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中国”，要经由一条路线，那便是“墨学”的路线。
还要回到一个原点，那便是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禹”的起点。
而最早这样做的，便是殷周之际的周人，说得更为确切一点，就是周公。小邦周灭了大国商，当然不会以商的继承人自居，但又需要有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来源，周人就把夏当作了他们的源头，于是，从夷夏到华夏的过程，就被周人改造成了夏朝的历史。
一个风云际会、龙飞凤舞的时代，便在王朝史观里固定下来，作为一代王朝出现了。前人的历史，也有根据后人的需要来写的，这样的历史就成了现实的倒影。
殷人不言夏，言夏从周人开始，最早有关禹的记载，就出现在周人的青铜上，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西周中期偏晚的青铜礼器“遂公盨”，李学勤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1月2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由该文可以看出，已经“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对这件藏品深信不疑。甲骨文中，未见有禹，铭文之中，若其为真，当属最早。李学勤告诉我们，这件藏品，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内底有铭文，经他一番释读，我们可以略知盨文大意。
盨文提到，天命禹开辟国土，治理山川，根据土地征收贡赋，还特别强调了禹“为政以德”，仅十行九十八字，便将周人的天命观、国家观、宗法观等，都按在禹的头上了，弄得禹倒好像是周人的先祖似的。盨文语气颇似后来《尚书》的口吻，疑古者据之以疑盨伪，而信古者，如李学勤等，则以之为据，由《尚书》形成之先秦诸子时代上溯至西周铭文时代，又往前延伸了好几百年，离他们寻找的夏朝，似乎又靠近了那么一点点。李学勤指出，有关禹的铭文，春秋时，有秦公簋言“禹迹”，叔夷镈钟言“处禹之堵（都）”，它们都比遂公盨晚出，李学勤特别强调了盨文的价值在于首次言及大禹治水。
不过，在我们看来，盨文最可贵之处在于，用了不到一百个字，就把国家起源的基本面都讲清楚了，当然，不是五千年的那个文化中国的基本面，而是三千年的王朝中国的基本面。其实，也就是周公拿着周王朝的镜子来对照，把夏看作周的倒影。
周公从禹那儿看到的，当然也是他自己的那副古为今用的嘴脸。
很显然，这篇盨文是在代圣人立言，那位圣人当然就是周公。这就使得我们不禁要问：遂公究竟什么来头？据说，他是舜的后裔，其封地遂国，就在周公的眼皮底下，是鲁的属国，奉周公为宗主，以鲁国为宗主国。不过，周虽统一，并未集权，故周公那一套，仅可行之于鲁、遂，却难行于天下，就连与鲁相邻的齐国，也未必“从周”，更遑论晋、燕、秦、楚了。然而，不管你行哪一套，都要回到夏的起点上去，找到国家起源的源头，因为国家的正当性与权力的合法性，只有在源头才能找到。还有一个动机，不是为王朝中国寻找源头，而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撇开王朝，重启“新中国”的起点。这两个动机、两种追求，虽以儒、墨为代表，但法家也参与进来了。(www.xing528.com)
法家与墨家正相反，一个要撇开王朝中国的体制，重启“新中国”的思想源头，而另一个则要彻底清除文化中国的影响，不光要清除同世袭制势不两立的墨家思想的影响，还要清除在两个中国之间调和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故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墨者多“侠”，人称“墨侠”，故儒、墨之于法家，乃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
这还不够，法家还根据王权主义的要求，重写那尧、舜、禹的历史。
战国时，魏国史官编了一本《竹书记年》，可以看作法家历史观的代表，在《五帝纪》里，它是这样说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不光《竹书纪年》如是说，《韩非子·说疑》也这样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用君主专制的天平称一称，用法、术、势的尺子量一量，所谓“古之圣王”，也就变成了乱臣贼子的模样，什么“仁义”“兼爱”都是假的，正如用黑暗的眼睛，就看不到光明，满脑子罪恶的思想，就无法理解善良的愿望，用阴谋论来搜索世界就不再有理想，即使有了理想那也是对阴谋的包装。
法家的决绝，难免作法自毙，商鞅、韩非都死于法治，其于法的绝对性，颇类似于古希腊之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死于法治，但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是为了法治的理想而死，他本可以不死，为了维护法治的尊严，为了强调法治的绝对权威，即便以法律的名义对他的宣判全都错了，他也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和服从。为了神圣的法治到来，他就像基督教的上帝用自己的儿子替人类赎罪一般用了自己的生命向法治献祭。因此，我们说，苏格拉底毕竟死于民主政治的阳谋，而商鞅、韩非之流，则是被动地死于君主专制的阴谋。一是为法治而死，另一是死于法治，其间之轻重，真有如“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分别。
中国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为法而死者，却不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儒之忠义，墨之侠义，皆以“义”为死之标的。所不同者，忠义基于国家，侠义全凭自我意识。忠义之于侠义，就如同仁爱之于兼爱，正如仁爱之爱趋于礼而“爱有差等”，忠义之义也被“忠”的体制化为“义有差等”，而兼爱则是普遍的爱和绝对的爱，与之相应的侠义，也是普遍的义和绝对的义，一个是从王朝中国里产生出来的与忠君有关的国家正义，一个是在文化中国形成的“让世界充满爱”的人类正义，这样两种“舍生取义”，哪一种与苏格拉底以一死护法所表明的“神的正义”更相似？若以义的纯粹性论之，唯有墨子。
墨子与苏格拉底相似，两人的心中都有一位神，与之相应的理想国，也都是神的国度。苏格拉底坚信，即将有一位超越了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新神带着他的理想国来临，他要将那些非道德不合法的神从他的理想国里都驱逐出去。墨子也有这样一位神，也要带着他的理想国——“新中国”来临，但墨子的理想国里并非只有一神，“帝”之外，还有鬼神。不过，那些鬼神并不是非道德不合法的存在，它们在国家事务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影响。其存在，非以人格化的欲望集中反映出来，亦非权力化的自由意志的开显。总之，不是像奥林匹斯山诸神那样的欲望之神，也不是《山海经》里的“怪力乱神”，而是监督着“天志”在人间实现，保证神的法典——“天志”向着国家的法治——“发以为刑政”的神。
墨子“率民以事神”的中国，是个君权神授的国家吗？非也！君权从“尚贤”来，非由天命和神授，由“尚贤”产生的君，就如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说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不是“君主”，而是“君客”，以此形成的国体，也就不是“君主制”，而是“君客制”了。“天下为主”，谁做主？既然“君为客”，当然就是“民主”了，那“为客”的君，从原则上来讲，与当今民选的总统，还真有那么几分相像。对于中国式的民主，儒家没有讲通，讲到民本就打住了，墨家倒是讲通了，但在王朝中国里，一直行不通。到了近代，我们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存在中，看到了历史深处墨家思想的光芒，但天国的变质和民国的失败表明，走出王朝中国谈何容易！墨家思想的光芒，依然还在探索的路上。
《尚书》残卷，《尧典》后半部，《舜典》全部
上图残卷为汉代大儒孔安国之传，唐朝写本，其中避唐太宗与唐高宗讳。1900年出土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残卷长367.2厘米，纵高28.2厘米，行约十七字，小字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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