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聚落的鱼塘：关键角色及发展历程

在侗族传统村寨的整个结构当中，鱼塘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人为建构起来的鱼塘次生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获得侗族乡民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鱼塘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生态调节功能，能够为侗族社区的正常运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能量和信息。另一方面，在侗族传统社会的建构过程当中，以及侗族传统文化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互磨合的过程中，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生态系统获得侗族传统文化的某些属性，成为侗族传统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目前黄岗的鱼塘总面积占整个村寨聚落总面积的30%以上。笔者再将当地乡民的回忆和相关的历史文献结合后分析发现，在早期村寨建构时，这里的水域面积占到了村寨聚落面积的85%以上。在考虑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特别是地表崎岖不平这种特定的地貌背景之后，笔者断定很难形成这样大比例的固定水域，显然是出自人工的有意配置，而不是纯自然运行的产物。这样的人工配置目标则是要让鱼塘为村寨的整体建构发挥三大功能：一是对区域水循环的调控功能，二是作为“防火带”执行安全护卫功能，三是带来丰厚的综合产出效益。

笔者查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测绘的《黄岗地区军用地图》发现，在今黄岗村范围内，好几条清晰可见的河流在图中都没有标注出来，而这几条小河在近年来出版的普通地图中却有了明确的标注。这绝不是当年测绘工作人员的疏漏，而是因为当年的河流全部从鱼塘穿过，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河床。地图测绘上的这一强烈反差，恰好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在20世纪中期，黄岗村就像有名的“威尼斯”那样，是建立在鱼塘之上的。即使到了今天，在黄岗，几乎每家每户也都至少有一口鱼塘，多的则有三口。在寨子较高的地方，如果不适合进行人工鱼塘建构的，也都还要人工建构一些水池充当鱼塘使用。全村以鱼塘为主而网络起来的固定水域面积占到了整个村寨聚落总面积的30%之多。据当地寨老吴国政说，在1993年以前，由于住户都是固定在150户，也就是当地人所称的“百五黄岗”，因而人口与资源之间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而不会出现人口与资源相互矛盾的局面。换言之，新住户的诞生是很有限的，新的房屋建构不会很多，因而不会将大面积的鱼塘进行填充而成为房屋地基。他说：“以我家居住的‘班井片区’为例，在这片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坝子上，1949年前均属富农吴老良的。土改运动后，政府将它没收并分给了村民。以溪为界，上方依旧为鱼塘，现在分属于19户村民。每一口鱼塘均用木板与田土隔开，在十九口鱼塘中只有两口鱼塘仍保留有带‘生态厕所’的住房。现在不一样了，溪下游基本上被填平了，做房屋的地基使用。”以吴国政家的房子为例，其地名仍然叫“吴老良鱼塘”，原因是这口鱼塘占地是坝子内所有鱼塘中最大的一块，长约14.7米，宽约10.3米，就以“吴老良”命名。现在该鱼塘的60%多被填平，吴国政用于建构新屋，剩余的30%多依旧留作鱼塘，供放养母鱼用。再如，吴老党家为了建房，用山上的2分（1分≈66.7平方米）田换了邻居吴和光的鱼塘和地基。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只要双方愿意，可用田交换鱼塘，然后将鱼塘填平建构住宅。与此前情形不一样的是，现在有一部分侗族乡民在修建新房子的时候，更愿意选择陆地式建筑，而不再直接将新房子架在鱼塘上方了。在整个黄岗侗族村寨的生活空间内，鱼塘不仅仅是人们饲养母鱼、鱼苗的重要场所，而且还是“生态厕所”的建构场所，也是水浮莲、浮萍、菱角等猪饲料种植基地。同时，也还是他们建构水上干栏式住房的地基。据乡民们回忆，在1983年修建村寨主干道前，村寨到处是鱼塘，房屋几乎全部是架在鱼塘上。然而，随着主干道的修建落成，村落人口的增加，随即建起了很多新房子，鱼塘面积逐渐呈萎缩之势。不过，整个村落布局中，鱼塘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它们在侗族乡民的呵护下，为这里侗族的繁衍生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乃生命之源，离开了水，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无从谈起。因此，水一直是人们获取本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和能量，也是本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重中之重的环境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水不再是游离于民族之外，作为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黄岗这个侗族村寨几乎是以水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我国其他很多地区都面临着水资源匮乏的现实，这里的水环境仍然能够按照原有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转，应当有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的一份功劳，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完善了该侗族村寨的水循环，对这里的水资源进行了再配置，达到了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维护生态环境相兼容的目的。

由于鱼塘是黄岗侗族乡民在建构村寨布局时一并修建起来的，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这些鱼塘的存在亦见证了整个黄岗侗族村寨的发展历程。黄岗侗族乡民把整个村寨以鱼塘串联起来，能够有效地将本来不利于水资源储养、再生和利用的侗族社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水乡泽国”，将水资源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很好地揭示这一事实。一是不管是在寨子的最高端，还是寨子的最低处，随处可见的鱼塘将整个社区的水资源连接成一张“网络”，通过这一“网络”的建构，地表水资源的循环、储备和再生就变得十分自然。也就是很好地将水资源的自然存在和运行纳入了人工鱼塘建构规范中，让水资源在人类的干预下，更加趋于优化。二是鱼塘建构在完善社区水循环的同时，还不断提供水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拓展水资源在社区内部的分布空间和拉长它在村寨内部的滞留时间，以便更高效地提升水资源的附加利用价值。三是通过不同区位鱼塘的配置，还能够逐层对水体进行净化处理。通过这种多层次、复合利用，最后排入江河下游的鱼塘水或者是生活用水，已经脱污得差不多了，因而不会给江河下游带来水质方面的污染。

这些鱼塘往往与聚落的水井相连，可以通过井水给鱼塘补给水资源，这更扩大了当地的水资源规模，提高了其循环效益。当然，这一水资源循环形式是在地下通过相互渗透等方式完成的，有别于通过地表沟、渠等设施完成的水资源循环形式。通过各种中介结构的过滤，水资源可以得到极大净化，因而井水与鱼塘水是截然不同的。鱼塘水质在得到极大净化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地缓解因大降雨所引发的洪涝灾害，这不能不说是侗族乡民的一大绝妙创造。

总之，这样的鱼塘建构，一方面增强了村寨内部水资源的自我循环能力，可提升本村寨内部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净化了水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鱼塘与其他的生活细节相结合，加大相互间的整合力度，增强各部分之间的黏合力，以便发挥超出单一要素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功能。显然，这是侗族文化在建构的过程当中，以最小代价而获得最大资源利用方式的典范。

保障生存安全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也是文化建构的必备功能，因而民族文化在建构的过程当中，总是将安全摆在第一位，而不仅仅是以一个空泛的概念向人们灌输某种思想，每一个细节都能够体现出人们对人身安全的考虑。黄岗侗族村寨的建构，更是将人类获得安全的意识、防范各种火灾的潜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对整个侗族村寨的布局进行详细考察后不难发现，千百年以前的这一精深认识和人为建构，一点都不亚于当今社会先进的消防安全防护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过了用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消防安全防护体系。

我们都清楚的一个事实在于，侗族传统的生息区盛产杉木，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思想盛行的年代，侗族会充分利用自己生息地的优势，因而他们的建筑都以杉木为材料建构而成，整个房子几乎看不到一颗铁钉，就连榫子也是用杉木或南竹做成的。你很难想象没有一钉一铁的几根木头就能够傲立于天地间，任凭风雨的洗礼而不倒下。但侗族乡民做到了。正因为这些建筑都是由木头建成，因而如何防止火灾必然成了侗族村寨建构过程当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在侗族北部地区的一些村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这儿的村寨经常发生火灾。少则烧坏一户人家的房子，多则将整个村寨几乎化为灰烬。笔者来到黄岗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有同样结构的木房，却很少发生火灾，其关键原因是这儿的鱼塘建构发挥了防灾功能。

正如前文所述，黄岗的整个寨子是以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为根基，将整个村寨构成一个木头加水的有机整体，因而一旦失火，立刻能够就地取水将火势迅速扑灭，而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即使其中的某一户住房突然失火，最多只会烧掉该户的住房，而绝不会蔓延到左邻右舍，因为住房与住房之间，照例都隔着鱼塘，即使火势再大，人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做好准备，只需取用鱼塘中的水将左邻右舍的房子浇湿，周围的邻居便能安然无恙。然而，在北部侗族地区则不一样，这里的一些村寨，整个寨子见不到几口鱼塘，即使是有鱼塘，也只是零星分布，甚至有些还远离村寨，或只有一两口水井而已。这样一来，显然不能大大地降低火灾发生率，而且给扑救带来极大的困难。

黄岗这种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与整个社区建构过程相互匹配，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而它所能够发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功能，鱼塘的存在还管护着这里整个寨子的安全与稳定。它在有效维护村寨安全的同时，更是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维护村寨安全的成本。它的维护成本极低。它不需要人们另花费大量的精力和物力对其安全设施加以维护，而是在运用鱼塘的过程中，连带完成了防火设施的维护。这种将维护与利用有机结合的办法，有效地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安全成本，因而它的安全维护随之变得更有效。投入与产出之间，真正做到了投资的最小化和安全的最大化，顺应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期望，因而鱼塘得到侗族乡民的关爱也就变得十分自然。(www.xing528.com)

这样的鱼塘建构与村寨布局理念，在我国都市化日益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更值得大家借鉴和参考。这对我们更好地加快都市化进程和做好城镇化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否则，城市发展的成本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愈来愈高，增加国家的负担。处理不好，甚至还会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正是基于鱼塘在黄岗村寨安全维护中的特殊作用，黄岗人从内心深处早就种下了一颗特别的种子，那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理应在鱼塘、在水环境的包围中才是正常的生活空间，因而每一个侗族乡民都要尽可能地为鱼塘的建构做出努力，而每一个乡民也将维护鱼塘当作是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他们也不是只为公而公，为公益而公益，因为这儿的鱼塘还有它的综合利用价值，那就是可以为鱼塘的所有者提供丰厚的报偿，从而做到了侗族文化的理性、科学建构，即公与私的有机结合。

一般而言，鱼塘的基本功能应当是以纯粹养鱼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其他。笔者在其他地方的田野调查也确实验证了这种一般性的认识。然而，与其他地方的鱼塘功能有所不同的是，黄岗侗族村寨鱼塘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养鱼，而是将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也就是说，这儿的鱼塘的产品是一大类生物与非生物生产生活用品。归结起来，这儿的鱼塘综合产品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鱼的产出。鱼在侗族传统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养鱼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大乐事，也是一大盛事。黄岗侗族乡民饲养的鱼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食用的，而另外一种则是不能食用的。据当地的侗族乡民介绍，他们在稻田中饲养的鱼主要是用来食用的，吃不完的还可以制成酸鱼存放起来，成为日常生活的美味，或者是待客的佳肴。另外一种则是他们在村寨内部的鱼塘里面所饲养的鱼。这些鱼是作为母鱼和鱼种来饲养的，因而绝对不准食用；谁要是偷盗鱼塘里面的母鱼，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母鱼产出的鱼苗则放养到稻田中去，因而喂养母鱼是将鱼塘与稻田有机结合的纽带。与此同时，用不完的鱼苗，既可以出售，也可以继续留在鱼塘中，任由鸭子取食。母鱼繁殖出来的鱼苗，也在上述弹性控制之中，实现鱼塘生物物种的动态平衡。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鱼塘里面喂养的这些母鱼的产出量就难以估算了，正如“鸡生蛋蛋生鸡”那样，无限循环。同时，乡民们还把鸭子也喂养在这些鱼塘中，而鸭子的介入不但加大了水体的流动，使得水体表面与鱼塘底部氧气的交换能力增强，有效地促进了鱼塘底部有机沉积物的降解。同时，鸭粪既是鱼的饵料来源，也是增加鱼塘底部有机质的重要原料，甚至还是植物生长的重要肥料来源。这一切，在侗族乡民建构起来的鱼塘中，被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发挥其重要生态功能的同时，也为侗族乡民提供了美味的食品，保证了“稻-鱼-鸭”共生种养范式的持续推进。

二是各种家养牲畜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侗族是一个农、林、牧综合经营的民族，猪、牛、马、羊是这里乡民主要喂养的家畜。这里的猪主要是实行圈养，而牛、马、羊等，白天有的时候在山上放养，待到夜晚时就赶回家，而且还要另外喂饲料，以便它们长得更加肥壮，因而每天都得获取一定量的饲料。这样一来，当地乡民就充分利用他们建构起来的鱼塘，不仅仅是在塘里养鱼，还在里面进行各种饲草的种植，如浮萍、水浮莲、菱角、莎草、水芹菜等。由于这些鱼塘就在自己住房的旁边，因而打捞十分方便和容易，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不用远距离获取饲料，可以省去很多时间。早晨起来的时候，妇女往往就顺势在鱼塘里打捞这些水生植物，作为猪、鸡、鸭和鹅的早餐，而男人们则是磨刀，装备好其他工具准备上山。这些水生饲料作物生长极快，可以反复取用，而且还不需要任何附加投入，就能够满足众多家畜的饲料供给。鱼塘这种综合利用价值的潜在好处还在于它能够净化水体，有效地将人们日常排入的生活废水进行脱污，确保居住环境的水质优化。青山绿水的维护与鱼塘的综合产出就这样实现了辩证统一。同时，这些水生植物还极大地提高了生活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支撑众多野生生物的稳定生息，与人类社会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物圈。

值得一提的是，鱼塘底部的淤泥还是各种微生物滋生的理想场所。每年在清淘鱼塘的过程中，这些淤泥都会被清理出来，作为稻田的肥料使用，进一步确保当地稻田生态系统获得仿生的功能，使稻田中的微生物结构与天然的水体环境极为相似，物质、能量和信息都可以在天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中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三是这些水生植物将水面层层掩盖起来后，能够有效地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照理，由于侗族生息地处于我国的亚热带地区，因此气温高、蒸发量比较大。但是由于这里的鱼塘将水资源汇总以后，水体不会散存于地表遭到太阳暴晒而蒸发掉。关键还在于，乡民们在鱼塘中种植各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能够有效抑制太阳光对水面的直接照射，将可贵的水资源保留在鱼塘之中，而且惠及江河下游。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鱼塘的存在，大量的水体还能够很好地起到降温作用，增加空气的湿度，使得夏天原本极为炎热的侗族生息地，在鱼塘生态系统的调控下，昼夜温差也不大，变得凉爽宜人，免去了酷暑的威胁。鱼塘亦能缓解严冬时的超低温，起到了天然空调的作用。也就是说，这儿的鱼塘不仅仅为这儿的侗族乡民提供各种物质产品，还为侗族乡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但却不需要额外的能量投入，因而这是一种投入成本极少的舒适人居环境维护的杰作。

黄岗侗族乡民自从在这一地区生息以来，总是以尊重自然为终极发展目标，而不是驯化自然，或者是改造自然，他们与自然不断磨合，最后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工鱼塘的建构，正是侗族乡民对这一生存环境深刻认识和判断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典范。它不仅证实了此前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学界大多数专家学者所认同的——侗族村寨大都是沿水而建，而流出社区的水流质量都能达标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儿的侗族乡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水质净化，能够将生活污水就地脱污，九成功劳归于他们建构起来的鱼塘。与现代化的都市相比，当地鱼塘的脱污攻效和成本都经得起现代科学的验证，但为此而付出的成本却比现代化的都市低得多。同时，鱼塘所能够发挥的优化人居环境和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的环境维护功效反而是现代化都市望尘莫及的。这儿的鱼塘建构不是游离在民族文化之外，而是当地侗族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能够在民族文化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因此，一口小小的鱼塘建构反映的不仅仅是当地的水资源运行状况和综合产出水平，其背后是民族、文化与生境三者之间具有完善的互动耦合运行体系，而鱼塘的建构正是这一耦合关系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