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回族蕃坊管理与土生蕃客

宋代延续了唐代“华夷异处”的规定，在海商云集的港口和贸易城市设置特定区域作为蕃坊。宋代初年，中央政府对穆斯林商人的政策相对严格，规定来华的穆斯林商人不得参与蕃坊以外事务，负责蕃坊事务的蕃长不得世袭，并将穆斯林商人定为“化外人”，不得居住在城市之内，不得多置田产。但随着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程度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大，宋王朝对待穆斯林商人的态度以及相关规定也开始软化，变得更为务实。到了后期，穆斯林商人开始定居城市之中，族际通婚也变得相当普遍。

宋代，广州蕃坊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庆历四年（1044年），经略使魏瓘修筑子城，北部即惠爱街（今中山四路）以北地区为官衙集聚地，南部至西湖路附近为城内商业区，再往南的江边区（今惠福路一带）则与河边码头区一起构成沿江商业区。但是仍有大量蕃客聚居在城垣之外，未能得到政治和军事保护。因出海便利之需要，这些蕃商主要居住在“扶胥之口，黄木之湾”（今广州黄埔区庙头村）附近。扶胥镇地处珠江北岸，连接扶胥江、狮子洋和虎门，是古代出入广州的海上交通要津。

今日的扶胥古港

有关宋代广州蕃坊的管理，朱彧所著《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裈袴，喜地坐。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脊。”可见，与唐王朝一样，宋代也在蕃坊之中设置负责日常事务的蕃长。蕃长经在蕃坊中居住的蕃人推选，后由政府加以委任。但与唐王朝不同的是，这些蕃长身穿官服，拥有自己的办公所在地——蕃长司。宋代，蕃长具有按照伊斯兰教法处置蕃坊内穆斯林之间纠纷的有限权力。《宋史》载：“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但较大的案件仍需递交广州当地政府审理，即“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蕃长还负责代表宋王朝招徕海商，如淳化四年（993年），大食海商蒲希密曾上表：“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宋代，蕃长身为中国政府的招商代表，标志着蕃客与蕃坊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融合进一步加深。

宋代，广州蕃坊内长期居留的穆斯林商人往往将妻子儿女也接到中国来，实现家庭的团聚和繁衍。蕃坊中多能见到来自异域的妇女，如宋人庄季裕记载：“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朱彧称“在广中，见呼蕃妇为菩萨蛮”，明末大儒顾炎武也描述宋代广州城内“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至有蛮媪卖药”。这些最终定居下来的穆斯林商人家庭成为广州回族穆斯林的先民之一。除了将妻子接到中国团聚之外，有些穆斯林商人也娶汉人妇女为妻，组织家庭，如宋代广州蕃坊中就出现了蕃客与宗室、朝廷官员等汉族通婚的情况。“元祐（1086—1094年）间，广州番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大商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婚，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宗室和官员之所以愿意和蕃客通婚，并不仅仅是看重蕃客的富庶，更由于宋代蕃客的社会地位较前代为高，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融合度也更高。

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

《南海甘蕉蒲氏家谱》

历史学家罗香林（1906—1978年）

宋代来华穆斯林与汉人通婚有史书所载，初辑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广东《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了其蒲姓始祖玛呿阿，宋代自西域入广州，即与当地汉族胡氏联姻。蒲氏始祖、二世祖、三世祖、四世祖等，均以阿拉伯语命名。该家族入粤后前五代，大部分居住在广州市区及附近各县。传至第六代时，共有房族八支，除其中一支迁往福建泉州外，其余均散居在广东、海南各市县。直至现在，该家族后裔有一支3000多人聚居在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甘蕉村；另有后裔分布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杨山蒲村、黄埔区珠岗村以及海南省儋州市干冲镇和莪蔓镇等地。对于广州蒲氏宗族的来源，史书及族谱记载不尽相同，学术界也观点不一，主要有“占城说”和“西域说”。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考证，广州蒲姓原为阿拉伯人，后流寓占城，宋代移往广州。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除了全家迁至中国和族际通婚留居广州的蕃商外，广州还接纳了很多来此避难的穆斯林群体。如雍熙四年（987年）广州官员上表称：“雷恩州关送占城夷人斯当李娘并其族一百五十人来归，分隶南海、清远县。”端拱元年（988年），广州官员又报：“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求附。”至道元年（995）正月，占城国王遣使来贡，其奉表言：“臣本国原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当时，从占城而来的难民群体中必然有一些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难民携家带口来到广州，并世代定居于此。

占城原为西汉交趾刺史部日南郡所置象林县。192年（一传137年）建占城国，不时向中国朝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页］

宋代蕃客古墓

岳珂《桯史》

唐宋蕃客生活图景

岳珂《桯史》中所记载光塔内容（此书法碑藏于怀圣寺内）

随之蕃商和穆斯林难民越来越多地留居广州，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政和四年（1114年），朝廷颁布了《蕃客五世遗产法》，以解决蕃客在华遗产问题。居住在广州的穆斯林商人大多较为富裕，其中佼佼者更是家财万贯。苏辙曾言：“番商辛押陁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萍洲可谈》记载蕃商“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阯人尤重之，一环值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光炎动灼，正如活者”。顾炎武也称：“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在众多居住在广州的穆斯林蕃客中，以宋代入居广州的蒲姓家族最具代表性。蒲姓即为阿拉伯文ABU（阿布）的译音。宋代名将岳飞之孙岳珂的《桯史》就记录了当时广州蒲姓穆斯林商人家居的豪华、饮食习俗以及宗教活动等日常生活场景。书中记载，广州城中的蒲姓穆斯林商人来自东南亚的占城，因不愿受海上风波之苦而请求其国主允其留居广州，作为联系中外贸易的代理人。由于其从事海外贸易获得大量资财，生活便开始奢侈起来，有些装潢过度的地方甚至逾越了中国政府的禁制，破坏了礼法。但当地的官员因要招徕商人且蒲姓为外国人之故，并未过问违制之事。岳珂也记述了蒲氏的宗教信仰：“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为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籕，是为像主，拜者背向之。且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背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壁为大址，累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蹬。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唽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钜，以代相轮，今亡其一。”岳珂所记之“堂”和“塔”，经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考证，已认定为现位于广州光塔路的怀圣寺和光塔。蒲姓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蕃客及其后裔。岳珂有关穆斯林“好洁”“实无像设”“窣堵波”和“金鸡”等描述反映了伊斯兰教徒崇尚洁净、不设偶像崇拜的特点和怀圣寺光塔的景象。但其关于伊斯兰教徒认为右手不洁，而左手用餐的描述则正好将穆斯林的习俗颠倒过来。这可能是因为岳珂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所致。但在他的描述中，穆斯林对真主的礼拜成了“尚鬼”，阿拉伯文字被视为“像主”。这些描述表明，作为一名传统汉族知识分子，岳珂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并不充分。

除了岳珂的《桯史》外，宋代一些诗歌中也有对广州蕃坊中伊斯兰教活动和光塔的记载。如宋人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有诗描写光塔、塔顶金鸡，诗云：

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

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www.xing528.com)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诗人郭祥正的《同颖叔修撰登番塔》和《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也对光塔进行了描述。

《同颖叔修撰登番塔》诗云：

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

拔地无层限，登霄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

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

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

眎笔添清逸，凭栏说困蒙。更当高万丈，吾欲跨冥鸿。

《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诗云：

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

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沧溟忽见飓风作，雪山崩倒随惊雷。

郭祥正诗中的“蕃塔”即是怀圣寺光塔。诗中除描述“蕃塔”外形、位置及其功能外，还描写了当时“蕃坊”和“蕃客”的情况，这两篇诗歌是探究宋代广东穆斯林社区的珍贵史料。

郭祥正咏蕃塔诗（此两书法碑藏于怀圣寺内）

方信孺咏蕃塔诗（此书法碑藏于怀圣寺内）

唐宋两代，广州蕃坊的穆斯林商人由于长期居留中国，建立家庭，繁衍子孙，形成了一支特殊的穆斯林群体即“土生蕃客”。这些土生蕃客因家庭因素的影响而成为穆斯林，但由于人数相对较少，在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之中逐渐华化。土生蕃客华化的过程不是消极和被动的，他们意识到要想融入中国社会，就必须熟习儒家文化，通过科举考试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宋代，程师孟管理广州之时，“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番子弟，皆愿入学”。更有甚者，由于诸蕃子弟迫切要求入学，致有向当地郡学捐赠田产和“请建蕃学”之举。如大食商人辛押陁罗捐资修建郡学，并捐赠田产给郡学，“熙宁元年（1068年），知广州张田徙郡学于国庆寺之东……怀化将军辛押陁罗蕃酋也，闻风兴起，亦捐资以完斋宇，且售田以赠之，后置别舍，以来蕃俗子弟之愿学者”。

怀圣寺远景

早在晚唐时期，广东回族先民就有族人荣登进士第。据《全唐文》记载，大中（847—859年）初年，广州回族先民大食国人李彦升得岭南节度使卢钧“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唐试进士，有时务策和五经二科，李彦升得登进士，其汉学功夫之深由此可见。这也表明，至迟从晚唐开始，广州“土生蕃客”的华化过程便已开始。到了宋代，穆斯林参加科举考试而登科的人越来越多，巨商蒲寿庚之兄蒲寿宬就是一位熟读儒家经典、满腹经纶的“土生蕃客”。他长期担任广东梅州知州，文学素养颇高，著有《心泉学诗稿》，其诗文“颇有冲淡闻远之致。在宋元之际，尤属雅音”。“土生蕃客”穆斯林群体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程度日渐加深，为穆斯林族群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繁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南宋吕诚咏蕃塔诗（此书法碑藏于怀圣寺内）

蒲寿宬《心泉诗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