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简牍

简牍究竟起源于何时，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们在甲骨文中都已经找到了“册”的象形（图3.15），两根绳子串起一排简牍；还有“典”的象形（图3.16），就是两只手捧着“册”就叫“典”。证明简牍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随着周朝的兴起，简牍才得到大范围推广。目前出土实物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简牍，大约是公元前440年。简牍对我们华夏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图3.15　“册”的甲骨文

图3.16　“典”的甲骨文

首先是对我们的读写习惯影响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古籍，包括民国时代的报纸都是竖行的，这明显是受到了我们简牍文化的影响。用我们今天的标准看，那些古籍、古碑帖的行（háng）都应该叫“列”，但当时竖的都叫“行”。比如《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王献之的《玉板十三行》等等，都叫“行”。

还有读写顺序的问题。今天我们通行的原则是横写右行（xíng），就是横着从左向右写，但是古代长时间采用竖写左行，就是文章要从上向下、从右向左写，这也是受了我们简牍文化的影响。本来很多简牍都是单根书写好了，然后再把它们穿编起来。所以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对书写者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古人发现把简牍写好之后，穿成册卷成一个卷之后，如果是左手展开观看，它更加舒适方便。所以简牍阅读多数都采用从右向左的形式。这个形式一直影响到后世，到纸质书出现了以后，仍然延续了很长时间竖写左行的形式。

简牍这种书写材料的普及与我们在第一章讲到的，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安定统一的国家形式之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想统治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相当困难的，这对历代统治者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需要大量的、频繁的信息沟通，才能保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比如法律的颁布、政令的下达、人事的任免，还有军事、财政信息的传递等。要想让这么多信息实现一个长距离的传输，口口相传肯定不靠谱，文字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个时候就对文字的载体提出了要求，比如要耐磨损、便于运输、便于携带、造价低廉、取材广泛等。之前出现的这些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显然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中央统治者对于新的书写材料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简牍的采用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后面纸的发明也是这个道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东汉的蔡伦这样一个深宫中的太监改进了造纸术呢？那是因为纸一直是由皇帝亲自督造的，这说明改进书写材质一直是权力中心长期以来的一个追求，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并且，在没有纸的时代，因为简牍拥有取材广泛、造价低廉的特点，它为我们文化的大范围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让更多的底层老百姓接受教育，读书识字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社会的发展，比如科举制度的建立，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提。(www.xing528.com)

延伸阅读

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许多成语或者典故，都反映了简牍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比如：

“汗青”：竹简的制作首先有一个脱水的工序，就是把新鲜的竹简放在火上，烤去汁液，以防止虫蛀。在烤的过程中，水珠就会凝结在竹简的表面，就像出汗一样，所以叫“汗青”。汗青这两个字后来被指代书籍或者历史，所以文天祥才会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韦编三绝”：编连简牍的绳子叫做“编”，多数都是用麻绳；有的时候也用丝，叫丝编；有的时候也用熟牛皮，叫韦编。“韦编三绝”说的就是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把穿简牍的牛皮绳都翻烂过三次，可见读的有多么认真。当然，在古代“三”是一个概数，也可能是多次。

“学富五车”：意恩是能装五车的书，形容人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这也就只能是简牍，如果纸质书要是装五车那还不得把人给看吐血了。

“罄竹难书”：说的是在《旧唐书·李密传》中，李密曾经控诉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末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砍尽南山的竹子作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决开东海的海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

“三尺律令”：用简牍誊抄一些法令或者一些经典，通常会先把简穿好之后再写，因为这种抄写的出错概率比较低，而且这种简牍都偏长。比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简牍，都是72到75厘米，《汉书》中称为“三尺律令”，就是说法令都写在三尺长的简牍上，汉代一尺是24厘米，三尺正好是72厘米。

“刀笔吏”：用简牍书写一些公文或者普通的书籍，就会比较短，多数都是一尺或者一尺几寸，而且常常都是先书写好之后再穿成册，所以书写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出错的概率比较高。古代官府中负责抄写公文的人被叫做“刀笔吏”，就是因为他们如果写错了需要用刀刮去重新书写，所以他们经常随身携带刀和笔，这个刀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橡皮的作用，所以叫做“刀笔吏”。历史上著名的投笔从戎的班超和我们下一章即将讲到的创造了小篆的李斯都曾经是“刀笔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