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也是个辩者，其舌比美人，更能倾国倾城。
惠施如日中天时，被他的毒舌箭击中，落荒而逃。
还有一位新星，正兴起时，亦堕其舌之彀中而陨。
公孙衍发起五国合纵攻秦时，楚怀王为纵长，屈原曾以怀王左徒身份参与其事。惠施往来于梁、楚间，肯定与屈原有过接触，当时两人都主张联齐。
为了联齐，屈原曾经出使齐国，带着国家使命到临淄去。那时的临淄乃东方繁华地，堪称国际大都市，尤以稷下学宫为思想者集散地，令人神往。
惠施未入稷下，或因其相魏身份有所不宜，而庄子不往，则因其不愿接受体制性的国家供养，欲守一己之独立。不过，其人虽未往，其心已向往。
故《庄子·天下》述学，将稷下各派一一道来，无不中的。
而屈原至齐，或游于稷下，与诸子有所交往，何以知也？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发现一座战国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被称为“郭店楚简”，该墓曾经被盗，竹简乃劫余。
竹简804支，出土时已狼藉，总计一万三千余字，皆为诸子语。
考古推定，该墓属于战国中期，恰在孟子、庄子、屈原之时，墓主为一老年男子，属士级贵族，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的关系》指出，此人或为屈原。
高正从以下七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一，墓葬形制与屈原时代的特征相符；其二，墓主人身份与屈原地位、身份相符；其三，遗体骨骼的特殊姿势与屈原投江死后的状况相符；其四，出土的“龙首玉带钩”可能是楚怀王赐给屈原的；其五，出土的“东宫之杯”可能是屈原任太子师之用物；其六，出土的鸠杖之用途与屈原死时年龄的需求相符；其七，出土的竹简与屈原的思想和作品相关。这七条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七条。竹简的主人是谁？
此人定非等闲之辈，请看这批竹简，儒家著作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语丛》等，道家著作有《老子》和《大一生水》。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竹简，墓主人的身份才令人着迷。
这批竹简，究竟从何而来？高正指出，它们全都来自稷下，因而断定，墓主人应与稷下有关，可谁能将它们从稷下带来呢？高正认为，正是屈原。
屈原曾出使齐国，当游于稷下，有可能是他带回来的。
如以稷下为前提，那么还有一位人物，似乎更加有说服力。
那另一位，也许就是慎到。楚顷襄王为太子时，在齐国做过人质，曾以稷下先生慎到为“东宫之师”，太子归楚继位，慎到随之而来，卒于楚地。
然，以慎到为墓主，亦明显有误，慎到是赵国人，客居于齐国，如竹简由他从稷下带来，作为自用之书，无须用楚字，请楚人译抄，实属多余。
相比之下，以屈原为墓主人，虽亦不乏嫌疑，但总是多有了几分想象的合理，以楚人用楚文，便自然而然，何至于要慎到来楚国学楚字、楚语？
并非所有问题，都必然存在着真理，要求真理。
但是，可以肯定，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一定要合理。
思想的合理性，行为的合法性，是人类理性的根本。
当合理性支配了问题，经由思维的科学原理，而难以确定其真时，思维的经济原理或美学原理，便是校正我们思维取向的标尺。这三大原理，或有时而统一，使真善美一体；或有时而择一，使假设有所凭依。科学应求真，而考证历史，往往得其近似，而难求其真值，故其价值偏好，表现在思维上，多倾向于经济的和美学的原理。
“思维经济原理”，出于马赫主义，即以简约方式，求取认识最大值。为墓主正名，最符合经济原理，子曰：“必也正名乎！”在尽可能真的前提下，予墓主一身份，为尸正名，使之具有历史性，这在胡适看来，便是一桩大胆假设的事情。
当然，还要小心求证。但胡适却忽略了一点，在求证之前还要确认，没有对假设的确认，求证便无法进行，所以，应该是“假设—确认—求证”。
以墓主人为例，其尸无名，则言不顺，使研究难以进行。
老子言“道”，尚要“强为之名”——知其无名而名之。
诚如老子所言，尸虽无名，亦应“强为之名”，以之还魂。
当然，先要提出假设，有人假设屈原，有人假设慎到，此二人者，谁真？两人各有瑕疵，都难以确认其真。于是，要么取消假设，要么做进一步确认。
那么，我们不妨换一种问法，哪一种假设更为“经济”？
何以在楚文化地盘上，还要以稷下为前提，来确认楚地文化遗址？此源于未曾反省的文化北方中心主义，这是从史官文化传统里生成的强势话语。
其实，楚国本来就盛产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产地。
纵览文献史志，应知道家人物，多出于楚地，道家著作，亦多为楚产，何至于楚地出土的《老子》，偏要说成是从稷下请人译抄来的，岂非怪事？
更何况近年来道家著作陆续在楚地出土。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湖北郭店出土了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了《庄子》之《则阳》《外物》《让王》竹简残篇，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竹简《庄子·盗跖》。在楚国发现楚人，在楚地出土楚文物，何必都说成是外来的，舍近求远，绕一大圈，如此说法，是否符合思维经济原理？
今本《老子》，流行于汉朝，理应是楚《老子》的“中国化”，它在稷下吸收了兵家之智和法家之术，向黄老思想转化，经申、韩阐发，为汉初新道家。
道家的来源，大致有两支，一支从史官来，一支从隐士来。老子本人，先做史官，后为隐士，兼而有之。史官趋于术，而为黄老；隐士本于道，而为庄老。
春秋时期，楚地多隐士，孔子周游列国时，在楚国，就碰到了那些对他很不以为然的人物，如见于《论语》的接舆、长沮、桀弱等，他们都是楚地隐士。后来，朱熹便说，大抵楚地，便有这样与儒家礼教相差颇大的人物，而庄子便是出于这一路。
将楚人本土自产的思想，贴上“稷下”的标签，再拿回来，会是当年楚人所为吗？那时的楚人，不光是在军事上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在思想上也是这样。
楚人没有北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来到楚国时，所见乡村野夫，个个都是文化鲜明的人物，而屈原尤其如此。(www.xing528.com)
或曰，道家学说，楚地自产。但儒家起于北地，郭店竹简中，那么多的儒家典籍，总该是从稷下来的？如此说来，或有可能，却不尽然。
在都不确定的情形下，与其说拿来合适，不如说自产经济。即使屈原曾经游学稷下，也没必要将所有的竹简都挂靠它，且将楚儒都冠以思孟学派的头衔。
在老庄哲学升起的地方，很容易伴生儒家思想，如牙齿伴生舌头，金矿伴生铜矿。竹简《老子》，与帛书《老子》和今本《老子》都有所不同，书中，没有那些“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的主张，老子与孔子并世而立，儒道互补，如舌与齿。
其实，战国之时，儒家思想在楚国早已本土化了，孔门七十子中，已有楚儒。李零在《郭店楚简校读记》的前言中说，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有漏洞，没有重点讲孔门七十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讲早期儒家，将本来最重要的一段忽略了。
忽略了七十子，来看楚地郭店竹简，就会把那些儒简当作思孟学派的读物，而忘了韩非子说过的“儒分为八”，忘了其中“子张氏之儒”就出于楚。
子张为楚人，乃七十子之一，与子夏、子游同学，“儒分为八”，韩非子把他排在首位，在《论语》里，他与孔子问答，多达二十次，可见他在孔门的分量。
孔子死后，子张居陈国讲学，形成了“子张氏之儒”的局面。
子张和老子，都是陈国人，陈并入楚国以后，都成了楚人。
或曰，《大戴礼记·千乘》，即由“子张氏之儒”传世的文献。《千乘》有云：“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之所以茂也。”章太炎以墨学释读“子张氏之儒”，曰：“下无用即墨之节用，上有义即墨之尚同，立有神即墨之明鬼，兼而爱之即墨之兼爱，以为无命即墨之非命，盖施政之术不尽与修己同也。”
《大戴礼记》中，还有《用兵》一篇，也属于“子张氏之儒”。
该篇对“用兵”加以区分，分为“圣人之用兵”和“贪者之用兵”，也被章氏用“非攻”加以解读，称“圣人之用兵”为“诛”，“贪者之用兵”为“攻”。
不过，章太炎的解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墨家与“子张氏之儒”的不同，墨子除了“非礼”“非乐”，与儒家唱对台戏，还因其“尚贤”包含了对君主世袭制的否定，而与儒学异化，都说墨子学儒术，其所学者，乃“子张氏之儒”耶？
郭沫若就认为，墨子学儒术，很可能是跟子张学的，但学“过”了。
孔子门下，有“过与不及”，“过”是过激，“不及”是保守，在孔子看来，子张就是过激的代表，他跟孔子打儒家擦边球，差一点就出界了，他只要再往前迈出一步，就率先成为墨家，但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他知道底线在哪里，不越雷池一步。
可孔子还是说他“过”了，曾子说他“堂堂”，但难与人合作，子游说“吾友张也”，能迎难而上，却从不退让，其“见危致命”，勇如子路，但更像墨侠。
子正也是陈国人，他不像老子那样崇尚柔弱，而是像子张一样刚强，曾以私车五乘从孔子游，遭蒲人围困时，他说：“吾宁斗而死！”看来也是豪杰一路。
楚国的儒者，要么刚强，要么大气。子游就很大气，他批评子夏门人，在洒扫应对和进退举止等礼节方面还可以，但不识大体。所谓“大体”是什么呢？
就是《礼记·礼运》篇里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康有为说，孔门七十子，除颜子之外，子游当属第一，其理由是，《礼运》篇的“大同”理想，出自子游，而且孟子出于子思，子思出于子游，是为一系。
他这么一说，可谓拨云见月，拨开了北方中心主义的史官文化云雾，真正看清了楚地本色的儒家风月——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本来就出自子游氏之儒。
从思孟学派，回到子游氏之儒，可谓知其本，而归之于初。
孟子称，子张、子游俱“得圣人之一体”，但这只是评价而已，丝毫没有认同的意思，他的认同，已转向北方中心主义，从楚人子游回到了鲁人曾子。
孟子因此而建立了其学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
孔子问礼于老子，尚未有北方中心主义，孟子时，方见端倪。
一条是“仲尼、子游”路线，思孟学派，就来自这条路线。他批评子思、孟子“略法先王”，指出“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他骂子游为“贱儒”，还骂子张、子夏，说他们都异化了，也该骂。
子张之儒转向墨家，子夏之儒转向法家，子游则被思孟学派取代。
还有另一条思想路线，便是荀子本人坚持的“仲尼、子弓”路线。
荀子盛赞仲尼、子弓不遗余力，叹为“圣人之不得势者也”！还自问道：“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并自答曰：“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
荀子一再指出，思孟学派根子不正——非北方中心主义，并一再强调，他自己根子正，自认为是出于仲尼、子弓。仲尼就不用提了，儒家各派无不认同，关键是子弓，他的来源是否正统，他的地位是否正宗，他能否“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
这位子弓，姓冉，名雍，字仲弓，鲁国人，一看就根子正，符合北方中心主义的标准，而且他的牌子硬，当年孔子就说过“雍也可使南面”，“南面”何意？是为王者。除了这位子弓，孔子对弟子还没给过这么高的评语，可惜啊，“圣人之不得势”！
孟子出于楚人子游一系，却改宗鲁人曾子，荀子师承楚人馯臂子弘，却认同鲁人子弓，其根源，就在于北方中心主义的确立，孟、荀不约而同，都以鲁人正宗。思维的惯性，至今依然，一看楚简有儒著，就归于思孟学派，这就是北方中心主义作怪。
明白了这些，再来给这位墓主人小结：他是个贵族，因为他躺在贵族之墓；他是个学者，因为那些竹简都是学术；他是儒者，或道家之徒，乃诸子一类人物。可此时楚贵族，除了屈原，谁是诸子般人物！那么，他是屈原吗？有可能，但谁也不能确认。
可有了这么一说，就很方便，也富于美感，唯墓里无楚辞，仅有《大一生水》一篇，题目与屈原所作《东皇太一》相似，仿佛《天问》余音。庞朴指出，“太一生水”，此话，唯南方人说得出，北方人重土，他们会说，万物生于土，复归于土。
不知屈原是否这样说过：“万物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可他却真的这样做了，面对滔滔江水，他纵身一跃，那是诗，不是死，是“太一生水”和一元复始。
我想啊，他在墓室里，一定保持了从水里出生时的样子。
郭店楚简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806枚竹简，一万三千多字，十八篇文章。除其中《老子》两千多字和《礼记·缁衣》外，其余皆系佚书，为秦以后的人所未见。竹简的内容为儒家和道家思想著作：道家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大一生水》；儒家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郭店楚简逃过了焚书坑儒一劫，重见天日，为先秦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尤其填补了孔孟之间一百多年的儒家思想发展的空白，至少在这座楚墓里，儒道两家是和平共处的。大一生水是天地的诗意，缁衣是人间的冷暖，墓主对儒道两家有自己的学术姿态。
《大一生水》
《礼记·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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