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史记》却说宋王偃是暴君，说法正相反。
孟子在宋国行王道，期以“成王”，故称宋君偃为“宋王”。行了王道，称王就名正言顺了，宋君偃果然就称王了，结果，未能成王，成了“败寇”。
齐国灭了“桀宋”，那是在孟子去世以后，灭了“桀宋”的齐国，也成了“桀齐”，差一点儿就被六国灭了。这些都是后话，与孟子那时的期望无关。
王道是期权，要做长线，利润在未来兑现；霸道是短线，如日常经营，要流水不断，而孟子行王道，就是用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为王权做预算。
他常说，先王都是从小国做起的，只要行王道，就不仅能做大，还能得天下。王道，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应该投资到位的仁政主张，例如，行什一税、去关市之征等，这些都是仁政措施，行之，就能得民心，他信心满满：“得民心者得天下！”
宋君偃来跟他商量，说什一税和去关市之征，眼下都难以全面实行，能否先一点点减轻，以待来年条件都成熟了，再来实行。孟子说，错了就要立即改正，为什么要等来年？这就好比有人每天都要抢邻人的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君子之道，他跟人商量，我从现在起减少，每月抢一只鸡，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一点点改正过来，这样行吗？如果已经知道了自己做得不对，那就应该马上改正，为什么还要等来年呢？
孟子的主张里，有一种道德的偏激，稍不合己意，就势不两立。
宋君偃的要求并不过分，作为国策当然要商量，没想到孟子拿了道德的大棒子，当头一棒就打来，被打蒙了，如果再细想一下，征税和抢劫怎会一样？
不管怎么说，征税是国家行为，总是合法的，即使横征暴敛，好似抢劫，但两者的性质毕竟不一样，孟子将两者混为一谈，使仁政以最激进的方式退场。
孟子回到老家邹国。不久，滕文公就派人来问丧礼，孟子教以三年之丧，滕国文武百官皆不欲。于是，又来问，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两边倒。
滕文公听了，就说，我拿定主意了，请他到滕国来，行三年之丧。
当年，孟子在宋国时，滕文公还是世子。有一次，世子要到楚国去，路过宋国，来见孟子，孟子与世子交谈，谈人性善，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世子从楚国回来，又来见孟子，孟子问道：“你还在怀疑我对你说的吗？道啊，其实就在你的本性里！”
所以，这一回，滕定公一去世，世子就想起了孟子，说：“孟子尝与我言人性于宋国，在我心中始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到了滕国，滕文公又问他如何治理国家，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人民最需要什么？恒产！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人民没有恒心，就什么都敢做，连犯罪都不当一回事，到了那时，再用刑罚来对付，这就迫使人民走上犯罪的道路，哪有仁人当政，驱使人民去犯罪的呢？所以仁义的君主，取于民，要有节制，要让人民有积累。三代的王道，虽然做法不同，但实质上都一样，都是行什一税，将国民的收入，分成十份，让人民留下九份，国家只征收一份，这样，人民才会有恒产。”
恒产，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物权”，它不包括土地所有权，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要国有，但国家要允许人民有私有财产权。
人民有了恒产，就会有恒心，恒产是物权，恒心呢？是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乃“四端”之心也。在这里，“为富不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为富，与民争利，即“不仁”，就会使民贫穷，因此，他强调君主为仁，不要为富，要让人民富起来。
为仁，就是行仁政，“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规划土地，实行井田制，一“井”，为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助耕。《诗经·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正是在助耕“公田”中，萌芽了“公民”意识。
先“富之”，而后“教之”，因此，有井田，还要有学校，不仅要在助耕的生产方式中自发的形成“公民”意识，还要在学校中学习做“公民”。这样的“公民”，是《周礼》中具有国家观念的人，还不是民主制下拥有国家权利的自由个体。
滕文公听了孟子的话，马上就行仁政，感召了很多人。
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行仁政，请让我这个远方来的人，在您的治下为民。”陈相也扛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我听说您行圣人之政，那您一定亦是圣人了，我愿意在圣人的治下为民。”来的这些名人，都是农家。
受了许行的影响，陈相对滕文公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来见孟子，对孟子说：“滕文公虽然算得上是一位贤君，但他还是不懂得与民并耕而食的道理。”
于是，孟子问道：“你那位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种粮食吃了，对吗？”陈相回答：“是的。”“那他穿的衣服呢，也是自己织的吗？”“他不穿衣，披褐。”“他头上戴帽子吗？”“戴。”“那帽子是他织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的。”“他种田用锄头吗？”“用。”“锄头是他自己做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他吃饭用餐具吗？”“用。”“餐具是他自己做的吗？”“不是，也是用粮食换来的。”“满足他一人的需求，都需要百工之事，为什么治理国家反而就只有种田一种需求呢？”
孟子这样提问题，有点儿像苏格拉底，结论就包含在提的问题里。
孟子对问题进行总结，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每个人的需求，都要通过社会分工去解决，而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最根本的分工，是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劳心，是大人之事；劳力，是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不像孔子说话含蓄，而是快人快语。孔子还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身如此，所以孔子对于责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道虽不同，尚能敬而远之。而孟子则不客气，指出人有劳心、劳力之分。
言外之意，孟子问许行等人，你们究竟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
是劳心者，就不要以耕田骄人，就应该去承担治理国家的使命；是劳力者，就应该致力于公田，做一个好公民。道德上，虽然人人平等，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分工。
治理国家，满足人的需要，要建立在社会的多样化上面，不能靠单一性。
对此，陈相作为反方，反驳道，“市贾不贰”，则“国中无伪”；“布帛长短同”，“麻缕丝絮轻重同”，“五谷多寡同”，“屦大小同”，价钱就会一样。
孟子说：“万物本来就不同，人对不同之物会差别对待，不同的产品价钱也不一样，这是人之常情。你要一刀切，搞统一价格，这哪里是治天下，分明是乱天下呀！如果大鞋和小鞋都一样价，谁还来做大鞋呢？用许行说的那一套来治理国家，人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越来越虚伪，靠一刀切，哪里能治理国家？”
孟子批判了以许行为代表的农本主义的思想，他虽然回到周朝的井田制，但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对那种利用国家权力，统一人民需求和市场价格的想法，孟子坚决驳斥，坚信以公田为中心的公有制和以市场为前提的社会分工，可以并行之。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来自人性，都基于人心。人人皆有平等心，需要社会主义；人人皆有自由心，需要市场经济；将这两者都协调好了，就是仁政。
井田制，本来就有空想的成分，它是国家主义下的一个理想化的经济模型，在容纳市场经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孟子对此却从未有过理论上的反省。
孟子之辩，划清了仁政与农家社会主义的界限，取得了理论上的胜利。但现实政治却更为严峻，诸侯兼并，要求所有的理论，都必须首先面对生存，回答能否或如何方能富国强兵。即使是圣人，也要经受这样的拷问，更何况圣人不应该是失败者。可不，滕文公就来问他了：“齐人在修筑薛城，我害怕齐国入侵，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他不好正面回答，就给滕文公讲了一段周朝先王的历史：
“过去先王公刘居邠，狄人来掠夺，先王先是送了皮币给他们，他们还是要来；接着又送了犬马给他们，他们依然要来；再送珠玉给他们，他们照样来。于是，公刘说：‘看来狄人是想要我的土地，那我就走吧。’说走就走，先王离开邠地，翻越梁山，迁徙到了岐山下。邠人说：‘那是仁人啊，跟他走吧。’公刘失去了一切，只留下了戎狄不要的仁义，还有人民。”
孟子告诉滕文公，一切都可以失去，唯有仁义要留着，哪怕你亡国了，只要仁义还在，你的后世子孙，也一定会再次兴旺起来，继承你而成为王者。
但问题是，公刘还有地可以迁徙，可滕文公能往哪儿去？
孟子的大道理讲完了，可滕文公面对的问题，依然还摆在那里，于是，滕文公问他：“滕是个小国，处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投靠那一国好呢？”
这样猥琐的问题，竟然问到“舍我其谁也”的大丈夫头上来了，问得孟子好不尴尬，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发飙，而是耐心回答：“这样的谋划，非我所能及。但有一点，我可以做到，深挖河，高修墙，同人民一道保卫我们的国家，誓死而不离去。”
这同样是答非所问，没有回答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尤其是小国，应该如何看大国的眼色行事。孟子连“齐桓、晋文之事”都认为不值一提，更何况还要在齐、楚之间摇头摆尾？他见滕文公一天到晚为这样的事情烦恼，便觉得很无聊，他是仁政问题研究专家，不是纵横家，于是就想走。刚好魏惠王在魏国招贤纳士，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行好几百人，离开滕国，到魏国去。那位魏惠王，正是被齐威王打败，比宝贝又比得丢了面子的家伙，他想振作起来，恢复他祖上的荣誉，就向天下士人发出号召。
孟子响应梁惠王的号召，来到了魏国。魏亦称“梁”，故孟子称魏惠王为梁惠王。梁惠王见了孟子，说道：“先生，您千里而来，一定会有利于我国吧？”
孟子听此一问，立马就回答：“王啊，何必言利？我有仁义呀。”为什么别言“利”呢？他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人们都来言利，王带头说何以利吾国，大夫就会接着说何以利吾家，士人和庶人则跟着说何以利吾身，上下之人都来说利，国将危矣！王啊，你看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你再看那‘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千取百，利还少吗？真是不少呀！可为什么还要窃国呢？那就是言利的必然结果啊！利之所在，不能不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所以，王啊，我要对你说，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言利呢？”
梁惠王就那么一问，竟然问出他“一言丧邦”的一篇教训。
有一天，孟子来见惠王，王就站在水池旁，看鸿雁在天上飞翔，看麋鹿在山林奔跑，见孟子来了，就说：“贤者也喜欢这样休闲吧，我很快乐。”
孟子见惠王造了这么大的园子来供自己享乐，就对惠王说：“你知道文王的快乐吗？人民快乐他就快乐，人民先乐他后乐。文王也有台，文王也有沼，可那是快乐的人民自愿为他造的。快乐的人民呀，希望他们的王也一道快乐。所以呀，文王有台，那是民心的灵台，文王有沼，那是民意的灵沼，文王也快乐，如同鸢飞鱼跃，那是与民同乐。而桀、纣之乐，则是独夫的独乐，独夫一快乐，人民就遭殃。所以，《汤誓》说，造孽的太阳，为什么还待在天上？快掉下来吧，我宁愿同你一道灭亡。”
惠王说：“我对国家和人民，真是尽心啊！河内地区遭灾了，我就移民到河东去，送粮食到河内去，河东地区遭了灾，我也是同样处理。我考察了一下我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国君，对人民都不如我尽心，可他们的人民没有减少，我国的人民也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
孟子回答说：“王啊，你喜欢打仗，那我就用打仗来比喻吧。战场上，战鼓一擂响，战士就要冲上去，可有人却逃跑了，有人逃了一百步，有人逃了五十步，逃了五十步的，回过头来嘲笑逃一百步的，这样可以吗？”
惠王说：“当然不可以，不管逃了五十步还是一百步，都是逃跑！”
于是，孟子进一步开导：“王啊，你懂得了这个道理，怎么还会希望你的人民会多于邻国呢？你们对人民的关心，就如同这五十步和一百步，没有根本区别。”接着，孟子就提醒惠王，魏国完全有条件来实现他的仁政主张。
孟子说：“天地造万物，本来应有尽有，人取之不尽，但要有节制。种田不违农时，就会有吃不完的粮食；让鱼生息，那就有的是鱼吃；伐木不忘种植，木材就任你用；为人民养生送死，此为王道之始。”
他一五一十地跟梁惠王算了一本民生账：“其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其二，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其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便是仁政的经济基础，是天地造万物就安排好了的，顺着天地之道去做，就是行仁政。可君主们往往另搞一套，让猪狗食人食，而人有饿死，却说：‘这不怪我，怪年成不好。’这何异于将人刺死而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王自责，则民自来。”
惠王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请指教。”
于是，孟子问道：“杀人，用棍棒和刀，这有区别吗？”答：“没有区别。”“杀人，用刀和政治呢，这有区别吗？”答：“没有区别。”“那么，你厨房里有肥肉，你有肉吃；你马厩里有肥马，你有马骑；可你的人民却饿死在荒野里，被野兽吃，这难道不是‘率兽而食人’吗？”
孟子谈民生，不论国计，而一国之君最关心的，却是国计。
梁惠王说：“我们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的，这您也知道。可我一继位，就东败于齐，连我的长子都战死了，西丧地七百里于秦，南辱于楚，我怎么办？”
孟子说：“那你就行仁政吧！行仁政，人民就会支持你，只要人民支持你，仅用木棍就能打败秦、楚两国的坚甲利兵之敌，你要信啊，仁者无敌于天下！不行仁政，你的人民都会成为敌人，没有人会为你打仗。”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年多时间，该说的话都说了，说到惠王去世，换了襄王即位。刚好，齐宣王派人来请他，他要回齐国，行前，孟子同魏襄王见了一面。
两人一见面，襄王就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说：“统一才能安定。”“谁能统一呢？”“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谁让他来统一呢？”“那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宛如七八月之旱苗，就要枯槁了。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那旱苗就勃然兴矣。其如是，孰能御之？当今，如有不好杀人者，则民归之，如水就下，沛然无御。”
说完这番话，孟子就走了，对人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
孟子到了齐国，稷下人气更旺了，《史记·田齐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齐宣王授孟子卿职，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仲尼之徒，没有人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儒门之中，没有流传，我也没有听说过。”
这一回，他没有直言，而是婉拒，因为他对宣王有好感。
宣王又问：“怎样才能为王？”
孟子答：“保民而王，势不可当。”
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保民的吗？”
答：“当然可以算。”
问：“您根据什么知我能保民呢？”
答：“有人跟我讲了一件事。那一天，王啊，你坐在大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看见了，就问牵牛者，要将牛牵往哪里？牵牛者回答说：我要去把牛牵去杀了，用牛血来祭钟。王说：留下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战战兢兢、无辜而死的样子。牵牛者问道：那么，就不祭钟了吗？王说：请换一头羊吧。我想，这事情是真实的，对吧？你有这样一番用心，就可以为王了，别人都以为你是爱惜那头牛，才要换羊的，而我却知道，你那是于心不忍！不忍，就是恻隐，那是仁的觉醒。”
不知是几番仁政历练，使孟子有了经验，还是他与宣王之间，有着相契的因缘，本来牵牛过堂，没有那么深的含义，经他这样提示，就变成了行仁政的契机。
孟子听说宣王爱好音乐，就说仁政可以从爱好音乐开始。(www.xing528.com)
有一天，他见了宣王，说：“王啊，听说你喜欢音乐，对吗？”
宣王很不好意思地说他喜欢的不是古代先王之乐，而是流行音乐。孟子说：“王啊，你喜欢音乐，仁政就有希望，流行音乐和先王音乐的乐理都一样。”
王问：“为什么呢？你能将其中的道理，给我讲一讲吗？”孟子说：“你一个人听音乐快乐，与他人一起听也快乐，可哪一种更快乐呢？”王说：“与人一起更快乐。”“和少数人听快乐，同很多人听也快乐，可哪一种更快乐呢？”王说：“很多人一起更快乐。”
孟子说：“这就是与民同乐呀！王能与民同乐，那就是仁政。”
宣王对自己行仁政没有信心，说自己爱钱财，于是，孟子就说，先王公刘也爱钱财，但他没有“为富”，而是“为仁”，同人民一起发财，让人民先富起来。
宣王还是没有信心，说自己好美色，孟子又告诉他，先王公刘也好美色，可先王知道，爱美色是人之常情，不能顾了自己，忘了人民，所以公刘带着妻子姜氏去为人民做媒，使人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都能成家立业，这就是仁政。
孟子喜欢宣王，决定在齐国久居，就回老家将母亲接来奉养。不久，他的好友滕文公去世，他去吊唁，不料，回到齐国后，母亲接着也去世了。他将母亲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守孝三年后，才回到了齐国。回来以后，他发现宣王变了。
于是，就去问宣王，说：“王啊，你有一个臣子到楚国去了，把妻子、儿女都托付给了朋友，请他照顾，可他回来以后，发现一切都变了，他的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那情形啊，很悲惨，你说，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样办？”王说：“同他绝交。”
“王啊，如果你的属下不尽职，该怎样办呢？”王说：“撤职！”
“王啊，如果国家没有行仁政，那该怎么办呢？”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这次回来还发现，原来宣王身边的老臣，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很感慨，就说：“王啊，所谓故国，不是有老树的意思，而是有老臣的意思。”
王问：“那我应该怎样来确认他们有没有才干而决定取舍呢？”
孟子说：“不要光听你身边的人怎样说，要到人民中去，听人民怎样说。人民都说好，你就用他，人民都说不好，你就不用他，这样才是为民父母啊！”
面对王权，孟子不仅强调了人民性，而且还强调了革命性。
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吗？”
孟子说：“据史传记载，有这么回事。”
王问：“臣弑君，行吗？”
他说：“以不仁害人为‘贼’，以不义害人为‘残’，残贼之人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汤、武王伐桀、纣是诛‘独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叫作‘弑君’。”
孟子旗帜鲜明，捍卫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儒家造就圣人，要立足于两个根本，一个是人民性，另一个便是革命性，以此两点为前提，才能行仁政。
孟子希望他心目中的宣王，也能行仁政，实现他的圣王理想。
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大失所望。就在孟子服丧期满返回齐国的那一年，齐国北边的燕国，发生了一场由禅让引起的政治动乱，齐国不能不管。
原因是，燕王哙以子之为相国，让国于子之，国人不服，宣王派人致意燕太子平，表示支持，于是，燕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攻子之，子之反攻，杀市被、太子平。
孟子对宣王说：“伐燕吧，现在就好比是文王、武王之时，时不可失。”
宣王听了孟子的话，就派匡章去攻打子之，一举攻入，乘乱杀之。
宣王问孟子：“是取了燕国好呢，还是不取为好？”他想取，以为天予。
而孟子却说：“这取决于燕民，燕民悦，则取之；不悦，则勿取。”
可宣王不听，还是要“取之”。结果，诸侯震动，燕民反抗，形势突变，宣王惶恐，对孟子说：“各国的诸侯们正打算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怎么来应付他们呢？”
孟子说：“汤以七十里地取天下，我还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而害怕的。汤征伐时，天下人都信赖他，他东征，西方人就怨，南征，北方人就怨，都说，为什么不早点征伐我们这儿呢？人民盼望他，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燕国人民都以为你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箪食壶浆来迎接你的军队，可你的军队，却杀死他们的父兄，俘虏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国宝，这能不招致他们的反抗吗？天下诸侯，本来就怕齐国强大，齐国的土地扩大了一倍，可你还不行仁政，这岂不是招来天下诸侯对你用兵？现在改正还来得及，马上遣返俘虏，停止抢劫，征求燕国人民的意见，择立国君，然后撤兵。”
宣王还是不听，不久，燕国人都起来反抗，将齐军赶走了。
事后，宣王叹曰：“吾甚惭于孟子。”而孟子却有归意了。
孟子辞了职，正要动身时，宣王来见，对孟子说：“以前，我很想见您，却见不着；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很高兴；现在，您要离我而去，以后我们还能相见吗？”
孟子说：“这正是我的愿望，但我不敢这样请求。”他的意思是，只要宣王行仁政，他随时都可以回来，可如果不行仁政呢，他决不留在齐国当个仁政的摆设。宣王派人转告他，愿以万钟粟、大房屋，请他留下。他答复来者：“我不是为富贵而来的。”
淳于髡听说他要走，也赶来见他，对他说：“将名实放在前面，考察起来方便，是为人考虑；将名实放在后面，很难进行考察，是为自己考虑。你的名字，已列在三卿之位，却未行三卿之实，名未副实，就要走了，所谓仁人，难道就只考虑自己吗？”
孟子回答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谈名实时，不要用一个标准来谈，谈仁义也是这样。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的个性和行事的方式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君子，都行仁义，只要行仁义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一样。”
孟子的意思是，他虽然名列三卿，但与其他三卿就是不一样。
他离开齐国时，有人听了宣王的吩咐，一直跟着他，劝他留下。
来人不停地劝说，他听得厌倦了，就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来人不高兴了，对他说：“为了来见您，我头一天很隆重地沐浴了一番，可您却不理我，我再也不敢来见您了。”他一听，就说“你们都来劝我留下，为什么不去劝王行仁政呢？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做，究竟是我跟你们过不去，还是你们跟我过不去？”
有个名叫尹士的齐国人批评他：“不知道齐王是齐王，汤、武归汤、武，只能怪自己糊涂；明知道齐王不行，还要来，是有所贪图；来了又要走，是为自己着想，光图自己舒服；走又不快走，在临淄城的西南郊歇了三天，黏黏糊糊，哪里像个大丈夫！”
孟子听了这番话，就说：“尹士不懂我的心啊！我从很远的地方来见齐王，是为了今天要走吗？走是不得已啊！我在临淄城的附近等了三天，是希望齐王回心转意，叫我回去。他派人来劝我，留我，就是不提仁政二字，我留下还有什么意思？我舍不得齐王啊，他虽然不是汤、武那样的王，但在当今之世已经很难得了。国有三宝，土地和人民，齐国都有了，就少了一样仁政啊！我本想追随齐王大干一番，没想到这样就走了。我在临淄城外等了他三天啊，他都没有真心实意来请我，我知道他已经铁了心，这才下决心真的要走了。”
孟子就是孟子，将内心和盘托出，没有半点儿矜持。听了这番话，尹士自责道：“我真是个小人啊！”就这样，孟子一行，终于离开了齐国。一路上，孟子心情沉重，面色庄严，学生问道：“老师，您脸色不好，您不是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吗？”
孟子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我在考虑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期间，有人要带着天命问世。从周武王以来，如今已有七百年了，这人应该问世了。可他是谁呢？环顾当今之世，那就是我啊——舍我其谁也？！老天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罢了，如欲平治天下，除了我，还能有谁呢？这样一想，我就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不是不高兴啊！”
这幅《孟母教子图》，是宋人画的，画面很生动。
宋人绘《孟母教子图》
宋代以前，孟子没有什么名气。孟子是宋人发现的。宋人推崇孟子，如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他的一部巨制名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材，而荣列四书的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唯有孟子获得如此殊荣，当归功于宋人。
这幅宋画的中心，有一女子拉着孩子，那孩子一转身，我们的视线，也跟着转向画面的左下角了，一耕者牵牛，似乎要从画面走出去。
那孩子，要挣脱母亲的手去追，是什么如此吸引他？
他想走进唐人诗意，去玩牧童游戏——遥指杏花村？
可母亲使劲一拽，拽断了他的念想，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随手一拽，竟然拽出一位孟子来，而那位使劲拽的母亲，亦因此而母仪天下。
孟母用右手拽着她的轲儿，左手捧着书，指向右上方。
在画面的右上方，端坐着一位先生，正在给孩子讲书。
现在看来，孟子小小年纪，就已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向左还是向右？走向耕田的农民，还是满身书卷气的先生？这是一个重大抉择。
有人说，那农民脚上有牛屎，手上有老茧，更有资格当先生。可孟母却不这样看，她转过身来，低下头去，用母爱呵斥轲儿，向右去。
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向右去是什么路线？是地主阶级路线还是奴隶主阶级路线？这样的看法一度很流行，连孟母教子都要用阶级认证。
其实孟母的伟大，基于很朴实的一点，那就是孩子受教育，有如天经地义一般，是绝对理念，近代以来的义务教育观念，就出于这一点。
当然这一点里，也包含了分歧，如义与利、劳心与劳力。
后来，孟子见了国君，开口就说“何必曰利”，其价值取向，归根结底，就在孟母那一拽里。那一拽，除了伟大，是不是还带有点势利？
比如说，孟子就不像庄子那样能放下自己，与劳动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能把民本主义谈到天上去，但他的脚绝不在地下粘一点牛屎。
孟母教子，还有一断，孟子的革命性就来源于这一断。
我们再来看这幅清人康涛画的《孟母断机教子图》。
《孟母断机教子图》，（清）康涛绘
画面右上方，题述了孟母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的故事。
孟子少时丧父，居处近于墓，学丧哭，孟母迁之；近于屠，学屠夫，孟母又迁之；迁到学校附近，终日闻琅琅读书声，而成一代大儒。
画面下方，描绘了孟母断机教子的情景。孟母侧身，立于织机边，左手指机，右手执刀，似在教训；右下方，孟轲受训，但童心未泯。
孟母慈而能断，慈母也；孟轲率性而孝，孝子也。
孟母一断，孟轲终生受用。受此一断，而能“辟杨墨”也，而欲“诛一夫”也，而斥暴君“率兽以食人”也，而成一巍巍大丈夫也！
一脚牛屎的朱元璋，终于做了帝王，他最烦孟子“诛一夫”，嫌他不该他管偏要管，不当他断偏要断，将他打入儒教另册，逐出圣人行列。
镶嵌金银镂空网套饰壶，通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重6.25千克，江苏盱眙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镶嵌金银镂空网套饰壶是盛酒器，镂空工艺，饰纹繁复，有卷曲起伏的长龙九十六条，由梅花钉衔接；两耳为立兽竖耳，兽面装饰绿松石，通身错金银，壶肩有错金流云，极为精美。口沿内有铭文十一字，记录本器的重量和容量。圈足内铭文三十九字，以炫耀功绩的口气记载了齐国陈璋伐燕国所获。
公元前316年，燕国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宰相子之，燕太子起兵夺王位被杀。齐宣王乘燕国大乱，派大将匡章，即铭文所载的陈璋率大军攻进燕国。匡章又叫田章、章子等，是战国时期的名将。燕王哙被杀，宰相子之逃亡，后被齐人抓住剁成肉酱。
彼时，孟子游说齐国行仁政。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如何称霸，孟子趁机劝说宣王弃霸道行王道。不过，宣王不听，任军卒士兵在燕掠夺抢劫民财，致燕人反抗，又有赵、魏、韩、楚、秦等国施压，齐国撤军，燕人立公子职，为燕昭王。
齐宣王是齐威王的儿子，孟子第一次游说齐国，就是齐威王之时，孟子不仅得到齐威王的厚待，还和大将赵璋成为好朋友，两人常为王道霸道讨论，但齐威王只想孟子做个稷下学宫里的养士，装饰齐国的门面，孟子失望而去。齐宣王即位后，孟子又怀揣他的理想，来到齐国，齐宣王还是让他失望了，孟子决定再一次离开齐国。可是，走遍天下，利君还是利民都是君主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齐宣王也发出了“吾甚惭于孟子”的感叹，但他的国家本质还是君主专制，以利君为第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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