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检验真知，墨子还提出了“三表法”：
一表为“本”，“有本之者”，指“古者圣王之事”。
二表为“原”，“有原之者”，指“百姓耳目之实”。
三表为“用”，“有用之者”，指“发以为刑政”。
“三表”之中，第一表以“古者圣王之事”为“本”，强调了认识的历史性，从历史出发，要有历史的依据，诸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之类；第二表以“百姓耳目之实”为“原”，强调了认识的现实性，要把认识放在百姓日用的社会基础上，用百姓的生活经验来考察；第三表以“发以为刑政”为“用”，要把认识放到政治实践上来检验。
这“三表”，应该属于墨子的认识论，若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墨子的回答是：从“三表”来。墨子的“三表法”，作为一种认识的格式，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看来貌似，但其实不同，不同在于，墨子的认识从历史出发，而亚氏则以自明的公理为前提，一个是实用性的实质逻辑，一个是纯粹化的形式逻辑，就逻辑的知性程度而言，无疑亚氏更高；就逻辑的实践性而言，则墨子更强，墨学成为显学就在于逻辑力量。
《韩非子·显学》首列儒、墨，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其相同之处在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不同之处则是由于“取舍不同”，而且“皆自谓真尧舜”，还将儒、墨之争，归结为不同的尧舜之道相争。
同样是尧舜之道，却分了儒、墨两条历史道路，一条“从周”，一条“尊夏”，不同的历史道路，造就不同的历史之王。孟子言汤、武，乃“顺天应人”革命之王；墨子言夏禹，乃“爱人节用”之王。总之，有怎样的现实主张，就有怎样的历史之王。
以先王为本，就是以历史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一条标准。
真理，要有历史根据——“本”，还要有现实依据——“原”。
“原”，即所谓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不同，“原”也就不相同，“原”不同，“耳目之实”亦不同，社会存在决定“耳目”之知，由知返“原”，可“原”已分化。
以百姓为原，就是以民生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二条标准。
那“本”是大本，以先王为本；“原”亦是大原，以百姓为原；在大本大原的基础上，发以为“刑政”——而非“仁政”，那“用”，也便是大用了。
以刑政为用，就是以政治作为检验真理的第三条标准。
用这三条标准“非儒”，就会得出“三非”：其一，古之圣王“事鬼”，而儒者不事，此为“本非”；其二，儒者厚葬及丧礼，劳民伤财，百姓都受不了，此为“原非”；其三，将儒学用于政治，用其礼则细，用其乐则侈，用其仁则迂，此为“用非”。
儒者“三非”，理应出局，但不是认识论出局，而是政治思想出局。因为这三条标准，都是政治思想的，而非认识论的，宜于政论，认识上却无普遍意义。
孟子也讲大本大原，但他是从个体心性出发，大讲特讲人的道德主体性，是“万物皆备于我”，统归于内圣，而墨子那“三表”，却在王事上立论，属于王政。
墨子除了政治思想的“三表”，还有认识论的“三知”。
“三知”，将知识依其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闻知”是传授的知识——学，“说知”是推理的知识——思，“亲知”是实践的知识——行。
“三表”是涉及内容的，以历史——先王之事和现实——民生之事为价值之轴，构成以政治为取向的价值坐标，由此而获得的“真理”，乃是一种价值性认识。而“三知”的理性活动不以价值为前提，只按照认识本身的规律，因而具有一种纯粹形式。
从“三表”到“三知”，是认识活动摆脱价值前提的一次自我意识，是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对自身的“知”。如果说墨子“三表”，为政治思想设置了价值前提，那么墨辩“三知”则是价值中立的，故“知”能超越政治，触及自然及“知”本身的规律。
“三知”之中，“闻知”基于传统，可以通过“学习”习得，这方面，儒家做得最好；而“说知”则为墨学优长，以概念和逻辑之“知”，作名辩之思。
孔子言“知”，无非“学习”而已，“君子博学于文”是“学”，“约之以礼”是“习”，“学”似“闻知”，“习”如“亲知”，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但不言“说”，只一句“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把“说”——“巧言”给禁闭了，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并非把“名”当作概念来“说”，所谓“正名”，没有“说”的意思。
而墨子则以“说知”，突破了孔子的“学习”模式，“说”为政论，而有“三表”，墨以“三表”非儒。而“说”之所以为“说”，则在《墨经》上、下。墨子以“说知”启名辩之思，如谭戒甫《墨辩发微》所言：“遂开华夏两千年前独到之辩学。”
可墨子“说知”，虽一度为显学，但战国以后，便再也没有发展。
墨子以“说知”作《墨经》，开了一树中国思想史上理性的鲜花。
此前，老子“无名”，孔子“正名”，都没有开过这样的“说”之花，此后，“说”之花盛极一时，兴起名辩思潮，其后学，作《墨经》。
“说”之花衍生，而有“别墨”花开。何谓“别墨”？或曰，墨分为三，亦起纷争，三派“皆自以为真墨，而以别派为别墨”；或谓墨子以“说知”开启名学，使名家，如惠施、公孙龙等，皆出于墨学，所谓“坚白同异”，在《墨经》里有迹可循。
其实，两说皆可，只是内外有别。所谓“别墨”，有分化之别墨，如三分之墨，乃对内称“别墨”；有异化之别墨，如转化为名家者，乃对外称之“别墨”。
“别”是另类，打入另册。如以“别”来看儒家，儒家内部孟、荀两派，可谓互为别儒，而儒家外部的墨子，虽学儒者之业，却转为墨家，也可以视为别儒。
至于《墨经》作者，我们同意梁启超说，乃墨子本人作。
胡适研究墨学，手持其“假设”之刀，将墨学一刀两断。依属性一斩，分为宗教的墨学和科学的墨学；据时代一断，又分为墨子的墨学和别墨的墨学。
那一斩，难道宗教性和科学性不是统一在墨学里吗？
那原创的统一性的光芒，难道不是来自墨子本人的思想？
胡适硬要将它们斩断，那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浪子习气。
消极地说，这叫作惯性运动，积极地说，此为大势所趋。
浪子有浪子的霸气，霸气来自实用主义，亦源于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背后，都有个先王，而新文化诸子的学历则来自西方。西方文化，以自由民主之思，释放了弑父的情结——俄狄浦斯，并引导着新文化诸子。
于是，孝被终结。胡适以科学的名义，启动了俄狄浦斯。
浪子有浪子的眼力，他一眼就发现问题：墨子不合时宜。
墨子“尚同”——“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这难道不是奴隶哲学，不是王权主义？这样的政治主张，哪儿能产生科学思想！
可胡适忘了，科学最能“尚同”，它本来是文化系统中的一支，与宗教、艺术、哲学、史学处于同等地位，但它却在文化上扩张起来，不仅哲学、史学被科学化了，连宗教和艺术也都向科学靠拢，“科学”成了文化的定语，覆盖了百姓日用，一贴上“科学”标签，所有认识活动，便都趋于真理了。这还不是“尚同”？科学之于现代，正如神话之于上古，神学之于中世纪，几乎统一了文化。而哲学，原来从神话里脱胎，在古希腊就发存在之思，以理念君临缥缈之宇，却盛极而衰矣，先让位于神学，再让位于科学。
科学里面有一种“兼”，具扩张主义，欲“兼并”文化之域。
正是这“兼并”，要求“尚同”。墨子欲以科学理性之“兼”与宗教信仰结合，其实这也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路径。胡适对此，知其一，未知其二，且认定“兼”和“尚同”，都通往专制和奴役，便认定《墨经》之作者非墨子。
然而，既称《墨经》（狭义的《墨经》，指《经上》《经下》两篇），其作者，必为墨子，此为一般常识。
梁启超将《老子》与《庄子》、《论语》与《孟子》相比，认为前者言简，后者言繁，老子仅五千言，《墨经》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采取极简主义，简约不欲多语。以此来看《墨经》与《公孙龙子》，其衍变，亦如上述诸子。
从文体上看，《墨经》与《老子》《春秋》相似，其非惠施、公孙龙辈所作。孔子以《春秋》道名分，墨子以“说知”辩名理，名辩从此兴矣。
惠施、公孙龙辈祖述《墨经》，仅述其中之一，且转化为名家，即别开一生面。而《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四篇，则自是墨家内部之“别墨”所为。
胡适以此为据，三分墨子，一为“天志”“明鬼”之宗教墨子，一为“兼爱”“尚同”之专制墨子，一为《墨经》与墨辩之科学墨子，且认定，科学之墨子与宗教之墨子、专制之墨子格格不入，故将科学之墨子剥离，同其他两个墨子分开。
“兼爱”“尚同”是否导致专制？放在政治上，要看前提，在世袭的前提下，会通往专制，在“尚贤”的前提下，则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通往民主。
不过，经过后现代主义批判，我们知道，科学理性虽然与民主政治携手走出中世纪，但这并不能保证科学理性与民主政治永远结盟，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不仅会使科学本身在文化领域发展出文化霸权主义，而且由于民主政治的停滞，使得科学理性在政治领域，亦会流于追求“政治正确”的极权主义，以此论墨子，或亦难免通往奴役。
以此看“兼爱”“尚同”，多少会含有些极权的可能。
有人这样说，“兼爱”是兼并了爱，“尚同”是消灭差等。
但墨子绝对反暴力——“非攻”，因此，与“非攻”组成一个思想体系的“兼爱”“尚同”，就不可能含有攻击性的兼并的意思，而是强调普世性。
何以普世？墨子的回答：当然是真理。确立真理要用“三表”，检验真理要用“三知”，即“闻知”——调研，“说知”——思辨，“亲知”——实验。
仅有“闻知”，只是个学者；还有“说知”，则为思想者；若能“亲知”，才能成为革命者。“亲知”是去做，做什么呢？为真理而赴汤蹈火。
以“说知”辩，以“亲知”行，极端地知行合一。
而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行，就是“非攻”，即和平主义。
齐国要攻打鲁国，墨子对齐将说：“齐攻鲁，要倒霉了。过去，吴王夫差东伐越，西伐楚，北伐齐，不可一世，可结果呢？他反而被诸侯灭了。智伯灭了范氏与中行氏，还要兼并三晋之地，最终也自取灭亡。”
见了齐国太王田和，他知道齐人喜欢隐语，便说：“有人试刀，咔嚓一下，人头落地，刀锋利吗？”答：“锋利。”
问：“刀锋利，谁倒霉？”答：“刀受其利，试刀者倒霉。”
问：“并国覆军，贼杀百姓，谁倒霉？”太王曰：“我倒霉。”
《墨子·公输》里，讲了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
公输般是当时最有名的工程师，为楚国造攻城的云梯。
云梯以及其他攻城的器械都造好了，就要去攻打宋国。
墨子在齐国，听到了这一消息，就赶紧出发，赶了十天十夜的路，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郢都，来见公输般。公输般说：“你想对我说什么呢？”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我想请你去杀他。”
公输般不悦，墨子接着说：“我送你十金如何？或说千金。”
当时，楚国使用金币，十金已是大数，而千金则是巨款了。
公输般说：“我是义不杀人的。”
墨子起身，向他一拜：
“那你就听我说吧。我在北方就听说你造云梯，要去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而不足的是人民，杀不足而争有余，不可为智。宋国无罪而去攻打它，那是不仁。知道杀人不对而不争，是不忠。如果你争了而没能说服楚王，那说明你不强。你义不杀少人而杀众人，那不是义。”
公输般被说服了。墨子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停止呢？”
公输般说：“不可。我跟楚王早就说好了，已经决定了。”
于是，墨子说：“那你带我去见楚王吧。”公输般同意了。
墨子见了楚王，又谈了一番“非攻”的道理。楚王说：“道理很好啊！可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他说用他制造的攻城器械一定能够攻取宋国。”
墨子虽以“说知”折服了公输般和楚王，但这还不够，他知道，还要用“亲知”来证明给他们看。于是，墨子与公输般，在楚王跟前较量了一番。
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用他的攻城器械变换着一连攻了九次，都被墨子挡住了。公输般的攻城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城装备还绰绰有余。
此番攻守演习，虽为模拟，但攻防器械及装备的优劣，以及攻防技术的差距，已是一览无余，墨子赢了，不光他的“说知”赢了，其“亲知”也赢了。
但输了的公输般却说：“我知道怎样能赢你，可我不想说。”
墨子应道：“我也知道你怎样可以赢我，不过，我也不想说破。”
楚王问其中缘故，墨子说：“我知道公输子是想杀我。他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防守，楚国还可以去攻打。可他哪里知道，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装备，在宋城做了安排，严阵以待，你就是杀了我，也只能杀我一个，不能杀光他们。”
于是，楚王说道：“你讲得真好啊，我再也不去攻打宋国了。”
楚国和越国发生水战，公输子为楚国造舟战用的器械，制作出钩拒，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楚人因此而打败了越人。公输子自诩其巧无比，以语墨子：“我舟战取胜有钩拒，不知道你的义，是否亦有取胜的钩拒？”
墨子说：“我用来行义的钩拒，比你用来作战的钩拒要好，义的钩拒，是用爱来钩，以恭来拒。不用爱来钩，人就不会亲近；不以恭来拒，就没有规矩。而你用钩来抓人，用拒来拒人，与我行义的钩拒如何相比！”
墨子制止了楚国攻打宋国后，回齐国路过宋国时，天上下起了大雨，他想进城去避雨，可看守城门的小吏却怕他是楚国来的间谍，坚决不让他进城去。
他救了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却没有人知道他，他只好在无边的风雨里，独行踽踽，如落汤鸡。由此看来，墨子非攻，远非当代和平主义可比。当代和平主义者们，充其量也就于媒体上鼓噪，往大街上游行，有几人能像墨子那样“非攻”呢？(www.xing528.com)
墨子的力量，基于“尊天”信仰，来自“兼爱”理想，一发而为“非攻”主张。其力量之表现，非以国家机器，而是依靠思想的力量，还有行动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当然要依靠逻辑，而行动的力量，则凭借科技。
墨子在当时，拥有最先进的科技，但他对技术的评价，却以民生为目标，而非为技术而技术。《韩非子·外储说》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见了，都来恭维他，说他巧夺天工，可墨子却说木鸢无用。此木鸢，或为飞机模型。从商业上来说，木鸢无需求，只是玩具，花三年的时间，造一只这样的玩具，大亏矣。所以，墨子认为，还不如随时制造一批车輗，因为车輗在当时需求很大，关系到民生国计。
輗，指置于车辕前端与车衡衔接处一穿孔中的物件，虽为车上一零部件，却是车舆运行的关键，輗易损坏，宜常修多换，故制輗，有着很高的商业价值。
公输子亦削竹木为鹊，鹊成而放飞，自以为至巧，向墨子演示。
墨子见了，不以为然，说道：“会飞的木鹊，其价值还不如车辖。”
辖多以青铜制成，而墨子在此所言，则为木制，此物件，为扁平长方形，长约三寸，置入轴端孔内，故《淮南子》中，有“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的说法。不过，公输子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演示木鹊，带有推销的味道，是为了显示其技术的先进性，从而将他的兵器以及攻城之具，诸如钩拒、云梯等推销出去。楚国用他的钩拒，打败了越国，还想用他的云梯去攻打宋国，却碰到了他的对手墨子，只好作罢。
听说了墨子止楚攻宋一事，越王派人来请墨子。
来者是墨子的弟子公尚过。越王曾对公尚过说：“先生如果能使墨子来越国，我封吴地五百里给他。”
此时，越国刚被楚国打败，楚东侵越境，拓地千里，兵至泗上。越王希望墨子能止楚攻越，或以墨子来对付公输般，越国与楚国，便亦能一战。
公尚过答应了，越王为他备车五十乘，到鲁国去迎接墨子。至鲁，见墨子，说：“越王想请老师到越国去，封吴地五百里。”
墨子说：“越王会听我言，用我道吗？会，我就去，不会，就不去。不用我道而去，就是拿义做交易，如欲做交易，我在中国就可以，何必到越国去。”
公输般与墨子的区别在于，公输般做交易，墨子行义。
思想的巨人，往往是行动的矮子，但墨子行义却不是。墨子的逻辑，是行动的依据，逻辑的彻底与行动的彻底一致，思想的辩者与行动的侠者一致。
墨子非攻，一手逻辑——“说知”，一手科技——“亲知”。
弟子欲行，来问他：“我见了各国之君，跟他们先说什么呢？”
墨子说：“那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国乱，就谈尚贤、尚同；国贫，就谈节用、节葬；国沉湎于音乐，就谈非乐、非命；国淫而无礼，就谈尊天、事鬼；国穷兵黩武，就谈兼爱、非攻。总之，我教了你们那么多治国之道，足够你们‘择务而从事’。”
墨子自称行禹道，对殷周以来制礼作乐那一套，从来就反感。
所以，庄子说他与先王迥异其趣。先王作乐，黄帝之《咸池》，尧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文王之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之《武》，他一概非之。
先王制礼乐，古之丧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士两重，可墨子却生不歌——“非乐”，死不服——“非礼”，庄子说他：“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又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然而，后世之墨者，也像他一样，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墨子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真乃伤心人之别有怀抱！
故庄子长叹曰：那墨子啊，真乃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
不仅在中国求之不得，将整个东西方都加起来，恐亦难得。
其精神发展之完全，可谓绝无仅有，宗教的、科学的、政治的精神，在他身上发展得如此充分，一人兼具宗教家、科学家、政治思想家，可谓举世无双。
耶稣、佛陀为宗教家，而非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孔子为政治思想家，而非宗教家和科学家。能兼而有之者，东方唯此一人，西方亦属罕见。其知性构造之健全——思辨的知性，行动的知性，制造的知性，那么和谐地融于一身。其思辨的知性，触及形而上学之时间、空间以及原子论等，还涉猎与逻辑学有关的思维概念、推理及其在几何学上的运用，以及对物理学中光和影、对经济学中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描述，颇似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学理的系统性方面虽不及亚氏成熟，但其行动的知性、制造的知性，则远胜之。
古希腊思想者崇尚思辨，其科学精神表现为自然哲学，通过追问宇宙本体、构造物质形式，逻各斯终于在几何学里，建立了一个以数学为基础的、高度理想化的、极其抽象的世界体系，将科学精神的思辨性推向极致——通往神。但他们却忽略了科学精神的实验性和实践性，因而没能获得驾驭现实世界的力量。而墨子的科学精神则是思辨性与实践性平行发展的，它既是通往神的，更是走向民的，他没有建立关于世界的几何学解释体系，但他却拥有为民生服务的一整套操作方案，尤其是拥有以“非攻”为目的的军事技术体系。
古希腊没有兵法，可先秦时代的中国，却几乎就是一个兵法的世界。
中国先秦时代，不知兵，不足以言政，连孔子也恨不得拥有一个兵家的头衔，他的学生打了胜仗，几乎都要说是老师教的。而兵家之中，最有名的人物，要算两位孙子了，一位是吴孙子孙武，一位是齐孙子孙膑，尤其是吴孙子，堪称战国兵家代表。
与孔子相比，墨子其实是一位真正的兵家，他的兵法，是非攻的兵法，犹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驱逐了战争的浪漫诗意，不再开出战略之花，而以技术当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门。兵技巧有十三家，著录一百九十九篇，其右下注曰“省《墨子》重”，可见《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已入兵技巧家。
吕思勉说：“技巧之书，今已尽亡。”又说：“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兵书略》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以此观《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确如《兵书略》所言。
墨子兵法，以逻辑取代诗意，以技术取代战略，以非攻取代进攻。
《孙子兵法》是进攻的兵法，而《墨子·备城门》是防御的兵法。《备城门》等，当时虽然实用，现在看来，却早已过时了。不过，用特种兵从事防御性特种战争的军事思想，仍有其价值。墨者就是这样的特种兵，拥有最先进的防御装备和最先进的防御战术，接受了最先进的特种战训练，这样的特种战士，当时称之为“侠”——墨侠。
墨侠善战，且不怕死，战则一往无前，人称“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这样的墨者，是被宗教精神鼓舞，为信仰和理想而战的高科技战士。
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有自己的一套律法，只要他们的首领“钜子”一声令下，就冲上去，不惜一死。有三百名这样的特种战士在宋城上防御，楚王不寒而栗。
这便是墨与儒的不同，墨家不光是思想流派，还是武装组织，类似宗教团体。其向上，则为政党；其向下，则为帮会。墨者行义，义上行，则为求真理而发明逻辑，为保卫和平而使用武力，为真理而斗争，为和平而牺牲。义下行，则流于义气，如韩非子所言“侠以武犯禁”，中国民间社会，从此就以侠义来对抗王权主义，《史记》里的刺客，至今令人唏嘘，就因为“义气”二字。“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那一刺，使人想起墨子。
不过，墨子也有疏失，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要奋不顾身地去求真理，却忘了提醒我们，即使面对真理，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个人权利。
这件彩绘六博木俑，是1972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东汉墓中出土的，有棋盘和两个对博的男俑，棋盘右侧一俑，绘白黑二色，穿长袍，梳圆髻，蓄须，右臂向前下伸，握一长方形木块（棋子），棋盘左侧一俑，右手放在膝上，左手举于胸前。中间，有一长方形木盘，盘为黑底，棋局白色。
汉彩绘六博木俑，人俑高29厘米
博者神态，颇有诸子色彩，令人叹为观止。
墨子与公输般那扣人心弦的一博，历历在目矣……
墨子非攻
上图，两个正在对弈的木俑，神态何等生动。
这情景，就像墨子止楚攻宋，与公输般博弈。
让我们先来假设一下，图上左边那一位就是墨子，而右边那一位，当然就是公输般了，他们在楚王跟前博弈，结果是公输般输了。
他们的表情很严峻，因为胜负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公输般是技术型天才，可能还是一位出色的军火商人。
而墨子是天才中的天才，他不光是思想型和宗教型天才，还是技术型天才，他在技术领域里，丝毫不亚于公输般，弈道亦胜一筹。
孟子说“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语颇轻视。
可墨子，却以博弈止楚攻宋，岂“小数”耶？
孔子重博弈，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太难受了！不是还有博弈吗？去博弈吧，它会使你聪明起来。这话出自《论语·阳货》。
当时，弈术在楚国很流行，《楚辞·招魂》篇说：“篦蔽象棋，有六簿些。分曹并进，遒相追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箟”即玉，用玉做成棋子，六博亦“篦蔽象棋”，用“象棋”一词指六博，始见于此。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晚期古墓中出土了六博博具，有棋盘、棋子、箸。棋盘为木制，正面阴刻规矩纹，用红漆绘出四个圆点。棋子是骨质，共6枚，均为长方形。其中红色的一枚较大，这就是枭，为散卒。箸有6根，由小竹管劈成两半，成弧形断面，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博具。
可从文献来看，博的起源更早，东汉许慎《说文》载：“古者与曹作博。”《世本·作篇》也说“乌曹作博”。乌曹是夏桀的臣子。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说帝乙无道，制作一人偶，称之为“天神”，然后“与之博”，这件事，就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朝。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了宋缗公与大夫南宫万因六博而争吵，被南宫万用六博棋盘砸死的事。《史记·苏秦列传》说“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其中就有博戏。
汉朝，博戏更加流行，汉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喜博戏，朝廷还专门设有博侍诏官，当时博戏盛况在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
陶琼，高7.2厘米，战国时期，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六博石棋盘，长44.9厘米，宽40.1厘米，用多块黄褐色石片拼合而成，镶在托板上，河北平山中山墓出土
陶琼，今人称骰子，为古代游戏博具，十四面体，中空，振动有声，表面有六边形八个，面上各有一文字，书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中一二重出。另有正方形六面，除一面有空白和一面有龟纹外，上面各有五八九十。古代有《博经》一书，专门介绍陶琼的游戏规则。
搭天车和搭车，转引自李零《兵以诈立——我读
〈孙子〉》，第143页，中华书局，2006年
临冲吕公车，转引自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第142页，中华书局，2006年
撞车，转引自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第143页，中华书局，2006年
塞门刀车，转引自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第148页，中华书局，2006年
地道车，挂搭绪棚：头车和绪棚，转引自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第149页，中华书局，2006年
墨子的兵法
墨子还是兵法家，《汉书·艺文志》把他列入兵技巧。
兵技巧主要指两类，一类是器械使用，一类是技能训练。
不过，他与所有的兵法家都不一样，他是非攻的兵法家。《墨子》中有专门谈防御的兵法，叫作《备城门》，记有十二种攻城手段及其防御方法：
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轒辒、轩车。
临，是攻城塔楼，也叫隆，《墨子·备高临》以连弩对付临车。
钩，指攻城钩车，《墨子·备钩》中有对付钩的手段，已失传。
冲，一种破坏城垣的撞车，《墨子·备冲》已散佚，《太平御览》卷336引《墨子》佚文讲备冲的办法是空降士兵到冲车上，砍断撞木。
梯，《墨子·备梯》所讲的梯子是云梯，公输般为楚王造云梯攻打宋国，墨子与公输般博，赢了公输般，让楚王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堙，也叫距堙，是攻城的土坡，《墨子·备堙》失传，《武经总要前集》里有距堙图示。
水，《墨子·备水》认为对付水攻，或城中穿井凿渠，或把船绑在一起，运兵突围。
穴，有人以为是火，《墨子·备穴》失传。
突，《墨子》有《备突》篇，指在城墙四周挖突门，每百步一个，从城墙里面开口，并不挖透，必要时才挖透。守城时一般躲在城里，被动挨打，有了突门，可以见机行事，主动出击。《备突》可能是残篇，只讲了突门的一个用法，即从突门放烟，用烟熏敌，事先备好柴艾，打开突门，用“塞门刀车”堵住，以防攻城者突入，然后放火鼓风，见《武经总要前集》的“塞门刀车”。
空洞，指攻城者挖地道进城，以为沿城墙均隔挖井，放置大陶瓮，让人蹲在里面听，然后火烧、烟熏、水灌。图示地道架是挖地道时用以支撑的框架，地道车又叫挂搭绪棚（头车和绪棚），均为攻城者的器械。
蛾傅，是步兵密集强攻，《墨子·备蛾傅》应之以“矢石汤火”。
轒辒，是一种装甲运兵车，也叫轩车，《墨子·备轩车》失传。
以上图示及文字，转引自李零《兵以诈立》“附录：墨子十二攻”。
墨子针对这十二攻，用了十二种防御和破解的办法，他与公输般在楚王跟前博戏，公输般很可能就采用了十二攻，被他一一破解。他的兵法很实用，这在当时本来是优点，可一旦时过境迁，具体条件变了，就反而无用。
《孙子兵法》一直有人为它作注，到现在还在作为军事教材使用，就因为它讲的是兵家方法论，展示了兵家的诗性思维和兵法的美学境界，因此，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它不是因为实用性，而是因为它的空灵及其诗性美，而依然具有魅力，它建立了一种诗人气质与帝王气象相结合的极其壮丽的兵学范式。
而墨子的兵法却因其过分实用，早就湮没无闻了。再加上它是一本反战的兵法，自然不会对战争抱有审美的态度，并企图通过战争来实现伟大的抱负，因此，作为兵法，它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所有的兵法，几乎都是进攻与防御两条腿走路的，只有它是用防御一条腿走路，当然就“行而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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