股文化力量。举其大端，重要的图书出版物有：

马礼逊著的《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sophical Purposes），对中国历史、地理、宗教、礼俗、政治等进行了概述。4开本，VI+141页，澳门，1817年版。

马礼逊著《中国：一位父亲同其两个孩子关于这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对话》（China： Dialogues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childre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y），这是马礼逊回英国途中和自己两个孩子的对话，12开本，120页，伦敦，1824年版。

马儒翰著《关于中国人佩戴或者悬挂在房中等地方的护身符、辟邪物和饰物的一些说明》（Some Account of Charms， Talismans， and Felicitous Appendages worn about the person， or hung up in houses， &c， used by the Chinese），4开本，6页，伦敦，1833年。

麦都思著《中国：现状与前景》（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ecial of the Gospel），8开本，ⅩⅥ+582页，伦敦，1838年版。

基德（Samuel Kidd）著《中国：图解中国人的信仰、哲学、古物、习惯、迷信、法律、政府、教育、文学》（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8开本，403页，伦敦，1841年。

埃文·戴维斯（Evan Davies）著《中国及其精神需求》（China and her Spiritual Claims），12开本，IX+134页，伦敦，1845年。

理雅各著《中国人关于上帝和灵魂的观念》（T h 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8 开本，VII+166页，香港，1852年。

威廉·吉里斯皮（William Gillespie）著《秦国：中国和华人教会》（The Land of Sinim， or China and Chinese Missions），12开本，Ⅺ+240页，爱丁堡，1854年。

托马斯（James Thomas，1862—1940）编、伟烈亚力（Acexander Wylie）著《中国之研究》（Chinese Researches），271页，上海，1897年。

哥伯播义（Rev. Robert Henry Gobbold）编著《中国人自画像》（Pictures of the Chinese， drawn by themselves），内容包括木刻图版和石印图版，8开本，VI+220页，伦敦，1860年。

艾约瑟迪谨（Rev. Joseph Edkins B.A.）著《中国人宗教情况及对其基督化前景的观测》（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16开本，VⅢ+288页，伦敦，1859年。1861年出版，列东读物版本，其受众普及到了普通民众。

毕儿（Samuel Beal， 1825—1889）是将佛教介绍给英国人的开拓者。1852年毕尔来华，1877—1889年被伦敦大学学院聘为汉学教授，他的三部著作奠定了英国佛学研究基础。《法显宋云游记》（The Travel of Fah-hsien and Sung-Yun），1869年；《汉文佛典纪要》（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1871年；《中国佛教》（Buddhism in China），1884年。

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是较早将中国道教介绍给英国的传教士。其译著《对老子思辨哲学、国家说、道德论的考察》（The Specalations on Metap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cosopher Lou Tsze），1868年，伦敦出版，其中部分为《老子》的英译译文。

杨格非（John Griffith，1831—1912）著《中国的希望》（Hope for China），1872年版；《中国的呼声》（A Voice from China），1907年版。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对中国的文学、宗教和商业贸易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曾著有《中国人的宗教状况》（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1859年； 《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1878年；《中国的佛教》（ 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1893年。

此外，非传教士外交人员对中国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如多马·斯当东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1822年；《论英中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Remarks on th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posed Plan for Improving them），1836年；《英中商务考察》（Observations on our Commerce），1850年。

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著有《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29年；《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1836年；《中国概况：从北京到南京和广州的中国内地之行随想以及对目前战局的观察》（Sketches of China， 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Peking， Nanking and Canton 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present War），1841年。

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著有《真实的中国人：他们的道德、社会和人文品质》（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1841年。

7月5日　什鲁斯·伯里、牛津

上午我在什鲁斯·伯里，至古城堡及公园。中午13：20乘火车至牛津。

传教士与非传教士所写的游记和个人传记、回忆录是英国人喜欢阅读的另一类有关中国的读物。比较重要的有：

马礼逊著《1816年英政府遣使清廷要闻实录》（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8开本，68页，伦敦，1819年。

马礼逊著《米怜牧师传略》（Memoirs of Rev. William Milne），8开本，231页，马六甲，1824年。

马礼逊夫人编著《罗伯特·马礼逊的生平和事业回忆录》，2册，8开本，Ⅸ+551页，伦敦，1839年。后附基德著《马礼逊博士作品评说》（Critical Notices of Dr. Morrison’s Literary Labours），87页。

米怜著《基督教新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ⅩⅢ+376页，马六甲，1820年。

埃文·戴维斯自传《在华传教十六年——撒母耳·戴尔牧师传》（Memoir of the Rev. Samuel Dyer， Sixteen Years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12开本，ⅩⅥ+303页，伦敦，1846年。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著《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8开本，404页，伦敦，1861年。

美魏茶（Wilciam Charles Milne）著《在华岁月》（Life in China），16开本，Ⅴ+517页，伦敦，1857年。被译为法语。

四美（George Smith）著《1844、1845、1846年代表圣公会前往中国各领事口岸以及香港岛和舟山群岛考察的记述》（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1845，1846），8开本，ⅩⅥ+592页，伦敦，1847年。附有12张插图和一张折叠地图。四美另一部著作涉及琉球岛：《琉球和琉球人：1850年10月琉球考察记》（Lew-Chew and the Lew-Chewans： Being a Narrative of Visit to Lew-Chew， or Loo-Choo， in October，1850），12开本，VⅢ+95页，伦敦，1853年。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著《华北、满洲、东蒙和朝鲜旅行记》（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 with Some Account of Corea），1870年。

多马·斯当东著《多马·斯当东爵士公共生活大事回忆录》（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the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1856年。

伟烈亚力著《上海文集——有关中国宗教、文献和科学的论文以及赴华新教徒回忆录》（The Shanghai Serial， Articles on Chinese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1867年。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著《中国的现状和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8开本，192页，上海墨海出版社，1849年。

除“四书”“五经”儒家经典之外，传教士们和外交官们还翻译了一些其他中文书籍，同样值得关注。

米怜英译《圣谕广训》（The Sacred Edict），上谕为康熙所下，299页，伦敦，1817年。

多马·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The Penal Code of China），1810年。《异域录》（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1713， 1714 and 1715），1821年。

伟烈亚力英译和研究著述《书经：历史经典——中华帝国最古老和真实记录》（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 by later commentators），1846年。《道德经：比较宗教浅谈》（The Tao The King： A short study in Comparative religion），1905年。

理雅各英译《佛国记：法显的印度和锡兰取经之行》[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ein of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A.D.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1886年。

翟理斯译著《佛国记》（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923年。《千字文》与《闺训千字文》（Master Essays in a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洗冤录》；等等。

李提摩太译、元李志常著《西游记》。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于中国的研究可以1875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教授为分界，此前是传教士、外交官、商人为主的业余研究阶段，此后中国研究进入专业研究阶段，至1946年英国汉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称自1875年至1946年的汉学研究为前期专业汉学研究阶段。

现在我仍然回到19世纪。19世纪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关注最多的不是经典英译、游记与传记，他们最关心的是汉语学习和《圣经》的英译。汉语入门、字典词典双语工具书、方言等语言学习方面，是两国文化沟通的最重要的方面。

最值得关注的语言类书籍有：

马士曼的汉语语法书：《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4开本，ⅩⅩⅢ+556+56页，塞兰坡，1841年。

马礼逊的汉语语法类书籍：《汉语言文之法》（A Grammar of Chinese Language），4 开本，280页，塞兰坡，1815年。

马礼逊在汉语言研究方面具有很高造诣。他所撰写和出版的系列语言类教科书和工具书均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如《中文会话及凡例》（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8开本，262页，澳门，1816年。

《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分三部分，202+90+354页，8开本，澳门，1828年。

马礼逊最重要的语言工具书就是六卷本《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该字典分三部分，共4595页，4开本，收汉字4万多个，其第二部分是以《五车韵府》为底本并参考《康熙字典》编纂而成，这部字典对以后入华学习汉语之英语国家的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麦都思对汉语学习类书籍的编纂也颇多贡献，其成果有《汉语福建方言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共收12000个词，64+860页，4开本，澳门，1832年。《汉语、朝鲜语和日语比较词汇表》，33+166页，8开本，巴达维亚，1835年。石印《华英词汇》（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收录《康熙字典》中所有词汇，8开本，ⅩⅩⅣ +1486+29+28页，巴达维亚，1842—1843年石印。《英华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2卷，Ⅶ+1436页，8开本，上海，1847—1848年。

学习各地方言是传教和经商必不可少的功课。湛约翰编纂了《粤语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1872年。杜嘉德编纂了第一部厦门方言辞典：《厦门话—英语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英特鲁伯出版社（Truber and Co.）出版，1873年。艾约瑟编纂的《上海话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225页，上海长老会出版社出版，1853年，是第一部西方来华传教士编写的汉语方言语法专著。艾约瑟还编有《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1857年，上海，长老会出版社出版。其后艾约瑟还有《汉语口语进阶》一书，1862年在上海出版，这本口语教材因方便使用而颇受欢迎。

口语会话也是学习汉语的必修课。罗伯特（Robert Thom，1807—1846）编著的《汉英会话》（The Chinese Speaker），1845年，是较早的很有影响的一部汉语口语教材。

同时，随着西方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译入，专业英语汉语工具书也已出现，如合信编纂的《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年，就是一例。

最后还必须一提的是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1818—1895）为了方便北方方言学习和统一口语语言，设计了汉语拼读方案，之后翟理斯又进行了改进，这套“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被广泛运用于国际交流，直到1981年国际标准组织确定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国际拼写标准，“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始退出历史舞台。

7月6日　牛津

英国收藏中文书籍的机构主要有五个：不列颠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杜伦大学图书馆。此外，爱丁堡大学和利兹大学也收藏有一些中文书籍。

不列颠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是1973年从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中独立出来的新设机构。1973年不列颠博物馆的原图书部专利图书馆（The Patent Office Library）、国家中央图书馆（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国家科学技术借阅馆（The 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英国国家文献馆（The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科学技术信息部（The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合并而成立不列颠图书馆。原不列颠博物馆所收藏的中文书籍悉数移至新图书馆中。

1753年不列颠博物馆建立，此馆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齐名，收藏中国文物2.3万余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最著名的一批藏品是敦煌遗书。斯坦因从1900年至1934年先后五次从我国新疆、甘肃劫掠的写本、文书、绘画、木简、织绣等大量文物除英属印度政府的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的收藏了一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不列颠博物馆收藏。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从王圆箓道士手中以200两银子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劫走24箱经卷写本、5箱绢画和丝织品，清点之后有7000多件完整文物，6000多件残损写卷，这些文物1908年运抵不列颠博物馆。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西部探险考古（1913—1915）从王道士手中再次劫掠570多件写本长卷，其所获文书绝大部分收藏于不列颠博物馆。这批中国中古时期的写本书籍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这批最著名的汉文书籍，还包括少量英文、回鹘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等民族语言文书和书籍，目前均移至不列颠图书馆中。不列颠图书馆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敦煌和西域中文书本文献最多的图书馆。

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所藏中文书籍共5万多册。其中，最重要的有：明《永乐大典》45卷；太平天国、天地会、戈登及常胜军等文献资料；嘉庆年间刻印的《乐府红珊》等民间折子戏、俗曲讲本；马礼逊所藏的中文古籍；关于中英之间的外交文件；清及民国的2500种中文报刊；中国明清时期地图；等等。法国巴黎耶稣会图书馆中流散的中文书籍和地图大多收藏于不列颠图书馆。

18、19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皇家亚洲学会、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机构不断搜集中国情报和中文资料及中文书籍，或供自己研究，或捐赠予不列颠博物馆。至19世纪60年代，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中文书籍就已经达到让中国使团吃惊的程度。1866年（同治五年）张德彝随赫德至伦敦，1868年又随蒲安臣率领的清政府使团再至伦敦，两次他都参观了不列颠博物馆，他惊奇地发现馆内收藏着汉文、满文、阿文和英文、法文等共80多万卷有关中国的书籍。另一使臣刘锡鸿在其《英轺私记》中记博物馆中所藏书籍状况道：

其书之最要者，则有《十三经注疏》、七经、《钦定皇清经解》《二十四史》《通鉴纲目》、康雍上谕会、《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中枢政考》《六部则例》《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杜佑《通典》，《续通典》《通志》《通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殿版之四书五经、《西清古鉴》等类。其余如群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贴尺牍之式、古今诗赋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图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各备一种。至于粤逆伪诏伪示，亦珍藏焉。

上述中文书籍，大英博物馆将其列入中文藏书部。1865年博物馆聘汉学家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13）担任不列颠博物馆中文藏书部助理、主任。张德彝、刘锡鸿访问不列颠博物馆时，正是道格斯管理着中文藏书。道格斯1858年来华，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英国驻华公使馆汉语通事，对中文书籍十分熟悉。他于1887年出版了馆藏中文书目《不列颠博物馆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中文书籍及绘画编目还有著名的《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Descrip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 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者为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又称小翟理斯，他的父亲是翟理斯。他于1900年被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聘用，专管中文藏书，其最大成就是将斯坦因所劫掠敦煌遗书进行了编目。自1908年至1940年小翟理斯用了32年时间编成此目，其治学严谨，受到汉学界的好评，但其曾经刁难如王重民等中国学者的行径，也颇受中国学界 诟病。

关于中文图书的编目，传教士基德于1837—1842年任伦敦大学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学专业教授，曾编制过一本《皇家亚洲文会中文图书馆书目》（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8开本，在伦敦出版。这一目录揭示当时皇家亚洲文会藏有数量可观的中文书籍。基德的编目让我们也获知，19世纪上半叶英国研究机构是收集中文藏书的重要力量。

牛津大学图书馆1604年开始收藏中文书籍，比不列颠博物馆建馆还要早149年。17世纪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台湾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马六甲、印尼等地收购汉文书籍。

19世纪，牛津大学有两次大的中文书籍收藏行动：一次是通过传教士伊文思（Edward Evans，1814—1923？）于1858年购买了大量中文古籍。伊文思1889年入华，曾在上海开设过图书公司。由此可知，当时英国大学有意识购买中文书籍是颇有远见的文化行为。此事也可以验证当时不列颠博物馆的中文藏书也有可能是通过商业渠道从中国购进的，尤其是张德彝很惊奇为什么仅隔两年不列颠博物馆的中文藏书数量就大为增加。购书专有渠道畅通可以解释张氏之疑问。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渠道是个人还是公司，是个人行为还是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行为。也许我们可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卷宗中找到答案。另一次收藏活动是1882年伟烈亚力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了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其中包括2500册新教传教书籍。伟烈亚力1847年入华，负责上海伦敦会《圣经》印刷所印刷业务，并协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印刷业务。伟烈亚力具有较深的中文文献学功底，曾编制过《伦敦会上海图书馆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he London Mission Library），8开本，102页，1857年上海出版。1867年他还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国文献记略》，按《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依照“经、史、子、集”分类法，对中国2000多部重要典籍进行介绍，目录翻成英文、拉丁文等欧洲文字。此书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必备入门工具书。伟烈亚力所著《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一书，再一次展现其文献学功底，而且这本书也是我在英国撰写行纪的随身参考书。由此书我们已深深体会到了伟烈亚力当时几乎将他能搜集到的新教传教的中文、英文、马来文、德文等各种出版物都囊括于自己的藏书中。这些藏书归于牛津大学，当是幸运，也当是适得其所。

20世纪上半叶，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接受了一次颇值得记录的个人捐赠。1913年至1922年巴克斯将个人所藏的4700种11700卷中文书籍捐赠给了波德雷安图书馆，这批藏书奠定了牛津大学专业汉学研究的新基础。

汉文书籍是汉学研究的基础。牛津大学历来重视汉文书籍的购买和接受捐赠。1875年理雅各被聘为汉学教授，他为了翻译《中国经典》，购买了大量中文书籍，并将这些书籍带到了牛津。一篇题为《汉文教授理雅各博士》[1898年1月14日上海英文《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转载《帕摩尔报》（Pall Mall Gazette）]的文章中说：“年复一年，他在牛津大学克布尔坡地3号楼的书房中埋头翻译着《中国经典》，墙壁四周堆满了汉籍，有《诗经》《书经》和其他儒家典籍，这类学问是为极少数人研究的。”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病逝于牛津，他书房里的这些中文书籍是否捐赠给了牛津大学，我还没有查证，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确知，即专业汉学研究与之前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的业余研究所不同的是，专业研究必须以汉籍原著为起点，这也是大学研究型图书馆重视汉籍购藏的根本原因。

牛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是布勒克，1899年接任。布勒克是外交官出身，曾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28年。1920年第三任汉学教授苏慧廉到职，与布勒克不同，苏是传教士出身，所相同的是，苏慧廉也长期生活在中国，传教及办学长达25年。苏慧廉去世后，1936年牛津大学聘请中国学者向达帮助选购中文书籍，向达起草了一份购买中文书刊的报告，牛津大学为这份书单拨出了600镑的专款。向达所列书单的具体情况，包括购买书籍类别，待查向达的有关史料以补证。向达的著述近年多次重印，找到此事相关记载当不是 难事。

1938年，牛津大学聘请中国学者陈寅恪接替已去世多年的苏慧廉，但陈寅恪并未到任。1947年陈寅恪到任不久即因双目失明而请辞。牛津大学转请美国人德效骞（杜布斯，Homer Hasenplug Dubs，1892—1969）主持汉学院（1939年创办）。德效骞热衷于厚古薄今，并十分注重汉籍资料的建设。因与波德雷安图书馆产生较大分歧，牛津大学不得不另拨8000英镑交由德效骞自建汉学院图书馆（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y），这个图书馆里最有特色的是西文期刊很完备，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其概要。德效骞任牛津大学汉学院教授至1959年，其后又曾担任夏威夷大学汉学教授。直到今天，汉学院图书馆依然是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资料基地。但同时，汉学院图书馆也是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总馆的一部分。

牛津大学汉文藏书还分藏在东方学院图书馆。东方学院（The Oriental Institute）成立于1961年。其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犹太、阿拉伯、韩国等文化。汉语教学和研究设置有本科、硕士和博士。东方学院图书馆藏书早期的主要来源是教师的私人藏书。这些教师的名单我们还要再做调查。目前该馆收藏的中文书籍至少有3500种9500卷古籍，35000种60000多册近现代出版物。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向社会募集资金，香港慈善家捐出1000万英镑用于汉学研究基金，用于购买图书及设备，购买的图书收藏于东方学院图书馆，其具体情况还待考证。

牛津大学所藏汉籍的具体情况还有不少需要考证的地方。但总体而言，牛津大学作为汉籍收藏重地，其大宗收藏和途径的线索已基本清楚。正是因为牛津大学良好的中文书刊条件，才吸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任教，如霍克斯（1960—1971）、龙彼得（1972—1988）、杜德桥（1989年至今）等，他们均以卓越学术成就而享誉世界。

7月7日

剑桥大学是一所与牛津大学齐名的大学。在各种大学排名中，这两所大学常常互换首席席位。

1209年，一群对牛津市不满的牛津大学学者逃至剑桥寻求庇护，在彼得苑学院（Peter House）的基础上建立了剑桥大学。1888年剑桥大学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比牛津大学稍晚。剑桥大学收藏的第一册中文书籍也比牛津大学稍晚。1632年，白金汉公爵向剑桥大学图书馆捐赠的一批书籍，其中有一本明代刻本《丹溪心法》，此书即剑桥大学所收藏的第一本中文书籍。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中文书籍10多种，分藏在三处：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东亚阅览室和东方研究院图书馆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East Asia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

剑桥大学的中文藏书主要得益于捐赠，尤其是早期汉学家的捐赠，更是剑桥大学中文藏书的基础。

1888年威妥玛被剑桥大学聘为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从军，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多次态度强硬骄横跋扈地参与《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1869—187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公使。1883年返回英国。他在中国生活40多年，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均有深入研究。他博览群书，购买了大量中文书籍。1886年威妥玛向剑桥大学图书馆东方部捐赠中文文献4304册，最有特色的捐赠是关于清朝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原始文献和中英外交关系方面的文献，有相当数量是其亲身经历的。威妥玛所捐文献中还有一些善本、珍本，如明朝刻本《异域图志》、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养正图解》。有关太平天国出版的图书文献，也被威妥玛所关注，这些在中国国内并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异端而遭抛弃的出版物，反而成为英国人的收藏兴趣重点。这些收藏也成为英藏汉籍的一大特点。

紧随威妥玛捐书的是巴克斯，他向剑桥大学图书馆捐赠中文书籍1300多册。巴克斯是陈寅恪的老师，关于其生平和捐书情况，还待进一步考察。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得到大规模扩展。这主要得益于三个人：一个是第四任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1898—1951），一个是斯卡伯勒伯爵（Earl Scarborough），另一个则是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此外，还有数位汉学家也为中文藏书数量增加贡献了力量。

1938年哈隆被剑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哈隆出生于奥地利，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其博士生导师是汉学家孔拉迪（August Conrady，1864—1925）。哈隆对汉籍原著非常注重。他在1927年就为德国东方学会建立了中文部，1930年任职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哥廷根大学的中文书籍均收藏在这个研究所。在哥廷根大学任教期间，哈隆就曾请季羡林等中国学者帮助推荐中文书目，哈隆还直接从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书店订购中文书籍。1938年哈隆刚到剑桥，于次年他就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购买汉文书籍的计划，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购书计划搁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斯卡伯勒伯爵主持一个关于加强亚洲、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调查委员会，1946年斯卡伯勒伯爵调查报告《关于加强东方、东欧和非洲研究的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出版，该报告呼吁加强亚洲和东欧研究，英国政府为此拨出专款支持此研究计划，尤其是购买图书报刊文献更是支持重的点。哈隆借此专款重拾其战前购买汉籍的计划，于1949年亲自到中国购买了10000多册中文书籍，这也是中文书籍西行英国的最大一宗。这批购书，哈隆出力最大，书籍运抵剑桥大学图书馆后，其分类由哈隆和龙彼得教授共同制定，具体执行此分类法，以利于专业汉学研究的是斯科特（Miss M.I. Scott），1946年之后她任剑桥大学图书馆东方文学馆长，1950年她又被聘为负责汉学文献的助理馆长，斯科特为剑桥大学负责汉文文献达30年以上，为剑桥大学汉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李约瑟曾动员全球上百位科学家、汉学家共同撰写了7卷本34分册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e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除完成这一旷世汉学工程以外，他同时也是将汉文书籍引入英国并建立了一个世界级的供汉学研究的汉籍图书馆的首位英国学者。

李约瑟（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李约瑟曾跟从哈隆学习汉语。1942年李约瑟为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工作时访华，并参与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不久李约瑟被聘为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前后在华生活四年。1966—1976年李约瑟任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前后达半个世纪，在此过程中，李约瑟建立了自己的汉籍图书馆。最初是其个人收藏，接着在担任冈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期间，将汉文书籍收藏于此并为撰著者、研究者服务。李约瑟1976年不再担任院长之职后，在美国、日本、英国、中国香港等个人和财团资助下，组建了东亚科技史管委会（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在剑桥大学鲁滨孙学院内组建李约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在东亚科技史管委会下设香港东亚科学史有限公司（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Inc.）、纽约东亚科学史基金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Foundation），并设东亚科技史图书馆（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以存放从冈维尔—凯厄斯学院搬出的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有关中国科技史的图书数万种。这个图书馆专门为李约瑟及其同事和世界各国研究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学者而设，其所藏文献中包括2万余册单行本，英文期刊50多种，中文期刊110种，还包括少量日文、韩文期刊。汉文书籍中包括《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道藏》《大藏经》等重要典籍。除图书外，还收藏有一些珍贵的手稿、抄本、笔记、图片、地图等文献，这个图书馆尽管是专为一个科研项目而设，但其所藏书籍和文献，已达到了关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专题世界级图书馆的标准。这一专题图书馆还吸引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机构的捐赠，如1986年中国政府捐赠东亚科技史图书馆4468册中文书籍，198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捐赠影印《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一套。李约瑟所建立的这座汉文文献为主的图书馆在英国是独树一帜的，即便在世界上也具有汉学研究的学术吸引力。

剑桥大学接受中文藏书的捐赠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骆任廷、阿拉巴德、慕阿德、哈隆等人的捐赠。这些个人捐赠的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察。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皇帝1908年捐赠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礼物——《钦定古今图书集成》（5000册）即被收藏于剑桥大学，这套中国套书可视为该图书馆的中文镇馆之宝。就其版本价值而言，它也是弥足珍贵的——这是雍正年间中国用铜活字所印刷的一部巨型套书。用铜活字印刷如此分量的书籍，也是清代宫廷的唯一一次。

上午依舒带我去牛津市中心区，考察了一下牛津市国立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市中心街角，门厅很小，但坐电梯至二楼后空间却十分宽敞，整个楼层被区分为历史、小说、工具书、地方史、家族史、政治、财经、生活、法律等不同区间，每个区间三面均是开放式书架，中间是阅读台，台上有的地方摆放着电脑，整个环境优雅静谧。在走道两边还有沙发可供读者看书。我最感兴趣的有几点：一是任何一位市民均可以在这里借书和看书，甚至你将这里作为一个歇息、阅读之地，也是被允许的，只要你在阅读。二是这里的书尽管都是大众读物，但门类十分齐全，各个学科的书均有提供，除开放书架上的书，你还可以凭书名和作者名索取自己所需之书。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四架中文书，都是自中国台湾、香港引进而来的小说、时政、菜谱等特别通俗的读物。三是对地方史大为关注，这里有一个区域全部是关于牛津历史的书籍，对家族史和牛津文化的特藏，也可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帮助。公共阅读场所的设立当是一个民族文化和阅读习惯养成的重要途径。阅读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城市灵魂应当体现于书店和图书馆。

下午我至Waterstone牛津店，这里的店面可比爱丁堡店和什鲁斯·伯里的店面显然大了许多。在这里我买了一本《Mr. Selden’s Map of China》，主要内容是研究明代一幅中国地图是如何流传至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的，其中涉及中国的航海书籍《顺风相送》。这幅刻于1555年的《舆地总图》，还涉及1599年《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舆全图》。与这本书有关系的还有《帕切斯游记》中所收的改变后的地图《皇明一统方舆备览》，1687年随柏应理至伦敦的中国文人沈福宗，帮助波德雷安图书馆编纂中文藏书目录时，这幅地图已经是波德雷安图书馆的藏品了。

上午我还浏览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所售几乎是出版社历年所出的各类书籍。其出版门类之全、学术价值之高及数量之多，让我油然而生敬意。作为一名出版人，我感到惭愧，牛津出版如此规模的至今仍在售卖的在版学术书籍，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的压力。中国出版，尤其是大学出版，最值得学习的应当是数百年如一日，对学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坚持。

7月8日

早上我自牛津坐大巴至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至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至北京。

在阿姆斯特丹停留约三个小时五十分钟。

伦敦大学学院是英伦收藏中文书籍的另一重地。其所藏中文书籍10万多册，就其数量而言，完全可以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抗衡。如果就其开展专业汉学研究而言，伦敦大学则是英国另一所开展汉学研究和设立汉学讲座、汉学教授的大学，比牛津大学早38年。换句话说，是伦敦大学开创了基于汉籍研究的专业汉学时代。尽管伦敦大学汉学教授席位曾于1843、1862年两次中断，但就其汉学研究意义而言，1837年所开设的汉学讲席无疑具有开创性。

就中文书籍西行英伦而言，伦敦大学设立汉学讲座，与中文书籍批量运入伦敦有着密切联系。这批中文书籍的主人是马礼逊。马礼逊在学习汉语和编纂《英华字典》时陆续购买了10000多卷中文参考书。在马礼逊编纂完毕并陆续出版《英华字典》后，他于1824年返回英国时随船携带了这批个人藏书，主要借这批藏书在英国开展汉语教学和汉文化研究，以培养汉语人才而将在华传教事业引向深入。关于马礼逊所携带的中文书籍册数与卷数有不同的记载。马礼逊将这批书放置在了伦敦大学学院，1834年他去世后，多马·斯当东作为其遗嘱执行人之一，对这批遗书特别重视，经与伦敦大学多次协商，最终决定将这批中文书籍捐赠给伦敦大学，条件是必须设立一个持续时间不少于五年的汉学讲座。1837年伦敦大学聘请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为第一任汉学教授，1842年基德退休，次年去世，汉学教授席位一直空缺到1873年。汉学研究在伦敦大学开展得很不顺利，但马礼逊的这批藏书却留在了伦敦大学，并奠定了伦敦大学作为世界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学术地位与基础。

伦敦大学所藏中文书籍主要得益于数次很有规模的捐赠。继马礼逊捐赠之后，原英国驻华公使朱逊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向伦敦大学图书馆捐赠12500册中文书籍。这笔经费的出资人是安德森（F. Anderson），他捐赠了10000两白银，交由朱逊典在中国选购书籍。朱逊典是驻华时间最长的英国公使，对汉语和汉文典籍非常熟悉，这是一次有意识、有目的的书籍选购，与个人兴趣的书籍收藏有别，这批书籍对汉学研究助益颇多。

个人捐赠中文书籍的事例还发生在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身上。庄士敦继毕尔（Samuel Beal，1825—1889）、道格思之后被伦敦大学聘为汉学教授。1898年庄士敦入华，曾被延聘为溥仪的英文老师，他汉语十分流利，对中国文化感悟颇深。返回英国后在苏格兰西部建了九栋中式小楼以陈列中国古玩和书籍，他的16000册中文书籍在其去世后均捐给了伦敦大学图书馆。

继庄士敦后被聘为伦敦大学汉学教授的是西蒙（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1893—1981），他对汉籍的西行也颇多贡献。西蒙来自德国，1936年避难而来，两年后才被聘为讲师，十多年后才被聘为教授。西蒙对图书建设十分重视。斯卡伯勒报告出台后，西蒙和剑桥大学的哈隆一道到北京选购中文书籍。西蒙在20世纪40年代末还利用亚洲福特基金的资助到中国北京和香港及日本东京选购大量中文书籍以供研究之用。这些汉籍的收藏对汉学研究而言，比前面的捐赠更具意义。

伦敦大学1916年接受雷伊委员会（The Reay Committee）的建议成立了东方研究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38年改名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这所享誉世界的“亚非学院”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前面所列举的一系列捐赠中文书籍均收藏于此。亚非学院图书馆所接受的最近一次大规模中文文献捐赠是1997年，中国香港特首送给图书馆800多册中文书刊、5000多册图书及12本汉学书籍，2000多幅战前中国地图以及西方传教文档、商业文会等珍贵文献。这些文献的入藏对伦敦大学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此外，这些中文原典对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和汉学研究中心也大有裨益。

总之，英国自1875年开展专业汉学研究以来，汉籍西传英伦的主力逐渐由传教士、外交官转向汉学家，毕尔、理雅各、威妥玛、道格斯、翟理斯、庄延龄、庄士敦、慕阿德、叶女士、李约瑟、杜希德、杜德桥、鲁惟一、巴雷特、古克礼、霍克斯、哈隆、龙彼得、蒲立本、修中诚等——这些汉学家、大学汉学教授，既是中文书籍的购买者、研究者、收藏者，又是中文书籍的捐献者、使用者，正是这些远行英伦的中文书籍支撑起了英国的汉学研究，也正是这些书籍成为中英两国文化相互理解的精神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