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从兵法到变法，中国轴心期

战国初期是个兵法时代，中国几大兵法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齐国是产生兵法的大国，兵家众多，《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太公法》都出自齐国，尤其太公，人称姜太公，名曰吕尚，因其姜姓吕氏，而有此名称。

太公，为兵家之滥觞，用计之源头，其于殷周之际，文、武革命时，以帝师助之，革命成功后，封地于齐，遂以兵法立国，其治齐也，与周公之子伯禽治鲁迥异其趣。

鲁行礼于天下，齐用计争霸业；鲁以礼治，难于进取，齐以计行，而为首霸。然计之为用，利害并存，利之以桓公霸业，害之以田氏篡齐，以计霸天下，反被人以计夺。

田氏代齐，用了阴谋诡计，率先高举用计大旗，开了战国先机。用计文化，产生了兵法。兵法，要用战争表达，战争的发动机，除了君主的野心，还有那些兵家幽灵。

齐国之外，魏国也盛产兵法，有《吴子兵法》、《李子》（《李悝兵法》）、《尉缭子》等，靠着兵法和兵制改革，而与齐国一争高下，楚国和赵国也有兵法，越国还有《范蠡兵法》。秦于兵法时代，黯然无彩，被魏国压缩在中原主体区域外，精通兵法的魏将吴起，攻取西河之地，一举扼住秦国东进的咽喉，令秦窒息，应该说，这是兵法时代的一个辉煌战例。

秦无兵法，盖因秦居西北，与戎杂处，民风尚力尚朴，其俗耐苦，故其文化，涩于智巧，其于兵法，属于后知后觉，故其时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由此可见，秦国对兵法时代的到来，反应迟钝，而齐、魏两国，则率先以兵法展开角逐，孙、庞斗智，也就是齐国的孙膑与魏国的庞涓以兵法争胜负的故事，为战国之初兴起的兵法时代隆重剪彩。

可当变法时代来临时，情况又变了，秦民质朴，重信用，轻智巧，这样的民风，宜于变法，而齐、魏等国，其民智力过剩，智巧过度，虽然宜于兵法，但不宜于变法。

多智，不仅表现在兵法上，还表现在学术上。诸子百家争鸣，也是齐、魏领先，齐有稷下学宫，魏有西河之学，那个打败了秦国的吴起就是西河之学重镇子夏的学生。

当年子产变法，邓析一人以“两然两可”便足以乱之，如今各家各派都跑出来争鸣，那是“几然几可”？所以，齐、魏等国虽然得变法风气先，变法却反而难成。

反倒是落后的秦国，变法容易成功。商鞅从魏国跑到秦国去，玩了个“徙木立信”的小把戏，就获得了秦国人的信任，变法就能顺利进行，这就是民风淳朴的好处。如果民风尚智，立信就难了，先是怀疑动机，认为真有诚意，便来讨价还价，更有甚者，若以为此中有利可图，甚至如田氏代齐一般，以为民心可用，也来出标竞价，那还怎么个变法？不是说秦国没有人反对变法，但反对的只是利益集团，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是但凡搞政治就有的那种反对派，是统治集团内部天然的反对派，在这样的反对派里，民众没有参与进来。

商鞅本人，是兵法时代的遗产，变法时代的开山。作为兵法的遗产，《商君书》里，就有几篇是谈兵的。但商鞅毕竟还不是孙、吴那样的兵家，其着眼点，不在用兵，而在治军，他是以治军为本，以用兵为末的。治军，涉及国家体制，要解决军队的来源、军队的主体以及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军队来源于农民还是来源于士人，不但决定了军队的政治面貌与阶级成分，还会影响到国家体制，改变战争的性质。

若军队以士人为主体，战争就是有限的，可以用礼来节制；若以农民为主体，走向耕战合一，那就全民皆兵了，不仅战争规模扩大，而且量变引起质变，连战争的性质也要变，从有限变超限，从保持国与国的均衡走向追求统一的灭国战争，走向中央集权。

这就是商鞅治军必然要带来的一连串后果，这后果，应该是在他的预料之中，因为，我们还可以从他变法的政治思想中看出来，他的变法，就是为了适应这一转变。

治军用军法，用兵以兵法。李零在《兵以诈立》一书中指出，中国早期兵法出于军法，而最早的军法，就是齐国的《司马法》，商鞅变法，从兵法上来说，就是改变了《司马法》那一套。传统军法，是以士人为主体的战争职业化和贵族化的军法，是恪守周礼打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军法，被商鞅改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皆兵的军法，以灭国为目的的总体战和超限战军法。商鞅不但以军法治军，更以军法治国，而且因军法而立国法，这就使得国家目标战争化，国家机构军队化，国家治理军事化，使国家成为高效能的战争机器。

一般来说，一个好的兵家，应该既深谙军法，又精通兵法，但实际上，很难求全，带兵的人，往往不是创建军队、制定军法的人，多半只能在既定的国家体制内带兵，在多变的、不确定的战场上展示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奇思妙想，而创建军队、制定军法的人，又不一定经常带兵，所以，他们多半倾向于建立一支用制度做保证的常胜的军队。

国人看兵家，眼光大都投向那些善于用兵的兵法家，往往忽视治军的军法家，其实，一个好的军法家对战争的作用更大，毕竟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要比一位常胜将军靠谱，在决定战争的胜负方面，商鞅的作用就比孙子大得多。虽然秦国文化产生不了兵法家，秦国人似乎也不太重视兵法，但这并不妨碍秦国盛产名将，并且多打胜仗。秦将白起，从来不读兵书，可他却打败了熟读兵书的赵括，说到底，就因为秦国拥有一支耕战合一、使农民向着军功贵族的目标奔跑的高效能军队——人称“虎狼之师”，这支“虎狼之师”决定着战争胜负的基本面。

有了这个基本面，兵法之于战争，就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白起与吴起，一个不读兵法打胜仗，一个能写兵法也打胜仗，这就告诉我们，打不打胜仗与读不读兵法关系不大。古希腊没有兵法，却产生了伟大的统帅亚历山大；秦国没有兵法，同样能统一天下。

商鞅初来秦国，一开始并非法家，是秦国的需要，使他成为法家。他原来学过儒术，可能还学过道术，他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就是帝道——道术，第二次谈的是王道——儒术，这两次，秦孝公都不感兴趣，第三次谈了霸道——法术，秦孝公才听入迷。学儒者之术，其实很容易向法家转化，在商鞅之前有吴起、李悝，之后有李斯、韩非，都是学儒术而转向法家，更早还有孔子的弟子冉求，冉求是孔门之中最早向法家转变的人物。《论语·颜渊》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是耕，“足兵”是战，而“民信之”，在孔子是“立于礼”，在商鞅则是立法，商鞅“徙木立信”，立的就是法。

战国之士，思想不拘，如开杂货铺，各家货色都有，售于帝王家，帝王各取所需，就如同孝公，货比三家，最后买了法家。卖什么吆喝什么，商鞅卖了法家，就吆喝法家，将杂货铺关了，摇身一变，自称法家。其法家货色，在秦国也是独家，被他垄断了，其法家主张，也非一家之药，实为各家思想的混合，其中，也含有孔子的思想，但把儒术法家化了，“足食”“足兵”“民信”是孔子立下的政治原则，商鞅把这些原则在国体上落实了。

比如说，“足食”，在商鞅那里，是与一系列具体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农业文明，以土地为财富之本，增加财富的基本手段，就是拥有土地，开垦土地。因此“足食”首先就要开荒，商鞅奖励开荒，与奖励军功一样。先是国家以战争开荒——开疆拓土，然后以“授田制”方式，把土地分给耕战之士。这与西周时期“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制迥异，王权一竿子插到底，牢牢地把农民抓在自己的手里。国家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将农民从封建贵族的领地里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战士，这也就是“足兵”了。

《史记》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阡陌”，就是把过去的田界拆毁，“封疆”，原指一百亩围一个大田界。周制百步为亩，鞅法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周制百亩给一夫，鞅法依旧，但田界却扩大了，农民在“开阡陌”中，成了地主。

鞅法还规定，民田可以买卖，但禁私自移动田界，视私动为“盗徙之”，严格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地权。同时，鞅法还按户、人口征收军赋，为了多征军赋，鞅法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立户，缴纳户赋。民家二男以上，若不分居，则一人缴纳两份户赋，以此行之，既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革除了戎狄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的旧俗。

鞅法还定军功二十等爵制，以杀敌多少赐爵，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赐爵一级，任以五十石俸禄之官，宗室国戚，若无军功护持，则难免除籍。不论出身贵贱，唯以耕战之功，定爵秩，分田宅，立家第，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贵而不显赫，使民只知耕战。

20世纪有人还在争论，谁最懂中国农民？舍毛泽东其谁也！毛为农家子，对农民的认识，既来自他本人的亲历，也因为他熟读中国历史，少时曾作《商鞅徙木立信论》，晚年重启儒法斗争，商鞅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说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我们今日谈中国农民问题，还要回到商鞅去，因为，直到商鞅时，王朝中国才开始了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当然，作为其先导，还有李悝的《法经》和“尽地力之教”，但李悝没有触及国家的本质，而商鞅却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到了国家的本质里。

农民的野心和欲望，被商鞅发动起来，并赋予了合法性，以耕战结合的方式，为农民开辟了一条通往军功贵族的道路，通过制度安排在农民中培育军功贵族和地主。(www.xing528.com)

变法初行时，无人响应，商鞅悬赏五十金，请人搬一木头，此即所谓“徙木立信”，致使少年毛泽东“知吾国国民之愚也”，人性好利也，商鞅以利立信，乃愚民也。

立信以后，对言法不便者，或怂恿太子阻挠者，一概严惩无赦。《史记》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当初反对变法者又都来支持，可商鞅却不领情，说他们是“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总之，反对不行，支持也不行，商鞅讨厌有人参政、议政。

不久，孝公逝，惠王起，商鞅相秦十年，已筑成帝业之基，但惠王却以谋反罪，车裂了商鞅，用其法而灭其人。这一回，没有人来表示反对和支持，任其作法自毙。

有人说，秦国就是东方的斯巴达，此言，看似貌合，实则神离。从表面看，秦与斯巴达都是好战之国，但一琢磨就发现它们的立国基础迥异。秦以农立国，耕战合一，农民成为战士，而斯巴达耕战分离，耕者皆为奴隶，因此，秦国能做大，而斯巴达做不大。秦能统一中国，成为一个雄视天下的大帝国，而斯巴达却不能统一希腊成为真正的王者。谈到对文明的贡献，斯巴达就更是可怜。秦亡以后，汉承秦制，遂使两千年来，立国之本及其制度化文明，皆秦制也！而斯巴达灭亡以后，除了传说中的英雄故事，都不值一提。

罗马人占领了雅典，却以做雅典人的学生而自豪，罗马人也统治了斯巴达，不惜把斯巴达人踩在脚下。秦文明也有很多人都在骂，但谁也不能把它踩在脚下。

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光要强大，还要对文明有所贡献，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样如此。我们今天来看商鞅的历史地位，也应该着眼于这两点，至于他过于强势的性格，这本就是英雄的通病，何况他已为此献出了他及其九族的生命，历史已给了他报应，无须再来批评。商鞅本来就是策士，可他在秦国却否定了策士。他在排斥了别人的同时，也扼杀了自己，“履霜坚冰至”，应知祸患之来，非由一朝一夕。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有两位著名军事家皆称孙子，一位是侍奉吴国的孙武，一位是侍奉齐国的孙膑。两人各自著有兵法流传于世，但唐宋以来，却流传一部兵法，究竟为谁所著，一时难以分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两座汉墓，发现大批竹简，竹简上为毛笔隶书，内容多为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其中就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解决了千年来的悬案。原来传世的是《孙子兵法》，而《孙膑兵法》则入土1700多年后重现，可见其价值。同时出土的还有《六韬》《尉缭子》《晏子》等，也都是兵法书。

国内所见最早版本的竹简《孙子兵法》，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

竹简《孙膑兵法》，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

齐国盛产兵法，孙武是齐国人，孙膑是孙武后人，《六韬》就是《太公法》，又叫《太公六韬》，还有《司马法》，据说是齐国始祖姜太公所著，晏子亦为齐国智者，而尉缭子虽为魏惠王时隐士，但其兵法承袭太公《六韬》。

这件公豆陶量表面有浅饰瓦楞纹，腹部下有戳印“公豆”与“綤鄙南陶里”。“豆”是齐国的一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公豆”，指官方标准的量器。“綤鄙南陶里”是制陶地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战国时期，田氏家族在齐国的势力与日俱增，就是用自家制作的大于官方标准的量器借贷给贫人，而贫人还给田家粮食时再用小于官方标准的量器，施恩施惠给小民，以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戴的。

公豆陶量，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出土，高11.85厘米，口径14.9厘米，容量1300毫升

廪陶量，山东邹县（战国时期鲁地）出土，内有一戳印“廪”字，容量相当于齐国的“釜”

子奎子铜玺上凿朱文“子奎子”，“子奎子”是人名，以子某子称呼，在战国卿大夫中间很流行，齐国更为常见。称“玺”为“”是齐国的官语特征，这种玺是专门用来钤封陶量器的官印。子奎子在当时应该很显赫，印上刻字遒劲、厚朴、尊贵，印体之大较其他官印异出，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奎子铜玺，出土于临淄，高2.3厘米，边长5.2厘米，为齐国玺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戎兵器铜玺被认为是春秋时期秦国官玺，上铸有阳文四字“王戎兵器”，意思是王军军旅所用兵器，大概加盖于兵器库发放兵器的文书。

王戎兵器铜玺

战国鲁国故城出土了不少玉器，诸如谷纹玉佩、龙纹玉璧，皆为君子佩带的礼器。齐鲁自西周天子封国开始，各以俗异，直到战国风格基本未变。齐以霸，鲁以礼。

兽面纹玉带钩，长8.3厘米，宽6.8厘米，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出土

龙纹玉璧，径31厘米，孔径10.7厘米，厚0.6厘米，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出土

谷纹玉佩，璧径5.2厘米，枣核长4.5厘米，径1.4厘米，圆柱其中长者长4.6厘米，径1.3厘米，短者长3.3厘米，径1.5厘米，扁圆形管长4.9厘米，夔龙长11厘米，宽4.3厘米，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出土

商鞅方升外侧有铭文三十二个字，记秦孝公十八年、齐威王十三年（前344年），齐国卿大夫访问团来秦国进行国事访问。

商鞅方升，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内壁平均长6.97厘米，内壁平均宽12.48厘米，容量202.15毫升，上海博物馆藏

历史进入了战国中期，群雄争霸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魏国于这一年登场了。时魏惠王二十六年，魏国最强，于这一年率先称王，秦国在秦孝公的治理下也开始崛起，蚕食韩、赵、魏，并西南，图谋巴蜀、汉中。齐威王韬光养晦，合纵连横以待时机。

同年，孟子在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与淳于髡辩“礼”，为淳于髡嘲讽。而亚历山大正式拜亚里士多德为老师。庞涓被孙膑设计，魏国二十万大军全君覆没，庞涓死于马陵道上。魏惠王则忙于称王，并企图连横诸多小国攻打秦国，商鞅以为秦国综合实力尚难与争锋，建议秦公佯尊魏为王，劝为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灭齐、楚。魏惠王果然中缓兵之计，不攻秦国去称王。“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旌，从七星之旊”，“乘夏车，称夏王”，俨然天子，约集宋、卫、邹、鲁等小国到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会盟，所谓“逢泽之遇”，秦国也派公子少官前往参加。

争取到时机，秦孝公支持商鞅改革，首先下令统一本国度量衡。商鞅规定全国度量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尺、丈、升、斗、权、衡必须按照新的标准统一，还规定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同时，大良造卫鞅以十六又五分之一寸（即16.2立方寸）为一升，并铸造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器青铜方升，发到全国各地。方升前端有“重泉”两字，表明出产地。此为秦国实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便以此方升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