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田变近田，远山变近山”，是阳烂村村民为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侗族村寨村民高度聚居，使得村民对现有资源掌握管理的难度加大。农田是村民的重要生存资源，而农田的水又是确保农业产出的关键，观察农田水位是村民每天必做的功课，暴雨过后的排水问题是村民焦虑的事情，而农田与住宅之间的距离遥远成为村民正常生产管理的一大阻碍。另外，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大，而水资源空间分布不会变，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就会减少。为解决生活用水、农田生产管理的诸多困难，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1972年阳烂村有30多户村民在原生产队的组织下搬迁到离村落5～6千米远的地方居住。这种从村落分离出去的行为，在特定意义上是村民为满足生存要求的一种本能反应。也正因为如此，社区空间才获得了拓展，村寨的资源也获得了有效的管理与使用，推动了社区的发展。
修筑水坝，提高水位。阳烂村村民通过人工改造天然河道，使整个社区的每一片耕地均有水资源灌溉，每一口鱼塘均有流水通过，每一栋住宅都处于鱼塘或河流上方。阳烂村的水田80%是靠阳烂河水灌溉的，为了确保河水的有效灌溉，村落与村落之间对水位严格控制，村民在河道设置水网水门，准确控制水位，使社区对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有序进行，以避免水资源争端的产生。
在河道上修筑水坝分流河水，村落历史越悠久，其获得水资源的机会就越多，获得的水资源也就越丰富。但是绝对不能对水资源有半点浪费。在此基础上，如果水资源很丰富，也可以考虑根据各村落需要灌溉的水田面积来分配水资源，以满足各村落民众的生存需求。就算是在村落共享的河段内，村民也是根据家族及家庭所属水田的历史来对水资源进行分配的。社区水网用水门来准确控制水位，务必使进入社区的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后才能流出社区。与此同时，村民在构筑水田时，总是以裁培高秆稻种来积蓄水量，由此还可以在稻田养鱼，以求鱼稻双丰收。
在河段急流处架设水车，引河水灌溉农田。水车是阳烂村村民稻田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农事工具。在村寨前的河流边，沿溪流而下，随处可见随水而动的竹制水车。雨水季节分配不均，导致由山上入田的水量出现季节变化。少雨时节水量减少，促使村民在河段急流处架设水车，将水从河流引往农田之中，灌溉农田。河流成为农田水量的有效调节器，维护着农田中水位的整体平衡。村寨对河流水资源的极度重视与利用目的也就在此。
从阳烂村村民对山地与水田资源边界确立的形式看，村落资源的确立是靠文化去实现的，文化是资源边界确立的基础。民族是靠文化来维系的，在其文化的维系下，民族的生境才会确立；与此同时也就确立了其资源的边界。这种由民族文化来确立的资源边界是神圣的，是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要尊重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首先就要尊重民族生境的资源边界观。
我们从乡村经验出发可以获得的启发是：尊重文化规则是人类和谐的基础，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也是人类的规范物。如果人类失去了文化的规范，人类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人类面对的自然界差异很大，因而在构建文化时也因各民族处于不同的自然生态位置而建构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以适应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
【注释】
[1]社区是“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社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第356页。）按照费孝通的理解，就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分散，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第14页。）(www.xing528.com)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0页。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60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2页。
[5]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主编：《侗款》，岳麓书社，1988，第89页。
[6]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主编：《侗款》，岳麓书社，1988，第113页。
[7]转引自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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