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魏惠王曾想让国于惠施，惠施辞而不受。
这一传说，看似荒诞，可当时也非绝对不可能之事。
尧让国于许由，许由不受，因之而逃之夭夭的故事，在当时流传很广。善良的人们总是怀有善良的愿望，想为当代的君王树立一个古代的榜样。
当代君王，为了王权厮杀不已，人头落地，还殃及池鱼。
善良的人们想善良地活下去，就用善良的故事讽世。
故事的主角多半是先王，只有先王才能提醒今王。先王的名义，成了说者手里的小旗，面对当今之王，挥舞这小旗，便多少能添些话语的权力。
话语，并不都是空谈，有时也会弄假成真，后来，燕国就真的发生了燕王哙传国于子之的事情。有关惠王让国于惠施的传说确否，我们且不论，可惠施的重要性，却由此可见几分，连“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公孙衍，也称他为“国公”。
公孙衍，原来是魏国人，一度跑到秦国为将，曾经率兵攻打过魏国，很出过一番风头，不料，从魏国又跑来一人，就是那位还留着舌头的张仪。
魏国真是人才济济，出了个把人物从来不当一回事，把张仪当作贼子打了一顿，使他在魏国无立足之地，灰溜溜地跑到秦国去，见了车裂商鞅的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那时还没有称王，看他和商鞅不一样，就拜他为相。
张仪和商鞅，两人的确不一样，商鞅是西河学派弟子，张仪是鬼谷学派传人，秦惠文王与秦孝公也不一样，孝公喜欢耕战之士，而惠文王喜欢纵横策士。
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秦惠文王看中了张仪，他们都有好眼力。
张仪号准了秦国的脉，秦国若欲统一，不能光有战士，还要有策士。商鞅之死，不光是由于变法算政治路线老账，还因为秦国此时更需要策士。
新王一登基，商鞅便已过时，可他不甘心，那就得死，而且不得好死。都说商鞅的死是作法自毙，不过，能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秦惠文王车裂了商鞅，就改以公孙衍为大良造，看到张仪又来了，便以张仪取代公孙衍，奉为相国，秦有相国一职，乃自张仪始，此二人者，皆为策士。
公孙衍被张仪排挤，来到魏国，会“徐州相王”时，他对惠王说：“快去尊齐为王，楚最反对人称王，齐称王，楚必来战，齐胜楚，我们乘机南下，取楚方城以外之地，楚胜齐，我们就攻打齐国，为太子报仇。”其时，惠施为相，公孙衍为将，两人是好搭档，一人制定政策，而另一人实施战略。此次相王，由于魏仍濒临危机，故战略并未实施，而政策已达目的。到了“五国相王”时，魏国依然高举“偃兵”旗，却露了合纵战略的底。
魏、韩、赵、燕、中山相王时，还是惠施为相，公孙衍为将。
各国相王，虽由惠施首倡，但齐、魏相王与五国相王性质两样。
齐、魏相王，出发点是“去尊”，乃魏王“去尊”而“王齐王”。
而五国相王，则由魏国牵头，联合其他四国，欲与秦、齐、楚争王。
此次相王，惠施没有坚持“去尊”思想，放弃了“偃兵”主张，魏国亟欲重新崛起，再图霸业，其心迫切，其志亦昭然，故齐、楚两国率先做出反击。
齐国借题发挥，说区区中山，亦来相王，是可忍孰不可忍，必欲驱逐之。而楚国则连个借口也不找，直截了当就出兵了，一路北伐，攻取了魏国南部城池。
惠施一手开创的均势格局，至此已被打破，颇有理想色彩的“偃兵”，已成时人笑柄，崇尚阴谋的合纵连横从此盛行。策士纵横，如天马行空，使各国为其所用，以兵法用于外交，诗书固已荡涤，礼法亦已过去，唯有策士横行！唯有策士横议！策士思辨哲学，为惠施相对主义；策士行动哲学，乃鬼谷捭阖之理。惠施与鬼谷子，盛极一时矣。
最早意识到新时代来临的国君，是秦惠文王，如果说他的父亲秦孝公把玩了法家时代的综合国力之魂，那么他就成功地玩转了策士时代纵横捭阖的术的幽灵。
他玩转了一个人，一个真小人，那人只要舌头还在，他就是神！
这人便是张仪，正是惠文王把他这个“贼”，推到了时代的峰顶。
五国相王失败，魏与齐、楚破裂，张仪就乘虚而入了。他来到魏国，对魏惠王说：“为大王计，莫如事秦。”《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两人针锋相对，惠王请大家来评判，结果张仪占了上风。
惠施因此问魏惠王：“如果一种主张，所有人都反对，而另一种主张，所有人都赞同，你认为这正常吗？当然不正常！不正常就做决策，这岂不很危险？”惠施想让惠王注意到这一点。原以为总会有不同意见，要他来“合同异”，不料，大家一齐反对他。
魏惠王改用张仪为相，张仪驱逐惠施，惠施化了装而逃走。
当年，张仪乃魏国一小贼，而惠施为相。如今惠施出逃，张仪为相，这真是“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了。惠施一开始逃到楚国，但楚国与张仪有约，不敢留惠施，将他打发走了。他只好前往宋国，宋国是他老家，而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
宋王欲行仁义，曾经吸引了孟子，可孟子不久就离去，跑到毗邻的滕国去，在那里重新竖起了行仁政的大旗，可滕国太小，在大国之间，经不起战争风雨。
孟子本来看好宋王，到宋国来，真想大干一场，可他不久就发现，宋王的所谓仁义，原来是另有主张，跟他的想法不完全一样，一来同他商量，他就走了。其来也兴冲冲，去也气冲冲，孟子的个性虽然雄强，但还没有强到不能与人商量的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一下子就对宋王彻底失望？细想起来，这很可能跟“宋王之贤惠子也”有关。
惠施声名在外，虽未执政于宋国，但其影响所及，非孟子能比，况且宋是他老家，还是墨者基地。当年，墨子救宋，曾经倾其全力，后来，宋国又出了一位巨子。
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先在南方兴起，而南方之墨学，又以楚国为重镇。墨子晚年游楚，卒于楚之鲁阳（今河南鲁山一带），为墨子安息地，南方之墨由此兴焉。
此后，因墨家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而阳城君又参与了攻杀吴起，矢中王尸，楚王问罪，发兵来收国，孟胜将巨子之位传给了宋国田襄子，便从容赴死，弟子从死者一百八十三人。死之前，孟胜对弟子说：不死，从今以后，人们求严师必不求墨者，求贤友必不求墨者，求良臣必不求墨者。今日之事，唯以一死明志，所以行墨者之义。
墨者赴死，从容就义，此举震惊天下，从此天下之人，皆知墨者。
孟胜死后，墨学中心转移到宋国，正是在宋国，墨学成为显学。
墨家能为显学，除了墨者侠义和墨学思辨，还有惠施“合同异”。
正是在惠施“合同异”的旗帜下，墨者融合了各家，将墨学做大。
孟子“辟杨墨”，而惠施能“合杨墨”，所以，惠施之学大。
惠施不仅“合杨墨”，而且还“合孔墨”，宋王曾问仁政于他，“惠盎对以孔墨之道”。钱穆《惠施自楚至宋考》说“盎或即施字”，“惠盎”就是惠施。
因此，孟子来宋国行仁政，首先要过惠施“合同异”这一关。
孟子“辟杨墨”，显然就是冲着惠施来的，有了惠施的影响力，“杨墨”之言才能“盈天下”。但读遍《孟子》，我们发现，孟子之于惠施，可谓“不着一字”，然其“辟杨墨”时，才寥寥数语，便“尽得风流”。诸子骂人，很少骂当事者本人，这倒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蔑视，假如他们与你相争，要骂你的话，他们一定去骂你的祖师爷，而非你本人，如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们一定会这样告诉你：你别急，你还不值得一提。孟子“辟杨墨”而不直接骂惠施是如此，荀子骂“惠施、邓析”而不骂公孙龙也是如此。
孟子在宋国行仁政失败，他不怪宋王，而是怪宋王身边那些人。
《孟子·滕文公下》有“孟子谓戴不胜曰”：“你想让你的王好起来吧？我明白地告诉你，不可能。这里有位楚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齐国话，是请齐国人做老师呢，还是请楚国人做老师呢？”戴不胜说：“当然要请齐国人做老师！”孟子说：“只有一个齐人做老师，而有许多楚人跟他说话，这样能学好齐国话吗？就是每天用鞭子抽，他也学不好呀。”
那时，孟子从齐国来到宋国，便以齐人自喻，而以楚人喻杨墨之徒。以学齐国话为例，孟子强调，即使行仁政，也要有环境。他认为，宋国没有行仁政的环境，这就好比学齐国话，周围都是楚人，怎么学得成？行仁政，不能没有礼，要讲“长幼卑尊”，可宋王周围的人都不讲“长幼卑尊”——“去尊”，那还怎么行仁政！“独如宋王何？”
就这样，他离开了宋国，先回一趟老家，就到更小的滕国去了。
这位宋王偃，孟子说他是仁君，可《吕氏春秋》和《史记》都说他是一个暴君，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暴君，是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所以被称为“桀宋”。
而孟子说宋王仁义时，哪里知道后人会把他说得那样坏，是他后来变坏了，还是被人冤枉了？钱穆认为，都是后人造的谣，宋王没有那么坏，孟子说得没有错。
宋乃商朝之余，殷商遗风尚存，同为殷商遗民后裔的卫人子贡就说过，纣不像人们说得那样坏，这话在《论语》里就有记载。宋王偃身上，确有殷商遗风，比如射天之举，殷商时就有，《史记·殷本纪》里就记载过帝武乙射天之后出猎被雷震死一事。战国时，宋王偃亦射天，这事在《史记·宋世家》里有记载，有人说射天是殷人风俗。
然而，当我们阅读了这两条有关射天的材料时，发现它们不像是民俗，因为，它们没有民间风俗的仪式感和国民性，倒更像是帝王个人与天斗的个性化表演。
我们先来看“武乙射天”：这位帝武乙，都说他是个无道之君，做了一个木偶人，便称之为天神，他与天神来决胜负，天神若不胜，他就污辱之，还在空中，悬挂了一个大皮囊，里面盛满了血，不知是什么血，仰而射之，喷血如雨，号称“射天”。
这看上去，如顽童游戏，似帝王行为艺术，怎么看也不像民俗。(www.xing528.com)
有人说，“射天”有可能是宗教改革，是用王权取代神权，有这么一点儿意思，但宗教改革是从宗教内部发展起来的，不是靠一两次行为艺术表演来完成的。
做了两次行为艺术表演之后，武乙去行猎，却被“暴雷震死”。
史书上不说击死，而说“震死”，何也？击死，乃一举所致，是为速死。而“震死”，则被震撼包围，恐吓而死。一击而死，是偶然的，没有内心体验，时间几乎为零，而“震死”，则有个渐次展开的时间过程，在可以计时的恐惧体验中，被活活吓死。
而宋王偃的射天表演又如何呢？《史记·宋世家》说，宋王偃“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如此作为，堪称“战天斗地”。
除了用弓箭射天，宋王偃还用鞭子抽地，砍了木偶神——社稷，拿去烧了。此外，他还像纣一样，“常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而天下之人则称他为“桀宋”。
这样看来，宋王偃比帝武乙还多了个“呼万岁”的节目。“呼万岁”，是从《诗经》里来的，酒宴上，兴会起来，饮者举杯，祝“万寿无疆”，只是宋王偃的排场忒大了，不玩小雅、大雅，而玩了个举国上下，这真是纣之遗风了，往好处说，这叫普天同庆，与天下人同乐，往坏里说呢，这叫作“自作孽，不可活”，《史记》就是将他往坏里说的。
而孟子是将他往好处说的。往好处说和往坏里说，都有局限性，孟子不知宋王偃后来如何，而司马迁所知，皆是未经考证的“闻知”，没有身临其境的“亲知”。
政治是功利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成败和利害，所谓民意和正义，都掌握在胜利者手里，所以，赢是硬道理，输了就是一堆历史的狗屎，宋王偃毕竟输了。
处于策士时代，善战不一定能赢，宋王偃像纣一样善战，《史记》说他“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以齐、魏为敌国”，还灭了孟子曾经行仁政的滕国。可他却招来了齐、魏、楚、燕、赵五国的联合攻击，终于国灭身死。
孟子善辩却说自己是“不得已”，宋王偃善战亦是“不得已”？
善战而又好仁义，本来就是一块行王道的材料，此料百年难求。
孟子看好这块料，可惜的是，此料却被“杨墨”之学染了，而染之者，在孟子看来，就是惠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宋王偃除了“贤孟子”外，就是“贤惠子”，而且能“合杨墨”者，亦唯有惠施，所以，宋王偃未行仁政，惠子最有嫌疑。
处于孟子与惠子中间，宋王偃很为难，惠子还好办，能“合孔墨”，求同存异，没让宋王偃为难。可孟子不干，借口对“关市之征”不满，说走就走了。
当惠施从楚国灰溜溜地回到宋国时，孟子却被魏惠王用高车大马，前呼后拥地请到魏国去了。两人换了位，惠施的处境，恰好与孟子当年由齐至宋时相似。
那时，惠施名高势大，很有些风云际会的派头，而孟子则多少有些寒酸，可这一回，孟子却摆足了谱，极其风光地到魏国去了，在魏国，魏惠王对他优礼。
惠施一生有两个对手，一个是政治上的对手张仪，另一个就是思想战线上的对手孟子。张仪把他当政敌，可有谁知孟子的论敌“杨墨”，就是惠施？
惠施“去尊”，使魏惠王内政外交雌伏，不得已而隐忍多时，张仪一来，有了秦国撑腰，就解雇了惠施，让惠施走人。人走了，可思想还在，张仪可以为相，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谁能清除其思想？当然是孟子！孟子“辟杨墨”，主要是在魏国。
魏王请来孟子，奉之如师，其要旨在为他“辟杨墨”，对于行仁政，则不过敷衍孟子而已。孟子给“杨墨”之学定了调：“为我”无君，“兼爱”无父。
惠施在宋国待了三年，据说，还与庄子相见，他与庄子的故事，后面再谈。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此时，孟子在魏国“辟杨墨”，可不久，又出现了变化。
张仪兼为秦、魏两国之相后，就实施“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使秦军借道韩、魏两国，向齐国发动进攻，齐威王命齐将匡章率军应战。
匡章，在会徐州相王时，曾经以“去尊”与“相王”问难惠施，逼得惠施以“石头”代“爱子头”来回答——“相王”是“石头”，“去尊”是“爱子头”。
《孟子》书中，也多次提到过匡章，有人说匡章是孟子的学生，应该有这种可能，因为在《孟子》书中，孟子与匡章对话，口吻就像老师，当有人说匡章违背父亲的意志为不孝时，孟子却极力为匡章辩解，他列举了五种不孝，匡章都不在其列。
匡章的父亲，不仅与儿子冲突，还一怒之下，杀死妻子，葬在马栈下面。临战前，齐威王对匡章说，若胜，“必更葬将军之母”，而匡章却说“不敢欺死父”。
匡章初次为将，却用兵机敏，变换齐军装束，混入秦军之中。
谍报说，匡章以齐兵降秦，威王不信，结果，匡章击溃秦军。
事后，威王说：像匡章这样的人怎么会背叛呢？他连死去了的父亲都不敢背叛，怎么敢背叛还活着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匡章是一位恪守忠孝原则的儒将。
匡章一举击败秦军，引起了连锁反应。先是张仪被驱逐，公孙衍复出；接着，魏惠王去世，魏襄王继位；还有，就是惠施返回魏国，孟子出走齐国。
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一年之内，如走马灯。张仪初来时，有如天日，惠施出逃以后，公孙衍来巴结张仪，说：“我去对魏王说，请魏王让国于您，而您推辞，这样，王为尧舜，您为许由，都有美名。您一表示推辞，我就请魏王赏赐万户邑于您。”
连国都让了，还会在乎万户邑？这样作戏，已有前例，魏惠王跟惠施曾经玩过一次，不过，那一次，被惠施推辞后，没有人为他请万户邑。墨者有墨者的规矩，墨者言利，乃天下之利，不为自身计，惠施虽属别墨，当亦如此。然此二人，与墨者异，运天下于舌端，皆为一己。可不，两人一合计，就演了一台让国戏，让魏惠王再扮演一次冤大头尧舜，让张仪假清高扮演许由，戏亦真亦幻，利半推半就，以辞国为名，将万户邑实收。
张仪相魏时，孟子亦在魏国“辟杨墨”，两人应该是同事。
可孟子讨厌这一类“无君”的道家故事，当年惠施之事，或有耳闻，张仪重施，当亦嗤之。有人在他跟前，称赞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他说：他们怎能算大丈夫呢？连妾妇亦不如！妾妇尚有礼，他们却唯利。而那大丈夫啊，“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富贵不能淫啊，威武不能屈！
魏惠王死，定了下葬的日子，可连日来，天降大雪，积雪有牛眼那么高了，还下个不停，城墙被压坏，太子还要行丧礼。群臣来谏，请改日期，太子不听，说：“以劳民伤财为由，不为先王行丧礼，那是不义。”群臣听了，不再言语，去告诉公孙衍。
但公孙衍也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说，能说服太子的人，看来只有惠施了，你们还是去请惠公吧！”于是，派人去请惠施，惠施对来人说，行，我同你去。
见了太子，惠施这样说道：“过去周太王葬于楚山之尾，墓被栾水淹了，文王说，一定是先王在想念我们了，想出来再见一面，让这栾水来通知。于是，将先王从墓里请出来，安放在朝廷上，让百姓们都来见一见，三日以后，重新安葬。现在我们的先王，本来早就定了安葬的日子，可他不愿走，还要留一阵子，帮我们扶社稷，安黔首。雪大天留人，让先王再待些日子吧。”太子说：“好啊，就改个日期，让先王多待些日子吧。”
后来，惠施又以“节葬”说服太子，没用儒家丧礼安葬先王。
当时，就有人赞叹：“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可“辟杨墨”的孟子却待不住了，刚好齐国来聘他，他去向魏襄王辞行，魏襄王问他：“什么人才能统一天下？”他说：“不杀人者才能统一。”说完，就走了，还留下话，说“望之不似人君”。
秦都雍城瓦当，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出土
云凤纹瓦当，直径13.4厘米，陕西咸阳出土
卷云纹瓦当，直径15.1厘米，陕西咸阳出土
咸阳宫殿驷马壁画，秦咸阳城3号宫殿遗址出土
雍城是春秋时期秦国都城，位于陕西凤翔境内。秦献公时改革秦旧制，并于公元前350年将都城东迁咸阳，那一年，尚未即位的秦孝公一岁。二十年后，秦献公病逝，孝公即位，启用商鞅变法，秦始强大。战国开始，秦进入战国七强，随后与齐楚比肩，给纵横家们提供了合纵连横的大舞台，最终秦国胜出。秦国走与西周相同的路线。
新郪虎符，通长8.8厘米，重95克，法国巴黎陈氏邸藏
杜虎符，高4.4厘米，通长9.5厘米，厚0.7厘米，陕西西安山门北沉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阳陵虎符，高3.4厘米，长8.9厘米，宽2.1厘米，秦代，传山东临城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秦国三虎符
“符”是信物，虎形，威而信，用作调兵凭证。一虎中分两半，外侧铸相同铭文，右由君主掌管，左给统帅大将。调兵遣军，两半必骑缝相符。魏公子信陵君曾“窃符救赵”；嫪毒政变，没有兵符，就用国君和太后的印章去策反军队，结果不灵。秦无兵法，打仗却很过硬。
现存三件青铜虎符，皆为秦铸：新郪虎符、杜虎符、阳陵虎符。三虎符铭文大致相同。
新都虎符——错金铭文四十个字：“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燔燧事”指突发军事，不必会符，可烽火举报，立即行动。现藏于法国巴黎陈氏邸。
杜虎符——大如掌，脊背凹槽，颈有一小孔，虎作走动形，尾端卷曲。错金铭文九行四十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殴。”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阳陵虎符——错金篆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两行十二字。颁给驻阳陵将领的兵符。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符称谓各异，新郪虎符“右在王”，杜虎符“右在君”，而阳陵虎符则“右在皇帝”，说明它们出于不同年代。新郪虎符制于秦称王时代；秦惠文君是秦孝公之子，唯其称君，杜虎符应作于惠文君时；嬴政开始称皇帝，阳陵虎符则是秦始皇以后制作的。
三虎符所代表的不同时段，正是秦国不断强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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