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淮河：中国轴心期的帝王学

此次孔子由鲁至“沛”，是周游列国私人行程的一部分。

上次问礼，鲁国国君还派了车子，千里迢迢，送到洛阳去。

“沛”离鲁国很近，孔子要往楚国，路过沛地，刚好老子在此。

他便顺道来看望老子，有了上一次经历，孔子没特别讲究礼仪。

“沛”这个地方，看来很值得一提，它靠近老子故里，位于南北交界、东西相接之地，淮河自西向东，流经于此，而有泱泱“沛泽”，昭示“上善若水”。

孔子往楚国去，庄子说他“南之沛”，可见那时的“沛”，有可能还不是楚地。春秋时，“沛”属于宋国。战国时，庄子居于宋国蒙地，与“沛”为邻居。

陈国的苦县，宋国的沛、蒙之地，都在淮河流域的下游那一边。

在自然地理上，秦岭至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分界线——冬季零度等温线，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等。在人文地理上，这一线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结合部。

三代时期和先秦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统一性在这一线初现。

秦、汉两代王朝，都在这一线出现，秦朝诞生于西边秦岭那一端，而汉朝则孕育于东边淮河下游那一段，汉家天下的根底，就在老子当年隐居的沛县。

就那沛县，黄老思想在此生根。汉朝的开创者们，多从这里走出来，以刘邦、萧何为首，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民化的黄老之徒，汉初黄老之治，当起源于此。

而司马迁看老子，则看秦岭那一端，孔子问礼，老子出关，还有太史儋入秦，故事都发生在秦岭那一边。司马迁是秦人，言老子立足于秦，放在秦岭那一端。

而淮河下游那一段，有关于老莱子的故事流传，与老子有何关联？

与孔子周游列国不同，老子活动在秦岭—淮河一线。当时，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在秦岭那一边，秦人称他老聃，或太史儋，淮河下游那一边，楚人称他老莱子。

据说，孔子死后不久，陈国就被楚灭了，那时，老子可能还在世。

后来，齐灭宋，刚好庄子去世，楚得沛、蒙之地，设县而治，老子和庄子，从此入了楚籍，对楚国来说，得区区陈、宋之地，不如得老、庄二子的死魂灵。

如今，陈、宋之地，已无人谈起，可一提起老、庄，谁人不知？

历史偏袒强权，不管二位意下如何，他们都被历史载入楚籍。

老子变成了楚人，也许楚人就称老子为老莱子，何以如此称呼？

诸子皆以姓氏称，如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老子姓李，按惯例，也应该称为李子，却被人以寿考称作老子。而老莱子，其实，也就是将老子与李子合称。

“子”，本来就是尊称，加上姓氏，称李子，再加上寿考，称老李子，便是尊上加尊，很可能是孔子带头称老子，使得先秦诸子中，唯老子能独享此殊荣。

李零撰《重读〈老子韩非列传〉》，发现“老李子和老莱子”是同一人。

他提出的根据，是《说文》中的“李”字，在楚简里就是“莱”字，其考证文字，见于《郭店楚简校读记》中的《老李子和老莱子》。李零确信，这位老莱子，就是那个出函谷关、为尹喜“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的“老李子”。

可老莱子，另有著作十五篇传世，他们各自的著作，司马迁都见过的，看来不太一样，所以，李零也只好存疑。其实，上、下篇是老子在秦岭那一边的著作，而十五篇则是老子隐居在淮河下游这一段的著作，同为一人所作，在不同之地，会有不同思想。

《老莱子》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和《老子》上、下篇的思想应该大同小异，其差异性，很可能类似今本《老子》与郭店楚简本《老子》。今本《老子》，写于函谷关，传承还是比较清楚的，其缘起为孔子问礼，多针对儒家思想而言。老子在秦岭那一边，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礼与仁，进行了批判，因为那里离儒家远，他可以放言。孔子也曾想入秦，但终于未能成行，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淮河下游一带，老子隐于此，言论有所收拾。

有人将《老子》竹简本与今本对比，发现其中没有与儒家思想冲突的文字，今本中有“绝仁弃义”“绝圣弃知”，而竹简本为“绝伪弃虑”“绝智弃辩”，今本否定礼与仁、圣与智，倡导愚民和权术，这些可能都与秦风有关，而竹简本却没有这些。

这样看来，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老子与儒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据今本《老子》而言的，竹简本《老子》有所不同，表现为儒道互补。

风土不一样，人情不一样，同一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秦地民风，多戎狄之俗，重朴而尚武。重朴，所以要“绝圣弃知”；尚武，所以要“绝仁弃义”。

而东方之民风尚礼，尊智而崇文。然，智之弊也在于伪，文之弊也在于辩，所以，要“绝伪弃虑”“绝智弃辩”。老子之言，也是“维民所止”，没有拘泥。

东方儒风很盛，仁义流行，老子不反对，秦风“绝仁弃义”，他也顺应。后来，法家在秦国崛起，就学着他的样子，以“绝仁弃义”“绝圣弃知”为根底。

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着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发展出两条思想路线。向东方发展的一线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通往神仙；向西方发展的一线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

司马迁很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在东西方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在《史记》里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还在秦岭那一边，以秦地为本根。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庄子，他把庄子夹塞在老子与韩非之间。

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

老庄并称，从魏晋以后才兴起，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韩非也是秦岭—淮河一线人物，处于秦岭与淮河交接的中原——新郑，这里曾是子产故土，出土过莲鹤方壶，我们称之为“雎壶”，还尝试过一次贵族政治民主。

不过，这次政治民主试验，有如昙花一现，虽被孔子称为“仁政”，却未能挽救郑国的命运，子产去世以后，郑国终于被韩国灭了，而韩非就是韩国人。

韩非为世人所知时，韩国亦岌岌可危，据说，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非要见一见他本人，就发兵去攻打韩国，要韩国交出韩非。就这样，韩非被交给秦国了，本来他奇货可居，结果却变成了货到地头死。思想者是稀有动物，整整一代人里，也许就出那么一两位，如果只有一位，他便是孤独者；如果还有几位，那便是他的知己和天敌。

对韩非来说，嬴政算什么？是知己，还是天敌，抑或兼而有之？

嬴政跟历代秦王不一样，是一位思想者王，是秦自开国以来唯一具有文化抱负的君王。也许他的血液里，真有东方文化的基因，他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及其文化抱负，使人联想起那个关于吕不韦的传说。与《史记·秦本纪》里的列祖列宗相比，嬴政似乎更像吕不韦的传人，不管他的血缘遗传来自哪里，他的文化慧根一定来自吕不韦。

他是吕不韦的儿子吗？郭沫若认为，那是汉初吕氏集团为了篡汉而造的政治谣言，如嬴政为吕不韦子，那秦便是吕家天下，吕氏篡汉，也就是物归原主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嬴政作为王者和思想者，是吕不韦一手造就的。吕氏本为商人，视国家为商品，把王权当作一单生意来做，他成功了，他的“奇货”为王。

可这还不够，吕不韦还要让“奇货”流通天下，将买卖越做越大。这就要求货色，不光是王家品牌的王者，还得是具有天下观的思想者。唯其如此，方能货卖天下。

世人皆知，其时一统天下，已非秦莫属，但秦迟迟未能统一，其主要障碍，不在军事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山东六国合纵抗秦的主要原因。

武力只能兼并，统一要靠思想，吕不韦罗致天下才士，编纂《吕氏春秋》，欲以天下学养，培育思想者王，如古希腊征服波斯之前，以亚历山大为思想者王。

亚历山大以亚里士多德为师，可秦王何曾想过要以吕氏为师？

吕氏书成，悬于城门，声称能增损一字者获千金，竟无人能响应。

对此，汉人以为高妙，谓“其文约艳”，简约到连一字也改不动了。

而宋人则不以为然，反视为贱，曰：“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然其意，不过欲效商鞅徙木立信，商鞅立信，因有王权支持，旨在推行法令，而吕氏欲以千金立信，却无人响应，何也？吕氏欲以立信来推行他的思想，此为士人所不齿，亦为王权所不允。以今日俗语言之，“炒作”二字庶几近之，商人底色曝光矣。

《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包含了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等各家学说，被后人列入杂家。

杂家的“杂”，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各家并存，对诸子一视同仁，无所主宰，对学术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

吕氏原非治学之人，于诸子之学，虽能略知一二，但哪有贯通鉴别的眼光？哪儿来仲裁取舍的手段？可他却迫不及待地把《吕氏春秋》悬挂出去，这样就露馅了。

他从统一思想出发，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走向了集思广益。于是，人们难免要问：如各家可以并列，岂非各国亦能共存？如各家不定于一，那还统一思想做甚？如各国不定于一，那还统一天下做甚？这一问，就问到了根本，《吕氏春秋》经不起这一问。

《吕氏春秋》一书，非出自吕氏本人，而是各家学说的汇编。

战国末年，诸子纷纷入秦，连荀子也来了，他赞扬秦国士风：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这样的士风，就是三代以来的古风，在山东六国已经看不到了，当年孔子就说，秦国“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荀子以为秦的霸道可以通向王道，但他尚有遗憾，那就是秦无儒。没有儒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秦欲兼并天下，以耕战之力，用术士，行霸道即可；如欲大一统，就要用儒生而行王道。荀子主张文武并举，礼法并用，王霸并行。(www.xing528.com)

其实，荀子做“无儒”之叹，带有甚深的门户之见。孔子弟子中，秦祖、壤驷赤、始作蜀等人都来自秦国，与商鞅辩论的甘龙、杜挚亦颇知儒术，赵良以“恃德”劝商鞅，堪称通儒。荀子叹秦“无儒”，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非秦真的“无儒”。

反倒是荀子的学生，在秦国随机应变，跟着潮流转化为法家术士了。

既然霸道可以通向王道，那么由王道也可以进入霸道。荀子在霸道和王道之间建立了通道，他的弟子们，便在这通道里走进走出，在投机中走丢了儒家本色。

李斯跟他学帝王术，学成后，来与老师告别，说：“我听说啊，机会来了，就不能懈怠，要抓住时机。当今之世啊，各国相争，游说者主事，尤其是那秦王，老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为我们这些布衣之士，提供了游说的机遇。最不齿于人的，莫过于卑贱了，最令人悲哀的，当然是贫穷了，我不能老是处于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我将西行矣。”

李斯入秦后，初为吕不韦门下舍人，以他的才学，他应该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当吕氏悬书于咸阳城门，以一字千金标价时，他预感到了危机的来临。

吕氏以权要身份，拿来诸子各家各派的学说，又欲以重金为饵，在秦国启发学术争鸣。这一套，原是东方政治文化的玩法，是对荀子所言“秦无儒”的回应。

可秦王嬴政却另有眼光，其眼光，不愧为思想者王。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思想原因，因为吕氏并非真正的思想者，不能建立本土化的思想。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

“秦无儒”，那有什么关系！不是还有法，还有道吗？东方有孔子，我们西方不是还有老子吗？老子出关时，留下五千言而去，更何况，他还做过孔子的老师。

在东方，老子之学，为“隐学”——隐士之学。在秦国，我要让它成为显学，老子之学是兵法，是权术，本于道。那韩非不是写了《解老》《喻老》吗？写得多好！

秦国道统，从老子开始。老子不是教导我们要“绝仁弃义”“绝圣弃知”吗？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底——回到道那里去。我们走在“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老子不是出关了吗？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来，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使孔子情不自禁地赞叹：“老子犹龙！”他为什么要往西去？因为黄帝的老根在那里。黄老之治，乃道统与帝系合一，使秦统一，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

老子出关西行而去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王权背景下出笼的。

韩非的出现，宛如一柄利剑，刺穿了《吕氏春秋》的拿来主义，各家学说杂陈，在韩非看来，不过“五蠹”而已，而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之。

由此，秦国在思想上亦一跃而为强势，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诞生了——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牛耳矣。

这样的国家哲学，当然要凌驾于诸子思想之上，俨然为思想者王。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然，此二人者，彼此间，为知己耶？乃天敌也！

秦王能知韩非，出于李斯推荐，而李斯推荐韩非，并非要推荐人才，为韩非着想，而是推荐其思想，把他的思想献给秦王，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一种思想武器。

韩非口吃，可思想锋利，其思想方法，有如一把西方人惯用的“奥卡姆剃刀”，能把千头万绪的现象之皮削去，削到本质的骨子里去，将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非常道”，化作简洁的、可以操作的思想工具——法、术、势，而其操作性，则胜过了马基雅维利。

一国之君，为了求得一位思想者而出兵，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富，而非占有思想。可不占有思想，怎当思想者王？占有了韩非的思想，他就是思想之王！王是一把刀，把思想也变成刀，有了韩非这把剃刀，《吕氏春秋》就不值一“剃”，不是“剃”掉一两个字，而是“剃”掉其思想体系。

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深入，不能光靠权力，还要用思想武器。但此次斗争的关键人物，不是韩非，而是李斯。他先是背叛吕氏，作为吕氏门下舍人，他本应该为吕氏引荐韩非，可他并没有这么做，转而为秦王嬴政引荐韩非，用韩非的思想，摧毁了《吕氏春秋》的体系；接着，他又陷害韩非，为秦王嬴政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司马迁说，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而李斯自以为不及，故妒杀之。

此言只知其一，还有更深层次。政治博弈，李斯如卧槽马，登吕氏堂，入韩非室，秦王用他将死了吕氏和韩非，而自为马后炮，马后炮往往引而不发，却含有杀机。

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还要什么思想！

既然韩非都这样说了，秦王就拿他实施，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

商鞅曾经作法自毙，韩非呢，也只能如此。用思想者本人的思想来杀死他自己，让思想者死得其所，这在王权主义里，也算得上是一种礼遇，这等于让他自杀而死。

卸磨杀驴，本来就是历代秦王的拿手好戏，自商鞅至范雎、吕不韦，就连后来的李斯，哪一个能得好死？更何况那韩非的思想，不正是要取消思想的思想？连思想都取消了，还要思想者做甚？作为思想者就要为自己的思想而死，韩非终于死于自己的思想。

至于韩非出于荀子门下，除了司马迁那么一说，我们没有别的依据，在思想上，我们也能看出他与荀子多少有着内在的联系。可如果说他师法老子，为老子私淑弟子，证据倒绰绰有余，怪不得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说他“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老子之学，行于秦岭—淮河一线，其渊薮虽在淮河下游，然其兴起却在秦岭，是作为帝王学的老韩之学，因了秦王嬴政推动而兴起。秦岭，乃中国两河流域分水岭。山之北，有渭水入黄河，行于关中之地；山之南，有汉水入长江，流经汉中之地。一南一北，一山之隔，两片天府地，开出两个雄伟的王朝——秦朝在关中崛起，汉朝在汉中孕育。

两个王朝，奉行一种思想，那就是老韩之学、黄老之治。明乎此，才算是读懂了《老子》和《韩非子》以及《老子韩非列传》，而知先秦诸子的缘起与结局应然于此。

秦岭—淮河—线

秦岭—淮河一线，将中国划分为南北。

清代禹迹图

它是气候上的分水岭，地理上的分界线。

秦岭，横亘于中国中部，为东西走向大山脉，西起甘肃临潭白石山，以迭山与昆仑山分界，向东经天水南部麦积山入陕西，分三支入豫。北支为崤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为邙山，中支熊耳山，南支伏牛山。

秦岭山脉全长1600千米，南北宽数十千米至二三百千米。

淮河流域，在中国东部，南北牵手长江、黄河，流域西起河南桐柏山、伏牛山，东临黄海，注入长江，河道全长约1000千米。

秦岭—淮河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是中国两河流域文明的汇合处。秦岭山脉中段，横卧陕西中部，自周代始，帝王之气便缭绕不息，周据丰镐，秦都咸阳；汉从淮河流域出发，西入秦岭，而取关中，大唐依旧。

马王堆帛书甲种本

马王堆帛书乙种本

老韩之学

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向东方发展的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走向神仙；向西方发展的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

司马迁很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在秦岭那一边，以秦地为根。

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庄子，他把庄子夹塞在老子与韩非之间，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

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郑令兹恒戈是战国晚期韩国的兵器，内有铭文十九字，记载年代，官吏职位和名称以及工匠名。“十七年郑令兹恒、司寇彭璋、武库工师皇月冶。”郑令是韩都郑县县令，韩国也是韩非子生活的国家。在诸侯百家争霸、诸子百家争鸣独尊的之际，韩非子脱颖而出，受到秦始皇青睐，可以说，韩非子对秦始皇影响最大。

郑令兹恒戈，通长25.5厘米，战国后期，河南新郑白庙范村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其次对秦始皇颇有影响的就是吕不韦，吕不韦不仅仅激发了秦始皇权力被架空的危机感，还启动了其死亡意识。秦始皇的死亡意识，从吕不韦开始。

吕不韦是帝王星探，他发现了子楚，还送美妾赵姬给子楚，然后以经纪人的身份，经营子楚父子两代，食邑洛阳十万户。

吕不韦少府戈，援残长8厘米，山西博物院藏

八年吕不韦戈，援长16.1厘米，陕西三原出土，宝鸡市博物馆藏

他吃饱了，养食客，食客吃饱了，替他著《吕氏春秋》。他也想学孔子，整理一套干政学？还广而告之这一部《春秋》是“吕氏”的；孔子述而不作，将他以前的典籍整理编撰一套儒学体系，奔车之上，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兜售治国理想，却没一位君主买单。而《吕氏春秋》不出国门，即可尾随秦国大军所向披靡。

看看吕氏的学阀霸气，他利用职权，把书挂到咸阳城门上，号称改一字，赏千金，当年，孔子可是饿得讨饭吃，不久后商鞅徙木立信，赏赐不过数十金，有人真的一试。吕氏赏赐千金，反而没人敢试，为什么？因他触犯了帝王死亡意识。

著了书，想以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作为秦国意识形态，还自制兵戈，镌刻铭文“相邦吕不韦造”。这表明他还拥兵自重，来捍卫意识形态。

十五国风，卫风泼辣，敢裸奔。商鞅、吴起就是卫国人，两人变法，如裸奔，旁若无人。他也是卫国人，竟敢在千古一帝跟前裸奔。

志于学者，皆知荀子，因荀子善劝学。荀子注重文献学习，汉学重荀子；孟子强调精神修炼，宋学尊孟子。宋代，有孟子升格运动——从子学升格为经学，而荀子，却未闻有升格，其趋势反而下降，至近代谭嗣同，一贬到底，斥荀子为“乡愿之学”。但宋版书还是漂亮，此为唐杨倞注《荀子》，看来收藏者不少，不知读者多不多？

宋版《荀子》二十卷，国家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