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身影，正如颜回喟然一叹：“瞻焉在前，忽焉在后。”
哲人虽萎，而思想永恒；权威已逝，分化已成必然。孔子不再有，其弟子及门人，便纷纷自立门户，各居其思想之一域，执其学说之一端，而发扬之。
儒学因之而分化，儒家亦因此而异派，《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就是“儒分为八”，开了战国诸子百家先河。
后来的诸子之学，多由儒术分化或异化而来。起初，儒门还想维持其统一性，孔子死后，弟子思慕先师，有若貌似孔子，同门拥戴，视如孔子，欲以之为纽带，维系儒家共同体，故有若极力主张“礼之用，和为贵”，高举一个“和”字，勉强维持统一。
但不久，有若就被攻而去，以其貌合神离，越看越不像孔子。
这就意味着儒家分化的开始，同学们各说各的孔子，这才发现，原来他们各自的孔子，差异那么大，或为孔子因材施教，采取个性化的教育方式的结果。
孔子直传弟子，代表人物除上述子张、子思、颜氏外，还有《荀子·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子夏氏和子游氏，以及《吕氏春秋·当染》中提到的子贡。如果我们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所列的有关人物都算进去，那么至少还要加上如下几位：曾子、宓子、公孙尼子。他们聚徒讲学，在孔子生前就已开始。
“门人”，是弟子的弟子，“弟子三千焉”，应当包括了门人。
这一批人在孔子门下，或因分科不同，或因追随孔子时间有先后，加上孔子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使他们对孔子之道各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分化，进而异化。
孔子再传弟子，也就是那些门人中，著称于世者，有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再晚一些，有子思（学于孟子），漆雕开之后漆雕氏。
还有楚人仲良氏，即孟子所说的“悦周公仲尼之道”的陈良。
再传弟子中，后来以弘扬孔子名世者，皆知有孟子。可实际情形是，孟子在当时虽然有一些影响力，但他还不能够开风气，使儒学风靡于世。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道：“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河。”
魏斯以儒者为师，是奉行儒教，并用以治国的第一位王者。
身为一国之君而师事子夏，礼敬田子方、段干木，同时，又重用兵家和法家，促使儒家向兵家和法家转化。李悝就是从儒家向兵家和法家转化之人。
《汉书·艺文志》在儒家门下，著录有《李悝》七篇，在法家和兵权谋家，也著录有《李子》三十二篇和《李子》十篇，这些著作，也有可能都出于李悝。
清人崔适《史记探源》指出，李克乃李悝之异名，二者为同一人。
吴起，也出于儒家，先是曾子的弟子，后来投在子夏的门下。
吴起在鲁国时，曾杀妻求将，率鲁军大败齐兵，却被人谗以不祥，遂转至魏国。魏文侯询诸李悝，李悝说，此人贪婪但善于用兵，连司马穰苴也不如他。
其时，魏文侯正经略秦国的西河之地，闻此言，就派吴起去了。当年，三家分晋，赵国不仅占有了晋北大片土地，还向东越过太行山，占据了中牟、邯郸，而魏国则被紧紧地裹在了晋东南的一个小角落，其地势，核心为运城谷地，北部是吕梁山，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太行、王屋二山，更有黄河大拐角，如天堑，包住了魏国的西南。
这样的地势，虽有四塞之固，易守，但也容易受压迫，易被封锁。
赵国踞北边，压着脑门；韩国侧东南，拽着胳膊；往西去，同秦国仅一河之隔；往南，越过中条山和黄河，便进入兵家必争之地——陕地，昔为关中平原。
吴起率魏军，突入陕地，破函谷关，扑向秦国的粮仓渭河平原，与秦军决战，秦败，退到洛水以西，魏沿洛水东岸修筑长城，将秦压迫在洛水西边，独擅关东之利，也就不再长驱直入，去取秦雍都了。魏文侯以为，秦人多戎狄之后，其俗尚武，虽战败，但决不在武力上屈服，就想用儒学来行教化，于是，礼聘大儒子夏，来西河讲学。
还有一说，乃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魏文侯礼贤考》所言，以为魏文侯以大夫僭国，故以礼贤下士，收买人望，邀誉诸侯，招揽游士，开了养士风气。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他来西河时的年龄，究竟有多大？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指出，根据《史记》的记载来推算的话，那时子夏已有一百零三岁了，洪迈问道：“这可能吗？”这么一问，就问出钱穆的“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来。钱穆说道，魏斯即位初，子夏年已六十二，魏斯始称文侯时，子夏年已八十四。似此年龄，已是高寿，行将就木时，开了西河学派——这样的说法，大致可信。
可西河在哪里呢？这本来不是个问题，郑玄注《礼记·檀弓》时就说过，西河在“自龙门至华阴之地”，后世学者皆从此说。但钱穆却指出，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孔子死，而子贡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为什么唯独子夏要跑到黄河以西，龙门附近去呢？他断言，西河不在黄河以西，而在东土黄河与济水之间，其活动范围，就在鲁西南和豫东北一带。钱穆此说，虽亦成理，但还不足以推翻历来之说。
例如，钱穆凭什么说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
须知西行入秦，孔子曾有此念，子夏居西河，也就相当于入秦了。
至于《礼记·檀弓》里曾子说的“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则颇为含混。这位与子夏一起“退而老于西河之上”的曾子，显然不是孔子说的“吾与点”那位曾点，而是曾点的儿子曾参。曾参比子夏要小两岁，两人刚好一起退。来见子夏的曾子，不是曾参，而是曾参的儿子曾申。
这位曾子，便是吴起在鲁国的老师，他带来了父亲的遗言。
钱穆说，曾子来西河慰问，岂能以残年之躯，跑去龙门？这样提问，似乎没有错。但是，对老人来说，千里迢迢不行，百里匆匆恐怕也不行，曾子不能前往龙门，难道就能奔赴河、济？能行五十步，就能行百步，不能行百步，又岂能行五十步？
钱穆所言，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聊备一说尚可，以先贤为“妄说”则不可。若是曾申前来吊唁，转达他父亲的遗言，则较为合理。子夏兴西河之学时，曾参还在，至子夏丧子时，曾参早已去世，不可能前往吊唁，钱穆未见于此，而过度考证之。
如以钱穆所言为是，则子夏悲于丧子，哭瞎了眼睛，而曾参却以吊唁来问罪，一口一个“尔罪”，曾子岂能如此不近人情，如此残忍耶？若以曾申言之，则为父命，父之遗言，不得不言，父之遗命，不得不宣，即便残忍，不近人情，那也是命。
还有下面那一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子夏在西河摆的谱很大，不光摆王者师的谱，还端起了圣人架子，以至于西河人都把子夏当作孔子。儒家自孔子开山以来，还没有这样风光过。
想当年夫子周游列国，吃了多少闭门羹？而子夏却突然爆发了。
不光他本人做了王者师，还有他的弟子们，也都成了文侯师友。
因此，曾子来问罪，是多少还有那么些想吃葡萄的意味吗？非也！
这句话还有另解，曾子对子夏说，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西河之民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还牵连到了孔老夫子。这样说来，口气就很严厉了，也许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要让曾子来谴责，以至于连丧子和失明，都被看作子夏罪行的报应。
子夏在西河干了什么，值得曾子亲自跑来大动干戈？子夏能做的，不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子生前给每一科都安排了一个“学科带头人”。颜渊是德行的带头人，子贡是言语的带头人，子路是政事的带头人，而子夏在孔子门下号称“文学”，当然就是“文学”的带头人了。因此，子夏在西河的事业，主要就是“文学”。
所谓“文学”，即整理文献，《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在西河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乎《春秋》。在他的主持下，他的弟子，齐人公羊高作了《公羊传》，鲁人谷梁赤作了《谷梁传》，而另有一本《春秋左氏传》。孔子生前说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可这罪过还没有落到孔子的头上，就在儒家内部由子夏来承担了。吴起曾师事曾申，游仕于鲁，丧母不归，被逐出师门，后又杀妻求将，令鲁人不齿。此后，投奔子夏，《史记·儒林传》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关于吴起作《春秋左氏传》的说法，刘向《别录》说，先是由左丘明传授曾申，再由曾申传授给吴起的。吴起将鲁《春秋》变成了《春秋左氏传》，而且挂在了自己的名下。
“左氏”，非“左丘明”之意，而以地名指吴起，因吴起是卫国左氏人，故以“左氏”名《春秋》。考左氏之地，地处今山东菏泽一带，或曰曹县，或称定陶。
若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可子夏并未意识到有问题。本来，编《春秋》，应以鲁《春秋》为准，可子夏偏要另立春秋；另立也就罢了，偏偏还要用吴起。吴起虽学儒术，却非儒门中人，窃取鲁《春秋》为己所用也就罢了，可他还要篡改。
曾子为人原则性强，碰上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决不放过。
他知道吴起的为人，军国之事他问不着，可儒学之事他要问。不管子夏在哪里，他都要去问个究竟。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曾子的愤怒了。他既不糊涂，也不残忍，而是要捍卫儒家的原则。当然，有时捍卫原则也很残忍，但它是一种必要的恶。
他当着子夏的面，指出“尔罪有三”，子夏惊呼：“错错错！”从此，子夏离群索居，不再过问西河学派之事。其实西河学派，子夏本就是挂名而已，实际上主事的还是吴起。吴起为西河守，军政之权在手，为学派提供经费，组织活动，都很方便。
子夏老了，事情要靠吴起来做，吴起胆大，不守师法、家法，其史才和将才，儒学拴不住，遂使《春秋左氏传》成了一部史册兵书，从为儒家义理提供历史依据，转向为王者提供史册，为兵家提供战例。就这样，《春秋》向“左”转，被他易辙了。
这在曾子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之举，至于违背师法和家法，倒还在其次。但是，吴起是否真的就是儒家的叛徒，背叛了儒家义理呢？回答是：他没有背叛，而是转化，将儒家义理转化为兵家战略。今本《吴子·图国第一》开篇就说：“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他穿着儒服来见魏文侯，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阳儒阴法，是君臣秀。那就来看一下，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图国第一》谈的是国家战略，应该说是吴子兵法中最重要的一篇了。在这一篇里，他提出了国家战略的根本原则：“内修文德，外治武备。”(www.xing528.com)
“文德”之用，在于“和民”，因此，他提出了“以和用兵”的战略思想，主张用兵之道，必先和民，“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民，不能用兵。
那么怎样才能“和”呢？他主张以礼和，以义和，以耻和，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这些主张，毫无疑问都来自儒家思想。
若以《春秋左氏传》的作者为吴起，那么《春秋左氏传》同《吴子》一样，贯穿了这思想，构成吴起内、外篇。
《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录《吴子》四十八篇，而今本《吴子》出自宋《武经七书》只有六篇，或曰，该书非伪即残，其实是误会。作为方法论的兵法，现在看来只有六篇，分上、下两卷，可能还有作为战例的兵法四十二篇，在《春秋左氏传》里。
吴起写了这两本书，也想步他的老师子夏的后尘，去做王者师。
可魏文侯那里是轮不上他了，到了魏武侯，总该轮上他了吧？
试看一下《吴子》，我们就会发现，吴起的这种感觉过于强烈，以至于该书大部分都是魏武侯与他的问答，当然是魏武侯来问，由他来回答，他的回答往往居高临下。
魏武侯曾经这样问他：“秦国在西边威胁我们，楚国在南方包围我们，赵国在北方压着我们，齐国逼近我们东面，燕国断我们后路，韩国挡在我们前面，怎么办？”
吴起回答说：“安国之道，以预备为宝，你预备好了，祸害离你就远了。”
某日，魏武侯与臣议事，因臣下见解都不及他，他很高兴。为此，吴起说道：“过去楚庄王与臣下谋事，庄王发现群臣没有能比得上我的，退朝以后，就担忧起来。有人问庄王：‘你为什么要担忧呢？’庄王回答说：
‘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不会没有贤人，能得圣贤为其师者，可以称王，能得圣贤为其友者，可以称霸。我本来就不才，而群臣还不如我，楚国真的很危险啊！’这是连楚庄王都担忧的，而你却很高兴，这是我所担心的。”
吴起将话几乎都挑明直说了：你想称王称霸，还缺个老师！
《战国策·魏策》谈起一件往事，说吴起、王错一起陪同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船到中流，魏武侯四顾而踌躇，对吴起说：“美啊！山河险固，是魏国的宝，我就靠它了。”王错马上来迎合，说：“是啊，晋国强大时就靠它，我们的霸王之业也要靠它。”对此，吴起指责王错：“主君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而你这样迎合就危上加危了。”武侯听了不高兴，问道：“你又有什么说法呢？”吴起回答说：“河山之险是靠不住的，王霸之业在德不在险。”
接着，吴起就搬出一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告诫武侯，过去三苗、桀、纣，都曾拥有河山之险，可都灭亡了，所以，王霸之业要靠政治贤明，不能靠河山之险。
听了吴起这番话，魏武侯就说：“这是圣人之言啊！西河之政就拜托了。”
这番话，与后来孟子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出一辙。
但他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吴起的起点，是儒学四科中的“文学”，基于历史文献，而孟子所言“人和”，则来自儒学四科之“德行”。“文学”强调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德行”则关注理想性。从历史出发，君子好言王霸，从理想出发，则“羞言五霸”。
儒家传统，本有历史性与理想性两面，主张历史性，往往在古今之变中转化，如西河学派的吴起、李悝、商鞅，都是从儒家转化为兵家和法家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不仅吴起和李悝有兵法，商鞅也有兵法。而强调理想性，则坚守洙泗之学大本营和儒家道统，成为现实政治的批判者，而非进取者。曾子不远千里，赶来向子夏问罪，就是要坚守洙泗之学的正统性，防止儒学在转化中迷失自身。儒学四科，政事、言语，本来就是政治化的，文学和德行应该偏重于文化和教育，现在文学也政治化了，唯德行独守儒学根本。
曾子此来，志在拨乱反正，他要使文学——儒家经典回到德行。
因此，当三部《春秋》问世时，洙泗之学肯定了坚守儒家理想性的《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却排斥了过分强调历史性的《春秋左氏传》，不光是因为吴起其人。
子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失了子夏的庇护，吴起很可能被再次逐出儒门，这虽然不妨碍他任西河守，但要做王者师却从此没门，尽管他在兵法中，以王者师的口吻，来应对魏武侯的各种提问，可就没人问一问，武侯之问，可是吴起自己的意淫？
这样的兵法，吴起自己看得很过瘾，可魏武侯看了就会堵心，我们甚至怀疑魏武侯是否知道他有这么一部兵法，他在兵法里，开口闭口教训魏武侯，这样的兵法，让魏武侯怎么接受？我们甚至还怀疑，吴起怎么敢把这样一部兵法递到魏武侯手里。
魏武侯为太子时，曾与吴起一道经略河西、中山之地，两人是同事，都是自诩将略、自负用兵之人，故魏武侯未必能看得上吴起的兵法，更别说虚心提问。
《说苑·建本篇》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答曰：“慎始。”
如何“慎始”？要立“正”，一国之君，要正名、正身、正人心。
可怎样才能“正”呢？要“明智”，若“智不明”，“何以见正”？
怎样才能“明智”呢？要“多闻”，“多闻”就要“听治”，从大夫到庶人，各种人的意见都要听，尤其要听历史的回音，此即“《春秋》之意，元年之本”。
儒学之中，历来就有两条路线，在孔子时就已出现。当年，孔子受挫，子贡说夫子之道大，世界放不下，请夫子修改一下；而颜渊却说，夫子之道大，世界放不下，要修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世界。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两条路线，一是从理想出发，要求改变现实的经学路线；一是从历史出发，要求通古今之变，以适应现实的史学路线。
是通经致用，还是通史致用？这两条路线贯穿了儒学的始终。作为两种倾向，从颜渊和子贡就开始了，作为两条路线，则是从洙泗之学和西河学派的斗争开始的。
此后，汉学有今古文经之争，宋学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朱熹与陈亮之争，从渊源上来看，都是这两条路线之争。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人在问，究竟是从历史出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是从理想出发，从主义出发，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儒学两派，一派从实际出发，将儒学做大，如子贡和子夏。
子贡执掌“言语”科，其门下，开出纵横家流，为战国策士。然于儒学本身，似未见其有业绩，对于孔子之道，可能如他所言，多少搞了那么一点“修正主义”。
子贡弟子田子方仕魏文侯，或谓其以子贡纵横术，入鬼谷学派一路，而子夏门下，则发展出兵家和法家，代表人物有吴起、李悝，后学商鞅，出自李悝门下。
另一派从理想出发，守住儒学根本，安贫乐道，如颜子和曾子。
西河学派借助王权来将儒学做大，并按照王权的需要，转化为经世致用的法家和兵家，这便是“大而化之”了，可时间一长，稍不留意，就会“化为乌有”。
西河学派的结果就是如此。魏文侯时，子夏退了；魏武侯时，吴起走了；魏惠王时，西河学派的最后一点成果，李悝“尽地利之教”的传人商鞅也出走了。
而子贡之徒，又多转入鬼谷学派，西河学派就这样风流云散了。
共屯赤金圜钱面文右旋读“共屯赤金”。“共”为地名，“屯”即“纯”字，“赤金”指铜质，意为用完整的赤色铜铸造，无其他杂质。三家分晋后，共地为魏分地。圜钱在当时极为罕见，为后来秦汉的方孔圜钱奠定了币形基础。
共屯赤金圜钱，直径4.3厘米，内径1.7厘米，穿径0.9厘米，重19.8克，战国魏钱，山西侯马遗址出土
魏国之钟
右图为当时赵国的三孔布币，与一母同胞的魏国相比高下立见，魏国的确强大。
南行唐三孔布币，通高5.7厘米，足宽2.8厘米，重7.2克，战国赵国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战国初期，是魏国的黄金年代，各国中它先强大起来。
魏国之钟这个颇为讲究的量器，将魏国的富裕和自信量入量出。
量器，圆壶形，敛颈，鼓腹，圈足。盖上有三环钮，绘饰云纹，腰身两侧有铺首衔环耳，从器肩到器腹，饰有四道横带纹，带上镶嵌松石。腹部铭文二十七字，自名为钟，并记造器年代、官吏及容量。颈部刻一横线，有“至此”二字，系测量标记。口沿另有五字，记容积，字体与腹部铭文不同，为秦人字体。
两种字体在上面，表明两个国家都使用过这口钟，魏和秦两国的兴衰，通过这口钟就可以反映出来，而强弱转化，兴衰更替，全系于一人。
那人就是商鞅，秦以用商鞅而强，魏因不用商鞅而弱。
魏国之钟，被称为“安邑下官钟”，安邑原属魏地，可此钟却在属秦地的陕西出土，说明它是自魏入秦的。商鞅围魏安邑而降之，这口钟随之而流入秦地。
吴起和商鞅，都是卫国人，又都先后来到魏国，进入西河学派图谋发展，后来又都被魏国赶走了，吴起跑到楚国，商鞅跑到秦国，都进行变法。
魏以吴起守西河而魏强，秦以商鞅取西河而秦强。商鞅原名卫鞅，秦取西河地以后，论功行赏而有商邑，故以封地为姓，更其名为商鞅。
魏国之钟，就见证了这一时期秦、魏两国的兴衰，如今，人已去，物还在，物虽是，但人已非，两位变法的先驱者，先后为变法捐躯了。
我们没有用悲剧来讲述这故事，好在这口钟在咸阳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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