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侗族地区的风雨桥，其桥体有大量的屋檐重叠、刻意的装饰，以及通身的彩画，因此也称为“花桥”[5]。侗族风雨桥一般以大青石作为桥墩，桥身则主要由杉木打造。整个桥体包括桥梁、桥廊和桥亭三个部分。笔者从在坪坦乡的调查和测量中了解到，风雨桥的长度普遍为五十到六十米左右，宽度为四到五米。桥台上部为长廊，长廊中大多绘有大量以神话故事、历史故事、花草为主题的五彩绘画，不仅使风雨桥的美感大幅度提升，同时还使桥的艺术价值进一步提升。另外，侗族风雨桥上还有对联、匾额以及题词等，既体现了侗族的传统艺术，又发挥了桥的基本功能及用途。
以坪坦乡回福桥为例，回福桥中共有多个廊间，每个廊中间都绘了大量的彩绘图案。第一廊中所绘的是杜鹃花、油茶花等侗族聚居地常见的花卉。第二廊中绘制了一条龙与一只螃蟹，关于这个图案笔者采访了坪坦乡阳烂村龙开玉老书记，龙老书记说：“这个图案来源于我们侗族流传很广的一个神话故事。相传在远古时候，侗民还很少，住在一个小寨子里，寨前的河流上有一座桥。有一天，当一个美丽的侗族姑娘过河时，一只黑色的螃蟹精来抢夺她。是一条大龙勇斗螃蟹精，帮助姑娘脱险。从此以后，修建风雨桥都喜欢绘上龙纹，有镇桥的作用。”这样的神话故事反映了侗族先民奇幻的想象力和对自然界神灵的崇拜。第三廊中绘制了一群穿着侗族传统服饰的侗民和一头牛，这里描绘的是侗族传统竞技活动斗牛。侗族人民对斗牛的热爱由来已久，在黔东南从江县占里村进行田野调查时，笔者采访过一位被雇佣来专门饲养斗牛的寨民。据他所说，这头斗牛是寨民们集资20余万元买回来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按时来给斗牛喂草料，傍晚牵它出来散步，带它去河中洗澡，有时还带去鼓楼旁听听戏。可见，斗牛在寨民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第四廊中，所绘的是侗族青年男女在树下唱歌，这里描写的是侗族极具浪漫色彩的行歌坐月场景。行歌坐月是侗族青年男女间特有的一种表达爱恋的活动形式，青年男女在一天的劳作后，三五成群相约山前树下互唱情歌，吐露爱意。第五廊中，所绘的是侗族妇女们在用纺车纺织。侗族传统服饰所用的布料都是自家纺纱、织布、染色制作而成，体现了侗族人民高超的技艺和辛勤劳作的品格。回福桥上的这些图案符号刻画了侗族人民日常的娱乐和生产活动场景，不仅记录了侗民族自身的民族记忆，也将这种浓郁的侗文化特色形象向外界传达。
又如城步苗族自治县回龙桥中间有一座三层的塔形楼阁，楼阁的柱子、横枋以及板壁上雕饰了大量的飞龙、凤凰、麒麟等图案，异彩纷呈；同时还有大量表现侗乡风情的图案。这些图案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令人印象深刻。溆浦县万寿桥桥亭中部设置了高约4米的重檐六角攒尖顶的塔阁，阁内的藻井上也绘有大量的山水、花鸟，将当地的民族风情充分地展现出来，从历史、生产方式等多个角度刻画了侗族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侗族先民在长期劳作和世代生活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侗族是一个热情好客且能歌善舞的民族，认为“饭养身，歌养心”，有着事事以歌对答，以舞寻偶的传统。笔者前往坪坦乡进行正式田野调查之前，就曾随学校考察队去过坪坦乡参加活动，第一印象便是侗民们唱着哆耶，载歌载舞，端着拦门酒热热闹闹地在风雨桥前等待着我们。他们所唱的歌中，有单声部的“小歌”、多声部的“大歌”，伴奏用的是独具侗族特色的芦笙、琵琶、牛腿琴等，这些都是风雨桥上的声音符号。
侗族“小歌”是相对于“大歌”而言的，侗族小歌非常柔美舒缓，采用吟唱的形式，多用于抒发细腻的感情。这种小歌一般是劳作之余，青年男女坐在风雨桥上对唱，表达爱恋之情，歌词主题主要为描述内心所思所想等。
风雨桥上飘荡的最有名也最独特的声音符号是侗族大歌，同时在国际民间艺术中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侗族大歌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那就是侗族独有的复调式多声部合唱，这在世界范围内的民间艺术中都十分少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每当有贵客到寨子，侗族歌者们就会聚集在风雨桥前，端着拦门酒，唱着大歌欢迎客人，这种欢乐的气氛和热情优美的歌声久久回响在耳旁，让人记忆深刻。
擅长唱大歌的坪坦乡阳烂村村民龙玉克告诉笔者，侗族大歌队伍最少由5人组成，作为侗族地区多样民俗活动的中心内容，大歌一般在侗民活动的中心地域，即风雨桥桥头或鼓楼内进行集体演唱，有时也为对唱形式。侗族大歌按其风格、旋律、内容、演唱方式及民间习惯分四大类：其一，“嘎所”（直译为“声音大歌”），旋律磅礴跌宕，如《嘎银潭》和《嘎高顺贵州》等，并因其典型的旋律方式成为特有的声音符号。其二，“嘎嘛”（直译为柔声大歌），多为抒情歌，如《装呆傻》等。其三，“嘎想”（伦理大歌），这是一种以劝诫为主要内容的大歌歌种，如《父母恩情歌》《单身歌》等。其四，“嘎吉”（叙事大歌）以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为主线，大多深沉又忧郁，歌词较长，多以侗寨内故事主人翁的名字命名，如《董之歌》《美倒之歌》。侗族大歌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音乐形式，它更是外人了解侗族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这些声音符号中包含了侗族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传统文化等重要内容（图13-1）。
图13-1 侗族孩子们在风雨桥上学唱侗歌
侗族芦笙吹出的声音清脆响亮、浑厚悦耳；而大琵琶的音色柔和低沉，小琵琶的则明亮甜美；牛腿琴（图13-2）在侗语中称“果吉”，因形似牛腿而得名，其音色柔细。这三种乐器常作为大歌或舞蹈的伴奏，是侗族声音符号中最常见的元素。
图13-2 笔者请侗族工匠制作的牛腿琴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给这些传统艺术带来不小的冲击。剖析风雨桥空间活动中存在的声音符号，对保护和传承侗族民间艺术，促进侗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般认为，村寨溪河是鸭鹅经常栖息之地，具有较强的生气，因此选此作为风雨桥的基址。在侗族人民的传统思想观念中，风雨桥“能够将河流所截断的两岸龙脉相互连接，并能留住水流所带来的福气和财气”。因此，风雨桥的选址通常会在村寨所依河流的下游河段。侗民还会在认为需要用风雨桥来承接或拦截风水的地方也修风雨桥，这些地方可能根本不在流水处，由此出现了很多建造在旱地之上的风雨桥。例如从江县岜扒侗寨门前，就建造了这样一座旱地上的风雨桥（图13-3），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理符号。
除了村头寨尾，当地对建风雨桥的具体方位也非常有讲究，不是随意为之。当地在建筑之前，寨老和地理先生要察看地势，选准一个“能够承接人气和财富，并且将人气和财气守在整个村寨之中不往外泄露”的地方修桥，这样才能“保佑村寨人丁兴旺、风调雨顺”。在“埂以卫局，桥利往来，处置得宜，亦足以固一方之元气”的风水观念的影响下，风雨桥的地理符号有了更多的文化功能和内涵。
规约刚刚出现的时候仅仅是某一个村寨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公共约定。比如“防火公约”等，这一类公约主要以汉字的形式在木牌上书写出来，然后将木牌挂在风雨桥或者寨门上进行宣传，以促使整个村寨的人能够共同遵守。20世纪80年代，部分偏远村寨以村或乡为独立单位实行自治，从而确保生活秩序的正常稳定。他们创造出一种与约法款类似的民间规约，并将其称作“乡规民约”[6]。
图13-3 黔东南从江县岜扒风雨桥
重要的乡村规约一般悬挂在侗民视为生活中心场所的风雨桥上，成了风雨桥的规约符号。笔者在世界人口文化之乡从江县占里侗寨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了这样的风雨桥规约符号。规约第一条上就明确写着：“不准多生，夫妻只生两个好，多生者不娶其女做媳妇，不嫁其子为妻。使其男孤女单，自感羞耻。严重多生驱出寨门。”对寨民们来说，逐出寨门将无家可归，无根可依，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也正是这种悬挂在寨民日常生活中心场所风雨桥上的规约符号，才时刻警示和约束着占里村村民，才使这里形成了独特的生育文化。
风雨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符号，现在提起风雨桥，人们都能想到它独特的样子，即由廊亭、跨桥和墩台三部分组成。
以坪坦乡中的永福桥为例，廊亭属于木质结构，采用凿眼和样枋结合的方式，直穿斜套，相互连接，成为一个非常严密的整体。廊亭通过栏杆和坐凳与桥廊连接，非常巧妙地实现了功能与结构的结合。栏杆外部设置有腰檐，不仅体现了桥体结构的整体性，同时还对桥面产生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其不会遭到太阳的暴晒和雨水的侵蚀。跨桥一般采用密布式悬臂托架简支梁结构，也属于木构架体系。桥墩上则设有两排托架梁，在墩台上采用悬臂托架对桥跨主体形成支撑。永福桥的墩台部分采用青石垒砌而成，非常坚固耐用。整座大桥不采用任何粉饰，其木石本色显露无遗，典雅大方，也充分体现了侗族人淳朴的民风。风雨桥通过力学平衡和杠杆原理构建出一个整体，通过挂枋和大小条木，凿通孔眼，以榫衔接，形成了非常精密的结构，充分表现出侗族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其精妙绝伦的木石建筑结构在中国桥梁史乃至整个世界桥梁史中也是独树一帜（图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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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坪坦乡永福桥上的榫卯建筑符号
除此之外，桥上的许多建筑符号都能体现侗族的文化渊源。例如，风雨桥顶上多有一排宝葫芦造型，这与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佛教影响有关，宝葫芦造型由佛教宝塔造型演变而来，代表侗民驱除邪恶保佑平安的美好愿景（图13-5）。
图13-5 从江县占里村风雨桥上的宝葫芦建筑符号
侗族村寨会把修建风雨桥看成是一次非常重大的集体活动，从奠基到落成，整个过程中会安排大量仪式。
风雨桥在确定建筑基址之后，需要举行建桥的奠基仪式，即在垒砌墩台之前需要举行奠基仪式。具体流程如下：村寨内的老人共同商议并请来鬼师，共同选择良辰吉日，备好猪头、鸡、草鱼、禾把、酒杯以及筷子等祭品，并将祭品摆放在祭坛上。鬼师倒酒上香，念诵祭文向神灵祈祷。然后放一串鞭炮，之后再由村寨中最年长的老人垒砌第一块石头进行奠基。在奠基过程中，需要将一些象征吉祥的物件摆放在桥中墩基脚的位置，从而祈求桥梁顺利修建，长期安全稳固。
侗族风雨桥桥面部分集合了全部的侗族木艺，不需要铁钉连接固定，仅仅依靠梁柱木枋等构件进行榫接，形成主要框架。在风雨桥的主体框架建成之后需要举行上梁仪式。鬼师杨老先生讲述：“上梁仪式是风雨桥建筑中最隆重而且非常复杂的一种仪式。因为在我们侗民眼中，梁是最重要、最神圣的部分。”具体流程如下：上梁在搭建好木架构主体结构之后进行。梁木要从双生杉木中选择较大的一根，砍伐后马上加工，去皮之后，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八个大字书写其上，并刻上上梁日期。再将两枚铜钱和一枚硬币钉入梁木中间，然后用红布包好，并绑上新的狼毫笔、墨块、砚、日历本和一双椿木筷子，系上针线女红，系上吉祥花谷穗，最后由墨师进行祭拜并蘸上公鸡血。这里的铜钱或硬币主要代表了招财进宝，狼毫笔与墨砚则代表读书人，而筷子与谷穗则代表丰衣足食。在将这些东西绑好之后，用绳索将梁木的两头系好，然后在上梁的过程中通过绳索将梁木拉上架顶。
在安装好梁木之后，需要举行踩梁仪式。踩梁仪式通常也由墨师来完成。具体流程如下：将两块木板分别安装在梁木的两侧，方便墨师从梁的一头走向另一头。踩梁师傅每走一步都需要说一句吉祥的话。由于上梁时整个村寨的男女老幼都会观看，因此师傅每说一句吉祥话，群众都要呼应，鼓掌欢呼。在鞭炮声中，师傅从架顶撒下提前准备好的各类糖果，围观的人纷纷捡拾。侗族人民认为这是在抢吉利，他们认为踩梁师傅是大梁的使者，通过踩梁，踩梁师傅将大梁的祝福传递给人们。
风雨桥建成之后需要举行踩桥仪式，这是一种竣工仪式。如阳烂村风雨桥完工时，泥瓦匠杨彦江在桥的屋脊两头，用石灰砂浆和纸筋塑造了两条各朝南北向腾空而去的飞龙，栩栩如生。远远望去，犹如飞龙在天，恰似从天而降，横卧在阳烂河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为了确保阳烂村吉祥平安，村民们在梁枋木板上悬挂着由侗家妇女们用五色丝线和红白色鸡毛精心编织而成的一串串三角形吉祥花苞，赐给宇宙神灵，也祭祀这一片生养他们的土地神灵，以保村寨人丁兴旺、六畜繁盛，这是村民们祈求天地神灵赐福于阳烂村村民，四季发财、生活幸福的良好愿望。具体流程如下：在桥梁的两头出口位置系上红布，举行落场庆典时再拆除。由鬼师在桥梁上设置好祭坛，祭拜神灵，之后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带领其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身穿百鸟衣踏上桥头。百鸟衣上绣了仙鹤与凤凰。老人们走过桥时，表示“引领仙鹤与凤凰飞上桥头”。老人们走到桥梁中间祭坛位置时，带头的老者便开始高声朗诵踩桥祝词。这些祝词都是一些吉祥的话语，每走一步，念诵一句，并放下一枚硬币。后面的老人则需要在领头老者念诵完祝词之后将硬币与祭坛设置时摆放的物件捡起来，并跟随领头老者通过桥梁。风雨桥是一种集神圣与世俗为一体的特殊空间，通过一系列仪式，侗族人民直接参与整个过程，心理上得到满足，促进了村寨内部的团结。
风雨桥在当地侗民的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了侗族乡民社会的构建，其中的文化构建已渗透到侗族人民的生活中，从而规范着侗族人民的日常行为及生活方式。风雨桥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体现的是侗族人民对生活的不同看法，对自我认知的外在表现和侗族人民朴素的生活观。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风雨桥乃至其中的构件均体现了该民族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
风雨桥的祭祀活动，体现了人们的祖先崇拜和报恩观念，既有自然对人的作用，又有人对自然的移情投射，体现了村民寻求精神庇护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7]。在古代社会，侗族人民将周围生活的一切都赋予了神性，侗族人民有豁达的生死观，因对周围的一切都赋予了神性，也就会有对自然的尊重，人与自然也就处于一种和谐状态。风雨桥里的祭祀，并不针对专门的神灵，祭祀的形式也很多，祭祀体现了侗族人民的天人合一思想。求子、求福、求平安、求财富、求丰收都是人们对风雨桥的寄托。风雨桥里的祭祀还包含了侗族人民对河的祭祀，在建桥之时，人们都要祭河，以保佑侗族人民的平安；在上梁之时，人们也要祭梁，以保佑桥梁的坚固；风雨桥完工之时，人们要祭桥，以保佑风雨桥坚固耐用。
侗族建风雨桥，就是希望给神灵提供方便，希望把神灵迎回家中，神灵可以与人们共同生活，也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福音。在万物有灵论的古代社会，桥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建筑，自然被赋予超出桥自身所具有的神秘属性。风雨桥扼水口要冲，在溪流之间，风雨桥的桥亭内设有神龛，供奉关圣大帝、文昌大帝、始祖等各路神仙。在当地人心中，风雨桥作为一个“人神交流的神圣场所”，超越了生死界限。在侗族人民的心中，风雨桥不仅能够避风遮雨，而且能够“阻挡及解除民众因鬼神作怪而带来的苦难”，故风雨桥不仅是人和神灵交流的纽带，也是侗族人民通过难关走向通途的象征。风雨桥在侗族人民的心中是一座生命之桥，具有超越生死、祈祷生命延续的作用。
【注释】
[1]吴能夫：《浅谈侗乡福桥（风雨桥）的名称含义及其特殊功能》，《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3年第1期，第133～135页。
[2]赵巧艳：《汉族风水理念对侗族住居文化影响广义阐释》，《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2卷第6期，第19～23页。
[3]刘洪波：《侗族风雨桥建造仪式——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龙吉风雨桥建造为例》，《文化学刊》2016年第63卷第1期，第174～177页。
[4]刘洪波：《侗族风雨桥建筑营造技艺及其文化来源探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5卷第2期，第67～70页。
[5]陆安权：《侗乡风雨桥》，《湖南现代道路交通》1999年第5期，第48页。
[6]廖君湘：《侗族“款约”习惯法浅证》，《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第73～75页。
[7]龙朝晖：《侗寨风雨桥中的祭祀舞蹈考察》，《大众文艺》2010年第23期，第18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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