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到春秋，大约经历了五百多年。
春秋霸业，尊王攘夷，春秋君子，以义相持，以诗相感，以礼相交，以盟相救，世风纯美，战风尚古，天子尚存，虽说王命不行，犹有周礼正音，衰而复兴。
春秋一百五十余国，你争我夺，你来我往，打了两百多年的仗。
靠战争发家的新生代，已经厌倦了国际仲裁和礼制局面的均衡，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壮大了他们的野心，使他们变得更加残忍，为了打赢战争而不择手段。
春秋时期，几十辆战车会战，已是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战争规模，就是小菜一碟。动辄数十万大军厮杀，既不讲礼仪，也不讲礼义，诸如齐桓公“兴灭继绝”，晋文公“退避三舍”，那种经典的贵族式战风，早已成为历史。
更有宋襄公与楚人战，恪守战争礼仪，以至于兵败而死，令人唏嘘。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春秋时期让人缅怀的悲剧人物，成了战国枭雄们的笑柄，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人在嘲笑宋襄公尊礼为“蠢猪式的仁义”？岂有此理！
战争，没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厌诈，唯有杀！
杀人盈城，血流郊原，一种崭新的欲望，从战争升腾。
新生代王者，不满足于春秋霸业，认为只靠小打小闹，战争永远结束不了。要战，就要“以战去战”“以杀去杀”，就要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一统天下。
从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可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春秋战国”统称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
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
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
春秋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仍带有礼乐文化的封建气质。
而战国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则带有耕战文化的军国作风。
它们不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异，正所谓同床异梦者。
进入战国时代，在黄河流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在长江流域，则以吴、越之战为标志，大国之间，为灭国而战，已经开了战国先例。
自公元前510年起，吴越之战打了三十七年，最后越王勾践灭吴。
这种以灭国为目的的战争，奏响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曲。
这是战国的风尚和志向，其时代意义就是战，而且是歼灭战。
战争需要战士，制胜依赖计谋，这是一个战士和策士的时代。
从吴、越战争开始，到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二百五六十年间，战士和策士成了时代的主角，成了战争的主力。战争的精神，就是尚力的意志，战士的使命，就是追求力、释放力，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像战国时代那样崇尚“力”的世风。
力，是一切生物的原始密码，生命的本能冲动，它与青春相伴，却与衰老无缘。《说文》称“力，筋也，象人筋之形”，生命力的线之美，何其挺拔、灵动与舒展！
他们指出，世界各种文明中的原始岩山壁画，无不显示了人类早期对“力”的欣赏和崇拜。古希腊的人体雕塑，堪称人类崇尚“力”的完美表述，而汉字，则以极为简约的形式——“力”，高扬了人的生命线——人体之中刚柔相济的筋骨之“力”。“力”，是文化的原生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看一下汉字会意：种田以力是“男”人，有力为“劲”，少力为“劣”，生命的活力“动”字从“力”，“成功”要靠“力”，“勇气”要凭“力气”，“开劫”当然也少不了“力”，“力”在战国泛滥，“当今争于气力”，被人交口称誉。
法家之“力”，乃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全民皆趋为耕战之士。
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的仕途，成为战士，使战争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变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使得农民可以通过战争之路转化成为新的军功贵族。
谁能将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战士，谁就掌握了新的历史契机。
可农民一旦成为战士，有关战争的贵族礼义就彻底地没有了用武之地，即便让通过军功上升为贵族的农民行礼、吟诗，若不经过三代人的洗礼，也没那份雅致。
相反，他们无视贵族习气，以粗鄙的功利主义摧毁了贵族礼义。
战争，不再展示文化，不再演示实力，不再是在国际仲裁下有限度的国家格斗，而是无限地杀，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地杀，战争全民化，战争超限化。
他们不需要行礼和吟诗，只要多交军赋，多斩敌首，就够了。可战争还需要战略与战术，除了力战之士，还需要“一言能兴邦，一言可丧邦”的纵横策士，如苏秦、张仪之流。往往一邦一国、一君一士，其莫测之命运，都在他们的舌头。一部《战国策》，策士奔流多彩的思，从舌苔流出，逐鹿于中原大地。以一舌之力，合六国之纵，连两强之横，捭阖悉凭之。战士与策士共举，战力与智力并用，周礼让位于兵法，用计成了新文化。
当贵族们热衷于兵法时，商鞅却在秦国变法，让农民站起来了！贵族们多半不愿意从制度上改变现状，就从兵法中寻求出路，故山东六国，多有兵家和兵法，欲用“计”胜天下，秦国没有兵法，就用“力”打造战士，用专制制度使国家军事化。
然而，战国以昔，上溯至春秋以至于西周，士人的传统，乃系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士集六艺于一身，躬身于事，故《说文》称：“士，事也。”
士的时代，“游于艺”，不光治国要用一整套的礼乐形式游于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要游于艺，要开展文质彬彬的诗礼外交，就连战争也免不了要游于艺。中原各国会战，开战前要行礼，要等到一整套礼仪完成以后才开始交战，在战争进程中，天子要派观察员来对战争进行观察，并根据周礼对结果进行仲裁，这样一来，战争就似体育竞赛。
当然，这套礼仪，只适用于“中国”范围，放诸四夷，就改用征伐了。
征伐就不同，要经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的考验，那时的士，未分化为文士和武士，他们文武双全，既劳心，又劳力，还诗意地栖居，孕育了中国最早的边塞诗。
《诗经·小雅·四牡》就是一名士，一边驾着四马之车飞驰，一边心中还耽念着王事而写的一首诗，而且他在想家——“岂不怀归？”可路遥遥，王事未了，故“我心伤悲”。这样的伤悲，有一种节制和忧郁的美，怨而不怒，此真可谓士——事矣。
一有征伐，就要出征，自备武器、干粮，“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诗经·小雅·采薇》是一首戍边诗，诗中，士欲归去，可一想到“我戍未定”，便“忧心烈烈”。
士尽力于王事，而起家国之思，此乃《诗经》中最美丽动人的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样的战士，是美的战士，别看他们吟着“我心伤悲”，一上战场，就所向披靡，因为他们是王的战士，不光守卫王土，还要行王道，即便“载渴载饥”，也无敌。(www.xing528.com)
六艺，首要为礼，春秋时期，礼为显学，但礼义之中，有诗意打底子。
战国时期，士贵用计，兵法遂为显学，但《孙子兵法》也充满了诗意。当时，最会用“计”的，还不是写了兵法的孙子、吴子，而是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士，如范蠡的老师计然，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在范蠡看来，他的老师计然，显然要比孙子高明，计然传授他七条计，他用了五条就灭了吴国，还剩了两条，他用来发家，让自己富甲天下。
对用计如此自信，以至于迷信，这样的战国人，是老成，还是天真？
张仪被人狠揍了一顿，他一切不顾，迫不及待地问老婆，舌头还在吗？
据说，当年，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用手指了指他那一张老口，他想告诉孔子：软的——舌头，还在；而硬的——牙齿，早就掉了。牙齿刚性，宛如礼；舌头柔软，好似计。老子以此隐喻，向孔子指明趋势——历史已然从行礼转向用计。
我们读史，翻开《国语》，所言皆礼，读《战国策》，则充满了用计。孔子周游列国，囿于牙齿——礼，而未能妙用舌头——计，因而郁郁不得志。但他咬紧了牙根——礼，没有用舌头去迎合或运作形势。可他的学生子贡却舌功了得，从鲁国跑到齐国，从齐国跑到吴国，从吴国跑到越国，这一轮跑下来，存鲁，乱齐，灭吴，霸越，堪称“舌之圣者”。一计套一计，我们多少有点儿存疑，因为，它类似神话和奇迹，拿它同《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木马计相比，木马计便显得幼稚和低级，希腊盛产哲学，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兵法。
战国时期虎钮錞于，通高45厘米，口径14～16厘米，腹径28厘米，重6.75千克，贵州博物馆藏
春秋晚期人面纹錞于，通高43厘米，江苏丹徒出土，镇江市博物馆藏
錞于，青铜制军乐鼓，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始于春秋晚期
国差
，春秋中期，高34.6厘米，重14.885千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国差”即“国佐”，春秋时齐国上卿大夫，又称国武子，历仕齐惠公、齐顷公、齐灵公三代君主。因齐顷公辱晋、鲁、曹、卫四国使臣，引四国联兵攻齐，齐败。国佐奉命出使求和，不惧人多势众，据理力争，与晋国签订了《袁娄之盟》，齐国得以转危为安。不过，他还是被齐灵公诱杀。不知在齐灵公的宫中，国佐是否与田桓子有过交往呢？而国佐制此器时，是想为齐侯祈福，求家国平安，子孙永保用之。可礼失动荡的年代，一切都不确定，唯有美是永恒的，人们在美中暂时栖息精神，暂缓一下焦虑。
子犯龢钟共十二件，每件钟上均有铭文，铭文相互关联，连读下来，可知有八件为一组编钟，另外四件为另一组编钟。第一组前四件半套编钟铭文，记载了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后返回晋国成为国君，以及外交会盟、晋楚城濮之战等事迹。
子犯龢钟，春秋中期，从左至右通高依次为26.4厘米、28.5厘米、41.2厘米、42.3厘米、61.5厘米、66.7厘米、67.6厘米、71.2厘米，重量依次为5.4千克、6.8千克、15.4千克、15.75千克、43.2千克、40.9千克、41.2千克、44.5千克
子犯是晋文公的舅父，可与《左传》《史记·晋世家》相互印证。晋文公重耳匡扶晋国，城濮之战大败楚军，盟会诸侯，成为继齐桓公之后春秋第二霸主，皆得益于舅父子犯的鼎力襄助。春秋五霸的国际原则为“尊王攘夷”，晋文公成为周天子依赖的新靠山。天子、晋文公以及各诸侯皆另眼相看子犯，纷纷赐赠子犯大量美铜，子犯铸造青铜编钟以记之，表明春秋仍行周礼。铭文所记城濮之战，正是颂扬晋文公践守承诺，退避三舍，以信取天下的美德。
晋文公流亡时逃到楚国，受到楚成王的热情款待。公子重耳为报答楚成王收留之恩，提出他日一旦做了国君，若晋楚两国不幸交战，晋军退避楚军三舍之地以报答楚成王。果然，楚国要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外交斡旋无果，晋楚两军交战。晋文公信守诺言，退避三舍，以义战大败楚军不义之战。
战场在山东城濮，晋军有3.25万人，楚军有4.2万多人。参战国有晋、楚、齐、秦、宋、蔡、陈、许、郑等国。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书。
赵鞅盟书竹简和释文
盟誓遗址，面积约3800平方米，有400多个坑，坑内埋牛、马、羊和玉币，其中41个坑内，出土了约5000余件盟书，字迹清楚的有656件。
这些盟书，被称为“侯马盟书”，赵鞅盟书（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为其中之一。盟书内容，乃晋国贵族赵尼失势后，其族属向胜利者赵鞅立誓，誓文正背朱书，六行九十三字。
赵鞅又叫赵简子，晋国大夫，时为执政卿。在他的主持下，盟誓内容强调为盟主效力，诅咒背叛盟誓者。
有人对盟书的书法评价很高，称赞它用笔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盟誓还是春秋时期的做法，到了战国时期就不时兴了，赵鞅盟书是个临界点，正是战国之山雨欲来，而三家分晋之风骤起，赵鞅跃跃欲试之时矣。
具有历史意味的是，田氏代齐就从破坏公家衡器的权威性下手，以大斗出小斗进，争取人民的支持和拥戴，开启了战国田氏齐国的霸业。
阳都邑圣鞠盟之玺铜玺，高2.2厘米，边长5.4厘米，战国齐国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右伯君权，通高3.6厘米，底径3.8厘米，重198.4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属于春秋末期的青铜制衡器，上有铭文“右伯君”为主造人，“西里疸”为制器匠人名字，西里是地名，在齐都临淄附近，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铜权。
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是战国时期的酒容器，上面的纹饰传递了非常浓烈的时代信息，反映了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从行礼到竞力的场景。全器主体纹饰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射礼与采桑，表现春秋士大夫必须会射礼的武德，以及侯妃亲自采桑的淑德。第二段一侧为飨食礼，上为宫殿飨宴，下为钟磐鼓乐的奏乐场景；另一侧表现鸢射捕鱼，以示不忘食物来源。第三段表现水陆攻战场面，一侧为攻城场景，上为城墙上的士兵阻止外敌攀登墙头，下为士卒们架云梯攻城；另一侧表现水战，两艘战船上层激战正酣，下层摇桨手奋力撑船保持船的平衡，并有士兵落入水中。
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高40.7厘米，宽24.6厘米，重4.82千克，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之士
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铜镜上，武士挥剑，野兽奔腾，充满了动力！力，是一切生物的原始密码。
武士戏兽铜纹镜，直径10.4厘米，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
商鞅戟，长21.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春秋时代的战士与战国时代的战士，展示了两种美。
春秋之士尚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于一身。战国之士尚智与力，或为战士，耕战合一，或为策士，以华丽之智，纵横天下矣。
春秋之士，虽为赳赳武夫，王之爪牙，然其戍边，尚有“杨柳依依”之诗意，而战国之士，除了征战厮杀，就是阴谋诡计，全无诗意。
钩刺兵器，形似戈，三面有刃。
上有铭文“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十字。
“十三年”，应为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都说秦国没有兵法，但秦国却最强大。
国家强大不靠兵法，要靠国家全盘战争化。
而商鞅戟就是标志，国家变成了战争机器。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纵19.2厘米，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类似今本《战国策》，27篇，1.7万多字，其中11篇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文字也大体相同，另16篇则为佚书，可为今本史料补正。原帛书未标书名，一般称《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记载策士言论和主张。口舌之力，是一种智力竞赛，汉人以他们的方式将这种炫智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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