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和孔子：哪位才是真正的无父？

孔子和墨子都是鲁国人，很有可能他们的原籍都在宋国。

因为，孔子说过“惟殷先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大约可知其为殷遗民的后裔，而他所在的鲁国，正是周公的封地，那是个能“梦见周公”的地方。

孔子声称“吾从周”，就表明了他要做鲁国人。鲁国，先有周公，后有孔子，是“周孔之教”——儒家的发祥地，而墨子却在此开了“非儒”的先河。

墨子虽然自称“贱人”，但他还是有个有迹可循的身份。

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说“墨以殷后，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看来墨子真与孔子不一样，孔子也是殷后人，却要“吾从周”，对自己的父系“殷先人”，似乎没表示过多少尊敬，这很可能跟他是私生子有关，他的孝是对母亲而言的，不是对父亲来说的，孟子骂墨子“无父”，真是骂错了，不小心就骂到祖师爷的头上了。

墨子真的“无父”吗？不知墨子本人是否清楚，因为他从来没提起过父母，不过，后人还是把他的父亲给找出来了，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指出“墨子实目夷后裔”，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也说“他是公子目夷之后”，这位“公子目夷”又是何许人也？据顾、童二位所言，乃宋襄公之兄的长子，因封于“目夷”，而被称作“目夷子”。墨子自称“贱人”，理由或有两条，一是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位身为王孙公子的父亲，二是虽知有，但他却没有享受到贵族身份应有的待遇，他像个“贱人”那样，是靠着自我奋斗成功的，就像孔子说自己“多能鄙事”那样，不知是感叹人生的失意，还是夸自己能独自出人头地。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墨子对祖国——宋国，实在是爱之有加。

我们知道，他那些“非攻”故事，主要是在宋国发生的，他“止楚攻宋”，不仅用真理驳倒了楚王，还以实际行动拯救了他的祖国，就此而言，你说他是“有父”还是“无父”呢？当然是“有父”。然而，你也可以说那是“兼爱”所至，与“父”无关，也就是说，墨子救宋，依然是出于“兼爱”，而非出于救父，所以，说到底，还是“无父”。

好吧，那就让我们换成国籍的角度，再来看一看孔子和墨子，哪一位才是真“无父”。墨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鲁国的国籍，两人的故里，一为今之曲阜，一在今之滕州，两地相距不远，有着大致相同的风土和制度环境，可他们的选择正相反。孔子的“吾从周”，就像是正式加入国籍时的宣誓，而墨子人在鲁国，却要“非命”，这显然就不符合“吾从周”的要求了。因为天命观不但是周的开国理念，更为鲁始祖周公所创建，故“非命”即与周作对，也就是对自己的国籍不满，孔子早已淡泊了祖国观念，而墨子却还在执着。作为殷遗民后裔，唯有宋国才是他们的祖国，墨子奋不顾身救祖国，怎么还说他“无父”呢？

很显然，孟子所说的“无父”，主要还不是针对血统一脉的父系而言的，而是指向政统一路的“君父”来说的，这样说来，“无君”与“无父”，其实是一回事。

孟子说杨朱“为我”是“无君”，又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为我”崇尚个体性，“兼爱”高扬人类性，其中显然都不具有宗法制和世袭制里的君父踪影。(www.xing528.com)

可人要是一旦变成了纯粹的人，没了君，也没了父，不再具有政治伦理属性，不再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一部分，只有其个体性和人类性，这在“君父”论者看来，便是“国将不国，君亦非君”了。因为在王权主义里，只有王朝国家，不知还有其他，只有君主专制，不知还有民主共和，所以，“君父”论者，根本不相信以“为我”与“兼爱”还能建立国家，他们不知“为我”能以社会契约立国，也不知“兼爱”能以“帝”的名义——“天志”向着人类共和国的理想即尧舜之道迈进，孔子“吾从周”限制了儒家的想象。

西方政治，以二希文明为代表，从对文明古国的革命中产生，而王朝中国，则是西亚文明古国在中国的改良版和升级型，为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画上了句号。

这个句号的形成，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时期，一开始，作为问号与惊叹号进入，后来，出现了一个个逗号，以禹、汤、文、武为代表，都还是逗号，句号是由周公完成的，而孔子则以“吾从周”的宣言，宣告了“周孔之教”的来临及其“历史的终结”。

可墨子不这么认为，墨子的学说，回到了国家起源的原点，指出从尧舜之道出发，经由禹、汤、文、武，还有另一条路，那是不必通过“周孔之教”的“率民以事神”之路，是以“兼爱”通往“天志”——天下为公，从“尚贤”走向和“尚同”——人类大同，从“古之圣王”升华到“帝”的天国之路，是一条告别王朝回归文化中国的路。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要从那个基本面来看，那是个五千年的基本面，在那个基本面上，中国与西方，各自拥有其时代和世界。中国自有玉器时代，而西方已致力于青铜世界。也就是说，自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国没有直接进入青铜时代，而是在玉器时代停留了大约两千年，所以，中西立国之本，一开始就不一样，玉和青铜的物质属性及其文化意义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国家观念及制度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以玉立国，基于审美的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认同，而以青铜立国，则是靠着暴力为主导所形成的权威认同。以文化认同，形成了审美向度的文化中国，以权威认同，形成了暴力取向的王朝国家。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走向了王朝国家这一路线，唯有文化中国，是古代世界文明初曙时的一枚特例，是文明古国中暴力化进程的一种另类，是国家形态中的一个非典型性与非主流化的存在。

当然，这是立足于五千年的基本面而言的，虽然这个基本面被青铜时代到来时形成的世界体系覆盖，其国家形态也被接着文明古国而来的王朝中国取代，但文化中国并未因此而衰竭，反而超越了国家的固有形态，进而拥有了一个普世性的、理想化的、指向未来的去处——天下，并且提示着历史进程的诗与远方，确立引导王朝中国“其命维新”通往“天下为公”的路标，从古代一直走向未来。即便与王朝中国并行，文化中国也表现了多样性的存在，其存在，除了被儒家转化为“周孔之教”和“孔孟之道”作为王朝中国的道统外，还另有庄禅一路，以回归自然和走向自我的非国家主义存在，再有就是像墨子那样扬弃王朝中国，重启文化中国推动“新中国”到来，这个“新中国”，再也不是原来文明古国的改良版，而是要在文化中国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新的完全不同于文明古国的历史道路。

这样的“新中国”，我们在近代看到了它的两个样板，一个是“太平天国”，这岂不就是一个以“拜上帝”为宗旨的“天志”和“明鬼”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国”，那样一条从江湖帮会走向政党组织然后再缔造国家的历史道路，岂不就是当年“墨者团体”的追求？而且那些抛头颅、洒热血以缔造民国的仁人志士，岂不就是当年墨者“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侠义精神的重现？再说一下“新文化运动”，那“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虽然来自西方，但很快就能在中国流传，可见国人对此既不反感也不陌生，而且我们也能从墨家思想中找到它们的渊源，更何况“新文化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便是“打倒孔家店”，而墨子应该说是“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尽管在走向“新中国”的尝试中，难免要与王朝中国纠缠，太平天国最终没能走出王朝的怪圈，中华民国也经历了帝制复辟的梦魇，但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就永远具有走向“新中国”的可能。

尧、舜头戴帝王标志的冕旒，对话的内容不言而喻。禅让是让给贤能之人。禅让与尚贤是墨家主张，墨家尊尧舜之道，即王朝国家形成之前的大同世界。

尧舜禅让画像石，汉朝，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